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中国人
2012-3
光明日报出版社
梁晓声
305
无
后记 未来30年，我的第三只眼看中国 每当我想到我们中国的将来，必会联想到鲁迅先生那几句著名的诗：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我不和你说什么。 我读鲁迅的书，发现他即使不是喜欢用感叹号的，也肯定是不吝用的。他们的时代，是字里行间感叹号频现的时代。他们又怎么可能不是那样的？在那样的时代！ 然鲁迅先生的《人与时》，几行文字竟平和极了，连些微的激情也看不出的。甚而，分明还很索寞。仿佛原不想说，或懒得说，自觉根本不说最好。却不知怎的，淡淡地又说了。说得显然勉强，透出大的无奈，还有惆怅…… 现在之中国，凡印在纸上了的铅字，应用感叹号的现象，真的是少见了。现在之中国，孔子又特别地风光。孔子的话，大抵总是说得不动声色。于是现在全中国，经常公开说话的人，都娴熟把握着有话好好说的技巧了。 我不但要借用鲁迅先生的诗，还要加上我自己的两句。并且，于这四平八稳得特不真实的时代，加上其实我倒不常用的感叹号： 说现在好的，留在现在！ 活在当下却说从前好的中国人，无疑是有的。但估计不会很多。据我所知，十之八九的中国农民是不会说从前好的。从前他们的日子太苦了！现在，起码他们可以不交土地税了。与从前相比，日子毕竟过得去。 依我想来，说现在好的中国人，当是最多的吧？一个中国人，不计属于哪一阶层，只要他或她1949年以后一直生活在中国，只要稍微客观一点，大概都会承认现在比从前好吧。 但是，多数说现在好的中国人肯定并不愿意永远留在现在。进言之，大概没有多少中国人会觉得现在简直好得不得了。贫富差距仍然存在，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权钱交易花样迭出……根本没有好到使大多数人不去想将来的程度！也有人觉得现在之中国已经好得不得了啦。他们认为，最好是——已经好得不得了的中国，永远停留于现在这么一种状态。永远永远，千秋万代。 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中国人呢？形形色色的中国人。 至于将来——他们是极其害怕将来的。因为，将来既日将来，比之于现在，中国总是要多少再进步一些的。人民对社会财富分配原则公平与否的意识，也总是会比现在更觉悟一些的。那样的将来，他们是忧虑它的临近的。如果他们能够，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将那样的将来焊进保险箱，埋入百米地下的，就像潘多拉所做的那样——狡猾，贪婪，荒淫，伪诈，全释放出来，只将希望盖住在那只魔匣里。他们并不傻，而且几乎可以说个个绝顶聪明，所以他们明白将来是阻挡不了的，所以他们几乎皆留一手，于公众面前扮演着爱中国之现在的强烈的爱国者，背地里却将家眷们——移民到国外去了，非诚实劳动所得的大笔大笔的钱款，自然也都存入了国外账户。而他们兜里，时常揣着一份甚至多份的别国护照…… 假设鲁迅先生仍活在今天，假设他某日振臂一呼：说将来好的，随我前去！结果会是怎样呢？绝大多数的农民，绝大多数的工人，绝大多数的城市贫民、平民，乃至绝大多数的中小知识分子，没被腐败所同化所收买的高级知识分子……肯定万众响应。他们才是真的爱国者。 他们爱中国之将来，乃源自于人爱好社会好生活的本能。爱国而爱得本能，那才是真的爱国！一个事实是那么的显然——他们中的大多数的好生活，根本不可能在国外，只可能在中国。既然在中国之现在还无法兑现，那么也只有希望于将来。 那些动辄利益最大化，却从不言利益公平化、人性化的中国人，是巴不得中国没有将来只有现在的。这样的中国人的爱国表现，其实是演戏。演戏是为了利益最大最大化——个人的，或利益集团的。 那些表现爱国表现得极生动，可是显然只爱中国之现在，一听有人提倡改变一下现在就大光其火的中国人，是中国的刑外罪人。不改变现在，将来又从何有之？阻挡一国之将来，还不是一国之罪人吗？ 哪些人希望中国是一个永远“现在化”的中国，哪些人希望中国之将来是非“现在化”的中国，这足以判断什么人真爱国，什么人却只不过爱自己以及自己那个集团在中国的现在时利益。 “现在化”是不可持续的。只有“现代化”才能使我们的中国真的成为我们“可爱的中国”。中国还不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所以中国必得不断挣脱“现在化”的羁绊，不断地朝将来迈进。中国之“现代化”在将来，这是不言而喻的。 “庞大的经济体”——别国在谈到中国时惯用的一种说法。某些中国人一听到说我们大，往往便以为是在夸我们。细思之，那一种说法之中隐含着不言自明的不敬。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的公民，听到别国人仅仅将自己的国家说成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会沾沾自喜。一个国家可敬与否，除了经济，肯定还须看别的要素。正如一个人可敬与否，别人并不仅仅看他有多少钱财。 