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哲学史
1999-10
安徽教育出版社
胡适
391
无
哲学史，这种种人生切要问题，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一个问题发生以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方法，遂致互相辩论。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马辛）、嗣糜、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二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入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第一篇 导言
第二篇 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
第一章 中国哲学结有胎的进代
第三篇 老子
第四篇 孔子
第一章 孔子略传
第五篇 孔门弟子
第六篇 墨子
第一章 墨子略传
第七篇 杨朱
第一章 《墨辩》与《别墨》
第九篇 庄子
第一章 庄子时代的生物时化论
第十篇 荀子以前的儒家
第一章 《大学》与《中庸》
第十一篇 荀子
第一章 荀子
第十二篇 古代哲学终局
第一章 前三世纪的思潮
书摘正为古人死无对证，故人多可随意托古改制。这是作伪书的第一类。第二，有一种人为了钱财，有意伪作古书。试看汉代求遗书的令和诸王贵族求遗书的竞争心，便知作假书在当时定可发财。这一类造假书的，与造假古董的同一样心理。他们为的是钱，故东拉西扯，篇幅越多，越可多卖钱。故《管子》、《晏子春秋》诸书，篇幅都极长。有时得了真本古书，因为篇幅太短，不能多得钱，故又东拉西扯，增加许多卷数。如《庄子》、《韩非子》都属于此类。但他们的买主，大半是一些假充内行的收藏家，没有真正的赏鉴本领。故这一类的假书，于书中年代事实，往往不曾考校正确。因此庄子可以见鲁哀公，管子可以说西施。这是第二类的伪书。大概这两类之中，第一类“托古改制”的书，往往有第一流的思想家在内。第二类“托古发财”的书，全是下流人才，思想既不高尚，心思又不精密，故最容易露出马脚来。如《周礼》一书，是一种托古改制的国家组织法。我们虽可断定他不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却不容易定他是什么时代的人假造的。至于《管子》一类的书，说了作者死后的许多史事，便容易断定了。 审定史料之法 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功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凡审定史料的真伪，须要有证据，方能使人心服。这种证据，大概可分五种(此专指哲学史料)： (一)史事书中的史事，是否与作书的人的年代相符。如不相符，即可证那一书或那一篇是假的。如庄子见鲁哀公，便太前了；如管仲说西施，便太后了。这都是作伪之证。 (二)文字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字，不致乱用。作伪书的人，、多不懂这个道理，故往往露出作伪的形迹来。如《关尹子》中所用字：“术咒”、“诵咒”、“役神”、“豆中摄鬼、杯中钓鱼、画门可开、土鬼可语”，“婴儿蕊女、金楼绛宫、青蛟白虎、宝鼎红炉”，是道士的话。“石火”、“想”、“识”、“五识并驰”、“尚自不见我，将何为我所”，是佛家的话。这都是作伪之证。 (三)文体不但文字可作证，文体也可作证。如《管子》那种长篇大论的文体，决不是孔子前一百多年所能作的。后人尽管仿古，古人决不仿今。如《关尹子》中“譬犀望月，月影入角，特因识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又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来，所谓水者，实无去来”：这决不是佛经输入以前的文体。不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体，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文体。如《庄子》中《说剑》、《让王》、《渔父》、《盗跖》等篇，决不是庄周的文体。《韩非子》中《主道》、《扬榷》(今作扬权)等篇和《五蠹》、《显学》等篇，明是两个人的文体。 (四)思想凡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人，他的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寻，决不致有大相矛盾冲突之处。故看一部书里的学说是否能连络贯串，也可帮助证明那书是否真的。最浅近的例，如《韩非子》的第一篇，劝秦王攻韩，第二篇，劝秦王存韩。这是绝对不相容的。司马光不仔细考察，便骂韩非请人灭他自己的祖国，死有余辜，岂不是冤煞韩非了!大凡思想进化有一定的次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即有那个时代的思想。如《墨子》里《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等篇，所讨论的问题，乃是墨翟死后百余年才发生的，决非墨翟时代所能提出。因此，可知这六篇书决不是墨子自己做的。不但如此，大凡一种重要的新学说发生以后，决不会完全没有影响。若管仲时代已有《管子》书中的法治学说，决不会二三百年中没有法治观念的影响。又如，《关尹子》说，“即吾心中，可作万物”；又说，“风雨雷电，皆缘气而生。而气缘心生，犹如内想大火，久之觉热；内想大水，久之觉寒”。这是极端的万物唯心论。若老子、关尹子时代已有这种唯心论，决无毫不发生影响之理。周秦诸子竟无人受这种学说的影响，可见《关尹子》完全是佛学输入以后的书，决不是周秦的书。这都是用思想来考证古书的方法。 (五)旁证以上所说四种证据，史事、文字、文体、思想，皆可叫做内证。因这四种都是从本书里寻出来的。还有一些证据，是从别书里寻出的，故名为旁证。旁证的重要，有时竞与内证等。如西洋哲学史家，考定柏拉图(Plato)的著作，凡是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书中所曾称引的书，都定为真是柏拉图的书。又如，清代惠栋、阎若璩诸人考证梅氏《古文尚书》之伪，所用方法，几乎全是旁证(看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及惠栋《古文尚书考》)。又如，《荀子·正论篇》引宋子日： “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又日：“人之情欲寡(欲是动词)，而皆以己之情为欲多，是过也。”《尹文子》说：“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庄子·天下篇》合论宋钘、尹文的学说道：“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又说：“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小为内。”又孟子记宋钘听见秦楚交战，便要去劝他们息兵。以上四条，互相印证，即互为旁证，证明宋钘、尹文实有这种学说。 P15-17
本书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胡适的作品。本书把我国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
无
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谈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曾说：“本文既然是我自传的节要，我也不妨乘此机会略谈我自己今日认为我的努力尚不无成绩的若干项目。……其中之一便是那自公元前六世纪老子和孔子时代开始，绵延至今，凡二千五百余年的中国思想史。在这一主要阵地里，早在一九一九年，——整整的三十九年前——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第一册便出版了。我对以后诸卷未能出版感到遗憾……”如我们所知，胡适的这部著作只出版了上册，下册迟迟未公开发行。这次新近于杭州发现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大概弥补了这个缺憾，而卷上与卷中合璧而成的“准全本”概可使我们一窥胡适治中国哲学的心路。
一般而言，《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迄今共有三个元版本。第一个版本是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从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付梓发行，至1932年一总出版16次的版本。第二个版本是作为《万有文库》之一，在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付梓发行的版本，与第一版不同的是这本书的名字由胡适提议改为了《中国古代哲学史》。第三个版本是作为大学教本，从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付梓发行，至1947年一总出版四次的版本，这个版本沿袭了旧称。
比较三个版本可知它们基本上没有不同，除了第二个版本，即“万有文库本”，在书名上做了改动。发现《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肖伊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版本初考》一文中表示：
