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哲学之争
2004年1月1日
华夏出版社
罗森 (Stanley Rosen)
219
250000
张辉试
无
罗森尽管相信现代派诗人“艾略特所阐明的真理：诗与哲学是关于同一世界的不同语言”，但是，他的老师施特劳斯却帮助他了解到，“两种语言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因此，与其说罗森在他的著作中试图为这种“不可调和的紧张关系”提供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不如说，他在力图展现这种争纷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从古希腊、特别是柏拉图出发，罗森从多个侧面关注尼采以来现代思想所面临的危机。既考察“哲学向诗投资”所带来的历史主义、虚无主义后果，同时也反思将哲学等同于冷酷的数学，而使自身沦亡为技艺、使对哲学的爱欲归于沦落的惨剧。
中文版前言英文版序言一 哲学与诗的争纷二 哲学与革命三 柏拉图神话：“反向运动的宇宙”四 柏拉图《斐德诺》中的非爱者五 苏格拉底：作为隐藏的爱者六 爱欲在《理想国》中的作用七 思想与解觉八 海德格尔的柏拉图解九 如何言说“无”？十 尼采的“柏拉图主义”评述译后记 精神界的永久战争
在《理想国》卷十，苏格拉底提及长期存在的哲学与诗的争纷问题。这一事出有因的争纷，向读者提出两个根本问题。其一，争论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其二，柏拉图创造了戏剧性的苏格拉底，作为哲学对话的作者，他却是个诗人，如果假设苏格拉底站在哲学一边，这两者如何协调？这个问题显然与柏拉图在《斐德诺》（Phaedrus）中将苏格拉底表现为一个尖刻的著述（writing）批评家有关。如果在广义上将“诗”（poiesis）理解为“生产”（production），著述（writing）的问题就很清楚是更为一般性问题的一个例证。 哲学史上，解释思想的自然却不指出思维与感觉过程的根本类似，要找到这样的成果很困难。在“形而上学论者”、“唯心主义者”、“神秘论者”和“唯物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那里，都是如此。甚至如果这样的类似并未言明（只是转而用纯粹的理性概念去修正之），似乎也可以从所研究的哲学家使用的术语、概念中推论出来。“思维思考自身（thought thinks itself）”而并不求助于得自感觉的类比、术语或概念的，似乎只能限于神或理智（nous）（哲学家的神）。人类任何试图超越身体的努力（无论部分或整体）都从一定程度上以其物质起点为条件。这种条件性表现为：哲学或日常语言中所使用的指称思想过程的词汇和短语，大都取自视觉、听觉和触觉。我们可以举两个极端例子：（1）信抑的人（the man of faith）看到（see）神宣言或启示；或者直接从先知的声音中听（hear）到神的话。（2）逻辑的人（the man of logic）相信程序，而这个名称则来自言（1egein）：言语作为逻辑的工具，从词源上来说与“收集（collecting）”或“集中（gathering together）”相关，其最明显的意义由触觉（touch）决定。比如，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集中”了殊相使之通过直观（Anschaung）而被接受，并通过直观与超验想象间的相互作用而将之综合为整体（以及整体间的联系）。康德的“集中”说得更明白些就是“做”（made），似乎是对原本能见到和感触到的、可解释的活动的混合或综合。 说当代哲学家对希罗多德不感兴趣，无疑言过其实。我想，这样说的人必有所失。这里我将不把希罗多德作为一个现在意义上的哲学家来看待。我将之看成“智慧者”--这个概念在当今职业哲学家那里是反讽和贬义的。这一用法是否反映了理性的丧失或者新的、革命性哲学被接纳尚不可知。我们并不需要称希罗多德是哲学家，才能认为他试图了解人与神以及物理与政治的真理。希罗多德并不再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者而吸引我们的注意，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与理论思考的公开表现不相吻合。而这种不吻合是由一种异常丰富而微妙的风格表现并强调的，其特征之一就是貌似简单。人们如果不高度重视其对具体细节的运用，就无法展示上述特征。为了做到这一点，在描述他的一般思想原则的同时，我将集中分析他的《历史》一书的前三卷。当然，要全面研究希罗多德必须涉及他的所有著作；但是我相信，通过对叙述波斯战争的这三卷（通常被认为是希罗多德思想的次要部分）的集中关注提出我们的论点是恰当的。 首先，必须确定我们了解希罗多德的目的。该书开头就说，他的意图远远大于描述波斯战争。他将自己的书命名为《历史》（historia），但“historia”这个词，与“历史”（history）这个现代概念意义并不相同。Historia是一种探求（inquiry），或者是通过探求所获得的知识。因而它可以涉及哲学探究。Historia和另外两种写作即诗（特别是荷马史诗[epopoiiē]）与（波斯人和埃及人的）历史纪年（chronicles）或者故事（tales/logioi）不同（I．1；II．3，77，116-120）。诗人（荷马）抑制那些与史诗不协调的信息；但是希罗多德会根据他所听到的故事或传统的原则写作（II．120，123）。初看起来似乎希罗多德比荷马更坦诚，但稍加思索就会觉得并非如此。因为，在II．123中希罗多德说，那些认为 埃及故事具有说服力的人就会接受之；他自己的作用则是将之全记录下来。