即使美女在一扇可以回到从前的门内笑嘻嘻地向我招手，我也绝不回到从前。即使我周围之入全都在天花乱坠地说现在多么多么的好，人生苦短，何必想什么将来，我也还是要一再地想。即使我肯定活不到比“现在”现代起来的将来，我也坚信它的不可阻挡。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国富民强”这一非常“中国特色”的理念，将会被“民富国强”这一更基准的国家理念所取代。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意识到——要让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那么除了经济，还有许多的实事要做。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各级政府替人民管理社会的权力，将越来越多与人民监督它们的权力渐趋平衡。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民主在中国的作用空间将会越来越大。但，不会再是由什么民主运动而实现的。中国人其实对运动早已经腻歪了，这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的一个真相。民主，实乃中国入所要也，但是中国人更希望它是水到渠成之事。它真能这样实现吗？我坚信，将来的政治智者，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来完成最大程度的民主目标。当然，这需要现在有人为民主发声，虽受打压而无怨无悔。现在没有这样一些人，30年后之中国必定仍是现在这般拜权媚富的中国，也便注定没有什么政治智者出现。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不论台湾哪一党派执政，海峡两岸必将实现统一。与最大程度民主化了的大陆终于统一，绝不会成为台湾同胞多么不快的事。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疆独”、“藏独”之活动将越来越式微，而不会相反。因为，一个国家之现代的民主的程度越大，一切搞独立的人士的借口也就越来越小。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世界上某些民族国家之间的仇憎、怨毒将逐步化解，对于我们地球家园共同的忧患意识，将上升为人类共同的“课题”。 我坚信，未来的30年，是人类深刻反省的30年，也是中国以现代理念对现在实行“修正主义”的30年……
中国人的郁闷由来已久。
1949年之前，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郁闷自不必说；1949年后，人们迎来了新的时代。然而，好景不长，“文革”那个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10年让人们着实郁闷；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没少折腾，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折磨着中国人坚强的神经。
现如今人们不愁吃喝了，但不知何时起，苏丹红、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馒头、硫磺姜出现了；学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要权钱交易；入学托关系，住院托关系；豆腐渣工程频繁出现了，矿难接二连三，瞒报也接二连三；物价飞涨了，买房买不起，租房也只能蜗居了……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又开始郁闷了。
梁晓声用坦率的笔调、睿智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以及中国的社会现状和阶层分析，并从根本上分析了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并将此归结于“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缘由。
梁晓声，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祖籍山东荣城，1949年生于哈尔滨，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代表作品有《今夜有暴风雪》《一位红卫兵的自白》《年轮》《浮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至今仍坚持纸笔写作，创作了小说、散文、杂文等1600余万字。
第一章：中国人的郁闷表情
第二章：非正常关系
第三章：庸常之恶
第四章：里巷村野的“微型中国”
第五章：寻找世纪良方