“万有文库本”的出现，标志着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写作计划中的微妙转变，意味着他已经将《中国古代哲学史》认定为一部完整著作，对所谓“中古”、“近世”时期的哲学史将另拟专题进行研究与撰著，且不再纳入《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整体写作框架之中。
但是这种“写作计划中的微妙转变”并不能表示胡适没有用概括的形式总结过“古代”之后的“中古”乃至“近世”的中国哲学。这次重新出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就表明了胡适在将原先的哲学史写作计划更改之前，做过概括式地阐释中古哲学史的工作。1931年-1932年，胡适为在北大开讲的“中古思想史”编撰了一部题名为《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又称《中古思想小史》）的小书。这被肖伊绯先生视作胡适紧承《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的后续写作，毕竟十年前的那份讲义里只涉及到了汉代，而这部提要、小史，却概括了汉代至宋初中国思潮的大势。同时，二者的紧承关系还体现在内容的浓缩上。这里自然要提到胡适另一部较为著名的哲学史著作，即1930年着手编订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上。不过这本著作只是胡适本人对于1919年那份“讲义本”的扩充。胡适将“哲学史”改为“思想史”的用意是对自汉代开始的中国哲学做个案研究，而不再如原先那样以时间的严格划定作概述。肖伊绯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对此进一步做了考察，他说：
这一时期，他改“哲学史”为“思想史”的做法，其原因归结起来，无非有两大方面。一是西方“哲学”概念在先秦诸子学说中加以运用之后，或破或立的效果并非尽如人意，胡适感到应该有更宽泛的学术视野、更深入的专题研究来重新梳理与定位“中古”和“近世”两个时期的中国思想史。二是“中古”时期的所谓“哲学”不再具有先秦诸子时代的个性化、分散性特征，而上升为“国家意志”与“政治思想”层面，整个中古社会的思想宗教化趋势明显，儒教、道教的成立及佛教的输入等需要深入研究的专题，已经不再可能如卷上那样以概括形式加以表达。
胡适在1930年3月20日给冯友兰的一封信中，说：“近日写《中古哲学史》，已有一部分脱稿，拟先付油印，分送朋友指正。写印成时，当寄一份请教。”这里的《中古哲学史》应当为《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理由如下：1929年，胡适提议商务印书馆将收入《万有文库》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更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这大概可以视作胡适有关哲学史写作计划的第一次更动，即根据他著名的三段论历史分期将中国哲学史分开叙述，理由前文已述。因此胡适本人将“哲学史”改为“思想史”也应是极顺当的变化。这第二次写作计划的改变发端于《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落实在《中国中古思想史提要》上，因为正是后者，标志着胡适有关哲学史写作计划正式发生了更替。
现在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胡适在口述自传中对唐德刚说的那一席话（“我在过去二十多年虽然没有出版续集，但是我仍然写了若干专著，其中好几种也都是以专书形式问世的。例如我对《淮南子》的研究就有四万多字。……我还有些其他成书的著作，如《戴东原的哲学》。”），并且可以断定：即便胡适将他的中国哲学史完成，在体系上也一定不同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那样了，而很有可能是一部包含多个专题的个案研究，亦即“中国思想史”。如《淮南子》研究，戴东原哲学的研究，禅宗和尚的研究，都是在这个方向上所作的努力。不过，这种改变，这种倾向未免也契合于胡适对于社会进步的看法，都是极细微、极琐碎的，也因此无法面面俱到了。
这两种哲学史的写作先后出现在了胡适身上——限于本文的篇幅，这里不予讨论两者的优劣以及深层次的原因——但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这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由肖伊绯先生整理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在两种哲学史写作中当属于前者，即仍旧是依时间所作的概说性质的哲学史。
另外，据肖先生提示，现藏于中国博物馆的胡适手稿中，有三页“中国中古哲学史提要”和四页“中古哲学史泛论”残稿一份，它们的写作时间均在1919年。肖伊绯先生认为这七页手稿不仅是1919年北大内部发行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写作的提纲，还可以视作1931-1932年所作《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的提要。因此，这次推出的“准全本”上卷仍如其旧，卷中则包含了1919年“讲义本”的全部和1931年“提要本”承接“讲义本”的部分（第七章至第十四章），而这份七页胡适手稿则作为附录。
拟合形成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我认为它的意义还不仅在提供更深层次的证据以消弭学术界对胡适的质疑（如因历史分期的问题，胡适转向了思想史的细碎研究，致使综论概说性质的哲学史难以为继，此非胡适学术水准的证问题），还能让大众一窥隐藏了九十余年的胡适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之后的延续写作。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得以走进胡适治学的心路历程，怀念那个虚怀若谷的学问时代。
2013年5月29日
有时候，读书汇聚成网。
我并不是个热爱哲学的人。所以，为了带着研究哲学这种目的来读这本书的人肯定不是我。如果细说来此凑热闹的原因，无非有两个：一个是作为胡粉此书必看，另一个则是作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崇拜者慕名而看的。前者若可称作一种文学情节的话，那后者肯定是出于出版心态了。
作为一个无意致力于哲学的我来说，这本胡适先生的哲学史大纲，真正吸引我的是先生考证学术的方法与态度，还有之前的知识储备跟随的某些兴趣点。
中学大学期间无意学过或是听过哲学课的人，大抵对这本书的内容并不会有多么醍醐灌顶或是振聋发聩的感觉。就像余英时先生在《重寻胡适历程》中所说的，“六十年后的今天。一般读者也许已经看不出《中国哲学史大纲》究竟为什么能够震动一世的试听了”。年代久远，远离了那个急需启智开化的背景，我们已经无从体会到当时此书出版时的“风华绝代”了。不过，真正要理解也不是什么难事。
就拿此次广西师大出版的“新民说”系列丛书，实在是一套不得不读的文化书系。单说“新民说”这个丛书名字就让人心向往之。近期翻阅了梁启超先生的《新民说》，内容虽在今天看来并不陌生，但句句蕴含着深刻的思索，即使在今天这样的社会状况看梁先生的话仍然非常值得反思。
所以，民国大师的思想，今天我们仍需要拜读思考。遑论，胡适先生的思想在大陆曾被抹得一干二净，令这位当时与鲁迅并立的民国大师只能在海峡彼岸开花，不得不说是大陆文化的一种损失。
所以，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让我们有机会了解胡适先生的思想。虽然这本书很多出版社一再出版，但广西师大这个版本还是很有看头的，不仅内容更加全面，增加了卷中先秦以后的哲学思想，而且还有肖伊绯先生整理的讲义。此书的出版实乃胡适以及中国文化爱好者的一大幸事，岂不快哉？
读《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所感一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胡适著，肖伊绯整理，2013年版），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民说丛书之一，刚刚读完卷中部分内容，于是打算趁热打铁，先写写读后的一些所感，待日后深入研读将再继续写所感。
其实最早看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在大一上学期，是由讲中国思想史的夏老师极力推荐的。除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有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记得当时从孔夫子旧书网、亚马逊网分别买来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蓬莱阁丛书系列，1997年版）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1993年版）、《中国哲学简史》（三联书店出版，2009年版）三本书，用两个月时间认真看完，所获颇多，基本对中国哲学史有了大致的了解。特别是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确为力作，其对中国哲学史的划分，史料的应用严谨、审慎，作为后辈学子的我甚是佩服。
