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
2004-1
中信出版社
赵晓
无
作为经济学者，最重要的功课不是懂得一些很快会过时的时髦理论和流行名词，而是学会用经济人的思维看世界五颜六色的行为。大概从大学一直上到研究生，我才在这个功课上有所成就。到后来，经济人的思维渐成为一种习惯思维和解剖工具。正如读者从这本小书中所读到的，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从银行存款收费到不同地方的商人性格等等，甚至男女审美的不同，我挟经济学牛刀逐个“手刃”了个遍，一时很有庖丁解牛、满怀释然之感。
江西奉新人，山东大学经济系学士，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硕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中国新生代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
代序 理性是一种习惯第一部分 为市场经济而辩 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 广告使世界变得有效而不是浪费 白马非马！邮政专营不是垄断！？ —也谈“邮政发言人的经济学” 阳光下的阴影 —“阳光报业”案引出的评论 板子该打在谁的头上 —质疑“质疑家电价格战” “新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好马配好鞍私车需私企 —燕山脚下思“美日现象” “壮士断腕”与打破垄断 一条不起眼的新闻，一条不归的市场路 世界并不完美，幸亏还有交易 —写在中国加入WTO之际 眼泪与理性 —从中国矿工的灾难性死亡谈起 鱼与熊掌不能得兼 —反对民营企业家的“两栖化生存” 劳动者是否伟大谁说了算 —从“首席工人”的出现看中国劳动力市场变革 市场经济不懂什么叫重复建设第二部分 经济学透析世间万象第三部分 预言、进言与危言第四部分 全球化时代的幽思与警觉第五部分 读与评 ……
书摘 2003年，从学界到官员，关于新一轮重复建设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在批评者眼中，中国正面临重复建设的风险，从传统行业的汽车、钢铁、普通建筑用材到新兴行业的电子信息、软件开发、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无不让人感到不放心。 批评者不但提出重复建设的警告，不少人还主张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来制止重复建设。 重复建设真的如此可怕吗?政府要解决的究竟是重复建设还是其他问题? 想一想，重复建设在计划经济时代难得出现，是典型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新鲜事。不过，批评重复建设也罢，出招制止重复建设也罢，首先就要回答什么是重复建设。人们一般认为，在某一行业供给能力已经能够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仍然有新的资源不断投入，造成生产和服务能力过剩，结果就发生了重复建设。然而，仅从量的方面认识重复建设，实际上很难把握住这一经济现象的本质(马传景，2003)。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存在一定盲目性，某些产品和服务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供大于求的经常发生，固然造成了社会资源的一定浪费，但这可以被看做是市场机制调节经济活动不得不付出的成本。如果把重复建设等同于某些行业的供给能力过剩，则各个行业乃至全国到处都是重复建设。政府是不是都要对此横加干预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其实，在市场经济下，重复建设是必不可少的竞争助燃剂以及利润添加剂。存在一定产能过剩的好处就在于它有利于竞争，有利于促使企业致力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加强和改善企业管理，从而提高整体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重复建设的合理性就整个社会来说，是其带来的收益大于正常的、可以接受的供给能力过剩所付出的竞争不足的成本。一个引用最多的例证就是，当年美国一度有上千家汽车公司，重复建设可谓惊人，但在激烈的竞争后，只剩下三大汽车公司。这硕果仅存的“三大家”普遍享受到了规模经济的收益，国际竞争力也上了不知几层楼。 对于市场经济下的重复建设的收益，还可以与垄断对比来考虑。众所周知，在垄断条件下，重复建设完全可以消除，然而难免要以低效益为代价。垄断的低效益正是重复建设的机会成本。如果垄断的成本大于重复建设的成本，则重复建设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下有效的一种制度安排。中国的电力垄断和管制就是这样，为了避免浪费性的重复建设，人们放弃了新的电力建设，结果不期而遇连续几年的电荒，惹来缺电省份的批评：还不如干脆重复建设呢! 专制社会如此，议会民主制度下的工业化社会又怎样?在阿达利看来，其经济与政治变迁同样引导当权者去围制艺术和投资于艺术，不同之处在于其控制不像在独裁政权下，未必要有合理的解释——对信息传播的独占，对噪音的控制，将他人的沉默无声规范于制度下，可能都是确保权力长久的条件。