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当年政治家们有句话是——“一放就乱，一治就死”，说明有些政治人士还不是主观上完全不愿“放”，也不是完全看不明白“放”是大趋势，是改革潮流。但，他们难以估计到后果，也不知该如何“放”，该“放”到什么程度，才既“放”了而又不至于“乱”了。故换位思考，当年的他们肯定也很郁闷。接着是工业实行体制改革、优化组合，“甩包袱”、“结束大锅饭”、“砸掉铁饭碗”、工人“下岗”——于是千千万万“领导阶级”体味了空前郁闷。再接着是“股份制”，绝大部分中国工人没钱入股，于是被“制”于股份利益之外了。现在看来，当初的股份制，化公为私的过程中权钱交易现象肯定不少，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流失到个人名下也是不争事实。中国工人不但郁闷，进而愤懑了。那是中国当年剧烈的阵疼。刚刚“分田到户”，最大程度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们喜悦过后也再次郁闷。种子贵、化肥贵，不用种子、化肥就保证不了收成，用又用不起。而且粮价低，一年辛苦下来，得到的钱甚少。倘若遇到灾年，往往白辛苦一场。收了粮向农民打白条的现象屡禁难止。全中国都在同情地呼吁——农民们压力太大了，救救农民！那时的中国农民是厚道极了，也老成惯了。没人当面问，心中的郁闷是从不往外吐的。自然，被当面问的时候极少。偶被问，每有假农民替他们回答——不苦不苦，很幸福。城市人面临房改了。不少城市人郁闷了，因为凑不足钱买下本已分到自己名下的房产。现在看来，即使当年借钱买下的，也是买对了，买值了。因为毕竟从此有了大幅增值的一宗私产。但是，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们郁闷了。按从前惯例，单位是要解决住房的，不过时间早晚而已，房屋大小、新旧而已。人们习惯了分房子，从没料到还得买房子。而且刚参加工作的他们也买不起商品房，尽管今天看来当年房价还极低，比现在房价的十分之一还低。教改了——择校要交赞助费了，学校不包分配了，找工作也颇为不易，学子们大为郁闷。医改了——虽然单位不是根本不负担医药费了，却并不全面负责了。医改实行在前，医保条例出台滞后，这又使中国人郁闷了。一户人家，一旦有了重病之人、久病之人，医药费问题每使倾家荡产、家徒四壁……入学托关系，住院托关系，找工作托关系，转单位托关系。托关系成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之道。有关系解危救难，没关系寸步难行。关系不仅是交情、还是人情。并且人情性价比越来越高。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不得已地或热衷于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经营各种复杂而微妙的甚至蝇营狗苟的关系。更精明的一些人，根据局面，不断调整关系。民间的关系经营催生了一笔又一笔人情债，官场的关系经营酿成了一茬又一茬裙带及背景庇护之下的腐败。矿难接二连三，瞒报也接二连三，被“给予”或索取高额“封口费”成为某些记者的灰色收入。大型项目争先上马、竣工、剪彩，喜气的表情还未退去，豆腐渣工程让更多人郁闷。比起饿肚子的年代，人们不愁吃喝了。但不知从何时起，苏丹红、牛肉膏、瘦肉精、染色馒头、硫黄姜出现了，甚至“爆炸西瓜”、“绝育黄瓜”等闻所未闻的食物也被“发明”出来。解决了温饱的中国人，简直没法逃避郁闷了。人们郁闷于这个时代，可又不得不郁闷地适应本时代的五花八门的规则。被两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 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心灵之扁平状态呈现于脸，而满脸写的只不过一种表情——失我之郁闷。愤怒正是推动“顶层设计”的机遇“自媒体”乃指网络，也被形容为“大众话筒”。这不是我的说法，而是研究网络文化现象的专家学者们的说法。我认为他们的比喻和形容生动极了，恰当极了，堪称绝妙之比喻和形容，具有修词范性。自从有了网络，中国人才不再集体是哑巴。比喻网络是“大众话筒”也罢，形容中国网民之网上发声是“自媒体”也罢，一个事实不可否认——网络改变了中国人的国民性，于是中国之世道逐渐改变。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变，诸事皆会随之发生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即“道”。人之不存，何所谓“道”？人变，即“道”变。人既变，“道”不可能不变。“道”既变，世亦难不变。想想吧，十三亿七千多万人中的一半左右，仿佛人手一只话筒，这是何等宏大壮观的场景？“自媒体”比之于径由媒体被代言，真声音往往是不打折扣的，打也打不了多少。我认为中国网民自己就是潘多拉，也同时是普罗米修斯。他们要找的是自己——自己的理性。并且，已然找到了一部分。