当时看完，和很多人的想法一样，一直很遗憾的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仅仅只有卷上，只写到先秦哲学思想。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可以说是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其中的卷中讲义本的整理出版，可以说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各大出版社一版再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一种截然改变，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了对胡适先生中古思想史研究的内容。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卷上部分与其它出版社一版再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内容是一样的，其不同之处与其价值所在可以说是肖伊绯先生整理出来的卷中讲义，实属不易，弥足珍贵。卷中内容主要是继先秦哲学，讲到了汉代哲学的内容。卷中首先是第十三篇汉之哲学，其后共有七章，主要讲到儒、道在当时的发展以及出现的迷信和科学的现象，并以其代表人物为对象做了论证，如董仲舒、王充等。此外，本书中的卷中篇目辑佚、附录也非常不错。
从目前读完卷中的部分内容，和以前所看的卷上内容做对比，整体上来看，卷中内容写作采取的的证明方法和卷上一样也是非常严谨的，由此可见胡适先生做学术研究的特点——考据甚为严谨。我当年看完《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深深被胡适先生的证明方法所折服。正如在卷上序言中蔡元培先生所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之一就在于其证明方法，而耿云志、王法周两位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蓬莱阁丛书系列，1997年版）的导读中也甚为赞同。我们都知道胡适先生在五四时期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在卷中内容中也体现出来。如在卷中讲汉代道家时，所引证的史料多为《汉书•艺文志》、《淮南子》、《列子》等相关内容，基本是原料，即基本都是一手资料，二手资料甚少。再过段时间把卷中内容全部认真读完，我想到时可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卷中的胡适先生求证的方法的严谨之处。
目前，我想读完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最大的收获会有两个：一个是对胡适先生的中古思想史内容研究会有更为全面的了解，有助于对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全貌进一步的研究；一个是对胡适先生的证明方法，主要是其考据史料的方法会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最后，我想用胡适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中的话作结：“这本书虽然有不少缺点，究竟还有它自身的特别立场，特别方法”，“这本《哲学史》在这个基本立场上，在当时颇有开山的作用。”如果大家想对中国哲学史有一个很好的了解，我推荐大家认真读这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较为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
读这本书，主要是想了解一下诸子百家的思想脉络，扫扫盲，因为自己原来对争鸣各家的认识，都是离散的、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讲到老庄，脑海中就是清静无为、《道德经》、逍遥游几个词；讲到孔子，只知道《论语》；孟子就是性本善，荀子就是性本恶；墨子就是兼爱非攻、机关术，貌似还是中国黑社会的始祖等等，是该好好理顺澄清一下。正好看到这本书，胡适的大作，而我对这位民国的大才子，都是只闻其名，未读其文，正好借此机会拜读一下。
胡适在专业人士中算不算真正的才子不得而知，反正对我来说，有才的过了头了，相信任谁在看过好几段诗经的段落，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甚至很多字还不认识的时候，看到作者补充说明“从上面诗句中能够深刻体会到战乱人民的流离失所”，都会有种扔书的冲动。所以这本书只能先写读后感，因为连最基本的全懂还做不到，读书笔记无从谈起，这是一本值得读很多遍的书，后续起码要先做到全部通读懂了才好。
但就是在这种半懂不懂、囫囵吞枣的硬读过程中，感觉自己还是获得了不少东西，主要也是通过理解第一篇《导言》中提到的哲学史三点目的获得的，就是明变、求因、评判
最首先的获得当然是最基础的知识，知道了惠施、杨朱、公孙龙等原本不在自己知识范畴的人物，通过对他们所处时代背景，所接受到的教育背景的了解，理解他们思想的根源。胡适很注意材料的考据，因为在他看来，作为分析依据的材料如果无法论其正伪，那后面再多的分析都做不得数，当然绝大部分的历史和文学考据都还看不懂，但是做学问的方法和精神值得学习，另外对这些考据学硬读下来，即便只能懂一点点，也是收获；
其次是明变，这是读完这本书之后觉得收获最大的地方，诸子的思想，不是凭空想象出来各不相关的，也不是非儒即墨的对立关系。墨子应该是受过孔子儒家思想教育的，在其上通过自己的理解（正面的或者反驳的）发展了墨家；其后孟子虽然反对墨家，但是其思想又能看出受了墨家的影响；法家最著名的李斯和韩非都是荀子的弟子，相信法家的依法治国的思想的理论基础，应该就是荀子的性恶论，既然人性本恶，就只能通过严法进行控制；即便是儒家自身，孟子和荀子的性本论也是有完全对立的差异。书中的脉络写的比较清楚，通过明变让人更容易理解思想的原因。
最后的评判，从我现在的知识文化水平和社会阅历水平，谈不出自己的想法，只是对儒墨两家处事逻辑一节的分析印象比较深刻。按照书中分析，儒家做事讲究“动机”、“居心”，所以看儒家的治国理论，似乎都是大而化之的，没有实际措施，而墨家更多是实干，明确具体该如何做。看这一段的时候正好是两会，看着新闻联播中代表们的发言，更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儒家治国有了深刻的体会。从自己来说，还是更偏向于墨家的理论，其实墨家的理论，也更多接近于当今社会的科学理论，可惜古代一味尊儒，扼杀了中国发明创作的科学发展。
其实这本书，只能说是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半部，因为只讲了老子到法家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老子之前的，毕竟材料可信度不高，直接砍掉未尝不可，但是汉代以后的中世哲学，近代哲学一概不提，实在称不上是中国哲学史的大纲，只能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最后一章描述了中国古代哲学终局后全书就嘎然而止，似乎是胡适这位大才子认为后面的哲学都没有太大新意，不屑于讲的样子，让人无奈…….
书是好书，还要多读，更要找其他相关书籍论证着看，似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也不错，可以看看互为验证。另外，应该读读诗经、诸子原书了，拿着新华字典扣扣字眼，不让自己显得太文盲…………..
“合辑本”的最大看点，无疑是整理辑入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北大讲义原本。实际上，随着这部胡适讲义本的发现，《胡适全集》之“不全”，再一次昭然若揭。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中国大陆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数量剧增，多家出版社均推出以各种卷上版本为底本的校点本。可是，谁也没有认真思考和追问过，卷上的这些版本哪一种更佳？卷中讲义本是否尚存于世？是否应当在全力寻得卷中讲义本之后，再合辑整理出版？一味的求快，一味的自“全”，不但是出版界急功近利的毛病，也是读书界中一种不正常的心态。
当然，“讲义本”的意外发现，又将对卷上与卷中部份的合辑整理提出更繁复、更细致、更精审的要求。“精读胡适”成为研读胡适著述与出版胡适著述的必然诉求。研读胡适著述，我看“精胜于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宁吃好桃一个，不要烂杏一筐——是俗语，也是至理。出版者与读者或许应当明白这个道理。
◎ 编辑手记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就要面世了，回想一年来与这部书的“耳鬓厮磨”、“死缠烂打”，不禁感慨万千。现将一些幕后故事梳理出来，呈现给读者。
闻讯心喜 先下手为强
《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的整理者肖伊绯先生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老作者，曾在我社出版《在高卢的秋天穿行》、《民国达人录》、《民国表情》。除了撰写民国先生奇闻轶事方面的文稿，肖伊绯先生还是古籍收藏爱好者。2012年3月的某一天，与肖先生QQ对话框里忽然跳出一句话：“如果我有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卷中，你们出版社会感兴趣吗？”“卷中”？难道“半部哲学史”真的有另一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我们见到不少版本，但都标明是“卷上”，尽管《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收集有卷中的残篇，但是以“《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命名的书从来没有出版过，关于这个卷中，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19年”条内有记载——“今年在北大开的‘中古哲学史’一课，编有讲义七章：第一章，泛论；第二章，道学；第三章，淮南子；第四章，董仲舒；第五章，‘道士派的儒学’；第六章，迷信与科学；第七章，王充与批判的精神”，并注明有“北大出版部铅印本”。胡适研究专家楼宇烈曾在《胡适的中古思想家史研究述评》一文中述及此卷中，并说“本次讲义今已不可得”。难道今天竟然得了？我一面请肖伊绯先生暂不发布卷中消息给别家出版社，一面将此信息呈报给社领导，催促领导早日做出决策。社领导高度重视，很快与肖伊绯先生达成了一致意见。我们刚刚签完协议，就听闻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与肖伊绯先生联系、沟道版权事宜，很庆幸，我们先下手为强，拿到了卷中的版权。
