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鼓
2008-4
上海译文出版社
[德]君特·格拉斯
595
胡其鼎
无
君特?格拉斯是当今德国资历最深、作品最丰、名声最大的作家，尤其自他于一九九九年十月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在我国的文学界以及文学之友的圈子里，格拉斯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姓氏了。 君特?格拉斯，一九二七年出生在但泽的德意志人聚居区，父母亲一方是德意志人，一方是波兰人。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但泽的纳粹势力也甚嚣尘上。一九四四年，十七岁的格拉斯被征入伍当空军辅助人员，同年受伤，后被美军俘获。但泽这座海港城市原属波兰，俄、奥、普第三次瓜分波兰时，但泽划归普鲁士。一次大战结束后，但泽成为委托国际联盟代管的自由市。一九三九年，纳粹德国提出但泽走廊问题与波兰谈判，并以谈判无果为借口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二战结束，但泽归还波兰，更名格但斯克，那里的德意志人都被驱赶回德国。一九四六年，当格拉斯从美军的战俘营获释时，他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了。格拉斯先在希尔德斯海姆的钾盐矿当矿工，接着到哥丁根打算通过中学毕业考试，但一上历史课他就反感，终于放弃。一九四七年他到杜塞尔多夫学习石匠手艺。一九四八至四九年，在当地艺术学院学习，兼当模特儿并在一个爵士乐队演奏。一九五三年他迁到西柏林，继续学习雕塑与版画。一九五五年，他的《幽睡的百合》获斯图加特电台诗歌比赛头奖。次年，他的第一部诗集《风信旗的优点》出版，他举家迁居巴黎。这是一段艰辛的岁月： “我的房间无风 虔诚，一支香烟 如此神秘，谁还敢 提高房租 或者打听我的老婆。”(《信经》) 他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幢后排楼房里。卢赫特汉德出版社给他每月三百马克的津贴，让他维持最起码的生活并写作广播剧。长篇小说《铁皮鼓》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四七”社在阿尔高伊的阿德勒饭店聚会。“四七”社是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既无纲领，也不发会员证，在作家汉斯·韦尔纳·里希特的主持下，每年聚会一次，作家们在会上朗读各自的新作，当场听取评论，该社就以这种方式来推动文学创作与评论的发展。从一九五。年至此，“四七”社共评过五次奖，获奖者是艾希、伯尔、艾兴格尔、巴赫曼和瓦尔泽。这一次聚会时，来了一位年轻人。他来了，朗读了，胜利了。君特·格拉斯，他从巴黎到此地，来时囊中羞涩。他朗读了长篇小说《铁皮鼓》的第一章“肥大的裙子”，与会者一致认为，这部作品生动、感人、清新，并同意授予他“四七”社奖(三千马克)。次年秋季，格拉斯同他的《铁皮鼓》一起在法兰克福的国际书展上露面。这部小说的七种外文译本的版权被买出。兢在这一年，联邦德国的图书市场上还出现了一批长篇小说：约翰逊的《雅各布的揣测》、伯尔的《九点半打台球》、伦茨的《面包与运动》、哈格尔施坦格的《众神的玩物》、瓦尔特的《哑巴》、茨韦伦茨的《死去的男人们的爱》等。在此之前，文坛的中心议题是长篇小说的危机，而此时，连外国通讯社也报道说，联邦德国的“文学也进入了繁荣时期”。 