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公共阅读
2011-10
安徽教育出版社
王晓渔
272
无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司徒雷登：“燕园之父”的遗憾、陈独秀：一次改变历史的“教授嫖娼案”、胡适：迷雾中的学者、叶公超：被历史遗忘的创造历史者、柏杨：柏杨西去，民主东来、黄仁宇：抗战·好战·主战·反战、唐德刚：专业的历史说书人、侯家驹：一个经济学家视野中的国史、许倬云：学术薪火如何传承？、魏斐德：“你把词语垒进历史”、高华：宪政是“训”出来的吗？等。
王晓渔，1978年生于安徽。历史学博士、文化学者，现供职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著有《文化麦当劳》(湖南义艺出版社，2006年)《知识分子的“内战”》(上海人民H{版社，2007年)等。曾赴香港中文人学、澳门利氏学社、台北“中央研究院”等进行学术交流，多篇文章被译为英文、日文。
序言
辑一 搜神记
司徒雷登：“燕园之父”的遗憾
陈独秀：一次改变历史的“教授嫖娼案”
胡适：迷雾中的学者
叶公超：被历史遗忘的创造历史者
柏杨：柏杨西去，民主东来
黄仁宇：抗战·好战·主战·反战
唐德刚：专业的历史说书人
侯家驹：一个经济学家视野中的国史
许倬云：学术薪火如何传承？
魏斐德：“你把词语垒进历史”
高华：宪政是“训”出来的吗？
韦君宜：公开的“遗嘱”
沈玉成：“丁酉同榜”及其漏网之鱼
郑念：监狱里的歌声
林达：死鳕鱼的法院
徐贲：在钢丝绳上的思考
冯克利：被缚的尤利西斯
崔卫平：一个夏天的“十日谈”
胡河清：阅读，是对他呼唤的应答
张枣：“你熟睡如橘”
罗志华：天堂应该是书店的模样
雷蒙·阿隆：思想者，或网球运动员
阿伦特：黑暗时代的启明
兰德：专栏作家里的女劳模
弗里德曼：他、她、他们的回忆
麦克卢汉：从卫道士到小学生
桑塔格：土星气质的写作者
彼得·伯克：太阳王的新装
索尔仁尼琴：要研究，不要宣传
布罗茨基：“小于一”
纳博科夫：在连环面具背后
赫拉巴尔：“狡猾”的小说家
马内阿：大洋国和小红帽
莱姆：静悄悄的，或冷冰冰的科幻
凯尔泰斯·伊姆莱：诺贝尔奖和集中营
帕维奇：在遗忘中永生
阿米亥：感受人类体温的诗歌
卡尔维诺：喂，你好么？
比尔·布莱森：美髯公，逛世界
辑二 山海经
辑三 龙门阵
辑四 镜花缘
后记
无论你是什么专业或者什么职业，只要希望自己过上一种有价值、有尊严、有人性的生活，都需要通过公共阅读获得常识。 只有重建常识，才能走出虚无的泥沼。很多学者把常识等同于浅薄、把"反常识"当做深刻，我难以认同。深刻生长于常识之上，不是生长在常识的反面。 ——王晓渔
无
作者是年轻的文化批评者，书中收录的是他近年来的文章。读者读这本书会知道如何获取常识。
这个系列的书感觉做得都很不错，作者都很有料，不是哗众取宠的书，而我很喜欢。这年头，严肃的阅读对一个人来讲，也是多么必不可少。很喜欢。已经买了两本。
通过这本书，又得知了很多人，很多事，也愿意进一步找那些人那些事儿来读，这就是阅读的乐趣
内容不错，可惜篇幅有些短
确实是开阔人眼界的好书
这本书引出了几本既在我兴趣之内有确实不错的好书，算是这本书对我来说最大的用处了吧……
我一直想买的书，只是书不够平整，但是还是很好的。
還不錯，可以依照來尋找閱讀書目
作者的评论集，间接介绍了几本书，可以参考阅读
全书由各种短篇小散文组成。偶尔小深刻，偶尔小抱怨……随意看看就好。
内容可以，但有些散儿，没有一个自己的思想系统。
读后给人感觉零零散。观念有些还行。
原本是看了作者在《独立阅读》上写的文章，才买这本书的。但是发现这本书的深度远远达不到他博客写的标准。感觉就是在应付。
集中阅读收录在《重返公共阅读》中这批文字的最初，使人疑惑于它们的形制，这是媒体的版面和对内容的限制下所能保留下来的部分呢，还是独立出版时没有恢复原稿的面貌呢？价值输出者最痛苦的事情无非笔下多数文字写给抽屉，而被删节剩余的部分又往往言不及义。王晓渔对此说，“阅读的幸福无可替代，写作却让我感到无限痛苦。”面对曾经过眼的书籍和各式各样的文字，他总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可有可无。纠结在阅读和写作关系的“元问题”上，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人文领域的前辈学人那里可谓屡见不鲜，“卑之无甚高论”并没有妨碍他们留下自己的《全集》。从文学研究出身，转而进入历史研究，王晓渔或许也继承了上述前人对撰述的传统看法。然而这一代学人面对的情况和现实，其复杂与矛盾实在不是这精神源流所能解决。