战战兢兢 字斟句酌
为了让更多读者了解《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全貌，我们准备先推出卷上、卷中的简体字合订本。我们以民国十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为底本，进行排版录入，并参照2011年商务印书馆版、1997年上海古籍版、1998年中华书局《胡适学术文集》版，经过三次精校，卷上的面目基本上清晰了。2012年8月末，我们拿到了卷中的原版扫描件，因为这是1919年胡适给北大历史系二、三年级学生上课的讲义，留有很浓重的未定稿色彩；又因为这个卷中毕竟是未公开出版发行的内部铅印本，排版方面如错字、漏字、倒字等情况比较多见；再者这个卷中讲义本上有大量的手写批注，因年代久远，这些手批的字迹有些模糊不清，而且这些手批为行草风格，近乎“天书”，必须根据文意来推测和辨识。所以在肖伊绯先生的整理稿基础上，我们也组织了三次校核。为使《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趋于完善，编校人员以战战兢兢的严谨，做到了字斟句酌。
书为悦己者容
为了使《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呈现出其大家闺秀式的隽永气质，文字编辑、美术编辑、技术编辑经常凑在一起，从开本、版式、封面设计、用纸及制作工艺到宣传策划，无一不是经过反复论证。我们选择了150mm×230mm的成品尺寸，使其更具有文献的味道，同时与之后我们即将推出的影印本、特藏本形成套书系列；为了与胡适原稿的夹注区别开，将原整理稿中的“编者注”从夹注改为脚注，而为了与卷上统一体例，我们又将脚注改为章末尾注；蓝样出来后，发现原先设计的横向书眉使得地脚过于拥挤，于是就在下厂付印的前夜，我们又将书眉移至切口，改为竖向；封面的设计，力图展现该书大气内敛、文雅庄重的气质；在封面用纸上，更是经历了一番甄别与修订，纸的特性、纹理与制作工艺是否相合，换了两个品种后，方才有了结论；封面书名，我们用了民国八年初版的书法字体，为避免版权纷争，我们先后向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老先生以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求证，最后得知是钱玄同的手迹，方才放心；宣传语的确定，更是集合了社科分社全体编校、营销人员的智慧：百年经典，今朝合璧——东瀛归来顾颉刚手批卷中，“半部哲学史”终成“准全本”，这是我们最初草拟的宣传语，社领导认为，手批作者是顾颉刚抑或是胡适本人，现在还处于考证阶段，不宜做定论性的大肆宣传，否则有哗众取宠之嫌，于是腰封上的宣传语就没有出现顾颉刚先生的名字。
近乡情怯，期待指正
战战兢兢地把《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送下厂，就像助产士帮助孕妇上了产床，即将迎接新生儿的诞生。近乡情怯，我们相信这个洗刷干净的、面貌相对姣好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读者能够喜欢，但就像每个孩子出生时或多或少都有些先天不足，我们的这个“孩子”也一定会留有某些遗憾，我们期待专家、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在修订版中及时修订。将胡适这一“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代表作传之久远、发扬光大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如此方不辜负我们广西师大出版社与胡适先生的这段缘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术编辑室
道读冯友兰，法读胡适之，是我对这两本中国入门哲学简介的评述。
下议胡适之法学片段。
各国立法者往往备受尊敬，如古巴比伦的汉墨拉比，如古希腊的扎雷克斯(没有找到确切的中文翻译，原为Zaleucus)，如中国的皋陶；修法者亦然，如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苏莱曼，美国的托马斯杰佛逊（说他是立法者实在不妥，美国的法理学建立在洛克的第二政府论的理论上）
中国的法家形成最晚，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是儒墨道三家的精华。非常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中国的法理学，在秦朝时已经非常完备了。但并不是没有弊端，我将在下文阐述。我所说的中国古代法理学变迁过程是从诸子百家到董仲舒独尊儒术时候的。但事实上古代法理学到了韩非子之后就没有了生命力了。
一. 法理学的起源与根本
法是唯物的。在此之前没有法。“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诛赏予夺从君心出”，这种人治是唯心的。主观的人治导致不公平，或接受者认为不公平的裁断。慎子说，“君舍法以心裁轻重，则同功殊赏，同罪殊罚。怨之所由生也”。因为人的智力与知识的局限性以及好恶亲疏的蒙蔽，不公平或不被认为公平的裁断不可避免。就好像把两块巨石拿来问尧舜，那一块重，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如果有一个天平，一称，立即清楚。正因如此，我们需要物观的检验准则。
曾经有人告诉我法治不重要，因为法都是人定的，归根到底还是人治。这实在大谬。法治不是法自动治理，而是人依法而治。法治的工具是法，人治的工具是人的意识，执行者都是人，但工具不同。就好像一个人要做一把弓，他用斧子去砍，和他用手去砍，效果是不一样的。希望反对法治或无动于衷的人认识到这浅显易懂的道理。
孟子，荀子，慎子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说， “圣人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既竭耳力也，继之以六律”。中国古代法治主意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根除专制的人治，实现政权（注意是政权，而不是个人）依法而治。有没有实现是另外一说。政权依法而治的好处在于，譬如“投钩以分财，投策以分马”，非钩策为均也，“使其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恶者不知所以恶。法是用来填塞欲望的。这个角度的法理学延续的是道家的传统，“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说的是要合乎自然之理（很有意思的是，西方有一位文学家也有过这样的想法，详见德国文学家克莱斯特的玩偶剧场or On the Marionette Theatre)。慎子甚至提出，要“无用圣贤，夫块不失道”，“块”这里的意思是土块。像土块那样生活，就没有争执，也没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这是自然法学的开端鼻祖。后来韩非在此基础上说“夫圣人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业，而用其不得为非也”。这是一个极其大的进步。从前儒家认为要以礼仪教化人，但韩非就不这么认为。与其等一个贤明的，有道德的君子来报效国家，不如有一套合理的法度规范人们的行为，让他们在规范内自由活动，使他们不能为非，国家利益自然只增不减。好一个自由市场的意识，与国富论中的“自为”观点与完美竞争市场自我调试能够利益最大且趋向平衡不谋而合（两种理论都假设了人是自私的，并且是理智的盘算者，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个前提不成立，两种学说都没有意义。但据目前情况来看，似乎还能够成立。至于某些反例，大约问题都是出在完美竞争市场的假设上。）
因此，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标志着古代中国法理学的诞生。同时在上文阐述的，是法治成为治理国家的利器是必要的。
二.如何成法
形成法条延续的多半是儒家的“正名之说”。“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名与形（实）要相符合。名实符，则“是”；名实不符，则“非”。法理学家尸子曾经说，“是非随明实，赏罚随是非”，便是这个道理。名实符推“是”，“是”推赏；名实不符推“非”，“非”推罚。举例说明该逻辑。如“良民守法”，若该民不守法，则良民与此人名实不符，故此人乃恶民，因此应被惩罚。
但儒家最大的毛病就是太重正名，忘却了“名”只是“实”的目的，而不是“实”的实体，因而儒教偏重“虚名”主张，这是最要命的，也是至今贻害亿万中国人的。如“孝”之名，孔子说，“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孟子有“瞽叟杀人，舜窃父而逃”的说法。儒家缺乏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因此中国自从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法治几乎没有完善过。孔子自己反驳了自己，“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既然包庇亲人是“正”，上行下效，还谈什么法治？还有什么“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简直扯淡。
