政府干预、社会性负担与上市公司高管更换
2010-3
经济科学出版社
廖冠民
180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管理者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谋取私利，从而引发内部交易、过度投资以及职务消费等诸多代理问题，最终降低企业业绩。为了抑制代理问题，必须引入一系列治理机制，譬如，使管理者面临被更换的威胁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如果高管更换与企业业绩挂钩，他们就有动力约束自身的代理行为。由此，高管更换与企业业绩之间较高的相关性被视为有效公司治理的重要体现，许多文献也从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视角考察公司治理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我国经济体系中存在大量国有企业，其高管更换行为与典型的市场机制相比存在两大差异：一是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常常希望资源相对丰裕的国有企业能为其排忧解难，迫使国有企业承担大量社会性负担；二是国有企业高管的任免权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掌握，而政府在任免决策中会同时兼顾企业的利润业绩与社会性负担。企业承担社会性负担对其利润业绩具有负面影响，但由于信息不对称，这种影响的程度并不为政府所熟知，因此在业绩考核时，企业管理者可以将源于自身代理问题的经营失败归咎于社会性负担，进而影响政府的高管更换决策，并最终降低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损害公司治理效率。 基于上述制度特征，这部学术专著深入探究了我国企业被迫承担的社会性负担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其高管更换行为。
经过十几年的公司治理改革，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治理机制，但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依然十分低下。为何在形式上非常接近的治理机制，在治理效果上却相去甚远?最近的研究开始关注治理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诸多文献表明，政府干预是决定公司治理能否发挥实际作用的重要制度因素，而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可以较好地反映公司治理效率，因此，本书主要从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这一视角来考察政府的行政干预如何影响公司治理。更进一步地，政府干预影响公司高管更换的途径很多，例如，社会性负担、政治联系、高管寻租等，本书主要关注社会性负担这种重要因素。为此，本书研究两方面问题：一是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公司承担社会性负担；二是社会性负担又如何影响公司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 本书共8章。第1章为导言；第2章，回顾并评述主要的相关文献；第3章，介绍我国的相关制度背景；第4章，构建理论模型阐释本书研究的两个问题，为实证检验准备理论基础；第5章，介绍实证研究设计，包括假设发展、数据来源、样本选择、变量定义和计量模型；第6章，检验第一个问题，即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公司承担社会性负担；第7章，检验第二个问题，即社会性负担如何影响公司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第8章，结论。
廖冠民，1981年9月出生于江西省宁都县，2002年、2004年、2007年分别获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学士、管理学硕士、管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债务融资、高管激励与公司治理等，曾在《China Economic Review》、《管理世界》、《世界经济》、《会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南开管理评论》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2008年获评“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与“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各一项。
第1章 导言1.1 选题背景与意义1.2 研究目标与动机1.3 研究问题界定1.4 研究方法1.5 本书框架第2章 文献综述2.1 政府干预2.2 企业的社会性负担2.3 高级管理人员更换2.4 本章 小结第3章 制度背景3.1 行政分权改革3.2 市场化改革3.3 企业承担社会性负担3.4 国有企业经理人任免与绩效考核3.5 本章 小结第4章 理论模型构建4.1 模型构建思路4.2 无社会性负担时的基准模型4.3 企业承担社会性负担的制度起因与经济后果4.4 本章 小结本章 附录：部分过程的详细证明第5章 实证研究设计5.1 理论拓展与研究假设5.1.1 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公司承担社会性负担5.1.2 社会性负担如何影响公司高管更换行为5.2 数据来源5.3 样本选择5.4 变量定义5.4.1 政府干预5.4.2 社会性负担5.4.3 公司业绩5.5 计量模型5.5.1 政府干预影响公司的社会性负担5.5.2 社会性负担影响公司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5.6 本章 小结第6章 政府干预与社会性负担6.1 描述性统计6.2 单变量分析6.2.1 市场化程度6.2.2 政府财力6.2.3 上市公司类型6.3 多元回归分析6.3.1 政府干预能力与社会性负担6.3.2 政府干预动机与社会性负担6.4 稳健性检验6.5 本章 小结第7章 社会性负担与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7.1 描述性统计7.2 单变量分析7.2.1 净资产收益率7.2.2 资产报酬率7.2.3 净资产收益率增长7.2.4 资产报酬率增长7.3 Logit回归分析7.3.1 社会性负担与国有公司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7.3.2 社会性负担与民营公司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7.3.3 国有公司规模、社会性负担与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7.3.4 国有公司类型、社会性负担与高管更换对业绩的敏感性7.4 稳健性检验7.5 本章 小结第8章 结论8.1 本书主要研究结论8.2 结论的进一步解释与政策含义8.3 本书特色及创新之处8.4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建议参考文献致谢
这说明通过超额雇员来反映社会性负担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而且，本书采用与其他相关文献一致的度量办法，有助于保证检验结果的可比性。 第四，公司超额雇员的信息比较容易获取，其数据质量可以得到保证。国泰安CSMAR数据库提供了1999年之后的上市公司雇员人数数据，再运用相关模型，可以估算出公司超额雇员的程度。而其他社会性负担的数据都难以搜集，质量也难以保证。 （5）高级管理人员与经理人 高级管理人员，也简称高管，在国外文献的界定中一般包括CEO、董事会主席、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Faccio，2004）；而在国内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理解一般为董事、监事、经理、董事会秘书和其他相关人员（李增泉，2002）。国内外的理解存在许多共同之处，都把企业最重要的高层管理者囊括在内。但对于经理人，无论是法规制度，还是理论文献，都缺乏统一的外延界定。经理人通常仅是一种泛称，主要指对企业决策具有重大影响的管理者，这实际上与高级管理人员非常类似。本书不对两者进行区分，对它们的界定完全相同，即本书的高级管理人员与经理人都指对企业决策具有重大影响的高层管理者，包括董事、监事、经理、董事会秘书等人员。为了与习惯称谓保持一致以及行文的方便，下文同时使用这两个名称，但其含义完全相同。 进一步地，在实证研究中还必须对高级管理人员做出更窄的界定。因为尽管公司决策可能是管理团队共同做出的，但任何一家公司都存在某种程度的集权，公司的最高领导者对决策起着关键性影响，而其他管理者与决策的关系较不明显。所以考察公司的全部高级管理人员既不现实，也无意义。 西方研究高管更换的文献大多认为CEO对公司决策所起的作用最为关键，可以代表公司的管理团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中央财经大学“211工程”三期资助项目，2008年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