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化的时代.从信息社会到虚拟生活
1900-01-01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英国)凯文·罗宾斯等著、何朝阳等译
凯文·罗宾斯
无
无
明明看到有货才下单，但是最后却没有送来，失望啊
参见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第四期）：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3262497.html?retcode=0
嗯，这又是一本以技术乐观主义为靶子的吐槽之作。虽然我不喜欢他们每逢技术批判老拿麦克卢汉开涮，但不得不承认，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切入对技术的分析非常切中要害，而对于沉浸在浪漫主义的技术进步的幻象中的人们而言，泼一泼冷水也还是很有必要的。
两位作者都是英国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弗兰克•韦伯斯特是伦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凯文罗宾斯是纽卡斯尔大学传播学和影视学教授，他俩对信息技术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两人的第一本合著《信息技术：卢德主义的分析》（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Luddite Analysis）（1986）是最早开始对技术乐观主义展开批判性分析的学术著作之一。之后两人还合作撰写了《技术困境：计算机、工业和教育》（The Technical Fix: Computers, Industry and Education）（1989年）、《技术文化的时代——从信息社会到虚拟生活》（Times of the Technoculture: fro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 the Virtual Life）（1999）、《虚拟大学：知识、市场和管理》（The Virtual University: Knowledge, Markets and Management）（2002）（感慨一句，这两位大佬关系可真好啊，居然十几年间合写了四本书），对于信息社会的反思和批判是他们著作中一以贯之的主题。我看的这本《技术文化的时代》的出版时间是1999年，距离今天已有12年之久，当年的信息技术水平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作者在书里所批判的技术控制在今日已然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书中所描绘的“电子圆形监狱”正在我们的社会中悄无声息运转和延伸着，而大部分的人则对此一无所知或熟视无睹，曾经的远见如今化身现实，让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对信息技术的观察之透彻与深刻。
全书一共分为四个篇章：技术景观、信息系谱、赛博空间政治和虚拟空间，看上去都是些时髦的词汇，但迥然不同于眼下正流行的技术如何改变人们生活的未来学家的论述，作者的根底是悲观主义的。我从中挑拣了一些我很感兴趣的话题，拿出来与诸位分享。
在技术景观部分中，作者主要展开了对信息社会既有讨论的梳理和批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ICTs（信息传播技术）的讨论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诸如技术发展史和技术进步、技术革命标志新的历史纪元、信息革命的独特创新、信息与经济的联姻等等，在这些讨论所勾勒的“信息社会”图景中，信息革命被定位在提高人类的智力水平、改善人类日常生活、极大拓展人类对现实世界掌控能力等等光明前景上，在此语境下，信息或曰知识是一种有益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它是……真理、美丽、创造、革新、效率、竞争和自由的原材料”。而一切对于技术的拒绝和惶恐都是落后的、愚昧的和不识时务的。以新卢德主义为代表的反技术主义正是这样一股“反动”的力量。而技术的推动者们一边嘲笑卢德分子拒绝新技术，尊崇传统田园生活的观念是多么迂腐守旧，一边则悄悄地挪用卢德分子的观念来暗示ICTs能够让我们回到过去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例如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当人们热烈地讨论新媒体的交互性、多媒体和全球性时，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理解结构是：技术是一个解围之神，它将改变一切，且将顺着好的方向发展，只要我们听从它的召唤(主要论点包括，技术是有益的；技术是一种奇观；技术是中立的，它本身不具有价值取向，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利用它；技术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的必然进程) 。