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
2009-2
中国社会出版社
王十月
242
无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首批推出的20部不同体裁的作品，记录着农村改革30年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广袤大地的泥土芬芳，令人为之振奋120部图书中，有农民作家的小说14部，农民诗歌、散文、剧本、民间故事选各1部，农民书画集两部。这些不同体裁、不同门类的文学艺术作品，从不同侧面忠实记录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通过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30年来在我国农村发生巨变的现实，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的集中出版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笔下的作品是当代农民记录农村改革开放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30年的改革风云，是一个民族凤凰涅榘的整体记忆，是一个国家天翻地覆的历史嬗变，它的伟大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阔农村的深深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30年的改革使中国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农民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巨变的深度内涵。他们诉诸笔墨，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些作品是改革在场者农民自己的切身感受。 首批出版的20部图书也是中国农民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的作品，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土语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重大，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艺术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可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协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挖掘、抢救、保护农村民间、民俗文化精品，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项意义非凡之举措，我很高兴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收进这部小说里的有一个小长篇，附一个中篇，都是王十月的代表作。 《大哥》以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和90年代的城市变迁为背景，以大哥王中秋的成长与命运转变为主线，以”我“ （王红兵）、西狗、刘小手、阿标等一群生于70年代的乡村青年的成长为辅线，生动地描写了改革开放30年前后，农民离开土地努力融入城市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失落、痛苦、迷茫、梦想与欢乐。 《国家订单》写的是打工拼博多年终成一家服装厂老板的”小老板”，陷入了资金断链的边缘，工厂眼看就要倒闭。和他情同手足的兄弟李想，此时也萌生去意。而9·11事件的发生，激发了美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大家纷纷在门口挂起国旗，一时间国旗需求猛增，而美国国旗都是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生产的。失踪数月的中间商赖查理给小老板带来了五天生产二十万面国旗的订单。小老板的工厂因此起死回生。然而因为超限度的加班，工人张怀恩被累死在车间，小老板面临官司，工厂破产，他最后跑上了高压电塔，上演了一场老板的跳楼秀。小说原载《人民文学》2008年4期头题，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中篇小说月报》、《名作欣赏》及多种年度选本选载。
