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慰安妇
2012-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朱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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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我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最后一年，母亲担心我忙着写论文，不好好照顾身体，故专程赴日为孤单奋斗的我打理生活琐事，在福冈陪住了半年。母亲长期观察日本人，发现日本人普遍很守法、爱干净、有礼貌，他们在公众场所交谈多轻声细语，家长对顽皮哭闹的子女，多用温和的语气、坚定的眼神，劝阻孩童停止不当的率性行为。母亲在日常生活中，看见日本学友帮我修改论文，和我交往总是言行守礼，对日本人的印象极好，因而问我：“这么懂礼貌的民族为何会侵略邻国？” 凡事都是一种机缘。 1999年以前，我的专业领域为旅日华商贸易史、中国海洋发展史，对于日本殖民台湾51年史的认识相当浅薄。然而，自1999年我兼任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董事以来，因闻知许多艰苦生活的阿嬷（指原台籍慰安妇）战时受害的故事，遂对台湾史、日本殖民史，尤其是日本帝国动员妇女充当“慰安妇”问题，兴起强烈的研究动机。 诚如读者所知，近二十年间，亚洲“慰安妇”以各种形式抗议日本政府，状告日本，要求其谢罪、赔偿、反省罪行，这也是国际社会瞩目、媒体争相报道的议题。但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战前属于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既具有地域社会的特色，又与各族“慰安妇”有着共通的时空背景，台湾学者的反应却颇为冷淡，不仅鲜少予以关注，甚至认为：“她们本来就是妓女，自愿卖淫……不须要浪费力气，为‘慰安妇’问题做研究。” 而我投入“慰安妇”的研究领域，也有黑函指责我为何“为‘娼妓’辩护？”“为何否定日本殖民台湾的贡献？”担任我博士学位评委的一位口试老师更惊讶地说，“原来你是反日分子”，对我接受日本师长栽培，恩将仇报，改变研究方向很不以为然，产生极大的误解。 尽管如此，可我见到八十余岁病歪歪的台湾阿嬷，经常顶着火红红的太阳向驻台日本代表抗议，忍受寒风冷霜到东京法院出庭，就不禁暗想，随着岁月流逝，她们一旦都辞世了，未来我们将如何让世人知道她们的历史伤口？ 为了重现台湾“慰安妇”的历史真相，揭露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黑洞，我四处查访，网罗文献、口述资料，闭门专心写书，期间为了纾解沉重的研究压力，而拾起画笔，以五十余幅水彩画为自己进行了心理治疗。本书收录了几幅和本研究议题吻合的绘画，便是我整理研究思绪的体现。 2005年东京明石书店出版拙作《台湾总督府与慰安妇》一书，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1999年获得最高学术荣誉学士院赏）读了该书，来信称赞我做了“很棒的研究”，给正处于身心疲惫状态的我带来极大的鼓舞。 2008年台湾中兴大学黄秀政教授向台北五南图书公司推荐，邀我重新撰写一本《台湾慰安妇》。该年12月为我写序的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许介鳞所长（东京大学法学博士）说道：“台湾终于也有人艰辛地完成一部巨作《台湾慰安妇》。在台湾屈曲的历史上，留下值得长久教育下一代的作品。”荷兰莱登大学（University Leiden）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教授在推荐序中，也给我诸多肯定。他们赞同拙作的论点：“无论‘慰安妇’是不是职业娼妓，日本政府都不应计划性地动员，制造日军买春、妇女卖春市场。” 皇天不负苦心人，2009年台北五南图书公司出版拙作第二版，即反映台湾读者对此研究议题的支持。 台湾“慰安妇”乃探索中日、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帝国实施诸多战争暴行中重要的一环。承蒙五南图书公司同意本人保留简体字版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步平所长审阅后推荐拙作，并与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著名学者苏智良教授慨允写序，使拙作简体字版得以付梓问世。 本书的出版，除了感谢他们的玉成外，还应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编辑业务方面付出了辛劳。 另，对长期支持台湾“慰安妇”控诉日本政府、不辞辛苦的日本义务律师公会，秉持正义的专家学者、民间社团，与协助台湾阿嬷勇敢面对历史伤口的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以及全力支持我从事研究工作的家母辛子萍女士、嫂嫂李春子女士，均一并表示最高的敬意与感谢。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亚太地区发动了法西斯式的侵略，其军队的烧杀抢掠，可谓罄竹难书。设置“慰安所”，强征“慰安妇”，就是日军罪恶链条中的一环。时至今日，在铁证与事实面前，日本政府面对“慰安妇”
