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

2009-10  

社科文献  

闻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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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西南联合大学是1937年11月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一所战时高等学府。它于抗日烽火燃遍祖国大江南北的时刻诞生于湖南长沙，初名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初迁至昆明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所战时大学于1946年5月正式结束，三校分别复员返回北平、天津。西南联合大学在短短八年半中，和中国人民一起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岁月，书写了中国抗战教育史的光辉篇章。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这所集中了众多学术大师和优秀人才的战时高等学府，是特殊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知识群体。全校师生怀着抗战建国的坚定信念，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科研等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已成为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广大师生当年从事的活动、思考的问题、提出的主张，无一不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维护国家独立、建设现代化国家、建立永久国际和平秩序的事业的缩影。而艰苦办学、战时生活、校园文化、学人职任、民主运动、人物命运等等，至今仍启迪着人们不同方面的思考，使“西南联大”四个字深入人心，而西南联大研究也近乎成为一门显学。这些现象，既表达了人们对西南联大的怀念，也反映了这所已经离开今天七十年的高等学府仍产生着深刻影响。　　西南联合大学是有待不断开发的“富矿”。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爱国、民主、科学、文化、教育、人才等主题词频频出现，而每当人们看到这些流行语时，便会情不自禁地与西南联大联系起来。一位多年关心西南联大研究的学者，曾为西南联大研究提出了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东西部文化（或内地与边疆文化）、民主与科学文化、名校与师生文化、德育与智育文化、教育与科研文化、教与学的文化、校内与校外（社会）文化等九项课题。这些课题，只是从文化的角度提出来的，其实需要研究的不止这些，如战时教育、战地服务、政局分析、社会改革、学术研究、文化建设、外交政策、前沿科学等等，都值得史学工作者进一步的努力。本书选择了西南联大与抗日战争密切相关的若干问题，希望通过对它们的再现，反映抗日战争与这所高等学校的互动关系，进而反映这场战争对中国教育事业乃至中国社会的某些直接影响。　　本书共八章。第一章“动荡年代”，介绍七七事变爆发前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战火中的劫难。第二章“慷慨迁徙”，描述三校先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再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其间又在南岳、蒙自、叙永设立三所分校的过程。第三章“直面轰炸”，旨在再现日军对昆明的狂轰滥炸，学校师生因应轰炸的态度与措施，及在大轰炸中的生活。第四章“反对妥协”，阐扬全校师生反对妥协投降，开展各种宣传，进行兵役动员，在全民抗战中保持高昂的斗志。第五章“文人抗战”，介绍师生的话剧演出、诗歌创作、电台播音及募捐支前等活动，以展现这一身在大后方的群体如何投身抗战。第六章“学术参战”，叙述传播现代科学文化的大学师生，用自己的智慧和知识，在学术、教育、科技等不同领域，为抗战作出的积极贡献。第七章“投身战场”，描写师生如何以实际行动直接参加不同岗位的战斗，他们有的活跃在抗战前线，有的为美国盟军担任翻译，有的为美国航空队提供各种服务，有的驾驶卡车奔驰在滇缅公路上，还有些人为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第八章“关注日本”，主要阐释西南联大参与编纂中日战事史料，冷静分析国际关系演变，以及对于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认识。　　上述史实，有相当部分鲜为人知或知之不详。因此，本书在利用现有资料基础上，花费了很大气力发掘散见于当时各种报刊上的基本史料，目的就在于弥补所缺，充实细节，以便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能有较多的前进。　　“牢记历史”，“以史为鉴”，既是中日两国史学界的使命，也是本书的目的。

在八年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西南联大的师生们离乡背井，别妻离子，把自己的命运与这场民族战争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战胜帝国主义侵略，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现代化国家，贡献了生命的点点滴滴。本书所介绍的三校在战火中的劫难、战时大学的建立、大轰炸下的疏散、反对妥协投降、运用各种智慧武器参加战斗、踊跃输捐支持前方、积极从军献身抗日战场、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分析和对战后处置日本的思考等等，无不生动反映了广大师生在复兴中华民族征途上可歌可泣的努力。

闻黎明，1950年生于西安，祖籍湖北省浠水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河南大学教授、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及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著作有《闻一多传》、《闻一多年谱长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合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合著）、《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等。