一九五九年底，不来梅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决定授予格拉斯奖金，但不来梅市政府不予承认，表面的理由是《铁皮鼓》亵渎上帝、有伤风化，真正的原因是认为这个小胡子作家是个“有头脑的无政府主义者”，亦即对当时的阿登纳政府持有不同政见。这自然也未能阻止这部小说赢得更多的读者并被译成更多的语言。一九六。年德意志评论家协会授予格拉斯文学奖，一九六二年他又获得法国的文学奖。《铁皮鼓》初版后的四年间，给格拉斯带来了四十万马克的收益，使这位“经济奇迹”时期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成了“经济奇迹”的受益者。 一九六。年，格拉斯定居西柏林。他的一些剧本，如《恶厨师》(1961)等先后上演，第二部诗集《三角铁轨》(1960)出版，接着，他的中篇小说《猫与鼠》(1961)和长篇小说《狗年月》(1963)相继问世，尤其是后者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卢赫特汉德出版社把这两部作品同《铁皮鼓》一起改版重印时，经作者同意后加上了“但泽三部曲”的副标题。因此，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三部曲”。这三部小说各自独立，故事与人物均无连续性，惟一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部分情节发生的地点都在但泽。格拉斯说，它们有四个共同点：一是从纳粹时期德国人的过错问题着眼写的；二是地点(但泽)和时间(1920至1955年)一致；三是真实与虚构交替；四是作者私人的原因：“试图为自己保留一块最终失去的乡土，一块由于政治、历史原因而失去的乡土”(1970年11月28日在西柏林同亨里·普拉尔德的谈话)。 一九八。年，被搬上银幕的《铁皮鼓》在美国好莱坞电影节上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小说的英译本也同时在美国走红。从八十年代起，《铁皮鼓》又在东欧和俄国经历了一次复兴。一九九0年三月，《铁皮鼓》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出版。 长篇小说《铁皮鼓》共三篇四十六章，时间跨度较大。第一篇的时间从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三八年，地点是但泽，主要历史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后但泽纳粹势力抬头，纳粹党徒对犹太人采取暴力行动的“水晶夜”。第二篇的时间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地点是但泽、柏林、巴黎、诺曼底、但泽，主要历史背景是德国入侵波兰，但泽纳粹党徒围攻波兰邮局，纳粹党实施安乐死计划(消灭精神病患者、痴呆患者等病人)，屠杀犹太人，一九四四年德国军官暗杀希特勒的七·二0事件，二战结束后被割让领土上的德意志人被驱赶回德国。第三篇的时间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五年，地点是杜塞尔多夫，主要历史背景是战后西德的物质匮乏时期，黑市交易猖獗，西德实行货币改革，通过基本法、联邦德国成立和经济复苏。 格拉斯凭着他的丰富的想象力塑造了小说的主人公奥斯卡·马策拉特这个侏儒形象。德语中“见到天光”是“诞生”之意。奥斯卡是在两个六十瓦灯泡的照明下出世的，两只飞蛾飞向电灯，投下阴影。奥斯卡感到人世昏暗便要回到娘肚子里去，可是脐带已被剪断。他一生下来就听得懂大人说话。便下决心在三岁生日那天在母亲送他一面铁皮鼓后实施“自残”(这是战争中厌战士兵的做法)，从地窖阶梯上摔下去成了痴呆儿，说话咿咿哑哑，从此不长个儿，但他的智商高出成年人数倍，而且还获得了一种“唱碎玻璃”的特异功能，他可以用尖叫、嘘气打碎玻璃，而且还有“远程效果”。