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运动与外交
2010-8
学苑出版社
周斌
无
20世纪20年代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外交从这时开始逐步走向争取废除晚清以来与列强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相关国家主权的新时期。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广大民众的外交观念有什么变化？其外交活动发挥了什么作用？如何发挥作用的？有何经验教训？给后人留下什么启示？此前的研究者虽然对此有些个案性的关注和考察，但要么忽略了公众舆论的多样性，要么仅仅强调其“革命”和“反帝”的意义，尽管也有学者涉及到民众反帝运动对政府外交的影响，却多为最终结果的描述，而对民众究竟怎样影响政府外交，二者之间经过一个怎样复杂的转化过程，则缺乏整体而深人的研究。为弥补这些不足，周斌以近10年之力，撰写了本书。他从公众舆论和社会团体所从事的实际活动人手，长时段地考察了20年代这一历史转折时期民间外交活动的概况及其与政府外交的互动关系，提出了若干以往研究者有所忽略，甚至完全忽略的理性的认识，主要有：一、指出中共以革命手段“废约”的主张，并非一开始就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而是经历了一个与“修约”观念并存、此消彼长的过程。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公众舆论并非只有“废约”一种声音，还有试图按照国际法“修约”和调和于二者之间的多种主张，经过各种意见的交锋或者妥协，“修约”观念逐渐式微，“废约”观念才最终上升为民间外交的主流舆论。二、指出民众反帝运动固然迫使列强各国渐进式地放弃了某些在华权益，但其自身也存在某些缺陷和不完善之处。比如，常因内部矛盾无法有效协调而难以持久。民众运动初起之时，各阶层民众尚能同仇敌忾，一致对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逐渐凸显，加上没有有效的协调机制，民众运动往往在列强与政府当局的压迫下很快便败下阵来。
本书以民众对外运动与公众舆论为切入点，深入考察了20年代民间外交的发展状态及其与政府外交的互动关系，揭示了民间温和的“修约”观念逐渐式微，激进的“反帝废约”观念逐渐盛行的客观规律。作者既肯定了20年代中国人民积极维护国权、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精神，又指出民众参与外交过程中需要加强团结、认清国情和学习外交常识等努力的方向。这对于当今中国民间外交的繁荣与发展，仍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20世纪20年代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中国外交开始走出1840年以来的沉沦和低迷状态，逐步向列强争取收回中国过去所丢失的国权。其间，广大民众的外交参与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
周斌，1973年生，湖南益阳人。2000年7月毕业于湘潭大学历史系中共党史专业，获法学硕士学位。2003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共党史。已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安徽史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序前言第一章 “国民外交”的兴起及在20年代初期的表现 第一节 清末民初国民外交观念概略 一、晚清民众外交参与意识的滋长与“国民外交”的提出 二、中华民国成立至五四运动期间“国民外交”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节 华盛顿会议前后的全国国民外交大会 一、从分散到联合：全国国民外交大会的成立 二、从希望到失望：全国国民外交大会对华盛顿会议的反应 第三节 从对日经济绝交到经济援助 ——1923年为收回旅顺、大连之民间外交 一、“经济绝交”的提出与施行 二、关东大地震后中国人民的对日援助第二章 “五卅”前后的公众舆论与北京政府的对外交涉 第一节 “反帝废约”呼声的高涨 第二节 公众舆论与沪案交涉 一、上海报界对“五卅惨案”的反应 二、北京《晨报》关于“高调”的争论 三、公众舆论对北京政府沪案交涉的影响 第三节 “修约”与“废约”之争第三章 民间的“革命外交”观念与实践 第一节 北伐战争时期民间的“革命外交 第二节 济南惨案后的反日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交涉 一、反日会的成立与党派关系 二、反日会的“革命外交”呼声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济案交涉 三、反日会的内部分歧和改组 四、结语第四章 