王十月，本名王世孝，1972年生于湖北省石首市调关镇南湖村。初中毕业后，在外打工，先后在武汉、佛山、东莞、深圳等地做过丝印工、车间主管、质量总监、杂工、调色工、杂志社聘用编辑、自由撰稿人、广告公司艺术指导等职。现居东莞。 怀揣记录和反映农民工现实生活的文学梦想，王十月2000年开始小说创作。作品散见《作品》、《特区文学》《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山花》、《天涯》、《大家》、《青年文学》、《光明日报》等数十家文学期刊。出版有长篇小说《烦躁不安》、《31区》，获得过广东省第15届新人新作奖、首届《作品》奖、首届共青团中央鲲鹃文学奖一等奖、第七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等，中篇小说《一座山有多高》获“第八届新语丝网络文学一等奖”。为“打工文学”的代表人物。
退学 1987年5月5日，对于我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那一天，班主任秦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笑眯眯地拍着我的肩，说：王红兵呀王红兵，知道找你有什么事吗？ 我低着头，脚尖在地上轻轻地擦着一块瓜子皮。 秦老师叹了口气，说：我看你读书是没指望了，你何必在学校浪费你爹妈的钱呢，不如回到家里帮你爹妈做点事，就是去捉点泥鳅摸点虾，也比在学校读书强！ 在这之前我就听说了，在参加中考之前要进行一次筛考。所谓筛考，就是把学习成绩差的、没有希望考上中专或者高中的学生，像筛掉米里的糠一样筛除，因为这些“糠”会影响学校的整体形象。班主任秦老师曾经在班会上说：“不能让一颗老鼠屎搞坏了一锅粥。何况，我们班上有十三颗老鼠屎！”秦老师这样说时，目光炯炯，在全班同学的脸上扫了一遍。那些自以为是“老鼠屎”的学生们就都低下了头。我当然也低下了头。别说在班上找出十三颗老鼠屎，就算从班上找出三颗老鼠屎，我也会很荣幸地当选。 就这样，我光荣地从中学退学了。回家之后，父亲就开始用劳动对我进行惩罚，父亲每天都让我做农活。收割完秋庄稼，就是农闲了，父亲实在找不出什么事让我干了，就只好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了。 那年冬天的大部分时光，我是在刘小手的小手理发店里度过的。和我一起泡在理发店里的还有西狗、四毛和赵大伟。 西狗小学毕业后退学了，在家里种了几年地。他不喜欢种地，他的父母让他去学瓦匠，可是西狗不喜欢当瓦匠，他说当瓦匠没有出息。他爹妈吼他，说干什么有出息，嗯，你说干什么有出息？他不说话，昂着头，一副不把父母放在眼里的样子。西狗的梦想是当歌星。他可以算得上是烟村最早的追星族了。 西狗喜欢泡在刘小手的理发店里，是因为刘小手的理发店里有一台录音机，还有很多磁带。西狗到刘小手的理发店，把录音机的声音放得老大，那些流行歌曲，成了我们青春期共同的记忆。 西狗还会跳霹雳舞，他的身子很灵活，他会做擦玻璃、拉绳子、水波浪……各种各样的动作，他像是没有长骨头一样舞动着。毫无疑问，他是烟村最出色的歌者和舞者。我之所以喜欢泡在刘小手的理发店里，正是因为西狗在那里。 西狗是一块磁铁，吸引了一批我这样无事可做的小青年，四毛也是其中之一。 四毛其实是个老实人，他一点都不具备反叛精神，因此他在村里的年轻人中没有地位。他很羡慕我们这些坏小子，可是一开始我们都瞧不起他，不愿同他玩。西狗并不小看四毛。西狗天生有当老大的素质，他处处关照着四毛。渐渐地，四毛就成了西狗的跟班。哪里有西狗，哪里就会有四毛。我们也都对四毛友好了起来。 四毛总是没有什么话，他只是默默地跟着西狗，大家在一起又唱又跳时，他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在一边。四毛的父母反对他跟西狗混。不知为什么，大人们都瞧不起西狗，他们说西狗是个“烂柑子”，不成器。有一次，四毛的父亲到刘小手的理发店找四毛，他命令四毛回家。