在谈沈玉成的历史地位与学术贡献时，王晓渔曾经引述沈先生所说：“学者和文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过对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理想的状态还应该是合二而一。”他认为这句话不仅对古典文学研究者有效，对人文研究者都是适用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学者和文人逐渐势不两立，在学院体制下，学者逐渐胜出、文人逐渐消亡。”学者身上的文人气越来越少，恐怕是今天很多学界中人和“槛外人士”的一个共同感受：学人有学院体制，最终使他们从社会一般知识人中分裂出去，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告别知识人履行其社会责任的历史传统，学术于是不再是陈寅恪、胡适、傅斯年这几辈知识人心中的那份神圣的精神财富和传承事业，丢掉了它最有价值、最受人尊重的荆棘花冠。
做一个学人，而更像是一个文人或者更倾向于做一个老派文人，是王晓渔的文字往往给笔者的感觉。他耿耿于慢性中毒的学生时代，自述从大学才开始真正的独立阅读和思考；他严谨的遵守着学术规范，特别在意参考资料的版本和出版现象，批评那些失范和混乱的出版及作品；他对以身殉书的香港旧书店老板罗志华致以敬意，说让他感触的不仅是罗先生在默默坚守之后的意外，更是书店之死，这是更深层次的痛苦。在生存的需求层次之外，今日的学术书店无法像民国年间的新月书店，成为文化史上的重要空间，王晓渔认为是原因在于现在的书店不具有出版功能，这使得学术书店只能传递别人的声音，却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追溯的其实是一段“书店做出版”的传统。所有这些叹息，无过于一份文人情怀使然。
在王晓渔所有提到的知识人中，他曾一反常态用较大篇幅来谈索尔仁尼琴，这自然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对于这位享誉世界的“孤岛记录者”，国人看到的更多是赞美。然而在国内也早早有了批评的声音。一种批评认为他的作品缺乏艺术价值，属于“伤痕文学”；另一种认为他的思想逐渐不合时宜，属于“冷战思维”。王晓渔对此进行了辩护，在他看来，索尔仁尼琴恰恰是在以“见证写作”对抗“伤痕文学”、以“人道主义”对抗“冷战思维”。在一个现实比文学更有想象力的国家，“见证写作”是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不仅是一个作家之为作家的承担，也是人之为人的承担。维护人性的底线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与冷战没有必然联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仅呈现了个体如何失去自由的过程，也呈现了高压政治对个体造成的精神内伤，与其说他讨论的是政治，不如说他关注的是人性，人性之恶如何被政治之恶唤起。
辩护的同时，王晓渔也并未回避上面两种批评所指的现实存在，在他看来，索尔仁尼琴确实没有摆脱冷战思维，而他的冷战思维不是在敌对阵营“站队”的问题，是依然无法摆脱斯拉夫主义的幻想，同时又对西方缺乏足够的了解。索尔仁尼琴后来对西方社会的激烈批判都有些隔膜，远不如他对“癌病房”的批判准确，此时他不再从地下工作者的视角进行观察，而是把西方当成假想敌。《古拉格群岛》的作者批判普世价值，不等于普世价值出了问题，而是充分说明要从古拉格群岛走出来，有多么困难。（参见本书73-74页）王晓渔在这里提到的是一个叫做“归国的索尔仁尼琴”的知识分子困境，如果找一个语词来解释他所说的“斯拉夫主义”，那就是“民族沙文主义的窠臼”。要知道，归国后的索尔仁尼琴曾经主张俄罗斯对车臣实施更加严厉的镇压，批评俄罗斯丧失国土，鼓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无比腐朽，俄罗斯决不适合引进美国等国家的制度。迎接他归国的人们渐渐发现，晚年的索尔仁尼琴本质上还是一个传统的俄国知识分子，大一统的民族观念一直浸泡着他的精神，这远离了人们的期望，于是归国后的索翁很快隐入了公众视野之外。
从书评写作的角度来说，能和相关的出版现象相结合，是笔者可以想象的最好选择。这赋予了书评更宽阔的内涵与记录价值。如《张枣的诗》的出版、《罗伯特议事规则》在中国的引进，意义往往远在出版行为本身之上。而之所以能挑破阅读与写作的迷津，保留下这些收录在这本集子的文字，作者的初衷又要比上述所说更深一层，即希望人们能如书名所说“重返公共阅读”。什么是公共阅读？王晓渔说就是与公民常识有关的阅读，公共阅读与建立这种常识密切相关。他难以认同那种把常识等同于浅薄，把“反常识”当做深刻的看法。他发现自己过去甚至不知道郑念是谁，不同年龄的读者对像郑念这样当年坚守常识底线的人完全陌生，从这种认知的差异，可以看出近三十年公民常识的断裂和接续。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全民重建常识的年代，九十年代一度处于“反常识”的阶段，虽然也有陈寅恪的起死回生和王小波的死而后生，但最响亮的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声音。（参见本书39页）