这使他跟成年人的世界保持距离，也使他可以躲在牌桌下、衣橱里、演讲台下，或者爬到塔楼上、舞台上、地堡上去冷眼旁观世界。奥斯卡就这样既回避又面对一个黑暗时期——十二年的纳粹统治，从小市民狭小的天地走进社会，目睹了种种怪现状，最后成了名利双收的铁皮鼓演奏大师。 小说采用的是框架结构。开篇是奥斯卡在疗养与护理院(精神病院)以白漆栏杆病床为隐居地，让人买来“清白”的纸，敲响铁皮鼓回忆往事，写下他的自供状。原来奥斯卡成名之后又产生厌世情绪，便心生一计，让他的朋友告发他，警方把他当作杀人嫌疑犯关进精神病院监视。末篇是谋杀案真相大白，奥斯卡将被无罪开释，迎来他的是三十岁生日。整个故事情节就在这个框架结构内展开。 《铁皮鼓》是一部第一人称小说或自述体小说，即由主人公奥斯卡自述人生经历。小说的主要素材则是作者格拉斯本人的经历与见闻。格拉斯有着犀利的目光和非凡的记忆力，他能把自幼起见到过的事物牢记在心并描绘出来。他善于捕捉有特色的事物或场景，如在冬季集市上出租烧热的砖头当脚炉，用绳子拴住死马的马头扔在海里捕鳗鱼，这在当时当地是司空见惯的，一旦写出来却会让人感到新奇而有吸引力。格拉斯把形形色色真实的人物、真实的事件、真实的场景编织进一张虚构的网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让人似信非信，不信又不得不信。文学即语言艺术，德国人把文学作品叫做“Dichtung”，意即“语言艺术作品”。格拉斯的语言艺术就是画家般的写真技巧和富有想象力的虚构本领。 胡其鼎
《但泽三部曲》是格拉斯的惊世之作，本书是其中的第一部。1999年10月瑞士文学院在授予格拉斯诺贝尔文学奖时，称“《铁皮鼓》是二战之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三岁的奥斯卡无意中发现母亲和表舅布朗斯基偷情，又目睹纳粹势力的猖獗，便决定不再长个儿，宁愿成为侏儒。从此在他的视角里，社会和周围的人都是怪异和疯狂的。他整天敲打一只铁皮鼓，以发泄对畸形的社会和人世间的愤慨。父亲或老师惹了他，他会大声尖叫，震得窗玻璃和老师的镜片稀里哗啦地变成碎片；他还以此来“扰乱”社会秩序，给纳粹分子集会造成麻烦。尽管他个子不高，但智力超常，聪明过人。面对他的洞察力，母亲羞愧忧郁去世，父亲成了纳粹军官，表舅在战乱中毙命。邻居女孩玛丽亚来照顾他，两人发生了性爱，怀孕后她却嫁给了父亲，生下了库尔特。奥斯卡随侏儒杂技团赴前线慰问德军，三年后回到家中，苏军攻占了柏林，父亲吞下纳粹党徽身亡。埋葬父亲时奥斯卡丢掉了铁皮鼓，同时亲生儿子库尔特用石子击中了他的后脑勺，使他倒在坟坑中，流血不止；不过他就此开始长个儿，尖叫使玻璃破碎的特异功能也随此消失…… 小说以黑色幽默的虚构故事展示了德国那段最黑暗的历史。根据本书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获得了198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君特·格拉斯，（GünterGrass，1927-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1927年出生于但泽市。父亲是德国商人，母亲为波兰人。1944年，尚未成年的格拉斯被征入伍。1945年负伤住院。战争结束时落入美军战俘营。战后曾从事过各种职业，先当农业工人，学习过石雕和造型艺术，后成为职业作家、雕刻家和版画家。他是“四七”社成员，政治上支持社会民主党，主张改良。在1970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时，曾积极投入支持勃兰特竞选的活动。他的政治态度和作品中过多的色情内容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少批评。 