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
2012-3
法律出版社
刘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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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前后，我曾与德赛勒先生就民主、法治、宪政及改革等话题进行了一系列漫谈，经整理后形成了《司法改革科学观--与德赛勒先生的法政漫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好友趁留学回国之际见过此书，认为还不是“故纸堆”，又捎带了几本出国。未曾想，此书还引起了德赛睿女士的兴趣，尤其是采取此种漫谈的方式来涉猎这些重要而严肃的话题。于是，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前后，又与德赛睿女士通过面谈、电子邮件、笔谈等方式，继续围绕这些话题进行了理性交谈。累积下来，成果不少，《司法改革：小问题·大方向》就是证明。 改革是吾国当下的伟大实践，又是永恒的主题。正因为其未来的走向切实关乎每人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幸福，因而其为高官百姓所关注、所思忖、所忧虑，实乃理所当然。基于工作经历的“路径依赖”，我继续秉持那种不人云亦云而独立沉思的习惯，结合司法改革工作本身就一些关联性的“热问题”进行“冷思考”。其间，确实也有夜不能寐的时刻、三思不明的煎熬、“难得糊涂”的心态。幸好陪伴稚子彦博诵读经典《道德经》、《论语》、《千字文》、《三字经》，使我产生了从国学经典中寻找答案、摆脱困惑的愿望。
刘树德（又名邵新、善若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法官），湖南省新邵县大新乡刘家排村人。1990～2000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0年至今，先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研究室、司改办从事审判、调研和司法改革工作（2004～2006年借调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曾通过律师资格考试（1994年）、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1996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2003年）。出版专著《政治刑法学》、《实践刑法学》等20余部（2部获部级奖）；发表论文《刑事司法语境的“同案同判”》（《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罪刑法定原则中空白罪状的追问》（《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等40多篇。
宪政?法治?民主漫谈(代序)
第一章 “裁判摘要”的实证分析——关于案例指导制度改革的思考(一)
一、“裁判摘要”“前世”的十维面相
二、“裁判摘要”“今世”的十条规诫
三、“裁判摘要”“来世”的十点建言
第二章 “同案同判”的定位与保障——关于案例指导制度改革的思考(二)
一、“同案同判”的多维语境
二、“同案同判”的保障机制
三、一个延伸的话题：法律适用错误
第三章 “应当参照”的诠释及展开——关于案例指导制度改革的思考(三)
一、参照什么
二、谁参照
三、凭什么参照
四、如何参照
五、结语：生命力有待立法支撑
第四章 法院决策模式：民主集中制——关于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思考
一、“民主集中制”的不同含义
二、审判委员会的“民主集中制”
第五章 审判管理：‘‘两权’’模式还是“一体化”模式——关于审判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
一、权力是什么：基于宪法文本的思考
二、权力为何分立：法政的思考
三、“分权”还是“一体化”：实践的比较思考
第六章 司法权的嬗变：‘‘国家化”还是“社会化”——关于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改革的思考
一、司法权的“社会化”：回归“经典”
二、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司法权“社会化”的新表现
三、申论：“民间纠纷”界定引发的思考
第七章 专门法院的理据与设置——关于法院组织制度改革的思考
一、专门法院：“专门”的归依
二、专门法院：“法院”的所指
三、专门法院的未来设置
第八章 立足国情的司法改革略论——关于司法改革原则的思考(一)
第九章司 法改革的合法性分析——关于司法改革原则的思考(二)
第十章司 法改革与立法的“互动”论——关于司法改革原则的思考(三)
第十一章 司法改革的意识浅论——关于司法改革原则的思考(四)
第十二章 关于司法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比较——以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实践为中心
第十三章 关于域外司法体制改革的若干比较——理念、重点及方法
后记
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在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客观因素，即服从的习惯或者习俗以及强制性的法律的存在；二是主观因素，即被统治者形成了对统治者的服从义务。具体来说，“传统权威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长期形成的传统风俗和习惯的基础上；“个人魅力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某个人的非凡个性和超凡感召力（个人魅力）的基础上；“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一系列清晰而明确的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 在韦伯上述理论的基础上，现代政治学从多种角度继续探讨合法性问题。（1）帕森斯的“政治角色说”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公民服从官员，是因为官员的政治角色，而不是因为官员的个人品性；政治角色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政府官员的权力地位之所以具有合法性，是因为政府官员角色使公民角色所要求的权利得到了实现的可能。正是这种权利和义务关系，构成了官员角色和公民角色之间权力服从关系的基础。（2）本特利的“公共利益说”认为，公共利益是各方利益冲突和妥协的结果，如果政府行为表达了这种妥协结果，它就是合法的，反之即不合法。（3）亨廷顿的“政府中立说”认为，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来自政府制度的中立性，政府制度越是代表自身利益（中立），它就越不代表某一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它的行为就越合法。（4）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说”认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或者权威性来自于同质的政治文化，即共同的价值和理念。如果一个政权能够坚持或者造就国民一种共同的信念，那么该政权就是合法的或者有权威的。（5）利普塞特、阿尔蒙德、林茨的“政府绩效说”认为，政府绩效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并非单项经济指标可以衡量；政治民主化的合法性需要政府绩效来保障；政府绩效可以为威权政治体制提供合法性；但是它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政府绩效是可变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是短暂的。 ……
司法改革要在宪法框架之下以法治而非人治、反法治或者假法治的方式进行。 --“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分析” 从立法与改革双向互动的关系来说，司法改革会促动已不适应实际需要和形势发展的法律文本的立、改、废；同时，立法也会反过来引发司法改革的启动、调整或者深入。 --“司法改革与立法的'互动论'” 司法改革应强调“十种意识”：规律意识、系统意识、合法意识、原点意识、当下意识、目标意识、统分意识、借鉴意识、国际意识、合力意识。 --“司法改革的'意识'浅论” 无论是“全盘照搬”还是“简单拒斥”的立场，均是强调“地域性”的片面立场（西方立场或者自我立场），而只有立足于“普适性”的立场并结合“地域性”进行一番创造性转化工作，方能设计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改革方略。 --“关于域外司法体制改革折若干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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