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意的砝码
2012-7
九州出版社
肖亚洲
203
210000
从“标准答案”中突围周瑞金我和肖亚洲同学，原本素不相识，从年龄上看，也相隔了半个多世纪。亚洲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我并不是很了解。偶尔，从媒体对90后的描述中，恍惚觉得他们是功课很重、睡得很少，又特别离不开网络的一群人。这样的话，应试压力和网络交往或者构成了双重的隔离栅，让他们远离现实社会，对时事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也有颇多隔膜。而看到天津的小肖同学送来的他的三本文集，我有几分吃惊了。我知道，这般大的孩子，是出现过一些文字爱好者的，但大多是偏文学类的，写写小说、散文，而肖亚洲的偏好，与众不同，他所写的，都是新闻评论，或者如他自己所言，是有时评风格的杂文。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在课余时间所写的文章，对时事关注维度之广，写作频率之高，思维之活跃，批判精神之强，都颇出乎我的意料。特别有一些他涉足的题材，对一个大城市的高中生而言，相距很是遥远，但他仍然乐于关注，写起来也有模有样，体现出相当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比如像《农作物为何总按官员意志生长》、《“百强县”评选，荣誉如何批发零售》、《他们生产谎言，我们假装相信》、《摩天大楼承载不起华西村的转型期许》……亚洲关注、评论的许多话题，都是时下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热点、焦点、难点，超出了一般中学生的知识范畴。但是亚洲的时评，并不比习见的报章或网络时评逊色，倘若不是特别说明，也看不出是出自一个高中生的手笔。透过这些关怀公共政策、批判公共事务的文字，时时可以感受他的独立思考精神、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和公民的道义担当。比如，关于华西村造摩天楼，亚洲这样评点：“经济学界有一个‘摩天楼指数’的概念，摩天大楼看上去是经济繁荣的象征，但实际情况是，每当有摩天大楼建成之时，都是经济行将衰退之日。其本质是实体经济转型困难、吹大虚拟泡沫的表现。任何地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都会出现制造业转移的现象，使得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制造业应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型升级，但华西村积累的巨额财富，却走向了炒楼、炒金，这其实是产业发展困境的一种表现，实业经济面临升级却失去了方向，于是一头扎进虚拟经济……”我们姑且不去判断整件事情的是非，单就亚洲的评点来看，他应该是读过一些经济学方面的书刊的，对华西村造摩天楼的分析，虽略显简单直接，在逻辑上却也站得住。一个在校高中学生，能够这样持续地关注并质疑现实问题，立论敏捷且言之成理，是难能可贵的。在我看来，亚洲最让我感慨的，还不是他的才情，而是他在认识国情、吃透国情方面的不懈努力，是不依不饶的批判精神，是他对公权力习惯性地保持着的批判性质疑的姿态。而批判精神又一直是知识界所企盼的理想性格，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令人仰视的品格。亚洲的这种姿态，让我很欣慰。看来，在青少年人中间，尽管面对无数需要背诵的“标准答案”，尽管他们被告知只有对教科书亦步亦趋，才能在升学中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尽管学校和老师也时常有意或无奈地提醒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中仍然有人从中国学校教育对思想的制度性、系统性甚至是惯性的束缚中，突围而出，以年轻人天然的、阳光般的敏锐和颖悟，烛照现实中的种种假恶丑。亚洲的努力，让我想起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临终前的尖锐发问，剑指中国教育事业之弊，并非一两句话就能给出“标准答案”。但是，有一点是颇具共识的，杰出人才就是富有创造性的人才，而我们的教育在很多方面，却长年累月地做着束缚孩子们创造性的“工作”。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其实，不独是科技人才，包括社会人文方面，也没有“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朋友的孩子，在背历史答案，而那些对历史事件原因解释显得极其机械而且教条的答案，和对答案的记忆方式让我很是吃惊：这样的学法和考法，怎能让孩子学会辩证地看待视角丰富的历史？