走出国门的民间外交 第一节 中国实业代表团的赴日访问 一、中国实业代表团出访日本的缘起 二、从长崎到京都，中国实业代表团要求日本取消对华不平等条约 三、再接再厉，中国实业代表团在东京等地继续谋求中日平等 四、中国实业代表团出访日本的成效与社会反响 第二节 亚细亚民族会议与中国的反对运动 一、第一次亚细亚民族会议的缘起与会前争论 二、会议的经过与中国的反对舆论 三、第二次亚细亚民族会议与中国反对风潮的再起 四、结语结论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11月11日，就在华盛顿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来自北京、上海及鲁、川、苏、浙、鄂、闽、陕、吉、黑龙江等17省118团体的300余名代表齐集上海四川路青年会，宣告全国国民外交大会正式成立。与会者包括各地商会、教育会、学生会、农会、工会及知识分子团体的代表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著名人士有华侨联合会代表李登辉博士、中华新报主笔张季鸾、浙江海宁县教育会代表严慎予、浙江嘉兴县教育会代表沈钧儒等，大家会聚一堂，共谋外交良策。名流的参与无疑提高了大会的知名度和凝聚力，但代表们毕竟来自全国各地，在政治倾向上难免各不相同，如何让大家齐心协力，督促政府当局在华盛顿会议上取得外交胜利，是大会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政府正要求美国否认北京政府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的资格，称“南方合法政府为代表中华民国之全国政府，故派遣太平洋会议代表，应由合法正式政府派出”。④但美国政府仅同意广州政府派人参加北京政府组织的代表团，孙中山对此严词拒绝，并积极筹备北伐。北京政府不仅受到南方政府的严厉挑战，其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大总统徐世昌和内阁总理靳云鹏因烟酒署长人选等问题芥蒂日深，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则乘机运动倒阁。这种纷乱的政局很容易被列强作为拒绝中国收回国权的藉口，《密勒氏评论报》就指出：中国与其希望借华盛顿会议收回全权，“曷先尽力以巩固其国家，而造成一统一之中央政府”。⑤既然政局的纷乱一时难以平息，那么保证国民不陷入内争而一致对外，对全国国民外交大会而言是相当重要的。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范文澜先生的至理名言。它曾激励诸位前辈先贤潜心治学，写出一部部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名著，将近代史所建设成为一座众多青年学子向往的学术殿堂。2000年秋，我有幸进入近代史所攻读博士学位，三年后又有幸留所工作，至今已近十个年头了。这部书稿是我近十年从事近代史研究的一点收获，在它即将付梓出版之际，我内心仍忐忑不安。因为我自觉资质愚钝，即便将板凳坐穿，也未必让文章不留半句空言。本书虽是我个人的学术作品，但得益于众多前辈、学者的关心与帮助。导师曾业英研究员是我在近代史所修业问学的引路人，在此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在本书撰写和修改定稿过程中，北京大学的王奇生、茅海建、王晓秋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桧林（已故）、朱志敏教授，国家博物馆的杨红林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步平、虞和平、王建朗、刘明逵（已故）、汪朝光、闻黎明、黄庆华、黄道炫、王也扬、徐秀丽、谢维等研究员，贺渊、张静、杜丽红等副研究员，以及日本广岛大学教授水羽信男等人，或悉心指点写作思路，使我茅塞顿开；或慷慨提供宝贵的资料，使我有新的发现。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近代史所图书馆的各位同仁为本书的资料收集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而革命史研究室的于化民、刘树发、雷颐、王士花等老师对我这位晚辈也给予了诸多关照，同样令我感激不尽。此外，我要感谢妻子谭蕾及众多的亲朋好友，正是她（他）们的关爱、鼓励与支持，使我能安心问学，顺利地完成本书的写作。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学苑出版社社长总编的支持和洪文雄先生的热心帮助，并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的资助，谨一并表示谢意。
《舆论、运动与外交:20世纪20年代民间外交研究》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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