依此而说，促成这种公共阅读的回归，笔者认为开给人们什么样的书单很重要。事实上，我们正是需要林达在写作《如彗星划过星空》时所取的态度，王晓渔称之为“左右开弓的思考方式”——不能以民众素质低下为借口剥夺他们的权利，而民众的行为并非天然正确，需要有制衡力量。真正的独立精神和阅读思考，不仅要看知识界能不能批判社会生活中的强势机关，更要看他们有没有勇气悖“民众大潮”而行，取媚于大众，同样是对常识的反动和庸俗。在一个鼓励和纵容全民娱乐和消费的年代，提倡一种对公共阅读的重返，无异于一种陌生的闯入。它搅乱了某些多年喧嚣中的沉寂，逐渐醒转、从娱乐界重返思想界的人还是会越来越多吧。
2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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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尚阅读榜”年度评选——“2011年被低估的十本书”由星尚传媒综合知名作家、评论家、书评人、出版社及广大网友的推荐意见，经过一个多月严格而反复的讨论，最终遴选出2011年具有“独立思想”和“专业品格”却被低估了的十本好书：《安持人物琐忆》（上海书画出版社）、《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上海人民出版社）、《宅兹中国》（中华书局）、《乌克兰拖拉机简史》（吉林出版集团）、《一个游荡者的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返公共阅读》（安徽教育出版社）、《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南京大学出版社）、《寡人》（重庆大学出版社）、《西夏旅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666》（上海人民出版社）。
“星尚阅读榜”年度评选评委对《重返公共阅读》给予力荐：“本书在众多年度书榜评选中都未被提及，且鲜有书评。王晓渔是当下颇具活力的青年学者，他的文章通常都以明确和敏锐的价值观作为基础，而且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这对学院派学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品质。”
在大学里做学生，然后在大学里做老师，一转眼已经有十五年的时间，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十五年，白云苍狗。没变的是，我接触到很多大一新生，他们与当年的我一样，都是进了大学，才开始独立阅读、独立思考。
在中小学的词汇表里，“读书”和“阅读”有着根本区别：读书的对象专指课本和习题，等于学习，等于考试，等于寻找标准答案;阅读总是与课外有关，以至有“课外阅读”一说，有时属于严打对象，等于不务正业，等于自暴自弃。
在中学时就有独立思考意识的学生，不是没有，但非常罕见。打听下来，无外乎两种情况：要么他们的父母具有开放的理念，要么他们在中学里碰到过一两位异类老师。有了这些契机，他们得以在恰当的时刻接触到恰当的书，逐渐形成自己的思考。父母尤其重要，他们拥有清明的理性，等于子女免试入读一所名校。可是，绝大多数父母希望子女考上名校，又唯恐子女的言行越雷池一步。他们似乎不明白，所谓名校，无非是毕业生中特立独行者比其他学校多那么一点点。
读中学时，我对一些“真理”也有朦胧的怀疑，但那种怀疑主要来自青春期的叛逆，很难称得上独立思考。后来与很多同龄人交流过，这种情况并非孤例。
进入大学，开始反思自己的思维模式和知识结构。反思往往从怀疑开始，“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有喜悦，有困惑，也会面临一种危险，从“相信一切”到“怀疑一切”。“怀疑一切”，作为思考的过程，无可非议，一旦成为思考的结果，很容易陷入虚无的泥沼。有的人转而赞美虚无的泥沼，他们会怀疑一切，然后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切，认为这是一种世事洞明的深刻。