格拉斯的创作活动从诗歌开始，自1956年起发表3部诗集《风信鸡之优点》、《三角轨道》等，同时创作了荒诞剧《洪水》（1957）、《叔叔、叔叔》（1958）、《恶厨师》（1961）等。其中反响较大的是关于1953年柏林事件的《平民试验起义》（1966）。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小说。1959年问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使他获得世界声誉。此外还有《猫与鼠》（1961）、《非常岁月》（1963，亦译《狗年月》），合称为《但泽三部曲》，成为一幅描绘德国社会生活的画卷。长篇小说《鲽鱼》（1977）和《母鼠》（1986）都继续使用了怪诞讽刺的手法，将现实、幻想、童话、传说融为一体。《蜗牛日记》（1972）则为一部纪实体的文学作品。格拉斯为当代联邦德国重要作家，语言之新颖，想象之丰富，手法之独特使他在当代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曾多次获奖，几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1999年他成为成为20世纪最后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译本序第一篇肥大的裙子木筏底下飞蛾与灯泡照相簿玻璃，玻璃，小酒杯课程表拉斯普庭与字母塔楼歌声的远程效果演讲台橱窗没有出现奇迹耶稣受难日的菜谱棺材一头小赫伯特·特鲁钦斯基的背脊尼俄柏有信有望有爱第二篇废铁波兰邮局空中楼阁他躺在萨斯佩玛丽亚汽水粉特别新闻把昏厥带给格雷夫太太七十五公斤贝布拉的前线剧团参观水泥——或神秘，野蛮，无聊接替基督撒灰者耶稣诞生戏蚂蚁大道我该不该呢消毒剂在货运车皮里长个儿第三篇打火石与墓碑北方幸运女神四九年圣母刺猬衣柜里克勒普在椰子纤维地毯上在洋葱地窖里在大西洋壁垒或地堡不能同水泥分家无名指末班有轨电车或朝拜密封大口玻璃瓶三十岁
第一篇 肥大的裙子 供词：本人系疗养与护理院的居住者。我的护理员在观察我，他几乎每时每刻都监视着我；因为门上有个窥视孔，我的护理员的眼睛是那种棕色的，它不可能看透蓝眼睛的我。 因此，我的护理员根本不可能是我的敌人。我已经喜欢上他了。这位门后窥视者一跨进我的房间，我就向他讲述我一生中的事件。这样一来，尽管有窥视孔的阻隔，他仍然可以了解我。看来，这个好人欣赏我所讲述的故事，因为每当我给他讲了点编造的故事时，他就给我看他最新编结的形象，以表示感激。他是不是一个艺术家，可以暂且不去讨论。可是，如果用他的创作办一个展览的话，新闻界定会给予好评，也会吸引来一些买主。他用普通的包扎用的线绳编结，线绳是在探望时间过后在他所护理的病人房间里收集来的，经过整理，编结出多层次的软骨鬼怪，随后把它们浸在石膏里，使之僵化，再插上针，固定在木头底座上。 他经常转念头，想创造出五颜六色的作品来。我劝阻他，指着我的白漆金属床，请他想象一下，这张最完善的床如果涂成五颜六色，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呀。他一听这话，惊恐地把护理员的双手伸到脑袋上方猛地击掌，力图 在他那张过于呆板的脸上同时露出各种恐惧的表情来，并且放弃了他的涂 彩色计划。 因此，我那张白漆金属架病床乃是一种准则。对于我来说，它甚至还不止如此：我的床是我最终达到的目的地。它是我的安慰，还可能成为我的信仰，如果疗养院管理处允许我作一些改变，让人把床栏杆升高，使任何人都不得过于接近我的话。 每周一次的探望日，打断了我在白漆金属床栏杆之间编织起来的寂静。到了那一天，他们全都来了，那些要救我的人。他们以爱我来自娱，想通过我来珍视、尊重和认识他们自己。他们是多么盲目，多么神经质，又多么没有教养。