前言代引第一章 动荡年代 第一节 战火初燃 第二节 学府劫难第二章 慷慨迁徙 第一节 南迁长沙 一 三校合一 二 汇合长沙 第二节 再迁昆明 一 迁滇论争 二 艰难搬迁 三 跋涉山水 第三节 三设分校 一 初设衡山 二 再设蒙自 三 复设叙永第三章 直面轰炸 第一节 日军空袭 第二节 轰炸灾难 第三节 对应措施 第四节 疏散岁月 一 “跑警报” 二 疏散生活 三 疏散态度第四章 反对妥协 第一节 同仇敌忾 第二节 怒斥投降 第三节 精神支柱 第四节 兵役宣传 第五节 汲取力量第五章 文人抗战 第一节 抗战演出 一 《祖国》演出 二 《原野》与《黑字二十八》 三 《野玫瑰》 第二节 诗歌强音 一 抗战热情的写照 二 战时生活的记录 三 战斗意志的升华 第三节 播音五洲 一 技术后援 二 专家演讲 三 多语播音 四 抗战节目 第四节 踊跃输捐 一 募集寒衣 二 飞机捐款 三 救济灾民 四 援救作家第六章 学术参战 第一节 弘扬爱国主义 一 史学家的情怀 二 “贞元六书”的意义 三 “龙”图腾的启示 第二节 加强应用科学 一 普及国防化学 二 倡导军事心理学 三 开展人口调查 第三节 推动国防科技研究 一 航空动力学研究 二 核武器研究的先声第七章 投身战场 第一节 湘江岸边从军热 第二节 服务美国志愿队 第三节 担当盟军翻译官 一 响应征调 二 奔赴疆场 第四节 应征青年远征军 第五节 青山处处留忠骨第八章 关注日本 第一节 编纂中日战事史料 一 规划设计 二 组织实施 三 编纂目的 第二节 正视国际关系演变 一 对日英东京谈判的反响 二 对英国妥协态度的批判 三 冷静分析国际矛盾 四 自力更生坚持抗战 第三节 战后处置日本讨论 一 处置原则 二 损失赔偿 三 失土收回 四 政体改造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日本侵略军残暴行径，不仅没有摧毁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人们的抗战决心。7月30日，张伯苓向《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31日，张伯苓接受蒋介石召见时，亦表示：“南开已被日军烧掉了，我几十年的努力都完了。但是只要国家有办法，能打下去，我头一个举手赞成。只要国家有办法，南开算什么？打完了仗，再建一个南开。”蒋介石听了很感动，说“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天津的南开大学被彻底摧毁了，北平的清华大学，命运也十分悲惨。清华大学位于北平西郊，其前身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1925年始设立大学部，次年国文、西洋、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心理、物理、化学、生物、农业、工程等学系开始授课，后来又陆续增设了哲学、社会、东方语言、数学、体育、音乐等学系，成为四年制的正规大学。清华大学的经费来自美国退还的部分庚款，充足的经费使它无论在教学设施还是师资力量上，都堪称一流。58个研究室、实验室中，有些设备在当时的国际上也是最先进的。面积达。7300余平方米的图书馆，收藏中日西文图书33万册，各类杂志3万余册，三个大阅览室可同时容纳500人。　　由于美国未与日本开战，所以有人觉得日本不至于对有美国背景的清华园下手。然而，这种幻想马上被现实打破，清华园终未逃脱劫难。

　　本书共八章。第一章“动荡年代”，介绍七七事变爆发前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战火中的劫难。第二章“慷慨迁徙”，描述三校先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再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其间又在南岳、蒙自、叙永设立三所分校的过程。第三章“直面轰炸”；第四章“反对妥协”；第五章“文人抗战”；第六章“学术参战”；第七章“投身战场”；第八章“关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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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西南联大，喜欢这段历史。

正版书，半价也还能能接受，不错。

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历史。

了解下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情况，读书人或称为知识分子传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修齐治平”的入世精神和国家民族忧思的使命感。

闻一多先生的孙子所著

观点和方法都比较传统，一代人的局限如此。

穆旦“死于抗战疆场”？
苏 华

为要写一篇曾在西南联大物理系读书的何泽庆的小传，购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9年10月出版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著者为闻黎明。闻黎明是编著过《闻一多年谱》的（我在1994年买过此书，湖北人民版），再著这样一本研究知识分子抗战的书，应该不会有大的差错。但令我非常不安的是，这样一本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申请“西南联合大学研究”课题，且被推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的书，仅是随手翻了翻，就发现三处明显的错误：
一、第六章《学术参战》第275页，作者称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结构及其振动光谱》（正确的书名应为《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其结构》），系1940年出版，并想当然说，“出版后立刻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而据吴大猷回忆，这本书是1939年拿到上海排印的，1941年书印好，却又运不到昆明去，直到1941年晚期，吴大猷给印厂列了一个单子，这才将这本书给国外物理学“所谓的权威”寄赠了20本（见《中国物理学史》，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吴大猷口述：《早期中国物理发展之回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10月）。
二、第277页，“其后，吴大猷推荐的李政道、杨振宁，华罗庚推荐的孙本旺，曾昭抡推荐的王瑞駪、唐敖庆，便踏上了奔赴美国学习考察之路。”
这里出现了中国物理学史上常识性的错误：吴大猷荐的是李政道和朱光亚，并没有杨振宁。杨振宁在1945年便已考取清华奖学金留美。此段的对错请详见《吴大猷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5月），《李政道文选》（上海科技出版社，2008年5月），丘宏义《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
三、第七章《投身战场》第334页，更为令人诧异——闻黎明把穆旦的卒年都弄错了：“和缪弘一样，穆旦也牺牲在抗战疆场上。”不知道作者的这个结论从何而来？真实的穆旦，是死于1977年2月26日，离作者所写的“死于抗战疆场”足足多在世三十多年。而且，穆旦的死是一桩文坛公案，所以留意“文革”史的很多人都知道穆旦的悲剧是由谁造成的。对于中国现代诗史上的这位天才诗人，作者犯了以举手之劳查查相关书籍就可避免的错误，以致让人对整部书的质量产生了怀疑。
闻黎明的这本书除了上述问题外，还常常使用一些不恰当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形容词，让人读起来很不是味道。但凡学术研究著作，应尽量避免过于文学化的褒贬，客观道来，比什么都好，这似乎已是学界的共识。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指出闻黎明这本著述中的问题，也是出于对现在某些学科带头人在著述上的不严谨的担忧，希望此事能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警觉。

（原载《文汇报》2010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