怎能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怎能养成敢于追问真相、还原真相的知识分子品格？如果我们今后缺乏这样一批公共知识分子，这方面的缺憾并不小于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匮乏。曾经有一个小学生，在写关于“春天”的作文时，没有表示赞美，而是表达了厌恶，说春天太冷、风大，又是细菌和病毒极易流行的季节……结果，这篇说真话的、和别的学生“唱反调”的作文，被批了零分。这样的教育，如何可能鼓励发明创造？钱学森自诉，他的创新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美国的大学教育：敢于挑战权威，鼓励提出与众不同的创见，更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与竞争气氛。而钱老一生恐怕是唯一的败笔——1958年“大跃进”时期，他在《人民日报》撰文，用科学的语言证明亩产万斤完全可能，且远未封顶，为举国狂潮又添了一把火力极旺的“科学”之柴——正是缺失了独立思考的结果。想来，这位老人在痛定思痛之后，对教育痛下针砭，也是对一生得失的反思结果吧！可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难道我们还要仰仗西方教育来培养中国的顶尖创新人才和领军人物吗？话说得有些远了。谈这些，是因为我对肖亚洲充满期许，希望他能在中国应试教育中，幸存一些创造能力，甚至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创新人才”，他无疑具有这方面的潜质。毕竟是谈亚洲的书稿，我就拉回来再说说亚洲的作品。如果用钱学森的标准来衡量，亚洲的作品固然让人惊喜，但也不无遗憾。我并不在意亚洲这样一些弱点，比如评论的层面还比较单一；比如文字还可以更加精致流畅；比如有时滥用双引号……这是初学者的一些问题，相信会随着亚洲的成长、学养的加深，而慢慢改善、提高。中国并不缺少时评作者，缺的是入木三分的真知灼见。亚洲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接下去的发展还有各种可能性，甚至也不一定非要盯准与传媒有关的专业。希望亚洲能降低一些写作时评的频率，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阅读、行走与思考中。更多阅读，是因为在他这个年纪，还不急着输出，更需要吸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更多行走，见多，才能识广，才能更切实地触摸并体验国情；给自己思考的时间，则是创新的过程……而我还有一点现实的担忧，高考在即，或许亚洲还是应该更多地准备大学的“敲门砖”，争取去一所适合自己的、层次也较高的大学深造。我一开始说过，我和亚洲的年龄相差半个多世纪。从新事物、新语汇、新思想方面来说，亚洲可以是我的老师。所以，我说的这些，很可能是隔靴搔痒，只是给小友亚洲提供一个老人的视角，听之，并不一定任之。祝愿亚洲有一个美好的未来！2012年清明节写于上海
90后一代中的很多青少年处于一种精神匮乏的“悬空状态”，而透过本书收录的几十篇评论公共事务的文字，我们看到了90后身上孕育着的新生因子：心态开放、阳光，关注公共事务，充满责任感。公共意识的成长，无论是对实现社会转型，还是构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都是极为重要的力量。而公共意识恰恰是这个社会的共同缺失，本书无异于将给其他年龄段人群上一堂直观可感的“公民素质课”。
肖亚洲，生于1995年8月，现就读于天津市武清区杨村一中文科实验班。2004年底开始涉足杂文写作，迄今在各类媒体发表杂文、时评、随笔等四十余万字。系多家平面新闻媒体专栏作者、主流门户网站特约评论员并建有个人文集。曾获得一些知名网络媒体颁发的年度优秀评论员、优秀评论文章等奖项，部分作品被编入全国性年度杂文时评选。
“众等公议”与拒绝听证
有一种体制“福泽万代”
躲不开，故不幸福
掰手腕：摩天楼上场，保障房缺席
福利分房第二春
1000万套保障房的分子与分母
财政私房化
对手机黄毒不能无限度迁就
“山水宴”的缺德经济学
绑架公共利益的“旗号政治”
“法律有时入睡，但绝不死亡”
“情绪传染”与“躲猫猫”异曲同工
“不归我管”
甜瓜脸与苦瓜脸
“一塌糊涂”的地沟油管理
他们一直都“清醒”
犯傻与作秀
“豆腐渣地质”是一面铁盾牌
又一种泛神圣化
“工地喜剧”
按显规则说，按潜规则做
“冒死爷”的下岗
四平的作弊丑闻
民意调查的圈套
符号性村庄的转型焦虑
“房价收入比”看起来很灵
不牵“骆驼”牵什么
湛江的豆腐渣海堤
高尔夫“痞子”的梦呓
“世界鸭王”其实是个污染大王
一只生蚝，折射珠三角生态困境
捷报与诘问
谁毒倒谁
又一种“山高皇帝远”
无孔不入的“制度归因”
廉政语言的雅与俗
太原的城管“硕士娘子军”
公权力与明星的距离
仰望制度与仰望长官
面目可憎的政府公司化
我们当丑闻读，他们当成绩讲
“宝马乡”的批判与救赎
贫困县不贫，百强县不强
有一种改革叫“我在动”
当“闹大”成为“优选”途径
温州经济的“毛”与“皮”
“被自愿”，连孩子也不放过
“裸奔政府”下了几只“蛋”
