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谈道德与商议民主
2009-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晓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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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之间如何非暴力地、自愿地结合在一起，这是许多思想家努力思考并力图加以解决的问题。按照契约论者对于原初状态的构想，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像狼与狼一样的战争（如霍布斯），或者对于其他人的利益是完全“冷淡的”（如罗尔斯）。那么，这些处于原子状态的个人是如何被结合在一起并和谐地生活的呢？按照契约论者的观点，他们是靠契约（法律）和道德。但是，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社会整合功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于是我们就不得不认真地面对人和人之间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实践问题。①在哈贝马斯看来，这个问题是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商谈道德与商议民主”就是要解决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实践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我们也讨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但是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上层建筑是否适应经济基础的问题，而没有考察上层建筑是不是受到人民的赞同的问题。
在后传统社会，用什么样的道德和法律把人们非暴力地整合起来？这样的道德和法律有什么共同的理性根据？哈贝马斯以商谈理论为基础，为建立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为确立现代道德提供了新的理论蓝图。他的思想对于我们重新思考普遍道德的问题，重新思考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建设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王晓升，1962年7月生于江苏省射阳县，1991年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经先后在英国和德国做访问学者，曾出版《语言与认识》、《现代化：发展和价值》、《走出语言的迷宫——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概述》、《后期维特根斯坦心理哲学研究》（与郭世平合著）、《价值的冲突》、《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等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目前的主要兴趣是社会历史观的研究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序言第一章 交往理论中的道德和民主 一 实践理性规划的破产 二 用交往理性改造实践理性 三 交往理性对于实践理性的优势地位 四 道德和法律的规范基础的危机 五 商谈原则：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的共同基础 六 商谈原则和生活世界第二章 道德和法律、政治的分离 一 自然法传统：法律的合法性根源于道德 二 道德和法律分离的历史分析 三 道德和法律的差别 四 道德和法律的互补关系 五 政治正义和道德正义的区分 六 政治正义和道德正义的关系 七 正义制度中的道德人和道德理论第三章 道德命题的认知主义解释 一 道德认知主义的新思路 二 道德命题的“真理性”新解 三 道德命题和它的语用学维度 四 道德的直觉与道德的反思 五 罗尔斯的反思平衡和程序正义的困境 六 对罗尔斯的“重叠共识”的批评 七 罗尔斯的回答第四章 普遍原则、商谈原则与道德规范语用学论证 一 作为过渡原则的普遍原则 二 道德命题有效性的语用学论证 三 对于独白式论证的批评 四 规范性商谈中的三种有效性要求 五 普遍原则及其遇到的困难 六 道德规范的证明与道德规范的运用第五章 道德普遍性的超验语用学论证 一 建构主义论证方式的困难 二 阿佩尔的超验语用学论证 三 对普遍原则的超验语用学论证 四 先验语用学的最终性质的批判 五 生活世界中的交往及其语用学前提 六 道德和伦理：对理性多元化事实的回应 七 哈贝马斯思想中的逻辑困难 八 对道德乌托邦的回应第六章 商谈论权利概念第七章 商谈论法律思想第八章 商谈论民主观分析第九章 商谈理论与生活世界
插图：三 政治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以及政府行动的自我编程影响民主政治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权力，一个是社会权力。哈贝马斯认为，他的规范性民主模式可以很好地处理政治权力、社会权力和交往权力的关系。哈贝马斯把政治权力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占中心地位的权力，一个是处于边缘地带的权力。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所拥有的权力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而市民社会中的公共组织以及建立在这个公共组织基础上的大众传媒是政治权力的边缘地带。这个处于边缘地带的权力可以被称为交往权力。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表现在权力的中心脱离了权力的边缘，而自我编程，自我运行。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这种自我编程的现象呢？现代社会统治的形式是一种法律型的统治。①在这种法律型的统治中，抽象的法律形式成为权力行使的依据。任何法律型的统治必须是合法律的统治。它所强调的是，政治统治的合法律性。哈贝马斯对于政治权力和法律之间关系的分析中，不是停留在韦伯对于法律型统治的水平上，他发现了韦伯所构想的那种法律型统治只是强调了政治统治的合法律性（Legalitat），而不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Legitimitat）。这是因为在法律和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可以相互利用的关系。
《商谈道德与商议民主:哈贝马斯政治伦理思想研究》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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