而作者认为这些讨论将信息革命仅仅作为纯粹的技术创新来理解是不甚恰当且非常幼稚的，它们实则抑制和遮蔽了存在于信息技术运作背后的权力关系和结构性力量。要真正理解ICTs对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影响，必须采用一种历史的语境，去追溯理性、知识和技术缠绕在一起的历史，考察它们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代国家的政治和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
比如，我们现在谈工业革命时期的卢德运动，更习惯于将其理解为一种徒劳而愚昧的抗争，捣毁机器并不能改变历史前进的脚步，这种盲目的非理性对抗是绝望而毫无结果的，卢德分子则是无知愚昧的反人类的暴徒。而两位作者极力反对将卢德主义污名化，并对这种评判背后的线性进步主义历史观表示质疑。作者认为，卢德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时期，它是无产阶级在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传统社会关系的情境下做出的抵制和拒绝。既有的很多历史研究表明，卢德分子并非无理性的偏执狂，他们常常极富组织纪律性。他们的所做所为并非反对新机器本身，而是反对通过机器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新型的社会关系。传统的农业生活方式被彻底地颠覆，农民被迫与生养自己的土地分离，成为手无寸土的无产阶级，进入工厂参与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维持生计。而这种劳动与人的疏离和客体化正是造成人的异化的主要原因。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摧毁了传统生活方式，而卢德运动正是人们对于这种历史暴力的奋起反抗。而同样地，新卢德主义则是对信息社会所带来的结构性暴力的再一次抗争。
那么这种结构性暴力是什么呢？作者在信息谱系部分中从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一是从政治层面探讨工作场所乃至整个社会的管理和控制的关系，一是从文化层面关注微观的权力政治，即信息和传播技术对日常生活的结构、方式、组织和惯例的塑造性影响。“信息和传播技术一方面是社会管理、规划和行政的机制；另一方面又是监督和控制策略的核心”，两方面紧密联系，相互促进。
首先来看ICTs与宏观社会控制的关系。作者强调，信息的生产和占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现代社会的错综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唯有掌控足够的信息资源才可能做出正确合理的政治或商业决策，这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趋势，即用“看得见的管理之手取代看不见的市场作用之手”。作者借用了戈德曼的理论，将资本主义划分为绝对驱动和相对驱动两个时期，前一阶段需要强制性手段对劳动力进行教化，诸如劳动分工、有偿雇佣、“监狱式工厂”等等外在的制约方式；后一阶段则将外在的纪律和控制形式转变为内在的工厂纪律，机器充当了提高生产力和控制的双重工具。在第二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福特主义和科学管理的诞生。福特的流水线生产技术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技术控制，在这一系统中控制是被结构化的，包含在技术运转中的权力关系自动化，且无声无息不露痕迹。泰勒的科学管理则是强调对信息/知识的有效规划和控制，大众社会的运转需要信息的汇集和传播，对信息资源的科学管理是确保大众社会的组织性和凝聚力的重要机制，而控制这个大社会，则需要发展一个有系统、有协调性的管理公众舆论的机制，于是有了市场调查、广告、公共关系等等信息管理的专业组织和活动的出现，这些专业工作尤其侧重定量化、科学的程序（这与社会的实证主义思潮的流行也有很大关系）。在政治领域里，技术越来越多地用于促使权力更有效率更自动化地实施，管理和控制的功能日益结合。公共领域的民主对话的观点被对政治生活进行机械有效的科学管理的观点所取代（这便是李普曼主义对杜威主义的胜利）。在经济领域里，技术则增强了商业组织对市场的科学管理，通过刺激需求、记录品味和监督消费等等技术手段来建立更为有序和可控的市场环境和生活方式。自此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就是在不断地深化和扩展信息的搜集与监控的过程。对于作者而言，信息革命无外乎是资本主义相对驱动的一个新阶段，是福特主义的延伸与重塑。信息革命因而不仅仅是个简单的技术进步的问题，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其孕育的政治文化力量和新的社会组织结构的诞生。