被动摇的常识信任
那些归于沉寂的创新样本
聊胜于无的“直报”
第一篇公共利益“众等公议”与拒绝听证东莞的尴尬，是听证制度形象降低和公信力消退的明证——听证会戏弄民意，民意反过来又鄙薄听证会，这让听证制度站在了十字路口。公众有理由要求当代的听证比百余年前的听证，不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要好过多少倍。对于无人主动报名参加的东莞市水价涨价听证会，东莞有关方面 6月 10日澄清说“零报名”系“误报”，原本邀请 21人，实际有 5人报名。这意思相当于改口说“成熟消费者”和“民主素质高”的市民还是有的，凤毛麟角。报名者究竟有几无从考证，市民看似不给官方面子，那是“给脸不要脸”，官方脸面啥时候都是“重于”百姓脸面的，当然要自己找个台阶下。如同当众摔了一跤遭人哄笑，就要说地有点滑，还好不是太滑，摔得一点也不狠。不论怎样自说自话，此次东莞水价上涨听证会代表的遴选，无论是零报名还是五人报名，反映的都是市民的不配合。总说听证会系舶来品，从西方漂洋过海，移植我域十余载，老是水土不服。其实与百姓利益相关的价格听证会，并非西方专利。新华社 2008年 3月的一则电稿说，福建安溪县城附近雅兴村一干涸的河床旁，发现一方 180年前就交通价格进行公议的“听证会”石刻。刻曰：“舟楫之利，本以通往来，近因子侄纷更多事，兹众等公议，定：澳水安流一文；满牛皮石二文；大水难渡，听其对约甘愿。公定如此，倘有违者，就近闻知，众等自当督责，决不宽恕。许家众等谨白。 ”文物部门考证，石刻为清嘉庆年间所刻，“许家”即现在的雅兴村。当时澳江两岸百姓要过此河，船家与过河百姓因船资起争吵。澳江村里有威望的士绅就召集村民，就船资问题开讨论会，定出大家认可的过河价格，这类似于现今的听证会。价格听证究竟源于中国还是西方，是经济史专家的事。我感叹的是，价格听证远不是东莞市消委会秘书长邓国平说的那么复杂，又是消费者成熟度，又是民主素质什么的。如果说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东莞市民，民主素质尚不如 180多年前的福建雅兴村村民，那是对现代文明的辱没，不值一辩。“听证会”后，雅兴村村民过河费是涨了还是降了，或是维持原先水平，已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众等公议”，无论过河费收取标准变与不变，不是船家说了算，也不是过河百姓说了算，而是利益双方充分商议的结果，时髦点说是博弈。就角色而言，召集听证会的士绅，相当于如今居中裁判的物价局或发改委。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封建时代的士绅，就一定比民主法治社会的物价局或发改委公正公平吗？过去说皇权不下县，乡村谁管？大多靠不支朝廷俸禄，不受朝廷官位和阔绰公堂，守居乡村的士绅。士绅乃一方之英，也称英耆、乡贤，在地方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大的权力。这些人中当然有为恶一方之霸，但也不乏儒家济世之士。千年以来，乡土社会的治理一直主要依赖士绅阶层，强调道德规范、乡村自治，公权力介入较少。自明代开始，士绅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显重要；清代开始，士绅阶层的影响更是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士绅要实现个人价值，势必通过诸多社会活动才能体现，也有个公信力的问题。因此，从出发点上说，我相信召集雅兴村百姓开听证会的士绅，会前未必抱定了“过河费一定要涨多少多少”的念头，得听听大家伙儿怎么说再定。不难想象，如今主管价格的部门拥有公权力，如果公信力受损，损的是政府公信力，在一些官员看来这没啥大不了，该发号施令还发号施令。倘若士绅公信力受损，损的是个人公信力，弄不好在乡村社会身价看跌，往后不大好混的。由此说来，我们有理由相信，雅兴村百姓过河费问题的听证会，大抵不会出现与会者身份造假，也不会有人扔水壶（那时没矿泉水瓶），更不会通知开个会还扭扭捏捏，应者寥寥甚至无人响应。想想那会场的情景，一定会是唇枪舌剑，唾沫乱飞，倘是过河费真该涨，也断不会是众口一词的“该涨该涨”，除非雅兴村百姓脑子集体出了毛病。一个是过河费，一个是水费，都属民生范畴，且都有自然垄断的属性。你可以不这样也可以不那样，但你不能不过河、不能不喝水，增之一分与少之一厘，无不关系到千家万户。正常生态下应该是打破脑袋也要挤进去说叨说叨，而现实情形呢？老百姓一听“听证会”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如果不偏离“众等公议”的应有之义，哪会出现拒绝参与的怪事呢？东莞的尴尬，是听证制度形象降低和公信力消退的明证——听证会戏弄民意，民意反过来又鄙薄听证会，这让听证制度站在了十字路口。公众有理由要求当代的听证比百余年前的听证，不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要好过多少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