这时候墨家就开始以“兼爱”攻击儒家了。“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若方之相合也”，这里的法，是模范的意思。兼相爱，爱无差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贯彻一法行诸众人的观念。
名分应从基本教育开始灌输，使孩子成人之后听“盗”则大恶之，听“偷”则嗤之以鼻，这样法治的教育就实现其目的了。孔教中，名”是物体的属性，如白，黑，商，徽，焦，甘，苦；“实”是爱，憎，韵，好，恶，嗜，逆。名是物体的属性，分是主体对之的态度。名分定了，法的概念就在人心中普及并加固了，立法也就有了依据，并且可行了。
三.立法之后
有了法，还要有司法部门按照法律章程进行审判与检察，还需要有行政部门去贯彻法的执行。谁来加法于民？“法者，宪令者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于官府，布与百姓。发的实施必然需要政权，该政权存在的形式叫做政体，政权的稳固及威望需要暴力机关来维护，在民不服于法时以暴力实行法（理想地说，如果名分在人群中清晰并被恪守，则暴力机关可以不要）。因此法的实施必定依托于政权，美国如今的茶党（Tea Party）以及历史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注定失败。
四.法的执行准则
“控名责实”。用的是演绎法，三段论逻辑。举例说明。
大前提：“凡杀人者死”。
小前提：“某人杀人”
结论：“某人当死”
这个例子是胡适之先生举的。当然第一个前提比较绝对，如今也应该依据原因，背景，环境，生理状况（比如现在法庭上常用的"Insanity Defence"来开脱罪名），动机，来酌情审议。但是依据的标准不变，都是法。寻找的法条不同，如是而已。
五.维持法的生命力
不守法则罚。法的效能，或者说生命力，是通过刑罚（对于犯人）与刑罚的观念（对于普通人）来维持的。刑罚与犯罪（法律）的关系，又是西方法理学家议论的热点，此处暂且不提。（详见贝卡利亚的犯罪与刑罚）
六.有法可依的益处
有了合理的成文法（或者说标准法）与有效保障法律实行的司法机构，纵使统治者不是那么贤能，只要有巨大的官僚机构在运作，自身巨大的动量也足以维系社会在合理的既成法度下良好运作，前提当然是民众完全知晓法的存在于其内容（所以官府要将法律张贴出来让人民知道），而不是对民众加以私刑。韩非子说的好，“故设鉀非所以备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跖也”，这就是中国最早提出的“立宪政体”的雏形，宪法在了，贤主不一定要有，法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管理者的压力，在某种意义上实现“名正法备，则圣人无事”。
七.古代法理学的漏洞
既然法拥有一种不同于自然生命的生命力，他自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点却被中国古代大多数法学家疏忽，唯独韩非子一个人提了出来。《心度》中说“治民无常，惟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则乱”。
但韩非子没有更进一步。法是应该应时代不同而变化的，但法却无法自动演化。法的迁演需要新的智识的输入，换言之需要有贤明的人（们）或团体（们）推动他去演化。因此教育不能仅仅拘泥于已有的法律意识形态下，而要授人以渔，而且创新能力的培养也尤为重要。而这些贤明的，懂得创新改革的人们必须要有“势”才能推动法的迁演，“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桀为天子，能乱天下”。由此可见，一套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关键的关键。古代中国法学家大多忽略了这一点，而是在道的引导下一味追求“垂拱而治”的理想状态，因而荀子骂他们“蔽于法而不知贤”，是有道理的。但儒家的那套“唯仁者宜在高位”更不能用！儒家背弃了自己提倡的中庸，而走了绝对化的路线。依我看，贤者定良法，良法辅助贤者，贤者依据社会变化改制法律，如此循环方是正道。（如今的变革莫过于经济的危机，科学的突破，与政局的动荡三者）但如何合理选拔人才，而不为权利关系网所困，却是我思而不能解的。
八.如何判定法的有效性
这就需要用墨家的功用主意。参验是最怕抱残守缺，宁顽不化的，不知道“圣人不务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与“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道理。诸朝轮流接替灭亡，很大程度受这影响。（当然，麦基亚伏里说的体制的变化速度远慢于社会的变化速度因而导致起义与革命也有他的道理。这本就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
检验真理的标准。“明主听其言必则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也”。法令出，有效用，能达到其设立目的的就保存；若毫无效力甚至背道而驰的则中止，修改，甚至废除。
法应从宽。中国自古受法之鼻祖皋陶的影响，法刑极其苛严，腰斩天杀檀香刑等等。（事实上法律刑罚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几乎都遵循着由严到宽的演变）。法的目的是惩戒，达到目的就好，而不应沉湎于酷刑。秦朝灭国，很大原因上就是法令太苛。不仅仅是对犯者，对于法之外的学术也是。法太苛容易走进狭义功用主意的死胡同，以为譬如“唯将士有用，说士无用”或者只有民众能懂得理论才能治国（别墨学派因此灭门），以为“微妙之言，上智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这就错了。焚书坑儒，也是李斯，韩非子这般狭义功用主意引出的劫难。
法具有普世性，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是规范民众的行为举止的。在守法的基本前提下，思想用“礼”去净化去提高去升华（儒家）。其次也要研究切要的，看似与庶民无关的知识。譬如苹果为什么往下掉对秦朝统一天下没有多大作用，但是自然科学的效用是要经历漫长岁月累计之后才能体现出来的，立竿见影办不了科学。没有研究这当时看似与治理国家无关痛痒的东西，哪里来的工业革命，哪里来的近代疯狂的发展？法家的两个代表人物不能明白这一点，因此“商管之法”，“孙吴之书”都成了无用的禁品，导致焚书坑儒，独尊儒术。秦汉的开始，也就意味着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几乎没有科学，没有创新性哲学的漫漫长夜开始了。
里面的文言文看不懂 怎么办 ？？？
哪个大神能帮小弟解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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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蔡元培先生《序》称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四处长处，所谓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称此书“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之范式与风气。
（二）、以现代之眼光看来，此书对于义理却显得隔膜和苍白，甚至部分内容之解释荒谬可笑，然而却做了许多考证的功夫，或许是“出于道德动机清理古书”（in usum Delphini=zum Gebrauch fui den Dauphin，尼采：《快乐的科学》，102），这样的态度，到现在还得有呢。
（三）、自来之学者，常批评此书以进化论解释庄子之部分，甚至作者亦在内。然而，自严复翻译《天演论》以来，进化论思想被中国人所接受，终于成为当时普遍之社会意识形态。胡适先生身当其时，或在不知不觉之间便已经以进化论来考量诸子了。故而，虽然附丽庄子以进化论不妥，然而若以现代之眼光看来，此书亦反映了当时之社会意识情状。
（四）、此书特重名学，故而于中国哲学之真精神反失落无考，后之学者，发扬精神，亦纠偏也。
（五）、《中国哲学史大纲》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期。作者为新文化运动之干将，此书或有助欤。
（五）、页一九二第二行“张”或误，当为“章”。数出引文，或者与现代版本差异甚大，又或句读错误，不一一指出。
左右颠倒，黑白不分，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这句话出自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的一幅对联。
新疆人书写汉族史，我们不读；
那美国人写中国史呢？所以呢？
我们是不把《剑桥中国史》当历史读的。。。。。。。
开题
鲁迅是个话题，很有意思，有时很火，有时很冰；
鲁迅是个时代的影子，在影子中看到了自己的思想的变化；
我们有时爱鲁迅，有时候不爱，都是我们自己，
却改变不了鲁迅的地位；
鲁迅是最爱自由的，也拥有最大的自由，
可以随便的骂，连自己原来的朋友胡适
也骂，咆哮是先生的最爱；
鲁迅小时候不是好学生，
作为小时候的好孩子读着鲁迅的《草堂记？》
不有点无语，当时我是好孩子在听课，
而我们崇拜的人却在玩？不堪其辱！
大的时候医学也没有毕业，还转行了。。。。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确实写的很有味道，
是民国留给我们最大的财富之一；
鲁迅很爱自由，但是时刻被制，还好他有笔，
他骂别人的时候，别人也骂他，
他不会没事的骂这个，骂那个，除了他是神经病！
所以，我推测鲁迅天天也被人骂，
鲁迅爱自由，却拥有很少的自由，可惜了！
鲁迅实际上，实际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胡适，一个爱打牌的年青人。