其次，从微观政治的层面来看，ICTs的影响更是渗透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主要体现为：福特主义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向社会再生产领域（休闲、家庭和日常生活）的逐步侵入，表征为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发展。商业化的娱乐和服务通过技术的形式进入普通大众的家庭里（例如电子购物的流行和电视娱乐节目的火爆），这带来的重大改变是，人们社会时间和空间的殖民化。时间的殖民化，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工作以外的自由时间也在这种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休闲方式中变相地成为一种消费“劳动”，你坐在电视前的观看行为，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在为广告商进行无偿的劳动。而空间的殖民化，则是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打破传统大众媒体的集中化、标准化等特征，给普通人带来表面上更多的选择和自由，所谓媒体的“离散化”。但离散化并不意味着走向自由民主，而是优化和精简了权力的有效行使。更为主要的是，社会的行政和制度机构进一步地集中化和一体化，离散化实际上是信息时代权力在平民社会的流动形态。
ICTs增加了社会的透明度，换个角度看，实则使社会更受约束。这里，作者沿用了福柯的视角，用“圆形监狱”（Panoption）来隐喻这种全能式的监控机制。所谓的“圆形监狱”是这样一种结构：众多的小隔间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建立，被照亮的隔间和被遮蔽的监控中心形成不对等的格局，使得隔间永远暴露在中心的监视目光下，而监视方则是隐匿的且无时不在。在这样的监控系统中，隔间里的个体由于意识到自身被监控，久而久之便习惯了这种监控，因而使得这种权力关系内化，最终实现人的自我控制。所谓的网络社会便是这一监控结构的新的变体，更恐怖的是，这种监控由于记录的永久性和遍在性，将脆弱的个体置于更全面深入的被观看的状态中。例如有线电视网对电视收看的个人信息的搜集，POS机对个人消费的记录，网站对用户个人信息的搜集等等。更具体一点的例子，可以参照前段时间的3Q大战中涉及的腾讯窥探用户电脑的行为。这里有一个无需争议的争议，即个人的计算机的使用习惯、网络活动、资料信息算不算得隐私？不错，对于网络公司来说，它们搜集的是庞大的用户群体的信息，这些信息是被抹去了个体的痕迹而作为消费者群体特征和趋势被利用，它与我们通常理解的“隐私”（个人不愿意被暴露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感）似乎并不是一个概念，但是正是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个人信息作为企业市场决策的重要依据，有着极为重要的经济价值。我很同意作者的观点，“当信息被大规模、有秩序地搜集时，就成了情报。自然资源或个人活动和交流的信息，如果以技术手段进行处理和利用的形式被大量占有，就变得有政治意义了。”当然会有人说，做研究不就是需要搜集信息吗？但问题是被搜集信息的个人是否自主自愿，还是在被动无知的情况下被观察或者被“监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中，个人是“被算计的”，我把它称之为“没有爱的研究”。可以与之进行对比的是民族志研究，这种以市场调研为目的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与民族志是如此相像，它们都在强调观察和理解，但目的却截然相反。前者的研究是为了“爱”，理解本身便是目的，而后者的理解不过是一种手段，其背后的深层动机是控制。人自身日趋被降低到数据的地位，成为监督和知识/信息的对象。而且这种控制野心勃勃，不仅要控制人的外部行动，还要深入人的精神世界全面控制人如何思考如何感受，用席勒的话就是“思想管理”。ICTs实则升级了信息资源拥有者对信息/知识搜集和积累的能力，推动的就是对社会知识和技能的更有效的集中和系统化的垄断，从而让监控无所不在，无时不在，这便是所谓的“社会的泰勒主义”。
在赛博空间政治部分中，作者还谈到了教育，并未采取ICTs对教育的深远影响的视角，而是继续从福柯的权力视角，用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来分析教育、知识与权力之间密切勾连的关系。作者认为近几十年的教育转型实则深受从福特主义到新福特主义生产模式的转变的影响。由于工作终身制的瓦解，居高不下的长期失业，引发社会的不确定和忧虑，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潜在的威胁。