希罗多德既对故事表示怀疑（有一些他明白表示谴责），同时又指出，在任何一种有争议的情形下都由读者来决定为什么所记录的每个故事与“历史”原则相协调。这并不意味着希罗多德具有与现代历史学家同样的愿望，即像真实发生的那样没有遗漏地记录过去的事情。希罗多德的历史探求并不局限在过去；他同时也致力于当下。特别要指出的是，不带偏见或穷尽所有事实并不是“历史”的功能而是“故事”的功能。住在富庶地方的埃及人，当时是最好的讲故事的人。希罗多德用对话测试过他们，他们是最用心保存过去记忆的人。 希罗多德在讨论为考察埃及人对他讲的海拉克列斯神殿（Haracles）而所作的腓尼基（Phoenicia）之行时，再一次指出，他并没有沉迷于对故事作毫无偏见的记录。他说：“希腊人谈过许多没有适当根据的话……在我看来，……希腊人完全不知道埃及人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俗习惯。”（Ⅱ．44—45）希罗多德为证实他所探求的东西，所作的努力并不比修昔底德少。他的努力与修昔底德的不同，他所作的探求电有所不同。希罗多德在批评希腊人时，用anepisketōs这个词来显明他所作探求的性质：希腊人是在并没有直接看到所描述的东西时说话的。我们可以这样来陈述希罗多德的立场：人所说的一切必须以直接的观察为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人一定要说出所看到的。我相信这与《历史》第一句话中有趣的省略有关，那句话与对言说的后果的关心相联系。希罗多德在那里提到了他对伟大而非凡的事情特别是战争的兴趣。当然，希罗多德记录下了许多言说，有时还讨论了记录言说的方法。但是他从来没有采用修昔底德那样明白而合乎常规的方式。这种眼见为实的想法，使他对许多城市作了奥德赛式的旅行，以便看到他所说到的那些对象。像他在讨论尼罗河的源头时所做的那样，他用可见者判断未知和未见者（Ⅱ．33）。这暗示，诸神或神圣者是从人与自然事件的角度来判断的。在文明城邦中旅行的智慧者（wiseman）的倾向因而与苏格拉底的倾向有所不同，后者的“可见”概念与前者有差异。像苏格拉底在《斐多》中所说，我们直接看太阳时是看不见的。同样的，我们不需要直接看事物而要通过言说（99d4—e6）。这具有其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如果言说比可见的事物好，我们就可以从别人的言说中了解世界。但是，更根本的是，苏格拉底的区分涉及到形式或理式的领域——那是用理性的眼睛才能看到的。对希罗多德和智慧者来说，并没有这样的领域，所以他们需要在阳光下旅行。而希腊人在这方面的缺失，导致了他们错误地考虑埃及人的自然（physis）和习俗（nomos）。 爱欲是一种疾病，导致了自我控制的无度与无能（231d2ff）；由莱西阿斯和斐德诺所代表的修辞和医学的混合疗治了疾病，或者说，由于对自我所进行的新的和较低水平的解释，使得自我控制有了可能。只有极少的爱者——至少是只有极少优秀的爱者，但是有很多人可以当得上“极度有用”这个称号；正像苏格拉底原先所考察的那样，非爱者除了是人文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和技术主义者之外，还是民主派（democrat，231d6—e2）。因为“欲望”意味着“生理快乐”，所以非爱者由价值判断的主体性带来了平等主义或者自由。严格说，这甚至和非爱者（或者非被爱者）身体是否美丽、年轻或者任何肉体意义上的（甚至性上的）优异与否无关。但莱西阿斯显白教诲的缺点现在也就显明了出来。在非爱者所勾勒的民主商业社会，生理上的平等主义有矛盾，贫富之间也有差别。这与非爱者和“非爱欲”欲望的对象之间隐含 的生理差距有关。非爱者在其言说中想当然地认为，男孩并不是受到爱欲的激发而是基于经济的考虑，或者至少是对其声誉的考虑：“为了保持外貌”（for“keeping up appearance”，231e3-232e4）。因此他一般性地将他与男孩的关系称作爱（philia）而非欲爱（erōs），是“快乐”而不是“欲望”。同性爱通常是与友爱相反的（23lcl，233c6及其他多处），或者相妨碍的。但是，正像我们所知道的，“友爱”（friendship）意味着“优势”（advantage），而“优势”又多是经济性的而并不是爱欲性的，似乎年轻人有时更取悦于最富有的非爱者。更有甚者，他的利益系于富有的爱者的争夺之上，而后者的技术性表达则被爱欲激情的疯狂所蒙蔽。即使年轻人被非爱欲的或生理快乐的需要所激发，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在其他条件都不相关的情况下，富有的“朋友”应该是为穷困者所喜爱的。 非爱者自己是否看到这不足还不清楚。例如，他观察到，爱者必然害怕拥有更大财富或者智慧的对手（234e4—8）。显然，非爱者并不同样具有这样的惧怕，因为他已经获得了他所需要的——通过德性（di’areten）（232d4-5），而这是通过有效地处理他与有问题男孩之间共同的利益——通过他的智能或者技艺来实现的。进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具有一定富裕程度或者商业敏锐的人才能够有利可图地利用非爱者的论点。非爱者清楚地设想，尽管其他人会比他富裕，他也是足够富裕者；即使其他人会比他智慧，他也是足够聪慧者。确实，如果他在高一筹的对手面前失去了男孩，还是有其他很多在那里的，这正像有许多非爱者一样。他的教诲，像许多技艺一样，是个体优异性的替代品，而其特别的劝诱则是对自身利益的一个较好保护，比传统上由爱者断言的优势更好。不管怎么说，分析到最后，非爱者的教诲变成了贫富区分；这是寡头政治性的而非民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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