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
2005-4
东方出版社
胡全福
382
1921年晋奉合作，阎锡山与张作霖誓志以盟；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又与阎锡山父辈子交。数十年间，彼此仇仇爱爱、分分合合——仇时剑拔弩张，兵戎相见，不共戴天；亲时握手言欢，情同手足，相互利用。 数十年间，无论张学良，还是阎锡山，虽有许多说不完道不尽的恩恩怨怨，总还不至有什么大恨深仇，惟对西安事变中的这笔帐，无论是张学良，亦还是阎锡山，始终刻骨铭心。 张学良指责阎锡山：在酝酿西安事变中，你嘴上讲的“好汉做事好汉当”，是如何“英雄”！可真到了要“做”的时候，一下成了稀泥软蛋，你简直连“龟孙子”都不如！ 阎锡山怨恨张学良：西安事变本是一次政治上的重大转机，可你却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共产党，使即将做成的一盘大偌大的“生意”给泡了汤！由此给俺内心深处留下的隐痛，真不亚于1930年。 阎锡山在西安事安中的食言而肥，曾激起张学良的极大愤慨，决心不再同阎锡山打交道。即使在抗战开始以后，阎锡山当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以至南京国民政府倒台前，阎锡山又成为行政院长，张学良也决不乞求于他。后来两人先后殊途同归于台北，彼此相距咫，竟成仇雠，老死不相往来……
胡全福，山西忻州市人。从青年时代步入社会，即以文秘工作见长，书写翰墨人生之路。步入晚年以后、文、史两栖，笔耕墨耕耘，集采、编、写、摄、校、印于一身，全身心地投入事业。其业绩众人皆晓。仅1984年至2001年的十八年间，共计编著《忻口战役亲历记》、《三晋同仇》、《平型关风云》、《张学良与阎锡山秘闻录》等各类书稿近三十部，约计五百多万字。有鉴于此，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他为会员，全国政协授予他“优秀文史工作者”称号，忻州市政协选他为“模范政协委员”，忻府区委授他以“文艺贡献奖”……其事迹载入《中国文艺家传》、《山西政协年鉴》、《忻州地区英模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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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成者王侯败者贼"。仅仅做了九天皇帝的阎锡山，非但未能活捉蒋介石，反倒成了被蒋氏通缉的“逆贼"。公元1936年，正是农历丙子鼠年，“鼠打头，好起步”，人们期望在度过连年大旱的“猪狗末节年”之后，于今迈步从头越，无论于国于家，年年大吉大顺。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是最讲究这些说法的。尽管他也知道，这些说法并没什么根据，从古至今考下来，有的也碰巧应验几件，但大多则不灵。然而他还是抱着一个信念：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正在他祈祷这“鼠打头”之年大吉大顺的时候，然而偏不凑巧。1883年诞生在五台山之麓、滹沱河之滨河边村的阎锡山，当年恰好是五十四岁。按乡间流传下来，五十四岁是“逢九”，逢九年是最不吉利的。阎锡山少时看《三国》，别的什么都没有记住，惟是对周瑜、诸葛亮去世时的年龄记得很死，因为周瑜三十六岁、诸葛亮五十四岁，都恰好是“逢九”，难怪他们谁没有躲过这个不吉利之年。据说，“九”为阳数之极，是奇数中最大的数。凡遇到了九，或预示着已经走到了尽头，必定要与灾星碰撞，届时就将大难临头；或象征着至高至大，可能会是大福大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不过，按乡间老百姓的说法，人生的“逢九”之年，往往凶多吉少。正像俗话所说：“小人享不得大福。”那种“大福大贵”，毕竟不是谁都享受得了。特别是五十四岁这个“逢九”，简直是人生旅程中至关重要的“关口”。然而对他阎某人来说，在五十四岁之前的一个又一个“逢九”，不免也有过一些磕磕碰碰，但大体上还是如他所愿地走过来了。1891年，是他步人人生之后的第一个“逢九”，他随父阎书堂在五台县城学商，用心揣摩惟利是图、投机钻营的经商之道，为他日后把经商之道用于政治，可算是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1900年他十八岁“逢九”，被举为村中“纠首”(村长)。适值庚子之乱，清军路经五台县河边村，滋扰民舍，他纠集壮丁，持刀矛、土枪、农具以自卫，使村民未受扰害，村人以“勇夫”称之。并以他诞生那年，马克思殁，孙中山先生一十八岁，正当世运嬗变之机，将来必定也是咱村、咱县、咱省的一个“人物”。之后，他在山西武备学堂住过三年，被清政府选送到日本东京振武学堂、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一住便是五年。在异国他乡，他结识了五台乡亲、日后的“股肱之臣”赵戴文，并引荐参加了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组织了“铁血丈夫团”，由此便捞到了日后在军、政两界攫取权力的资本。1909年他二十七岁“逢九”，由日本毕业回国，便应试得中举人；回晋即在军界捞到了“标统”(团长)的位置。这时，他的父亲告诫他：“你现在升了标统，可有一件事情却不能不说：五年前你启程往日本时，我在村里向文昌爷许愿说：“只要保佑俺万喜子平安回国，俺定为文昌爷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现已如愿以偿，我们不能只许愿不还愿吧。又且文昌爷是专管功名禄位的……”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