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的台湾籍民
2010-6
九州出版社
黄俊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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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达五十年之久（1895－1945年），数百年来两岸正常的交流交往被阻隔，这一阶段台湾民众返回祖国大陆，便是日籍台湾人，也就是台湾籍民。关于台湾籍民的研究，海峡两岸乃至日本都已经发表过不少的专题论文，甚至也有了相关的专著。所以当作者提出要利用档案资料研究抗战时期福建台湾籍民时，我既给予鼓励，也替他担心，觉得要在这个选题上推陈出新是很有难度的。但作者最终顺利完成了书稿，而且在史料应用、选题角度和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突破，这是极为难得的，综合起来有如下三点： 其一，丰富的新史料。在史料的发掘上，作者下了一番苦功，使用的资料分别来自国家图书馆民国期刊电子库、福建省档案官、武夷山市档案馆、厦门市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保存库等，利用了六十七卷数百份档案，以及不少民国时期的期刊、报纸。大量的一手资料，为此书高质量地完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其二，新颖的选题和观点。作者将研究的视角聚焦在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的台湾籍民上，结合大量的档案资料，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崇安县台湾籍民这一特殊群体当时的境况及心态，指出文学作品中的“亚细亚孤儿”意识确实有其历史原型，抗战时期崇安县的台湾籍民就具有这种心态，分析了此种迷惘、失落心态的形成与变化。此外，作者还利用翔实的史料，在有关台湾籍民问题上，提出不同的看法，譬如通过对厦门地区台湾籍民职业类别、就业人数及其所占比例的情况，提出“台湾籍民对民国时期厦门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但作用和影响力是有限”的观点；对于以往学界误认为崇安县垦务所是集中营的看法，作者也用大量的事实给予澄清，认为垦荒是当时福建省政府安置台湾籍民生活的一个方案，崇安县垦务所并非集中营。这些观点的提出，丰富了籍民研究的内容。
本书运用心态史学的研究方法，从民国时期的档案出发，重点研究了抗战时期福建崇安县台湾籍民的聚居缘由，生产、生活状况及其心态变化。本研究认为，“亚细亚孤儿”意识确实是存在的，崇安县的台湾籍民就是主要的历史原型，但他们多数人最终克服了迷惘、失落的“孤儿”心态，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并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本书分为九章，第一章绪论部分解释了选题的缘起和研究意义，对相关的学术史进行了概括性的回顾，阐述了心态史学的概念、理论及方法，提出了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介绍了本著述的史料特点，并对本研究的突破和不足作了简要的说明。 第二章系统考察了1895年至1937年这四十二年间福建地区台湾籍民的基本状况。文章从厦门、福州等地警务部门的案例记载出发，详细叙述了福建省台湾浪人违法犯罪的情况及其恶劣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少数台湾浪人制造事端，以达到“以华制华”和离间两岸民众情感的罪恶目的。 第三、四章介绍了抗战爆发后福建省台湾籍民的基本动向，分析了非沦陷区台湾籍民被集中迁移崇安县的原因及其心态变化。文章认为，台籍浪人在福建胡作非为所积累的民怨，加上金门、厦门沦陷中台籍浪人的助纣为虐，引起福建民众的愤慨和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迫使国民政府将福建省内台湾籍民集中迁移至崇安县。福建省政府的不信任对多数饱受日本殖民统治的台湾籍民而言，无形中造成了心理伤害，成为“亚细亚孤儿”意识形成的肇始。 第五章至第七章详细论述了1938年至1947年间崇安县台湾籍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心理情绪。文章从崇安县的自然、社会环境以及台湾籍民的自身情况展开分析，认为他们的生活较为困苦。虽然国民政府对崇安县的台湾籍民进行了系列安置和赈济，例如阶段性生活费补助、安排垦荒和独立谋生、对老弱妇孺进行救济等，但受限于抗战时期的紧张局势、经济动荡以及崇安恶劣环境因素的影响，台湾籍民的生活难有根本的起色。