而教育在这期间则开始扮演重申社会准则和道德准则的功能，从关注内容转变为关注能力和技能，提倡要进行灵活性教育（原则主要包括能力（competence）、应变（coping）、创造（creativity）、合作（co-operation）），强调终身教育（认为学习是一生持续性的过程），个人必须获得洞察学习策略的能力，更注重以项目为基础而非以知识为基础的教学，更注重以学生为中心的、经验式的学习方式等等，而这些在作者看来，不过是在为新福特主义体制培养适应性强调灵活的、综合的、自我控制能力强的劳动力，不过是从培养“顺从的、没有能动性的人”向培养“服从但灵活的人”的目标转变。这种教育改革本质上是工具主义的，是社会控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不过是让教育更有效地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需求服务。这样的教育构成一个 “自我改善的现代版本”和“灵魂的自我培训”，让主体将规训自我内化，不知不觉地被植入了顺从——另一种形式的“圆形监狱”啊。在这样的教育逻辑下，失业问题便不再是社会的责任，而是归咎于个体，是因为个人不够灵活、沟通能力差、不够敏捷、不会自我推销等等缺陷才会变成“卢瑟”，要成为一个“温拿”就必须提升自身的能力，纠正和改变这些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个人特质。这样的教育无疑是非常功利主义的，知识被赋予高度的功用性，一切的学习都与资本市场相挂钩，对于认知和理性强调的同时，造成对直觉、情感、审美的忽视（这其实是唯科学主义在教育领域的渗透嘛）。由此自动控制和信息理论已经被深深地吸纳进了教育体系中，教育沦为了单纯的造就人力资源的新方式而已（呵呵，联想一下当下中国的大学教育以及烂大街的成功学畅销书吧）。
在虚拟文化的部分中，作者则讨论了赛博空间所带来的新型“知识空间”，当然这些我们都听太多啦，wiki、SNS、UGC、协作性学习和集体创作、消费者与创作者的合一……在这样的网络空间里，开放、易变和动态是最大特征，信息由此泛滥成灾，知识得以去疆土化，人类文化创新获得空前的自由blablabla……而作者则再次挑战了这样的流行观点，他们认为，这种强调知识转型的视角忽视了对现实社会的考量，赛博空间所创造的知识场域背后的推动力，其实，依然是，全球政治经济逻辑。知识的去疆土化其实对抗的是我们生活其间的真实世界的政治文化。在这个新的知识空间里，权力确实得以重构，但新晋的权力精英是“符号分析专家”和“企业网络”，而非普通如你我的大众。而所谓的虚拟社区，在作者眼里，则仅仅是一个兴趣的社区，而非人民的社区，是分离感和无实体感的虚拟条件在维持着兴趣社区，它提供的是“没有热情的政治，没有权力的政治，没有对抗的政治，没有人民的政治”。当然这个论断放到当下的中国，似乎不一致，我们在谈微博的革命性意义，在谈网络公民社会，但在这些状似关切现实政治生活的网络言论中有多少真正撼动到了现实体制，有多少不会最后沦为“闲谈”呢，还有待各自的判断吧。
对于欢呼信息革命的未来学家和技术乐观派来说，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市场的变化和新技术带来的商业潜力。赛博理论的背后其实是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对于他们而言，要的不是变化，而是使过去永存的未来。信息社会的蓝图的描绘本身其实就是在在拒绝蕴含在未来之中的真正丰富的可能性。当我们逐步沿着这些未来学家和技术倡导者所设计的全球信息社会的路线走下去时，未来其实已然为我们所熟知和为他们所掌控。由此，新的虚拟空间便是一个被平定的空间。作者极力反对这种让世界失去真实和他性的趋势，在他们眼中，现实生活中的“摩擦”（friction）和“惯性”（inertia）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赛博空间所带来的“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和“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将未来永久封存在现在进行时，将所有的距离消除的尝试，其实是消解了外部世界的意义，创造出一种充满虚幻密切感实则是孤立肉身的虚拟空间，导致“真正的社会生活与经验资源的枯竭”。例如网络社区的“同质化”现象和“回声室效应”，并不能带来真正富有建设性和意义的言谈，因为民主文化是建立在人们的差异和距离的基础上、以分歧和冲突为前提的对话，而如果真的有一天赛博空间实现“世界是平的”时，一切可能性便会荡然无存，唯有压迫和专制的结构永存。
对于作者而言，真实的世界是充满冲突、矛盾、差异和未知的事物的世界，而技术文化和虚拟空间则致力于搞定这些真实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通过外部的技术操控和内在化的自我监控实现对未来的封存，这才是信息社会背后的可怕逻辑。而揭穿这一切的目的当然最终还是回到了人类解放的根本命题上，即在思考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究竟是追求技术控制带来的有序还是需要回归无序呢？呵呵，又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或者说，需要通过现实的权力博弈才能得出结论的问题。
我酱油路过，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