在这样的社会，对噪音的疏导有着新的较不激烈、较微妙的形式，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取代了审查法规，音乐与音乐家与其他东西一样，本质上变成了消费物品、颠覆的回收再生器具或无意义的噪音。 阿达利论证了经济与音乐演进的同时性。譬如，半音在文艺复兴时代被接受，与商人阶级的扩张正好同时，这并非偶然；在20世纪的大震动与战争爆发之前，在社会的噪音揭竿而起之前，1913年，意大利未来主义者鲁梭罗(Luigi Russolo)写了他的《噪音的艺术》，同时噪音进入了音乐，如同工业进入了绘画一样，这也并非偶然；工业大飞跃之际，管弦乐团开始被无节制、大量地使用，禁忌消失了，音乐工业才兴起将人欲引导向商品，甚至到了滑稽讽刺的地步，同样非偶然；最后，获准在财产国有制度国家内生产的严谨而压抑的音乐模式，直接指定“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继起者，把人规范化或在对纯净、单一的完美的追求上，也是因为这样做比较有效和系统化。 在阿达利政治经济学的色镜下，今天的社会，价值体系崩溃，语言日益匮乏，美学符号时代的终结就要来临了。一句话，“音乐的奥德赛已到达了终点，曲线图已经完成”。 很难在一篇小文中讲清阿达利对音乐的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解析。理解阿达利的核心观点，类似于“生产者主权”的观点，即不是需求导致音乐的供给，而是供给创造了自己的需要，是生产者在主导消费者，尤其是权势者，其投资音乐如同投资别的意识形态，是要用自为的噪音来压制一切别的噪音。联想到最近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用“与国之力”，让音乐家创作他所钦定的音乐，我相信阿达利至少是透过噪音之林最接近历史真实的人中的一个。 中国的股市是资金市。资金多，股市当然就火爆。然而股市的火爆引来的不是喝彩，而是经济学家们的警惕，因为这意味着股市泡沫更加严重了。 股市的泡沫不能不引起货币政策的关注。事实上，由于横进来一个股市，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在很大程度上失效，并面临着二难选择：要继续对付通货紧缩吗?就要坚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要防范虚火上升的股市泡沫吗?就要选择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然而，任何一个选择都有可能失效并付出巨大代价。譬如，继续扩张货币，或许有利于通货紧缩的进一步缓解，但一定会有更多的钱跑到股市中去，股市泡沫将更加严重，搞得不好，最终会像日本那样一发不可收拾。而要是紧缩货币，固然有利于股市降温，但通货紧缩亦将进一步加剧，而实质经济难免雪上加霜。可见，货币政策现在的敌人不再是一个，而是两个。这是货币政策的新挑战。 二难选择和二律背反一样，除了当年的亚洲王有本事将宝剑一挥，将一切烦恼一朝解开之外，任何人都会头疼不已。 但困难的局势或许也是最好的提醒，逼迫我们转换思路，跳出过分依赖于宏观政策的窠臼，花力气去解决那些真正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 按笔者的分析，千军万马之所以弃实业而取股市，无非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利益驱动。股市年涨40％，一级市场利润长期确保30％的回报，相比于那些一年辛辛苦苦下来，利润率还不到10％的产业投资来说，其诱惑力实在是无法抗拒。二是股市有足够的流动性，透明度也相对较好，而投资实业的阻碍相对较多，投资环境相形之下显得较为恶劣，办执照难、进入难、税收重、管制多、盘剥重，一旦投了资还退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逆货币政策的导向而动是可想而知的事。 因此，要解决货币政策的二难选择问题，就要看到，货币政策也罢财政政策也罢，其效力是有限的，如果没有良好的微观机制，没有良好的投资实业的环境，是有可能出现失效和扭曲的。在正视政策局限性的情况下，治本的办法就是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不断放松政府管制，提高人们投资实业的收益，也就是说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解决问题。 之所以对2000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乐观的预测，却看淡2001年的中国经济，主要是因为，在分析视野上，更多地着眼于对中国商业周期的整体认识与把握。 本文着重就中国的第一次商业周期、经济启动中存在的缺陷、中国商业周期与外部冲击，以及2001年经济运行中的若干不确定性因素等人们较少注意的方面，围绕滞胀和2001年宏观经济形势的话题，展开讨论。 中国的第一次商业周期 对于2000年中国经济出人意料的快速回升，有许多解释。笔者相信，这是一次主要由人们心理预期改变，以及增长强劲的外部经济带动的恢复性的经济复苏，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商业周期所显示出来的小小奇迹。 如果把经济从低谷进入高峰算做一次完整的周期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而坠落至7．1％增长的1999年，便是中国经济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商业周期的开始。 在这个前提下，预测中国未来经济走势，就要更多地注意内在市场力量的变化。