生活的困顿，使他们产生焦虑情绪；当局严密的监管举措，也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他们原有的失落感和苦闷心理，这是此阶段台湾籍民的主要心态。 第八章阐述了崇安县台湾籍民参加台湾义勇队的基本情况，分析多数台湾籍民克服“亚细亚孤儿”意识，投身抗战的原因。文章叙述了台湾义勇队的组建经过和大致活动，指出崇安县台湾籍民最终克服“亚细亚孤儿”意识的消极影响，在抗战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肯定了多数台湾籍民身上蕴含着中华民族不屈外侮的民族“气节”，赞扬了他们不畏艰苦挫折、勇于追求“自我实现”和民族解放的精神。 最后一章再次揭示了福建台湾籍民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以崇安县台湾籍民为中心，对“亚细亚孤儿”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升华进行简要的回顾。笔者强调“以史为鉴”，吸取“亚细亚孤儿”意识产生的历史教训，主张客观理性地看待这段特殊的历史，为化解两岸同胞问的历史“心结”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黄俊凌，1977年生，福建漳州人。200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海峡两岸关系史、光复后台湾历史。在《台湾研究集刊》、《社会科学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数篇论文，出版两部编著。
序言一序言二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第三节 理论、方法和分析框架 第四节 研究的突破与局限第二章 福建早期台湾籍民的状况与问题(1895—1937年) 第一节 福建台湾籍民的概况 第二节 福建部分台湾籍民的违法犯罪问题 第三节 福建台湾籍民引发的社会观感及其影响第三章 抗战初期福建省政府的台湾籍民政策(1937—1938年) 第一节 抗战初期福建台湾籍民的返台情况 第二节 抗战初期福建省政府的台湾籍民政策第四章 福建省台湾籍民集中迁移崇安县(1938年) 第一节 福建台湾籍民集中迁移崇安县之过程 第二节 台湾籍民迁移中的问题及其心态分析第五章 迁居崇安县台湾籍民的初步安置(1938年) 第一节 崇安：台湾籍民生活区域的背景描述 第二节 台湾籍民初期的安置与管理 第三节 崇安县台湾籍民初期的生活状况第六章 崇安县台湾籍民的生产活动(1938—1947年) 第一节 崇安县台湾籍民的垦荒工作 第二节 崇安县台湾籍民的独立谋生第七章 崇安县台湾籍民的生活状况及归宿 第一节 崇安县台湾籍民的生活状况 第二节 崇安县台湾籍民的最终归宿第八章 彷徨中的奋起：崇安县台湾籍民参加抗战的心态解析 第一节 崇安县台湾籍民参加抗战的概况 第二节 崇安县台湾籍民参加抗战行为的心态分析 第三节 抗战胜利与台湾义勇队的归宿第九章 结论与启示参考文献后 记
根据省政府的训令，“除一部分由垦务所接管从事垦荒外，其余准从事独立自由职业，惟工作地点以本县境内为限等因奉此。查际此非常时期，该项台民虽准独立自由，但仍须严密注意，切实防范，以杜意外”①，县政府向有关的区长、主任以及各保甲长做了相关指示，台湾籍民的工作、生活范围在大多数情况下限定于崇安县，防备“轨外行动”，而管理员作为台民的直接监督人，更是肩负重大的监管责任。实际上，除了不能离开崇安县外，台湾籍民并没有其他的行动限制，当然赴郊外或其他区、镇时，需要打笺条给管理员，以便领取外出证明。②如果台民外出打工或者临时离开，而没有事先向管理员报告的话，就会被当成潜逃，一旦被管理员、宪兵或警察追回的话，台民一般要被拘禁。翁秀煌在1939年12月24日，“承赤石茶叶改良场工头吴国准佣雇，前往为工人，开垦茶园”，这属台民自谋工作，原本是崇安县政府允许及鼓励的，但由于翁秀煌“未曾向管理员声情许可，然后前往”，结果被当成潜逃，“致取罪戾，追回拘禁”，其妻陈日请茶叶改良场的吴姓工头出示证明书，希望县政府能够释放翁秀煌。③类似的情况还有陈东崎，他曾在崇安县城区警察所充当伙役，后来“因病收差”，继而“暂代电报局分送电报或干劳工”，但可能更换工作后没有及时向管理员汇报，后被当成潜逃而“羁押狱中”。④对于外逃的台湾籍民，如想申请保释，一般要“觅具连环妥保”，才可获得释放。当然，如果台湾籍民真的失踪或者外逃成功，管理员算是严重失职，要受到相应的处罚。1941年5月，台民王亦嫩、吴乃珪，临时被电厂雇佣装置电话杆，结果“去后据报行踪不明，潜逃无踪”，县政府“查该管理员吴口管理疏忽”，“由本府予以撤职”⑤，显然台民如失踪或外逃，管理员是要被追究责任，甚至被撤职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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