他们用手指甲刮我的白漆床栏杆，用圆珠笔和铅笔在白漆上乱涂正派的长线条小人。我的律师每次“哈哕”一声闯进病房来后，随即把他的尼龙帽挂在我左脚跟的床柱子上。在他来访的时间里——当律师的话又特别多——他就用这种强暴行为剥夺了我精神上的平衡和欢畅。来探望我的人们，把礼物放在那幅银莲花水彩画下铺蜡布的小白桌上，把他们正在实行的或者已经盘算好的搭救计划告诉我，并且说服我，说服他们不倦地设法搭救的这个人，高度相信他们的博爱精神。在这之后，他们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生存的乐趣，便离我而去。他们一走，我的护理员便来开窗换空气，同时收集捆扎礼物的线绳。换完空气以后，他经常还能找到时间，坐在我的床边，解开线绳的结，整理好，让寂静扩展开去，直到我把寂静叫做布鲁诺，把布鲁诺叫做寂静。 布鲁诺-明斯特贝格(我现在讲的是我的护理员的姓名，而不是在做文字游戏)，籍贯绍尔兰，未婚，无子女。他给我买过五百张打字纸，钱挂在我的账上。我储存的纸张还不够，便又让布鲁诺再到兼卖儿童玩具的小文具店去一趟，替我买没有横格的纸，给我提供必要的场地，以便施展我的记忆力。啊，但愿我的记忆力准确无误!这件事我从来不托那些来探望我的人去办，不论是律师还是克勒普。仁爱之。6使朋友们为我担忧，给我定下种种规定，仁爱之心也肯定禁止他们干这类危险的事情，例如带给我空白纸张，好让我用以录下我头脑里分泌出来的不连贯的音节。 “喂，布鲁诺!”我对他说，“你能替我买五百张清白的纸吗?”布鲁诺抬头望着天花板，要找出一个譬喻来，他的食指也指着同一个方向，然后回答说：“您的意思是白纸，奥斯卡先生。” 我坚持用“清白”这个字眼，还要求布鲁诺到了店里也这么讲。傍晚时，他买了一包纸回来，还想要我觉得他真像个若有所思的布鲁诺。他几次三番抬起头来，久久地凝视天花板，从那里汲取了他所需要的全部灵感，稍后才说出这么几句话来：“您向我推荐了那个恰当的字眼。我向女售货员要清白的纸，她给我去取之前，就羞得满脸通红了。” 我害怕没完没了地谈论文具店里的女售货员们，后悔自己不该把纸称之为清白，因此保持沉默，一直等到布鲁诺离开病房，这才打开五百张打字纸的纸包。 我把这种柔韧的纸拿在手上，掂量的时间并不太长。我取出十页，把其余的保存在床头柜里，又在抽屉里的照相簿旁边找到了钢笔，钢笔是灌满了的，墨水也不缺少，那么，我从何写起呢? 故事，可以从中间讲起，正叙或者倒叙，大胆地制造悬念。也可以来点时髦，完全撇开时间与空间，到末了再宣布，或者让人宣布，在最后一刻，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也可以开宗明义地声称，当今之日，写长篇小说已无可能，然后，譬如说，在自己背后添上一个声嘶力竭的呐喊者，把他当作最后一个有可能写出长篇小说的作者。我也听人讲过，若要给人好印象，谦虚的印象，便可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不再有长篇小说里的英雄人物了，因为有个性的人已不复存在，因为个性已经丧失，因为人是孤独的．人人都同样孤独，无权要求个人的孤独，因此组成了无名的、无英雄的、孤独的群体。事情可能就是这样，可能有它正确可信的地方。可是，就我，奥斯卡，和我的护理员布鲁诺而言，我敢说，我们两人都是英雄，完全不同的英雄。他在窥视孔后面，我在窥视孑L前面；如果他打开房门，我们两个，由于既有友谊又很孤独，因此仍然构不成无名的、无英雄的群体。我将从自己出世以前很远的时候写起；因为一个人倘若没有耐心，在写下自己存在的日期之前，连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中的任何一方都不想去回忆的话，他就不配写自传。所以，我要向不得不在我所居留的疗养与护理院外面过着混乱不堪的生活的诸君，向每周来探望我一次的、根本想不到我会储存纸张的诸位朋友，介绍一下我奥斯卡的外祖母。 