因为，真正的商业周期与政治波动导致的“伪”商业周期的差异，就在于其波动态势，主要不是取决于政府意愿和宏观政策，而是取决于市场的内在力量和消费者、投资者的预期。 尽管政府的宏观政策在短期内也有一定作用，但主要是起到一个“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而决定经济走势的关键因素，却是市场力量博弈下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自主变动。 中国经济复苏的因素分析 在商业周期中，影响经济复苏的因素又可具体细分为：恢复性因素、外部性因素、政策性因素以及结构调整性因素。观察商业周期的变动，尤其是复苏与扩张的强劲程度以及持续能力，需要分别考虑上述因素。在2000年的中国经济回升中，以上因素均发挥了作用。 例如，消费的增长高于同时期收入的增长，社会商品零售额比上年增幅高出近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投资也在回升。这些是恢复性因素在起作用。 外部因素的作用也很明显：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达到4．7％，为1990年来的最高点，特别是美国经济依然增长强劲，从而带动了中国出口高速增长达26％以上。 另外，扩张性的政策因素也在起作用，尤其是坚定不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当年新增投资达1 500亿元，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 短板之三：市场伦理与财富伦理建设严重滞后 笔者再三指出，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最重要的是在理念上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以及公民获取财富的合法性，但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必须的一整套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的建设严重滞后，这业已成为中国协调发展中最短的一块板，也将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成功与否的最终检验方式。 这种滞后的恶果已经显示出来了。例如“诚信”问题。 其实，市场经济绝不是万能的。相比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的好处一是可以提供价格信号；二是可以激励人们不偷懒。但是，市场经济并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口枞不害人。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普遍的信息不对称，只要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就有可能在交易中出现坑蒙拐骗行为，如果再加上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则“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都会出来，这个市场就可能失效。另外，市场经济还存在着所谓的“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彼此伤害对方是因为担心对方会伤害自己。因此，尽管市场经济的重复博弈会解决部分“信誉”问题，但仅靠市场经济本身实际上无法实现市场配置资源的最佳效果。除了看得见的法规以及市场本身的竞争机制作用外，市场的有效运行还有赖于成熟的市场伦理对于交易者行为的规范。 市场是这样，财富方面也是这样。20年前，小平同志说了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人们承认了这句话的合理性。转眼问，20多年弹指过去，一部分人已经富了起来。但是，怎么看待这批先富起来的久呢?究竟如何看待某些有问题的“转轨富豪”?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如果中国社会不能建立起一整套合理的财富伦理，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改革就有可能陷于社会矛盾的泥淖不可自拔。 往深里追究，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手段致富，富起来的人该如何看待和消费其财富，社会又应该如何看待富人，这些问题其实也都不是市场本身能够告诉我们的，它们需要通过一整套的“财富伦理”来予以阐释和规范。 由于缺乏正确的财富伦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个人崇拜”后，现在又陷入了马克思所说的“金钱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何者为害更大，只有历史才能证明。 所谓“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并不在于有无市场，有无交易，甚至不在于有无完善的市场法律，而在于有无健全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不仅与现代政治法律制度(宪政)相适配，而且与一整套市场伦理相适配，经济—法律—文化之间取得了最大的平衡，所以市场经济能够发挥最好的效果，并且能够长治久安。