潘多拉是善于化身的，她不能被一次找到。但是每找到她的一次化身，就接近了她的真身一次。依我的眼看来，那变形为网络的盒子的下层已然松动，希望的能量已越来越多地释放着了，它正在稀释着冲淡着乌烟瘴气。未来之中国，仍将是乌烟瘴气与希望能量并存的中国。但毕竟，希望是开始出现了。如果仅从网上看中国，我们这个国家简直是没法让人待，更没法让人爱的国家。但如果睁大眼睛来睽诸现实，又不能不承认——现实确实在渐变着，希望像蒲公英的种子，一些一些地从网上飘飞到现实中，并且在现实中可喜地发芽。有多少腐败是在网上被揭露的呵！有多少危害人民利益的事是在网上被曝光的呵！有多少非正义的事是靠了网上的正义之声才恢复了正义呵！有多少假冒伪劣之行径是被网络戳穿的呵！有多少人民的权益，是经由在网上千呼万唤，终于成为现实呵！有多少需要同情和帮助的人在网络上获得了真诚的同情和实际的帮助呵！有多少人性恶现象在网上受到严厉又强烈的抨击呵！有多少人无畏、无私、坚忍、善良的品行是在网上得到肯定和弘扬的呵！……这一切“蒲公英的种子”飘飞到现实中，怎么能不对中国的现实产生正面影响呢？确乎，网上每凝聚了厚重的郁闷、愤懑、愤怒甚至怒火；但也正因为如此，现实中国的紧张感也总是处于虽存在着却并未迅速膨胀到极限的状态。以我的眼看来，为数不少的同胞，其实表现为双重中国人的身份。他们在现实中郁闷了，愤懑了，愤怒了，怒火中烧了，于是到网上去乱骂一通，宣泄一通；下了网，置身于现实，复适应于现实的种种规则或潜规则。美国电影《出租车司机》中的主人公，便是这样一个双重人格的人。他那个年代还没有网络，若有，他对现实的不满也许就不必靠枪去表达了。网络不是万能的。高压锅的排气阀也不是万能的。中国人的郁闷、愤懑、愤怒乃至怒火，有处发泄当然比无处发泄好。发泄到网上当然比发泄于现实好。而这正是中国产生更新思维的“顶层设计”，制定更加顺应民心、民意、民生之举措的机会。我认为，对于中国，“抓住机遇”，目前也指这个。当今中国青年阶层分析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中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几乎必然是该国中产阶层不可或缺的成分。少则占1 3，多则占一半。中国国情特殊，20 世纪80 年代以前，除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一般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虽比城市平民阶层的生活水平高些，但其实高不到哪儿去。20 世纪80 年代后，这些人家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不可谓不大，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直接受惠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不论从居住条件还是收入情况看，知识分子家庭的生活水平已普遍高于工薪阶层。另一批，正有希望跻身于中产阶层。最差的一批，生活水平也早已超过所谓小康。然而2009 年以来的房价大飙升，使中产阶层生活状态顿受威胁，他们的心理也受到重创，带有明显的挫败感。仅以我语言大学的同事为例，有人为了资助儿子结婚买房，耗尽二三十年的积蓄不说，儿子也还需贷款一百余万，沦为“房奴”，所买却只不过八九十平方米面积的住房而已。还有人，夫妻双方都是五十来岁的大学教授，从教都已二十几年，手攥着百余万存款，儿子也到了结婚年龄，眼睁睁看着房价升势迅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徒唤奈何。他们的儿女，皆是当下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有大学学历甚至是硕士、博士学历。这些青年成家立业后，原本最有可能奋斗成为中产阶层人士，但现在看来，可能性大大降低了，愿景极为遥远了。他们顺利地谋到“白领”职业是不成问题的，然“白领”终究不等于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也终究得有那么点儿“产”可言，起码人生到头来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可即使婚后夫妻二人各自月薪万元，要买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由父母代付部分购房款，也还得自己贷款一百几十万。按每年可偿还10 万，亦需十几年方能还清。又，他们从参加工作到实现月薪万元，即使工资隔年一升估计至少也需10 年。那么，前后加起来可就是二十几年了，他们也奔50 了。人生到了50 岁时，才终于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两居室，尽管总算有份“物业”了，恐怕也还只是“小康人家”，而非“中产”。何况，他们自己也总是要做父母的。