我的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在十月某一天傍晚的时候，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坐在一块土豆地的地边上。如果在上午，你就能看到我的外祖母如何熟练地把枯萎的土豆秧整整齐齐地归成堆。到了中午，她便吃涂糖汁的猪油面包，接着，掘最后一遍地，末了，穿着她的几条裙子，坐在两只差不多装满土豆的篮子中间。她的靴底同地面构成一个直角，靴尖差一点碰到一起，靴底前闷烧着一堆土豆秧，它间或像哮喘似的冒出一阵阵火苗，送出的浓烟，与几乎没有倾斜度的地壳平行，局促不安地飘去。那是一八九九年。她坐在卡舒贝地区①的心脏，离比绍不远，更靠近拉姆考与菲尔埃克之间的砖窑，面对着迪尔绍与卡特豪斯中间通往布伦陶的公路，背朝着戈尔德克鲁格的黑森林。她坐着，用一根烧焦了的榛木棍的一端，把土豆捅到热灰下面去。 我在上文特别提到了我的外祖母的裙子，说她穿着几条裙子坐在那里，我希望这已经点得够清楚的了。我甚至把这一章冠以“肥大的裙子”的标题，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应当如何感激这种衣裳。我的外祖母不仅穿一条裙子，她套穿着四条裙子。你不要以为她穿了一条裙子和三条衬裙；她穿着四条裙子，一条套一条，并且按照一定的顺序，每天里外倒换一次。昨天穿在最外面的，今天变成第二层，昨天在第二层的，今天到了第三层。昨天的第三层，今天贴身穿着。昨天贴着皮肤的那一条，今天可以让别人看到它的式样，或者说，看到它根本没有式样。我的外祖母安娜·布朗斯基的裙子都偏爱土豆色。这种颜色必定同她最相称。 除去这种颜色以外，我外祖母的裙子的特点是尺寸宽大，过分地浪费衣料。它们圆墩墩的，风来时，似波浪翻滚，风吹到时，倒向一边，风过时，劈啪作响，风从背后吹来时，四条裙子一齐飘扬在我外祖母的前头。她坐下来时，四条裙子便聚拢在她的周围。 除去这四条经常蓬松一团、下垂着、起皱褶，或者硬撅撅、空荡荡地挂在她床头的裙子而外，我的外祖母还有第五条裙子。这一条同另外四条土豆色裙子毫无区别。这第五条裙子并非永远排行老五。同它的弟兄们一样(因为裙子是阳性名词)，它也得服从轮换的需要，并且同它们一样，如果轮到它的话，那便是在第五天星期五，它就被扔进洗衣桶里，星期六晚上被挂到厨房窗前晾衣服的亚麻绳子上，晾干了以后，又被放到熨衣服的木板上。 每逢星期六，我的外祖母便打扫屋子，烤面包，洗衣服，熨衣服，挤牛奶，喂母牛。一应杂事完毕，她便从头到脚泡进洗澡桶里，从肥皂水里稍稍探起身子，随后让桶里的水回到原来的高度。她裹上一条似盛开的大花朵的毛巾，坐在床沿上，在她面前的地板上，放着四条穿过的裙子和一条刚洗干净的裙子。她用右手的食指撑着右眼的下眼皮，不向任何人——包括她哥哥文岑特在内——征求意见，因此很快就打定了主意。她光着脚站起来，用脚趾把那条已经失去土豆色柔和光泽的裙子踢到一边。那条新洗干净的裙子就顶替了这个空缺。 星期日早晨，她把裙子的顺序作了新的调整后，便出发去拉姆考上教堂，去朝拜在她心中有固定想象的主耶稣。新洗干净的裙子穿在第几层呢?我的外祖母不仅爱干净，而且也是个有点爱虚荣的女人，她把最好的一条穿在别人能看见的那一层，外露在晴朗天气里的阳光底下。 那天是星期一下午，我的外祖母坐在闷烧着的土豆秧堆旁。星期日穿在最外边的那条裙子，星期一换到了第二层，而星期日温暖她肌肤的那一条，在星期一阴暗的天色里飘荡在她髋部的最外层。她吹着口哨，脑子里并没有想着什么曲子，一边用榛木棍把第一个闷熟了的土豆从灰堆里扒出来。她把它扒到离闷烧着的土豆秧堆较远的地方，让风把它吹凉。她用一根尖树枝插住这个表皮烧焦并裂开的块茎，举到嘴边。她不再吹口哨，而是从两片被风吹得焦燥干裂的嘴唇间送出气来，吹掉土豆表皮的灰和土。 她闭上眼睛，吹着灰土。