相比之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而法律规范遥遥地跟在后边，至于文化覆盖下的潜规则，至于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则明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最短的板，并制约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制约着中国社会运行的成本。 显然，如何建设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适应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文化伦理，是协调发展的最严峻挑战。 ……
代序理性是一种习惯 作为经济学者，最重要的功课不是懂得一些很快会过时的时髦理论和流行名词，而是学会用经济人的思维看世界五颜六色的行为。大概从大学一直上到研究生，我才在这个功课上有所成就。到后来，经济人的思维渐成为一种习惯思维和解剖工具。正如读者从这本小书中所读到的，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从银行存款收费到不同地方的商人性格等等，甚至男女审美的不同，我挟经济学牛刀逐个“手刃”了个遍，一时很有疱丁解牛、满怀释然之感。 不过，行到水尽处并不一定是坐看云起时。经济学的牛刀用得多了，有时反而迷惑。我想在这篇小序中告诉朋友们，我最大的迷惑在于，经济人最大化的假设诚然无错，然而经济人最大化的选择是与个人的效用函数有关的，而个人效用函数又与偏好有关，可是我们如何知道偏好的决定及变化？ 且一起来回顾一下经济学的历史以及经济学的典型思维。 经济学的百年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帝国主义扩张史。汪丁丁君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涉及到一些非常重要的认识，可惜识货者不多，而他自己在关键结论上最后也是匆匆打住，我以为可惜！ 丁丁在《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及其现代危机》一文中称经济学的分析史为“百年理性主义运动”。其要害就在于，假设经济人是理性的，并且坚信经济人会理性最大化地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行为，则人人都以理性行事。说白了，你想要理解这个世界上的红男绿女及其行为（不只是经济行为）吗？你就用这个方法来想，答案总是这么简单。经济学理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阶段由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开始，到保罗·萨缪尔森（Paul-Samuelson,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止。第二阶段由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 Arrow，197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般均衡分析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止。第三阶段由博弈理论家们以博弃论方法重写经济学开始，至今仍然为人所追逐。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是如此有效而省事，它不仅能说明许多问题，而且能推演出更多的问题，聪明人甚至可以运用环环相扣的逻辑推导简约地成就经济学的全部知识。例如，“萨缪尔森的工作如此彻底，他运用数学工具于经济分析是如此娴熟，以至于在今天（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教科书里，这种方法已经被写成可以机械地一步一步执行的‘菜谱’和计算机程序。人们可以不用任何思维就从输入一组‘数据’得到关于整个问题的解答”。 最厉害的理性主义的例子就是经济学著名的“囚徒困境”。在“囚徒困境”中，两个囚徒彼此都知道互相信任可以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好处，但是他们仍然选择了“不合作”的策略，即“纳什均衡”。为什么？据说是因为囚徒进行了无限的理性推理。两位聪明的囚徒都会如此这般翻来覆去地想：假如我选择“合作”策略，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必定是相信他也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出于什么理由选择与我合作呢？必定是他相信我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为什么相信我将选择“合作”而不是“不合作”的策略呢？必定是他认为我相信他将选择“合作”策略。但是他出于什么理由相信我将相信他将选择“合作”策略呢？必定是他认为我将相信他将会相信我将选择“合作”策略…… ……
无
就本书的内容而言很差，除了标题有点吸引眼球外，内容空洞，推理逻辑混乱，完全不能与薛兆丰，张五常，弗里德曼等人的书不在一个档次上，要不是网上不能先看，在书店我绝对不会买。书里弥漫着腐朽的凯恩斯气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