一旦有了儿女，那一份支出就大为可观了，那一份操心也不可等闲视之。于是，拥有产权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子的目标，便离他们比遥远更遥远了。倘若双方父母中有一位甚至有两位同时或先后患了难以治疗的疾病，他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好在，据我了解，这样一些青年，因为终究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可以“知识出身”这一良好形象为心理的盾，抵挡住贫富差距巨大的社会现实的猛烈击打。所以，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一般还是比较乐观的。他们普遍的人生主张是活在当下，抓住当下，享受当下；更在乎的是于当下是否活出了好滋味，好感觉。这一种拒瞻将来，拒想将来，多少有点儿及时行乐主义的人生态度，虽然每令父母辈摇头叹息，对他们自己却未尝不是一种明智。并且，他们大抵是当下青年中的晚婚主义者。内心潜持独身主义者，在他们中也为数不少。1 3 左右按正常年龄结婚的，打算做“丁克”一族者亦大有人在。在中国当下青年中，他们是格外重视精神享受的。他们也青睐时尚，但追求比较精致的东西，每自标品位高雅。他们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并且对文化标准的要求往往显得苛刻，有时近于尖刻。他们中一些人极有可能一生清贫，但大抵不至于潦倒，更不至于沦为“草根”或弱势。成为物质生活方面的富人对于他们既已不易，他们便似乎都想做中国之精神贵族了。事实上，他们身上既有雅皮士的特征，也确乎同时具有精神贵族的特征。一个国家是不可以没有一些精神贵族的。绝然没有，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不值一提了。即使在非洲部落民族，也有以享受他们的文化精品为快事的“精神贵族”。他们中有不少人将成为中国未来高品质文化的守望者。不是说这类守望者只能出在他们中间，而是说由他们之间产生更必然些，也会更多些。
未来30年，我的第三只眼看中国 每当我想到我们中国的将来，必会联想到鲁迅先生那几句著名的诗：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我不和你说什么。 我读鲁迅的书，发现他即使不是喜欢用感叹号的，也肯定是不吝用的。他们的时代，是字里行间感叹号频现的时代。他们又怎么可能不是那样的？在那样的时代！ 然鲁迅先生的《人与时》，几行文字竟平和极了，连些微的激情也看不出的。甚而，分明还很索寞。仿佛原不想说，或懒得说，自觉根本不说最好。却不知怎的，淡淡地又说了。说得显然勉强，透出大的无奈，还有惆怅…… 现在之中国，凡印在纸上了的铅字，应用感叹号的现象，真的是少见了。现在之中国，孔子又特别地风光。孔子的话，大抵总是说得不动声色。于是现在全中国，经常公开说话的人，都娴熟把握着有话好好说的技巧了。 我不但要借用鲁迅先生的诗，还要加上我自己的两句。并且，于这四平八稳得特不真实的时代，加上其实我倒不常用的感叹号： 说现在好的，留在现在！ 活在当下却说从前好的中国人，无疑是有的。但估计不会很多。据我所知，十之八九的中国农民是不会说从前好的。从前他们的日子太苦了！现在，起码他们可以不交土地税了。与从前相比，日子毕竟过得去。 依我想来，说现在好的中国人，当是最多的吧？一个中国人，不计属于哪一阶层，只要他或她1949年以后一直生活在中国，只要稍微客观一点，大概都会承认现在比从前好吧。 但是，多数说现在好的中国人肯定并不愿意永远留在现在。进言之，大概没有多少中国人会觉得现在简直好得不得了。贫富差距仍然存在，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权钱交易花样迭出……根本没有好到使大多数人不去想将来的程度！也有人觉得现在之中国已经好得不得了啦。他们认为，最好是——已经好得不得了的中国，永远停留于现在这么一种状态。永远永远，千秋万代。 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中国人呢？形形色色的中国人。 至于将来——他们是极其害怕将来的。因为，将来既日将来，比之于现在，中国总是要多少再进步一些的。人民对社会财富分配原则公平与否的意识，也总是会比现在更觉悟一些的。那样的将来，他们是忧虑它的临近的。如果他们能够，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将那样的将来焊进保险箱，埋入百米地下的，就像潘多拉所做的那样——狡猾，贪婪，荒淫，伪诈，全释放出来，只将希望盖住在那只魔匣里。他们并不傻，而且几乎可以说个个绝顶聪明，所以他们明白将来是阻挡不了的，所以他们几乎皆留一手，于公众面前扮演着爱中国之现在的强烈的爱国者，背地里却将家眷们——移民到国外去了，非诚实劳动所得的大笔大笔的钱款，自然也都存入了国外账户。而他们兜里，时常揣着一份甚至多份的别国护照…… 假设鲁迅先生仍活在今天，假设他某日振臂一呼：说将来好的，随我前去！