当她认为吹得差不多了的时候，她先睁开一只眼睛，再睁开另一只，用牙缝颇宽、此外别无缺陷的门牙咬了一口，随即把咬剩的土豆挪开，咬下的半个粉状的、还太烫的土豆则留在张开的嘴里冒着热气。她的鼻孔鼓着，吸着烟和十月的空气，圆睁的眼睛沿田地望去，直盯着被电线杆和砖窑烟囱上端整三分之一那一段分割开的地平线。 有什么东西在电线杆之间移动。我的外祖母闭上嘴巴，抿紧嘴唇，眯缝着眼睛，咀嚼土豆。有东西在电线杆之间移动。有东西在那里跳动。三个男人在电线杆之间跳动，三个男人向烟囱跳去，随后在烟囱前面转着圈儿；一个人回到原处，重新起跳，这个人看来又矮又宽，他跳着过了砖窑；另外两个，又细又高，紧跟在他背后过了砖窑，又回到电线杆中间；那个矮而宽的，拐来拐去，显得比细而高的两个更焦急更匆忙；那两个不得不又向烟囱跳去，因为矮而宽的那个已经跳了过去；他们刚开始跳的时候，他已经同他们两个相隔有一个拇指宽的距离了；他们突然消失，看样子像是失去了兴头；而那个矮的，在从烟囱跳开去的中途，也隐没在地平线后面了。 现在看不见他们了，这可能是幕间休息，或者是在换戏装，要不就是他们去打砖坯，领报酬了。 我的外祖母正要利用这个间歇去叉第二个土豆，却叉了一个空。因为那个看去又矮又宽的人，还是穿着原来的服装，爬上了地平线。那似乎是一道木栅栏，他似乎把那两令跟在他背后跳跃的人甩在栅栏后面，留在砖堆间，或者留在通往布伦陶的公路上了。尽管如此，他仍是急匆匆的，想要跳得比电线杆更快。他以慢动作的大跳越过田地；他在烂泥地里跳动，泥块从鞋底上甩出；尽管他一跳很远，但仍像在烂泥地里爬行。有时他仿佛粘在泥里，随后又停留在空中静止不动，在不高但距离颇远的跳跃过程中，擦一擦他额头上的汗，接着两条腿又粘在那片新犁过的地里。这片地在五摩尔根①土豆地旁边，一直延伸到田间窄道。 他好不容易到了窄道上，这个矮而宽的还没有在那里隐没，另外两个高而细的也爬上了地平线。方才他们可能到砖窑去了一趟，现在在烂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来。他们又高又细，但并不瘦。我外祖母瞧着，又没能叉中土豆；因为这样的事情并不常见，三个成年人，尽管身材不同，都在电线杆周围跳动，差一点折断了砖窑的烟囱，随后相互间隔一段距离，先是那个矮而宽的，后是两个高而细的，这三个都同样费劲但同样顽强地在烂泥地里跳动，靴底的泥团，甩掉又粘上，越粘越厚。他们就这样跳过了文岑特两天前刚犁过的土地，消失在窄道上。 现在他们三个都走了，我的外祖母可以放心去叉那个快凉了的土豆。她匆匆吹掉表皮的灰和土，把土豆整个地塞进嘴里，一边想着——如果她在想些什么的话——他们可能是砖窑上的人，一边咀嚼着，口腔做着圆周运动。这时，一个人从窄道上跳了出来，黑色小胡子上的眼睛发狂地四下窥探，两下子就跳到火堆旁，同时站到了火堆前、火堆后、火堆旁，咒骂着，战战兢兢，走投无路，退回去已经不行，因为那两个高而细的跟着在窄道上追来了。他拍打自己，拍打膝盖，头上的眼睛像要瞪出来似的，额上汗珠直冒。他大胆地爬近，气喘吁吁的，小胡子颤动着，一直爬到靴底前；他爬到我外祖母身边，像一头矮胖的小动物，瞧着我的外祖母，瞧得她不得不叹气，不能再嚼嘴里的土豆，脚尖翘起，靴底与地面成了斜角。她不再去想砖窑、砖堆、烧砖的、打砖坯的，而是撩起裙子，不，撩起四条裙子，同时高高撩起，让这个不是砖窑上的矮而宽的人能够钻到底下去，连同他的黑色小胡子一齐钻进去。他看上去不再像一头小动物，既不是从拉姆考也不是从菲尔埃克来的。
小说以黑色幽默的虚构故事展示了德国那段最黑暗的历史。根据《铁皮鼓》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获得了1980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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