四毛不想回家，四毛说回到家里一点意思都没有。四毛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和他一样，觉得家里一点意思都没有。四毛的父亲骂四毛，说你这个小狗日的，还翻了天，快点给老子死回去。可是老实的四毛居然把他父亲的话当成了耳边风。四毛的父亲气愤了，上前揪着四毛的耳朵就往外拉，四毛居然一把将他父亲的手打开。四毛低声地说他不回去。四毛的父亲说，不回？不回老子打死你。说着就给四毛一耳光。那时的大人们都很爱打人，四毛的父亲尤其凶。四毛挨了一耳光，捂着脸，说，你打死我吧，打死也不回去。四毛的父亲又扬起了巴掌朝四毛刮了过去。可是这一次，他的手被人死死地钳住了。 这个人是西狗！ 四毛的父亲气得脸发黑。四毛的父亲说，西狗你个狗日的少管闲事。 西狗说，伯伯，四毛长大了，四毛都十七岁了，他有自己的尊严，您不该这样打他。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尊严这个词。尊严！这个词从只读过小学的西狗嘴里说了出来，让我更加对西狗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当时几乎热泪盈眶。西狗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可是四毛的父亲才不管什么尊严不尊严，四毛的父亲说，老子教育儿子关你卵事，你少管闲事，死一边去，别人怕你西狗老子可不怕。 西狗冷笑着说，四毛是我的兄弟，这闲事我管定了。 西狗说着手上一用力，就把四毛的父亲放倒了。四毛的父亲爬起来就朝西狗冲，西狗一闪身，脚下一绊，四毛的父亲又扑倒在地，啃了一嘴灰。西狗摆了个花架子，朝四毛的父亲招着手，说来吧来吧再来呀。四毛的父亲又爬了起来，这一次他没有扑向西狗，而是给在一边想上来扶他又没敢上来的四毛就是一脚，骂道，你这个白眼狼，看人欺侮你老子也不帮忙。 我说，您这叫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大伙就都笑了起来。 四毛的父亲在我们的哄笑声中气得跑回了家。四毛的父亲在回去之前警告四毛，说你要不回去，看老子怎么收拾你。四毛仓皇地看着西狗，希望西狗帮他拿个主意。西狗说，你回去吧。四毛就往回走，走了不到五十米又转了回来。四毛说，我不回去。于是我们都为他鼓起了掌。那一晚，四毛没有回家，他和我，还有西狗，我们都住在了刘小手的理发店里。 那天晚上，西狗对刘小手说，你这小手理发店听起来太土了，要改一个名字。 刘小手说，改什么名字好？ 西狗说，就叫深圳理发店吧。 刘小手说，叫深圳理发店好吗？我们这里可是在烟村，我们这里的人谁也没有去过深圳。 西狗说，你他妈真蠢哟，没有去过才更有吸引力嘛。 那时，我们已开始听到过一些关于深圳的传说，那个遥远的南方城市，在我们少年的心头是如此神秘，深圳成了我们这群懵懂少年心中的梦想。在我们的意识里，深圳是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地方，那里遍地黄金，只要我们去到那里，就会梦想成真。在后面，我将会写到这个城市，而现在，让我们一起在记忆中打捞往事。 刘小手觉得西狗的话很有道理，于是果断地将刘小手理发店几个字用白石灰抹去，又弄了一桶红油漆，让我写上了深圳理发店几个大字。 深圳理发店也成了我们这些小青年的根据地，来这里的人成了“烂柑子”的代名词。一些父母开始严禁他们的子女到深圳理发店里玩，不许他们到深圳理发店理发。但是深圳理发店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有着无穷的吸引力。那些无聊的日子，我们的身体里好像有着无穷的破坏一切的力量，可是我们体内的这股力量无处发泄，我们故意和父母作对，聚集在深圳理发店。 我们坐在深圳理发店门口，对着过往的女孩打口哨，大声说些下流的话。连老实的四毛也学会了打口哨。 有一段时间，刘小手的生意越来越差了，刘小手意识到，生意差与我们这群人天天坐在那里有关。我们这么多人往那里一坐，吓得很多人都不敢来深圳理发店理发了。 西狗说，这有什么，不就是没有生意吗？我们来解决。 我记得，那时已是冬天了，深冬的风，在天空中胡乱尖叫，地面被冻得坚硬如铁，被风刮得泛着白光。屋里很冷。大家都没有心情听歌了。西狗带着我，还有赵大伟、四毛，我们要帮刘小手解决生意的问题。 西狗说，我们找个外村人，把他拉到这里理发，他妈的要是敢不理就给他松松皮。 这样行吗？我的心里有些没谱。 西狗说，有什么行不行的，我说行就行。 