只有重建常识，才能走出这个泥沼。所有的思考都应该从常识出发，常识是思考的基石，避免思考者陷入虚无的泥沼。常识本应是每天呼吸的空气，不用专门通过阅读获得。可是，在“毒奶粉”和“地沟油”的年代，常识又必须通过公共阅读才能获得。
公共阅读不是专业阅读的对立面，而是起点。就我个人而言，最初的兴趣在文学，后来发现，如果对同时段的历史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就不可能对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进行准确的评价。等我转到历史专业，又发现需要对法学和经济学有所了解，否则很容易陷入“悲情叙事”或“道德叙事”，于是再去读一些法学和经济学的著作。公共阅读非但没有让我有漫无边际之感，反而让我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更加集中。
所谓公共阅读，即与公民常识有关的阅读。作为一个公民，应该具有何种担当，享有哪些权利？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本国的历史和文化有着何种认同和批判？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是否了解那些被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这些问题，无论你是什么专业或者什么职业，只要希望自己过上一种有价值、有尊严、有人性的生活，都难以回避。但那个庞大的似乎无所不包的教育体系，对此却鲜有回应。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只有通过公共阅读进行自我教育。
现在，很多学者把常识等同于浅薄，把“反常识”当做深刻，我难以认同。深刻生长于常识之上，不是生长在常识的反面。
2010年夏末秋初于云南、上海
王晓渔：很高兴今天来到单向街。“独立阅读”这个词非常常见，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遇到这个词，我发现最常使用这个词的是年轻的母亲，他们经常说自己的孩子六岁了，开始独立阅读了。后来我终于明白，爸爸妈妈不用给孩子念文字，就是他们所谓的独立阅读，按照这个标准，独立阅读是比较容易的，我们基本上都是可以的。另外一个意义上，我觉得独立阅读很困难。这跟每个人经历有关，我进了大学之后非常吃惊的发现，原来我在中学的时候那不叫读书，那叫学习，现在我非常严格的把读书和学习区别开来，学习就是要考试，找一个标准答案，我们再猜想怎么来符合这个答案。中国的中小学教育都是学习，我们要想独立阅读会遇到很大压力，不要说独立阅读了，我在中学的时候读一点课外辅导材料都会遇到很大压力，认为跟高考完全没有关系。进了大学之后慢慢开始读书，所谓独立阅读，跟独立思考是有关联的，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想一些问题，而且不是寻求标准答案，而是让这个问题永远存在，很多问题我现在大脑中间还没有解决，但是我觉得很有趣，脑中有这些疑问存在。
为什么我们提出独立阅读的观念？很大程度上跟自己的阅读观念有关，我们中学时代所理解的经典，读大学的时候发现一切都烟消云散了，发现是那么可怕，跟经典毫无关系。过去在中小学，大家觉得臧克家或者某某人是很重要的作家了，进入大学以后才发现他的作品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怎么评价他们呢？有的人死了，他还是死了。
后来开始慢慢的阅读，尤其是进了大学之后，慢慢开始动自己的脑子。但是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精神资源，通过阅读一些东西，开始慢慢有自己的想法，觉得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不再是被动接受。我一向是不太愿意学习的，特别讨厌上课的，上课就开始睡觉，下课铃响之前三秒醒了，然后就回去了。但是我觉得阅读是无限快乐，目前为止我实在无法寻找到比阅读更快乐的事情，与它差不多快乐的有很多事情，但是比它更快乐的很难找到。