他的日记我读的最有意思的一段：
昨天打牌，今天打牌，明天打牌的，哈哈，先生是爱玩的，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整天在办公室里，
号称学习的老师和学生在学习！
一次，一个朋友来我实验室玩，
说：你们实验室好爱学习啊，这么晚，人还这么多，还学习？
过一会说：都在玩啊，这么齐？
我只能说：学了一天了，不能不休息一下把。。。。
胡适也爱喝酒，喝到被警察抓紧监狱，
胡适最像宋江，很多人都得到了胡适的帮助，
胡适被人骂，也帮助别人，
他经常对鲁迅提供帮助，鲁迅不知道自己脸红不？
胡适说的：宽容比自由更重！
所以，我开始认为宽容才是自由的保证！
我们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只能看惯自己，
然后还要说我要有自由？
自由只属于宽容的人！
我整天的恨这个，恨那个，后来发现宽容这个宝贝，
我自由了，没有别人妨碍我了，哈哈！
中国人不缺自由，缺的是宽容，
极度的自由就是专制！
物极必反的道理，讲了千年，
我们还是无法掌握，
所以说中国的书，字都很少，
每个字都可以写成博士论文，
我以前不信，现在理解了，我信了，
中国的古书，不好读啊！
我才能理解朱熹临死前还在整理《四书章句集注》
我也慢慢理解西方的自由只是结果，不是原因，
宽容是原因，这个是我们不说的！
爱因斯坦说过：专家在政治生活中只能是公民，不能成为专家！
钱钟书，很可爱，有点在中间的味道；
很爱他的文章，字字珠玑，含在嘴里，那是糖还是盐，
我是真的品不出来，
《围城》都爱读，偏激刻薄成了钱钟书的代名词？
我可以推断这个人不会被人爱！
当钱穆深深的爱让我感动的时候，
我发现钱钟书不讨人爱，
我们交朋友，交谁？
绝对不是聪明的人，
应该是好人，老实人，
聪明的人是我们的敌人，因为有意思！
当然不能把香港当做文化沙漠，
但是董桥这样的小留学生的文集
读完以后，只感觉董桥只能给钱钟书先生洗脚@
为什么？因为钱钟书的《谈艺录》，读了一点，
感觉什么？
那也是一种中国人的自尊和爱，
钱钟书的问题是什么呢？
翻译红宝书？
还是中科院的社科院长？
书读不好，总会出问题的，
例如方舟子先生，
不仅没有读好，
博客和微博的后面还有一个水军，
我是不解了，
科学家如果是这样的，
我就离开，我就把自己的学历改为小学！
所以，我看完方舟子的话以后，我都要读一下
《爱因斯坦文集》，宽容，
宽容小人，也是我们这个社会自由的保证！
尊重别人，说的很简单！
但是我们能尊重朝鲜么？
罗素说一句话：一个社会的多样性，才是一个社会的幸福的保证！
道德正义，都是变化的！
朝鲜没有自由，美国有么？
我知道当加来道雄先生因为越战被送进军队的时候，美国的自由就被我踩在脚下！
不要对于不理解，说不！
原谅周围的人，宽容，宽容，
对于狗，你是不要生气的
你是要动手的@
对于天津老爷们在骂街的时候，
我想起了斗鸡？
斗鸡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鸡眼。。。
近三四日读胡适、冯友兰《中国古代哲学史》，再对照之前所看《老》、《庄》等诸子的个人感受，稍作议论。首先罗列诸子哲学统治下的社会面貌：
老子：国家人民没有文化，文物则被销毁，人们相信的是自然法则，天地之间有个“道”为万事的本源；人们活着是为填饱肚子这样的基本生理需求，绝不为名相争；政府要无为而治，不能干涉百姓，国与国、村与村之间和平、各无觊觎而老死不相往来，自寻其乐趣。
孔子：整个社会有严格的等级差别，每个等级之间都有严格的礼仪标准；人们崇拜历史，尤其崇拜古代先哲圣人，自己的行为也努力以古代圣人为标准；教育发达，不用严刑，但人们最重视孝道，人生行为较为畏缩；社会上的君子都是“忠恕”之人，事事由己推人，翩翩有礼，整个社会充满和谐。
墨子：组织类似于宗教，有严格的秩序，崇尚“天的”法度，注重实用效力；兼爱非攻，这是天志的要求，人们应该视自己的同别人的，视别人的同自己的，一律平等，这样就不会有相争偷窃侵略等事发生；人们被提倡“自苦为极”，节约简用，坚决排斥音乐、美术等“奢侈品”；
杨朱：个人彻底脱离天下而为自我，反对政府或社会组织的存在；个人洁其自身而隐退江湖，人人不为天下拔一毛，天下则其自治；简而言之，就是极端无政府主义，轻物重生。
庄子：人们的精神超脱于一切之上，用怀疑的观点看待名利之争和一切矛盾，认为争论是毫无意义的，所谓的“胜”了不一定就是胜了，所以不如两忘而化其道；人们不问是非、祸福、贫富、生死等等，乐天安命，享受天道自然；
孟子：人的天性中就有种种善的因素，只要遵循着人性的发展，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因此每个人都应该养自己的“浩然之气”，追求道德精神的提升；统治者实行“王”道，要以德服人；在大体上，“人伦”和“爱有等差”仍是社会的基础。
荀子：人的天性就有恶的因素，因此家族范围内要加以引导、国家范围内要加以控制；人们生活都会互相协作，但是与对方之间注意以礼相待，“礼”和“为善”（伪，即人为）是克制个人功利主义的有效手段；而乐、诗等加以引导对人心也是有益的。
韩非：典型的古典政治哲学。国家有其法律的颁布，宣告百姓该做和不该做的事，刑罚上能至大夫，法制极为严格；君主则无需有特殊的才能和高尚道德，但却非常懂得“权术”、用人之术，即天子是“以无为用天下”；治国不论仁义道德，只论效果。
这诸子里，按不同标准可以分分类：按政治光谱倾向来分，可分为保守右倾派和自由自左倾派，前者有孔、墨、孟、荀、韩非，主张社会伦理和国家秩序，后者有老、杨朱、庄，主张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反对名教，提倡个体，可谓是当时国家意识形态激烈的反对者；按实用效果分，有理想现实之别，理想派有孟、庄、老、杨朱，以孟子以代表，实在是一种理想的社会，若拿来“做”，实在是效果不佳。还有现实派的孔、墨、荀、韩非，注重的是如何用一套可行的办法整治社会，这其中儒教重人伦，墨家重组织，所谓“法家”则重刑法。
若以社会微不足道个体的身份，用舒适度为标准让自己来选择生活在哪种环境下，我首先肯定去掉“法家”（刑法过厉、权术可怕）、墨家（组织太严，近似于宗教，一旦人民运动，异常惨绝人寰）、杨朱（毫无对他人的道德实在无味）、孟（完美主义，没有对策，一旦罹难，不知所措）。剩下老、庄、孔、荀四家，相较之下，又去掉老子，因为一般人民没有书籍和是知识实在是难受无聊的，但这或许是因为我自己看过书的原因吧，所以有欲望而不习惯，另外老死不相往来实在是像以前的“城乡户籍”制度，现在地球都成一村子了，这样的做法实在是违反历史潮流；再去掉孔子，因为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实在违反人的本性，《追风筝的人》里面，埃米尔和哈桑自由一起玩耍、成长却不是朋友，也是因为阿富汗的社会等级制度了，多么让人遗憾，而中国古代那么多媒妁之言、伤心眷侣也实在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基础上的等级制度所致；于是剩下荀子与庄子俩家了，我不得不说，我赞成荀子的看法却喜欢庄子的世界：荀子是博学的学者，知道各家的优劣，集众家所长，避众家所短，可以说是现实版的孔子了，说法也让人警惕，做法也妥当适度，但是——他是站在高层战略看，仍有其社会秩序的，而庄子则完全是从普通人的角度论辩了，他对一切事物持怀疑论，不喜欢不相信权威，其实这种思想发展的好的话，真的是有可能成为一种“科学”的思想的。若不论国家境地怎样，这实在是异常的超然精神，多么逍遥快活！但从国家战略上看，这就不大妙了，因为每个人持着一股怀疑的态度，国家动力何在啊！这就是我“赞成荀子的看法却喜欢庄子的世界”的原因了。
诸子思想，按胡适的分法，是“古代”的，而“中世”和“近世”的，不赘词讨论了。
書是好書，印刷亦佳，但有幾處句讀標點訛誤，據讀書筆記整理如下，望再版時更正。
P37.「老子本名聃，一字耳，一字老（《老訓壽考》，古多用為名字者......）」
按：整理者竟然不知「訓」乃考據習語。所謂「老訓壽考」應該是「老，訓壽考」，此處誤以為書名妄加書名號。
P76.原書引《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按：「孔子謂季氏」後當有冒號以作發語。
P82.同引《論語》：「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知學也。」
按：此處不知是適之先生還是印刷的錯誤，應該是「不如學也」。
P122.引《墨子》：「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按：此處沒有斷句，應作「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P134.小注引段注：「段玉裁改作『正也』非也。」
按：此處「正也」後應該頓開，「非也」獨立成句。
P270.談管仲詩說：「...其後又被人加入許多不相干的材料說詳第一篇。」
按：「說詳」前當有標點。
P273.小注評論《史記》：「如所舉《莊子》《漁父》《盗跖》諸篇，皆為偽作無疑。」
按：此處「漁父」「盗跖」與「莊子」乃從屬關係，不宜同標書名號，否則豈不是可以理解成「《莊子》為偽作無疑」了？
莊子可不必加書名號；既要加，那漁父、盗跖便用引號以示區別。
P298.論諸子出王官的成見時感嘆說：「甚矣先入之言之足以蔽人聰明也。」
按：依語氣判斷，「甚矣」後當加感嘆號；不加也行，放到句末。
另有幾處我標記過，但現在回看卻沒挑出什麼毛病來，大抵是我吹毛求疵了。
好書總是想令其無暇嘛~
我隨便寫，您隨便看。
本书好则好也，文笔妙则妙也，考证全则全也，方法新则新也，看起来很有意思，但是无大用，一味的回味过去有什么用呢？对未来没有丝毫帮助。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抱歉，你的评论太短了
何谓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则不可道而可非道。……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则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与道人论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在于知道。