关外 1997年，中国历史铭记了香港回归；1997，我的个人历史，将铭记另外的一些人和事。我在前面提到的我的哥哥王中秋，将要再次出现在我的叙事中。1997年，我已在外打工多年，所受的苦与难，无非是一个少年变老成的过程，在此略过不表。让我们一起来到我的1997，那时，我在深圳关外的一间名叫珠江织造的工厂打工。 下班的时候，保安刘哥对我说，李文艳.下午有个老乡来找你，在门外等了两个小时才走。我问刘哥来人是男还是女。刘哥说是男的。是男的，那肯定是我大哥。大哥在东莞打工，他早就写信给我，说要到关外来找我。他说东莞工资太低，听说深圳这边的工资要高些，加班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他在东莞的鸿德家具厂做喷油工，一个月的工资才六百多，扣除生活费和暂住费，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费用，一个月的工资就所剩无几了。 大哥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儿子上初中，女儿在读小学。大哥说过，两个孩子，只要他们想读书，他们读到哪一层，他就供到哪一层。他想到深圳来打工，也是想多挣一点钱。我回信说这里的工作也不好找，倒是听说关内的工资要高些，但我没有去过。在深圳打工也有四个年头了，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关内。一是没有时间，还有就是没有边防证。我不仅没有边防证，连身份证也没有，我的身份证是借老乡的。老乡的名字叫李文艳，因此厂里的人都叫我李文艳，没有人知道我的真名王红兵。大哥很快就给我回信了，说是他一定要来深圳的。他要来，我也拦他不住。再说，我有很多年没有见过大哥了，也想他。 我问保安刘哥，找我的人呢？刘哥说，他等了两个小时，问我几点钟下班，我说了下班时间，他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谢过刘哥，就打了饭站在厂门口吃，我怕大哥再找来时又找不着。吃饭时我想，下个月发了工资，无论如何要弄一个二手呼机。弄一个呼机的想法虽说显得有点奢侈，但有了呼机，我就不会和大哥失散了。我边吃饭边焦急不安地在人群中寻找大哥的影子，短暂的吃饭时间很快过去了，上班的铃声催命一样响了起来。我去求保安刘哥，我说来找我的是我大哥，他从东莞过来一趟不容易。我说要是大哥再来找我，麻烦你进车间去喊我一声。保安答应了，可我还是不放心，掏出十块钱放在保安室的桌子上。刘哥的嘴角闪过一丝笑。十块钱其实是有点多的，平时保安帮忙喊一下人，给他一包“双喜”就行了，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掏了十块钱。十块钱是我一天的基本工资。我的基本工资是每月三百，其余的工资全靠加班。加班每小时一块八毛。我们厂里很忙，总是有加不完的班，每天晚上都要加到十二点过。我们喜欢加班，有班加，就意味着可以拿多一些工资。可是那一段时间，劳动局查得很紧。厂里就给我们做了两个考勤卡，一个用来应付劳动局的检查，还有一个用来给我们计算工资。我们的工资单也有两份，一份是真的，一份是假的。假工资单上的加班记录每个月不会超过三十小时。我们进厂的时候，都要经过一次上岗培训，上岗培训的内容与工作无关。厂里招的都是熟练工，像我这样一没技术二没文凭的，就干杂工。我就在印花车间当杂工，把印花工印好的布挑起来晾到一边，然后把待印的布铺到印花台上。印花师傅们印完了花，我们再去洗浆桶，洗印刀。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把干了的布收起来，然后在一张大台上检查一遍，把没有印好的地方剪掉。我的工作很轻松，也最没有技术含量，傻瓜都能做好，根本用不着培训。因此我们杂工组就有好几个脑子不怎么灵光的人。就是这样一份傻瓜都能干好的工作，我们进厂还是要经过三天的培训，三天培训过后还要考试，考试不过关的就淘汰掉。培训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套对付劳动局的问答。比如： 问：每天加班多少小时。 标准答案：我们厂不怎么加班，最晚不超过九点。 问：加班费怎么算？ 标准答案：是平时工资的两倍。 问：一个月可以拿多少工资？ 标准答案：一千块以上。 问：厂里发工资准时吗？ 标准答案：每个月十号准时出粮。 这样的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一共有上百道题。