我这本书《重返公共阅读》，什么叫公共，我愿意用网易的说法，公民阅读。首先我们是一个公民。我们在大学里面遇到很多学者，遇到很多博士、硕士，在一起聊天吃惊的发现，似乎是精英人群，按说应该归属于精英人群，但是他对一个公民基本的常识和知识又是一无所知的，可能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已经是专家，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一个纳税人的基本知识，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知识，或者对是否有可能作为一个选民的基本知识一无所知，甚至是仇视和敌视的，这种情况让我很惊讶。作为一个人的本质来说，首先不是要我成为某一个专业人员，首先是要成为一个公民，这一点本来应该作为一个最低的标准，但是在今天几乎成为最高标准，到今天为止我是不是一个公民？我觉得不是。我大概是一个居民，不是公民。心向往之，但是要达到这个标准很困难，在努力中。
公民阅读跟我们所说的专业阅读有很多区别，我们看报纸，报纸上有书评版，寒假、暑假到了，找一些学者给中小学生推荐一些书，给一些公众推荐一些书，发现很多学者专业的界限和公共的界限相对来说比较混乱。因为我有一次看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给中学生推荐一本书，因为他自己做古典文学研究，他推荐某一个古代文人的年谱。至少我个人觉得，这本年谱不要说对于中小学生，对于我们都毫无意义，价值都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对于相关专业研究的人来说，或许价值是无限的，但是作为公众没有必要读某一个人的年谱，那位学者混淆了公共和专业的界限。
我对自己写的书是很失望的，我看自己的书看得万念俱灰，毫无意义，如果这个书还有一点意义的话，它推荐的书是很有价值的，对我所推荐的书，我充分相信它的质量。我本身写的，跟它们相比是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通过推荐这些书，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共同分享精神资源，因为每个人在成长道路上都会遇到一些书，这些书会让我们在瞬间有震惊式的喜悦。我们经常见到一些朋友推荐的书，大家觉得特别好，比如说最近有更多公众知道的《燃灯者》这些书，我们自己看到好的第一个反应，非常想分享，跟朋友分享，以什么样的方式分享呢？后面就想到写一些相应的推荐，书评式的，我们共同分享一个好书，以此作为精神交流，这是主要的原因。
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一直认为阅读是非常幸福的，但其实我是特别痛恨写作的，虽然写过不少东西，每次写之前我非常头疼，而且非常畏惧，如果能拖延的话，我是一定无限度拖延的。一篇文章，别人向我约稿，如果没有截止日期的话，相当于无限期，我很难愿意动笔写这个东西。但通过写作可以与大家分享阅读的经验，这本身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关于阅读我先讲这些。
昨晚从朋友处拿到新书，一口气读完。拉杂写几句。
阅读在今天我们生活中的位置极为尴尬的。一方面是阅读推广活动的甚嚣尘上，一方面是公众阅读兴趣的持续减退。
以我这般粗陋之人的理解，阅读浅显之意当是看书，可以是无声、有声，抑或高潮之时，随着情节和意境的突变，顿然心生纠结，也可峰回路转喜极而泣。
我想起曾经的80年代——那是一个启蒙的年代。那时的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补课，思考。人们以阅读为风尚，以写作为大美。虽然自己在那个年代还是个小屁孩，但是这不影响后来者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和思考。现在，我们没有对80年代的膜拜和崇敬，也没有对书香的渴求。人们选择阅读的品种更加简单和功利，出版业快餐式的生产，地面店式购书的隐退，结果自然是对阅读的背离，对图书的拒绝。
这么说吧，《重返公共阅读》差不多算是一本迟到的书。在一个常识稀缺的年代，它让我重新回到“公共阅读”的开阔地带。
这本书让我想起梁文道的《常识》、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以及刘瑜的《民主的细节》。有意思的是，与梁文道相比，作者王晓渔先生深居内地，对许多现象有切肤的体会；与熊培云相比，作者的感情极为节制；与刘瑜相比，作者的视野则更为宽广。
我忍不住要把作者序言里的一段话抄在这里：“只有重建常识，才能走出这个泥沼。常识本来是每天呼吸的空气，在日常生活中慢慢习得，不用专门通过阅读获得。可是，在‘毒奶粉’和‘地沟油’的年代，常识又必须通过公共阅读才能获得。”
至少，对我个人来说，以前的阅读失效了。这本书对我是一个新的起点。谢谢作者。
我觉得读了这篇文章，很有同感！我想请作者做来我们学校做嘉宾，给同学推荐一些书籍，不知道愿意不？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