（胡适注：“可”字，乃许可之可。）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心未尝不臧也，然而有所谓虚；心未尝不满也，然而有所谓一；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臧害所将受，谓之虚。心生而有知，知而有异，异也者，同时兼知之；同时兼知之，两也；然而有所谓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谓之壹。……故心未尝不动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未得道而求道者，谓之虚壹而静，作之，则将须道之，虚则人；将事道者之壹则尽，将思道者。静则察。知道察，知道行，体道者也。
胡适：
那些“未得道而求道”的人，也须做到这三种工夫：第一要虑心，第二要专一，第三要静心。
最近读胡适的著作。胡适回国之初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一年，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下卷再也没有写出过。晚年他表示对少作不甚满意。但在当时这是轰动一时的著作，林语堂因而戏称胡为“最好的上卷书作者”。远流重印此书时，去掉上卷字样，直接以《中国古代哲学史》命名。
元培先生在序里总结这书的优点，说得很齐备。我所可惜的，是之后的冯友兰以及更后的“新儒家”一流又重新走回经学的路子上去，被“孔夫子是至圣先师“的成见俘虏。胡适虽开风气之先，这一派重“名学”（方法论）的意见竟从此断绝了。
我认为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在论墨子及“别墨”的部分，尤其是论惠施公孙龙的一段，发人所未发——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做科学的缘故。论荀子亦有可观。至于说庄子提出了进化论，完全是外行人的话，胡适自己晚年也觉得说得太过草率。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胡适的治学、研究方法，也即他的哲学方式。一切从实证出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有的结论都是基于实证的研究。这自然会带出很多疑古的问题，胡适本身也是个疑古的人。但这更加显示出胡适的研究根基稳固，能有多少成果是多少，决不刻意拔高或贬低。因此他的先秦哲学史非常可信与扎实，即使对易经的解释也很实在。不像一些著作云里雾里、高深莫测，很玄乎。
全书主要讲解先秦三大派：道、儒、墨。道家讲老子、庄子，胡适对老子的《道德经》评价较高，因为《道德经》中的自然哲学和否定天的意志都是那个时代哲学的高峰。庄子远不如老子，至少在本体论、知识论上建树较少，齐物论也只是对老子、墨家哲学的吸收改造。庄子更多的体现了一种人生哲学，他的文采很好，因此吸引很多人。但他的人生哲学相当消极，对社会的影响极其不利。
儒家在大多数人看来只能算一种伦理学，其实在这一套伦理的背后暗藏着强大的哲学预设。中庸、大学中表现的尤其明白。“礼”字背后也蕴藏着强大的政治哲学。孟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性善论与民本思想。荀子则是是战国诸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思想已相当博杂，但的确精深。他的性恶论是与孟子对立的，在逻辑学上他的贡献尤大。
墨家信鬼神，带有很强的宗教性质，因此能形成向心力极强的秘密社团，这在中国上古时代是极少的。墨家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是那个时代的亮点。挺奇怪，信鬼神的人会那么重视功利与实用，鬼神在墨家的哲学中不占有重要地位，可能仅仅作用组织团结的资源。胡适将传统的名家归入别墨，即中国古代的逻辑学，从公孙龙、惠施为代表。这些逻辑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成就，决不是传统观念里的诡辩。后世对这种哲学的轻视与忽视严重阻碍了中国逻辑学的发展。
依胡适的观念，先秦中国只有以上三家大的哲学流派，其他杨朱、兵家、阴阳等，要么影响过小，要么只是关注一面的实用技巧，不能称为哲学流派。法家是战国后期才产生的，也只是作为一种政治治理方式，原创的哲学贡献几乎没有。早期的法家人物，管仲，商鞅，子产等其实这些都只是成名的政治家，在治国理念与方式上没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有关的著作也不是他们写的，只是后来者托名而已。法家的真正开始是韩非。
最后，胡适驳斥刘向的诸子出于官学还是相当可信。人总是将所有事物条理化，各种思想也将其条理化，导出于各个官职。太整齐，规律化的事物尤其值得怀疑，尤其思想的发展，其中复杂错综怎可如此简单。
P70有一段引语，不知何意？求教大方
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符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
读胡氏这本书，让我想起葛兆光的《思想史课堂讲录》中的一段评语：
P3自序
过去，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示似已经有了固定的写法，一是我们戏称为“大号哲学史”的叙事脉络，说是思想史，其实是把可以称做“哲学家”和“哲学”的精英与经典，加上一些所谓“背景”加以叙述，构造出一个思想史的“系谱”，入不了“哲学史”法眼的思想还是不够资格进入思想史；二是进步与落后，或者换个方式说唯心与唯物的“对子”，充当了思想史分析的基本价值标准，或许还可以加上盛世和衰世，以及“豪族”或“庶族”、“大地主”或“中小地主”、“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的背景身份证明，让它看上去似很“历史”。三是以“人”或“书”分章节的便宜方式，因为反正都是精英和经典，所以这种方式也倒衣冠合适，有着干干净净的结构和清清楚楚的逻辑，既规定了古人的位置、序列和比例，也教会了今人“依样画葫芦”。
蔡元培先生作序，胡适先生以孔子和墨子作为中国哲学的代表人物，以老子作为开篇，以荀子作为结束。先生侧重于对古文的真实性进行探讨，有板有眼的怀疑了所谓先秦诸作的真实性，蔡先生说他学贯中外古今，所以写中国哲学史可以游刃有余深入浅出。先生开始到也引用了些西方先哲们的思想作了对比，后来渐渐的也少了类似评论。先生把读者定位成同他一样的学贯古今，所有的文言文都只是原文摘抄，不做翻译。已经不大适应21世纪的阅读习惯，在这个充满效率的现代，看情况这本书怕是进不了下个世纪了。
上文談了《大綱》的優點，這次講講缺點。總的來講《大綱》缺點一是在觀點上，二是在側重點上。先講觀點上。
《大網》的謬誤（余之重語）可以說是集中幾個方面，我列在下面，并逐條分析：
一，諸子年代與流派，（這個問题可以說是自清代子學復興以來，直至今天，都還没有完全解决的問題，各種史料的整理，各類考古的發現，更增加了這個問題的復雜性。以至於成為學術史，學術界上一個著名的懸而未决的問题，在這個問題上，似乎没有哪一家，哪一派可以近乎完全說服。但我這個意思不是說，我們不能討論，不能講自己的觀點，不能下一個定論。都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認爲我們不能站在比别人更高的高度，居髙臨下，以所謂“宗師”，“ 權威” 的口吻來判斷這問題，而應在考据，義理等方面給出根据。）在《大綱》中，胡適先生認為老子早於孔子，這是太史公以來的傳統說法，不過就連了司馬遷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清礎，所以又加了幾個“或曰”， 看來太史公自己也没有看到什麽確切史料來證明。無論哪一部古籍上，老子基本上都是一個神話人物，但從各類古籍無不将老子指嚮了戰國中期，（詳細考證可見錢賓四先生的《莊老通辯》等，宏仁注：莊子若晚於老子也并不可靠，但錢先生理是說通了）甚為可靠。（李零說胡適是為不尊孔纔故意將老子說到孔子前頭去，若真如此，就是胡先生實在不對了）老子年代是一條，還有就是別墨的問題，他將墨家分為所謂“宗教墨家”與“科學墨家”，這其實是不可靠的。（上篇的注文也已說明了這個問題）墨派自墨子以下，因为组织严密尚同，几乎全可考。從今天的所有史料来看，墨派似乎都没有这种分支（加上尚同原則的桎梏似乎更不可能）於今看來，《墨辯》應是名家所填進來的，不可能是墨家自己的東西。（如果僅僅是因為《墨辯》在《墨子》裏面，實在無以說明此問題）再如慎到問題的混亂以及古代哲學之所以中絕的問題，都不正確。（我之所以沒有講胡適優秀的觀點是因為我不是來闡發他的觀點的，而只是隨別講講自己的看法，並未有將他的書當成教科書或是原始文獻）
這本書的一個致命傷還得說是他的方向，（老實說方向如果錯了，那麼實在是南轅北轍的）我國先秦哲學向來多注重人生哲學，宇宙哲學或是政治哲學，名學與邏輯次之，前面兩者儒墨法道之所皆重，而後者多位名家一派所重，但胡適先生卻倒了過來，沒有重點各家的主要學說，而是用西方理論逐個審視，導致整部《大綱》多出現了沒有與其寫作對象相符的方法。
以上兩篇，我各自談了《大綱》的得失，（我想如果要整體把握一本書，好壞都應談的，這樣才全面）總的來說，《大綱》都值得一讀的。兩篇中有如果什麽不佳的地方，還望諸君指正，宏仁於此致謝！
宏仁撰于西元二零一零年二月六日
《中國哲學史大綱》札記（一）
近来讀適之公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以下簡称《大綱》），頗有感触，今特撰此文。
適之公的這部《大綱》優缺點終究都是有的。我先談談優點。這部《大綱》第一個優點在於“首開之功”，所謂“首開之功”又有多個方面：
一、拋開三皇五帝等的偽上古史，直從周宣王始，打破了儒家“道統”的學術史觀用科學方法眼光建立一套新上古學術思想史觀念。以至於當時國立北京大學里的守舊學生說其是“思想造反”之類，乃至攆胡適下臺。
二、方法上創立，適之公是中國最早以西方觀念方法審視“舊學”的一批人之一。這些方法在導言中，有最大體現，其重考據史料，這種作風，多少與乾嘉以來的樸學風氣有關，而且適之公故鄉徽州府乃是樸學重鎮。再其二應與杜威教授的經驗主義多少有關。（在這個方面他自己因為政治攪多了，並沒有深入，其實他所有學聞都如此。倒是他學生傅斯年與他的史料學派做出了貢獻，而再前一個優點，即“拋開三皇五帝的偽上古史，又推另一學生顧頡剛先生與他的故事辯派了）
