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
2009-12
薛娟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9-12出版)
薛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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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文化史家曾经说过，中国近代以来有过。三次现代化的努力。第一次是晚清的洋务运动，第二次是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现代化建设，第三次是现在的改革开放。这话说得很客观。因为历史是前后琳继的过程。虽然第一、第二次的现代化努力都半途而废，但三：次努力有一个共同之处：借鉴发达国家的科技成果来建设中国，以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其中包括借鉴发达国家的现代设计经验，使中国人的衣食住行更科学、更便捷。所以，在我们努力实现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人口标时，总结历史经验无疑是有益的，正所谓“前车”可鉴。当我们仔细回顾近现代中困设计史的时候，会发现它处处在中国的文化转型期。所谓“文化转型”，就是摆脱封建体制卜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逐步走向工业文明。
《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以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的演变为核心展开的，通过梳理“西风东渐”背景下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的演变过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依托近代典型的设计史实与现、当代的典型设计案例，总结和揭示了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各个阶段的演进特征，以及此过程中存在的本质问题及其“异”、“同”。 目的在于“鉴古知今”，总结历史经验、展望未来。中国设计在近代时期艰难曲折的转型过程，是中国设计史上最具革命性的一次转型，对中国当代设计的发展影响深远，造成这种转型的根源在于深层的社会观念、传统文化心理等意识转变。因此首先从近代中国人设计观念的变化源起人手，历时性地论述中西设计观念强烈冲突、被动“学西”、主动更新的整体时代特征。同时辩证地看待近代设计观念“被动”转型中的主动性，以及现代设计观念“主动”转型中的被动因素，进而作出客观评判。在如何学习西方的现代设计思想，并且有目的地根据社会现实筛选、吸纳西方的先进设计思想方面：通过对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主要时段研究，论述了近代中国对西方设计与社会经济、生产关系之间“体用一致”关系的认识不足，走了一条盲目改良、中体西用的道路的过程和原因；认识到民国时期的“现代化”努力，对中国设计有一定推进，但是距离全面、彻底的改革还很遥远。而近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新的一轮中西设计思想的交融，中国逐渐崛起的经济、复苏的文化意识为理性地接纳、借鉴西方设计思想提供了条件，中国现代设计才步入一个真正多元、百家争鸣的时代。同时总结、反省近代中国接纳西方设计风格的误区，论述了中国当代设计风格理性折中、良性发展的可能性。
薛娟，1972年生于新疆伊犁，祖籍山东泰安。设计艺术学博士，毕业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原理与史论。目前为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年来在《装饰》、《文博》、《美术大观》、《中国建筑装饰装修》等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编教材多部，主持完成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及建筑环境设计项目，多次获省、部级奖励。
以论带史研究中国近现代设计前言内容摘要相关说明第一章 从被动到主动——对“丙化”的两种态度第一节 衰落帝国的被动“西化”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向西方求索第三节 现代改革的进程及其主动中的被动第二章 从盲目到理性：——对两方设计思想的筛选第一节 近代中国设计的改良思想第二节 近代中国设计风格的混乱第三节 当代中国设计思想的理性选择第三章 从量变到质变——不同的演变特征第一节 形同而质不同的整体特征第二节 因同果不同的各个阶段第四章 从杂糅到重构——不同的变革途径第一节 近代设计对中西设计语言的杂糅第二节 中国现代设计语言的重构第三节 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逐步完善结语参考文献附录：图片出处后记，
插图：中国自古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结果就是统治者及士大夫阶层空谈义理，不研究理财、经济、商务，社会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没有现代设计成长的商业土壤。贱商政策早在商鞅变法就确立，之后大思想家苟子更提出“工商众则国贫”的论调。汉高祖刘邦颁布“贾人（商人）不得衣丝乘车”、而且要“重租税，以困辱之”。唐朝的“贱商令”则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指的是做生意的商人不能和读书人在一起，以免污辱了读书人的清高；“禁工商不得乘马”指定商人不能坐马车，只能走路；“工商不得入仕”指的是商人不能作官，而且波及子孙三代……这种全国上下一致打压商人的活动一直延续到清末，以至于我们在二十五史中可以找到一大堆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但却找不出几位杰出的大企业家。孔子的儒家学说更是将这种抑商思想附丽与各种文化思想，并最终导致儒家对于工艺和“百工”的轻视。从儒家的“义利”之辩即可见，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将“义”和“利”作为二元对立的事物，以贵族阶层的“义”否定百姓的“言利、求利”之正常需求，这不仅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造成海运、商业的不发达。就设计技术、艺术的商业环境来说，这种思想无疑更是一种障碍，统治阶级、保守派的壁垒保护落后的产品、设计，反对创新、变革；而自己（包括儒家）却极尽宫室雕镂、衣着锦绣、车马喧哗等奢靡之费。明末清初龚自珍的义利观可谓对封建传统道德观的大胆质疑。他认为“圣人之道”“始乎饮食，要生存，就要求利、求富”，在考举人的卷子上，龚自珍赫然写道：“未富而讳言利，是谓迂图”；历代儒家学者都攻击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指责他肯定私人追利求富，而龚自珍则充分给予肯定，可见民本主义、经世致用思想已经在他的思想中体现“。对于“悦上都少年”的“洋货”，如玻璃、水晶、衣饰等物，以及开埠地区的商贸活动，在龚自珍的眼中已经是合情合理的了，但他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改革封建内政的层面。
本文是在我的博士论文《论中国设计艺术从近代到现代的演变》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机缘巧合，使我有幸投身于苏州大学艺术学院资深学术带头人诸葛铠先生门下，从硕士学位读到博士学位，先生为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先生学识渊博而勤勉躬行，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是我毕生的榜样。先生不仅在学习上不吝赐教，引导我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而且以自己的言行教会我做学问先学会做人，做一个勤勉、谦虚、敬业、克己的教师。我将永记先生的教诲，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不断地上进，踏踏实实地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以回报先生的师恩，为中国的设计教育尽一份微薄之力。事实上，这篇论文的研究方向与我的硕士论文是一脉相承的。几年前诸位专家对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方向给予的肯定和鼓励，迄今记忆犹存。李立新老师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也提到，中国传统设计艺术有过辉煌的业绩，但在近代以来的转型极为困难；袁熙吻老师则在我的论文评阅书中肯定了对于中国近代以来设计艺术转型研究的价值：“……中国设计在近现代的发展问题，是国内学术界研究基础尚较为薄弱的领域，且现有的个别成果多局限于设计史的本体，较多关注的是设计门类、设计风格、设计手法的更替与演变，而较少能从深层的社会心理、文化观念、艺术思想的角度对中国近现代设计史的转型与变革作出更为深入地研究与评判”，“……国内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本课题的研究存在着相当的难度，作者迎难而上的勇气值得嘉许”，这些都使我倍受鼓舞。尽管我的硕士论文得到了肯定，但是我深知我的研究还很浅，还有很多很多问题尚待深入，我的导师诸葛铠先生多次鼓励我在这个领域走下去，于是我更坚定了将这个课题做到最好的目标。
《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论》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
241页，后几页封底打了孔，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不影响阅读，无妨。很喜欢此书，史论条理清晰，易于理解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