的起诉，仍旧抵赖、否认、抹杀、掩盖其历史罪恶，拒不认罪。
在朱德兰编著的《台湾慰安妇》中，作者借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台湾“慰安妇”苦难遭遇，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对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的专制统治，设置日军
“慰安所”的过程、实况，以及与岛内外“慰安所”诸多关系等，做实证性的分析。
日本政府在台湾，用强迫、欺诈、引诱等手段征调“慰安妇”，是日本政府的“劳军”举措之一，旨在满足日军的兽性欲望需求，驱使日军为征战效命，这是日军的性暴力罪行。《台湾慰安妇》通过对台湾“慰安妇”的调查研究，揭开了日本殖民台湾的罪恶黑洞。
朱德兰(笔名辛德兰)，日本国立九州大学史学博士,专攻海洋史?台湾史?华侨史?现任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兼副主任及海洋史研究专题中心执行长?台湾史研究所合聘研究员,中琉文化经济协会常务监事兼历史委员会主任委员?代表著作有《台湾慰安妇》(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9)?《台湾总督府与慰安妇》(东京,明石书店,2005)?《崔小萍事件》(台湾省文献委员会,2001)?《长崎华商贸易史研究》(东京,芙蓉书房,1997)。
导论
第一篇 统治篇
第一章 一君万民
第二章 警察大人
第三章 国家认同
第四章 扶助皇运
第二篇 慰安所篇
第五章 战争与日军慰安所
第六章 慰安所承包会社
第七章 慰安所融资公司
第三篇 慰安妇篇
第八章 慰安妇的出国与募集
第九章 闽南籍慰安妇
第十章 客家籍慰安妇
第十一章 原住民慰安妇
结论
版权页:导论一、研究缘起“慰安妇”( comfort women)一词是1937年至1945年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期间，在战场、日本统治区慰劳官兵，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妇女，其从业及牛活场所一般称之为“慰安所”。战时日军普遍设立慰安所的原因大致是：日军在各地频繁发生强奸事件，为缓和士兵的杀伐气氛，为维护日本占领区的治安工作，为预防十兵感染性病，为防止军情外泄，为鼓舞“皇军”的作战士气等。战时慰安妇的实际人数不详，战后幸存者基于人格、尊严受到侮辱，大多自怨自悔地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角落里。而此沉默数十年的阴暗史，直等到1980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兴起，女性运动抬头，才渐渐地露出了一道曙光。关于韩国慰安妇问题的提出，缘起于1980年梨花女子大学尹贞玉教授到处查访，1990年报纸刊载她采访受害者的口述史《挺身队取材记》，给韩国妇女带来极大的冲击，自此时起，揭露挺身队（慰安妇）历史真相备受韩国社会的关切。1895年日治台湾以前，明治政府在求知识于世界，全面模仿西方文明的过程中，相当重视学习列强国家的警察制度。1872年鹿儿岛武士出身的川路利良赴欧考察警政归国后，1874年日本政府就根据他的“警察国家”方案，在东京设立警视厅，任用川路利良担任大警视直接掌管首都的警察权，将地方政府的警察权交给府、县知事管辖。依照川路利良的规划，平均每2．3万人的住宅区应设一个派出所，配备数十名警察。1890年，日本设有692个警察署、774个警察分署、1400个派出所，俨然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警察网。警察人员多来自没落的武士，大批武士进入警察系统中，对巩固国家基础、平息各地叛乱、镇压农民运动、管制国民生活产生不小的作用，此后增设警察也成为近代日本加强君权政治的要素之一。反观台湾，清治时期虽然已有维护社会治安的机构和官吏，但警察及其相关制度的出现源于日治时代。日治之初，台湾总督府相当借重本地士绅的力量出面维持治安。设置警察始于总督府内务部警保课课长千千岩英一的建议。也就是说，1895年，千千岩英一主张，日军一旦完成占领全岛后，就要从军政回归民政，而据日本本土的经验，维护治安与推行内政的主力是警察。台湾总督府赞同警政即内政重要部门的见解，便于同年6月派遣千千岩英一到日本内地招募警察。1896年台湾总督府结束军政，实施民政后不久，就确立以“警察政治”统治台湾的施政方针。日治时期台湾人通称日本警察为“大人”，有关警察制度的发展过程、警察来源、任用与培训方式，以及警察官纪与社会观感等问题，兹探讨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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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台湾的摧残，使台独分子亲日的态度遭致众多台湾民众的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