三、實话说，中國哲學史學科之始建，是必以此書出版爲標志。當初全國惟兩校立哲學科，北大乃其一。而北大之中，亦只有兩個人講哲學史，其中一個人是胡適，時間上早，二一個，胡適是第一個提出哲學史學科的方法架構的人，他的這些方法架構也比較科學，在這個方面對于後來乃至現在都有過影響。可以說胡適是讓中國哲學史這一學科建立成型第一人。
除了“首創之功”，這本書內容也有許多可取之處，它最重視名學與邏輯，這和他所受的西方教育也有關，（在這個方面它的“姊妹書”《先秦名學史》體現更明顯了）在這方面胡適都寫得相當好。如別墨一章，（雖然他以為這是所謂“新墨家學派”，但理由十分不足，首先《墨辯》一書，來源莫名，《墨子》本從道藏裏發現的，本書早亡佚多年，忽然發現，其中不但有許多地方都有疑點與費解處。《墨辯》與其他章節嚴重不同，極有可能是名家添湊進，至於他否定“名家”說法，歸入別墨一章，則更不可取）都具有嚴謹的哲學性。再如他家的學問，他也有一些好的見解。(這也造成了一個嚴重的毛病，我以后再說)
這些都是優點，總結起來就是開創了中國哲學史的學科與方法，作為一本名學史的楷模。（未完待續）
讲中国古代哲学的书多如牛毛，我之所以选择看这本书，就是看中了胡适的大名。翻阅完之后的最大感觉是开卷有益！虽然不能完全读懂里面讲到的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哲学，但是收获还是有的。
①
【成名作】
这本书可以说是胡适博士的成名作。它为胡适带来了一生的荣誉与地位，让他“暴得大名”，真可谓“半部《哲学史》闯天下”。
这本也是胡适当年在北大任课时候的讲义。不是一部浅显易懂的书，书里面引经据典，各种史料信手拈来，给人的感觉就是：胡适这家伙真的非常博学，有一种大师的风范。怪不得成了成名作。
能让读者觉得作者很牛逼的这种感觉是相当了不起的。即使你不能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读起来会感觉到很爽，大师级的人，打心底的佩服他。《书读完了》的作者金克木也给人这种感觉。教历史的中学教师袁sir也给我这种感觉，即使袁sir有的地方讲的与尚不明确的史实有冲突，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关键在于这种感觉，不经过一番努力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②
【有自己的特别立场】
书的第一章就对史料真实性的审定做了一番评价。“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何等崇拜孔子，但他对于孔子手定之书，还持怀疑态度。何况文明生在今日，去古已远，岂可一味迷信古书，甘心受古代作伪之人的期骗？
《春秋》虽为孔圣人所作，但是作者批评春秋的荼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客观的历史。
面对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能有自己的特别立场是特别难能可贵的。比如作者这样评价庄子的哲学：
“我曾用一个比喻来说庄子的哲学道：譬如我说我比你高半寸，你说你比我高半寸。你我争论不休，庄子走过来排解道：“你们二位不用争了罢，我刚才在那埃菲尔铁塔上看下来，觉得你们二位的高低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何必多争，不如算作一样高低罢。”庄子这种学说，初听了似乎极有道理。却不知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世界上社会的维新，政治的革命，也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庄子的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国家世界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庄子是知道进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进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为人力全无助进的效能，因此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
这里只以庄子为例说明本书有特别立场，书中这样的精彩观点数不胜数。一本书，就是需要多一些这样的不同观点的存在！仅凭此一点，就应该给本书4分以上。
③
【有图有真相】
书中插图很丰富，仅仅通过读图，就能了解很多信息。比如中国三大古建筑群、佛教的三大翻译家，还能八卦到女娲的老公是谁、佛祖释迦牟尼29岁了才出家修道……
所以，年轻人不要急躁，不要急功近利。成功永远都有可能。释迦牟尼29岁了才开始苦修，整整6年才创立佛教。中国平安的掌门人马明哲28岁了还在给别人当司机……
或许是自己价值取向的原因，我是读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后再读的胡适先生的这本书，觉得后者和前者相比，差得较远。尽管胡适先生还说冯老的立场属于“正统”，冯老自言乃黑格尔所讲的“合”，即“正反之合”，我深以为然。
胡适的这本《中国哲学史大纲》是我在大学时读完的，只写了一半，但逻辑比较混乱，可作为消遣读物，也可不读。
易读。多从“名学”入手考察古时思维方法。
“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在一部《易经》”
一切变迁都起于极微极细致之处，应一以贯之，达于本源。 此种思维方式，与史记的见盛观衰，见微知著一致
这两种哲学史的写作先后出现在了胡适身上——限于本文的篇幅，这里不予讨论两者的优劣以及深层次的原因——但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这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由肖伊绯先生整理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在两种哲学史写作中当属于前者，即仍旧是依时间所作的概说性质的哲学史。——这是我们合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卷中的最大原因与动力。
精彩宏文！佩服，佩服。
适之先生说容忍与自由，在先生身上是最好的体现
编辑都来了
胡适版是汉学考据，冯友来版是宋学义理，谢无量版是乱七八糟一锅乱炖，劳思光版是先找题再解题。
哈哈。谢无量的我没看过，不过别的都很合适。劳思光的略好。
喜欢这本书，因为我的中国哲学就是读这本书入门的。。。。
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罗素。
“我赞成荀子的看法却喜欢庄子的世界”很喜欢这句话，之前看到胡适在批评庄子的人生哲学，说，“若依庄子的话，把这一切是非同异的区别都看破了，说太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尧未必是，桀未必非：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国家世界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庄子使知道进化的道理，但他不幸地把进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为人力全无助进的效能，因此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
我微微心痛了一下。一向都很喜欢老庄的世界，周庄梦蝶，是多美的一个享受。但是，老庄的思想真的不适合这个竞争的世界么？
不求名利，是很好，做个令狐冲这样逍遥的人。
有胡适之风范。
現在書籍校印、裝幀都問題頗多，甚至有的書不及民國時代的編輯用心，真是可堪歎也……
我覺得還是豎排標點好一點。
p57 ‘这种人物，检直同希腊古代的哲人一般。’既然检直犹简直，为何不更正过来，看着挺别扭的
這種不能改，不然一代代積累下去，原著會面目全非的。
既然你有我就不买了。何时在学校我来求借阅。
楼主水平很高
请教下LZ看得是哪个版本的？最后一章是什么？
我看的是岳麓书社2010年版本的，只到先秦为止，但是查阅百科发现此书实际是写到宋明时期的？
求指教
所有版本均到先秦为止，此后的内容从未写出过。胡适著书屡屡虎头蛇尾，故有“最好的上卷书作者”之谑。
好的，谢谢！
后半部未能付梓出版实在太可惜了
大意是说，郑国有个富人淹死了。有个人把尸体捞起来向富人的家人索要高价。富人家人嫌要价高，问邓析怎么办，邓析对他说，放心好了，反正他也没别的地方去卖；然后富人家人就不急着要回尸体了，捞尸体的急了，也问邓析怎么办，邓析对他说，放心好了，反正他的家人也没有别地去买。
我想请问一下这本是不是LZ所说的那种古文全部都没有解释？...
确实都没有解释，所以整本书如果认真看完，古文功底应该会提升一大截~第一遍我是浏览的，第二遍才开始翻古汉语词典~
都木有解释，有的地方确实蛮难理解的。
我还从没见过哪本书引古文还带翻译的。除了柏杨写的，但那些书都不太正经。
黄留珠的《刘秀传》就引古文带翻译，让人看了很是郁闷。
作者貌似把这本书当做消遣读物了
自然会有人喜欢的，现在过去将来都如是
不必担心
三皇五帝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并非是伪上古史吧。人类学的角度看这是华夏族的记忆史；分子生物学上未必全无体现。只是和哲学本身恐怕也无关。
请把缺点写了吧。
写的好，顶一个
相反的，我则认为逻辑清晰的很。
不知楼主何出此言？
相反的，我则认为逻辑清晰的很。
不知楼主何出此言？
难道只有列出个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内容方法意义、定义定理证明才能算是“逻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