三天的时间把这些题背熟了，就可以正式上岗了。如果劳动局的来查问时有谁没按这个标准答案来回答，按厂规是要炒掉的，炒掉之后扣除三个月的工资（我们每个工人实际上要押三个月的工资）。有出了厂的人向劳动局投诉，可是劳动局来查了几次，一问工人，都按标准答案回答，没有什么漏洞，也就不了了之。工人也不希望取消加班，没有班加哪里有钱拿呢。出门打工，求的是财。苦一点累一点没有什么，出来打工比在家里种田还是要舒服些的。 那天晚上加班时，我一直心神不定，害怕大哥出什么事。我的眼皮一直在跳。我问和我一起做杂工的阿标，眼皮跳是怎么回事。阿标问，跳左眼还是跳右眼？我说右眼。阿标说，左眼财，右眼灾。我的心里就更加不安了。我说我大哥来找我了，我怕他出什么事。阿标于是也为我大哥操起心来。 在这间织造厂里，阿标是我的知己。他来自山东，身高一米八〇，比我高出两厘米。我们俩是印花车间的两个最难缠的家伙。那个广西主管看见我和阿标就头痛，他曾经去对人事部的林小姐告状，希望能炒掉我们，可是林小姐居然没有听主管的话把我们炒掉。我是林小姐招进厂来的。当时厂里并不是招杂工，而是要招一名菲林画房。什么是菲林画房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但中间有一个画字，我想当然地认为肯定与绘画有一点关系。我曾梦想当一名艺术家，绘画或者写作，那是我向往的生活。可是现实的生活是，初中没有毕业，我就出来打工了，因为没有文凭，加之心有天高，也不想去学一门技术，我一直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来到这间名叫珠江织造的企业应聘之前，我已在东莞、深圳两地流浪了一个多月，眼看就要山穷水尽了。说是眼看，是指我当时手中还有十二块钱。我想到了在东莞长安打工的大哥，大哥在霄边工业区的一间工厂里做喷油工。我想去向大哥借点钱，我知道大哥也困难，借多了他肯定拿不出来，借一百块钱相信还是不成问题的。我找到了大哥打工的工厂门口，求保安帮我喊一下大哥。保安瞟了我一眼，理都懒得理我，这让我感到很悲哀。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我们是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可是我们这个群体也是一个不争气的群体，我们之间缺少那种相互关爱的氛围，大家的心肠都在流浪中变得日益坚硬。那个保安，其实也和我一样，是打工者，用媒体上的话说，是这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可是见到了我这个比他更弱势的求助者时，他找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平衡。我知道保安是想让我给他一包烟什么的，我手上实在没有多的钱给他买烟了。我对保安说明了我的情况，希望保安帮帮忙。保安说厂里有规定，上班时间不能去叫人。我听保安说话的口音有点像我家乡的口音，又看见了希望。我说老乡是湖北人吧。保安打量了我一眼，点了点头。我于是用家乡话说，我也是湖北的。我的家乡话一出口.保安脸上的颜色好看了很多。 你是湖北人？保安这样问我。我说我是石首人。保安说哦，我是公安的。 石首和公安是邻县，出门在外也算是老乡了。老乡于是问我，你哥在什么车间上班。我说在喷油车间。保安于是拿起了对讲机，呜哩哇啦讲了一通。对讲机里发出强烈的噪音。保安说了一会，对我说，出厂了，上个月就出厂了。我的脑子当时就乱成了一锅粥。 ……
坎坷和苦难可以成为人生的补药，它会让坚强的人挺起人格的脊梁，向梦想的彼岸跋涉失败、挫折或成功都无法停下毅行者的脚步，因为奋斗的历程，就是人生最宝贵的构成。王十月的文字，其实就是一种充满苦辣酸甜、五彩斑斓、不屈不挠的梦境，体验这一大梦，或许对每一个人处世都有益处。 ——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广东省作协副主席 吕雷
“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家王十月，亲述大哥和乡村的青春岁月。 那些泥土和青草的味道深深存在我的手掌中，轻轻一握，大哥，你好吗？记忆深处，被困的青春，天边的风掠过田园，梦，行走的痛，都在做着最后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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