结果会是怎样呢？绝大多数的农民，绝大多数的工人，绝大多数的城市贫民、平民，乃至绝大多数的中小知识分子，没被腐败所同化所收买的高级知识分子……肯定万众响应。他们才是真的爱国者。 他们爱中国之将来，乃源自于人爱好社会好生活的本能。爱国而爱得本能，那才是真的爱国！一个事实是那么的显然——他们中的大多数的好生活，根本不可能在国外，只可能在中国。既然在中国之现在还无法兑现，那么也只有希望于将来。 那些动辄利益最大化，却从不言利益公平化、人性化的中国人，是巴不得中国没有将来只有现在的。这样的中国人的爱国表现，其实是演戏。演戏是为了利益最大最大化——个人的，或利益集团的。 那些表现爱国表现得极生动，可是显然只爱中国之现在，一听有人提倡改变一下现在就大光其火的中国人，是中国的刑外罪人。不改变现在，将来又从何有之？阻挡一国之将来，还不是一国之罪人吗？ 哪些人希望中国是一个永远“现在化”的中国，哪些人希望中国之将来是非“现在化”的中国，这足以判断什么人真爱国，什么人却只不过爱自己以及自己那个集团在中国的现在时利益。 “现在化”是不可持续的。只有“现代化”才能使我们的中国真的成为我们“可爱的中国”。中国还不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所以中国必得不断挣脱“现在化”的羁绊，不断地朝将来迈进。中国之“现代化”在将来，这是不言而喻的。 “庞大的经济体”——别国在谈到中国时惯用的一种说法。某些中国人一听到说我们大，往往便以为是在夸我们。细思之，那一种说法之中隐含着不言自明的不敬。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的公民，听到别国人仅仅将自己的国家说成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会沾沾自喜。一个国家可敬与否，除了经济，肯定还须看别的要素。正如一个人可敬与否，别人并不仅仅看他有多少钱财。 即使美女在一扇可以回到从前的门内笑嘻嘻地向我招手，我也绝不回到从前。即使我周围之入全都在天花乱坠地说现在多么多么的好，人生苦短，何必想什么将来，我也还是要一再地想。即使我肯定活不到比“现在”现代起来的将来，我也坚信它的不可阻挡。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国富民强”这一非常“中国特色”的理念，将会被“民富国强”这一更基准的国家理念所取代。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意识到——要让事实证明中国不仅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那么除了经济，还有许多的实事要做。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各级政府替人民管理社会的权力，将越来越多与人民监督它们的权力渐趋平衡。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民主在中国的作用空间将会越来越大。但，不会再是由什么民主运动而实现的。中国人其实对运动早已经腻歪了，这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的一个真相。民主，实乃中国入所要也，但是中国人更希望它是水到渠成之事。它真能这样实现吗？我坚信，将来的政治智者，能够以最小的代价来完成最大程度的民主目标。当然，这需要现在有人为民主发声，虽受打压而无怨无悔。现在没有这样一些人，30年后之中国必定仍是现在这般拜权媚富的中国，也便注定没有什么政治智者出现。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不论台湾哪一党派执政，海峡两岸必将实现统一。与最大程度民主化了的大陆终于统一，绝不会成为台湾同胞多么不快的事。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疆独”、“藏独”之活动将越来越式微，而不会相反。因为，一个国家之现代的民主的程度越大，一切搞独立的人士的借口也就越来越小。 我坚信，在未来的30年，世界上某些民族国家之间的仇憎、怨毒将逐步化解，对于我们地球家园共同的忧患意识，将上升为人类共同的“课题”。 我坚信，未来的30年，是人类深刻反省的30年，也是中国以现代理念对现在实行“修正主义”的30年……
多种力量拉扯长大的中国人，像极了一张单薄的纸。人们郁闷于这个时代，可又不得不郁闷地适应本时代各种五花八门的规则。——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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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喜欢，值得细细阅读。
郁闷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