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自述
2009-11
湖南教育出版社
沈善炯 述,熊卫民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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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21世纪开头的时候，湖南教育出版社策划编辑出版一套《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有计划地访问一些当事人，希望他们能将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口述回忆，让采访者整理成文字和音像资料，为后人留下一些宝贵的文化财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应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口述历史很重要。《论语》就不是孔子（前551－前479）的著作，而是口述。这情形与希腊的苏格拉底（约前470－前399）及其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似。那个时代学者们还没有自己著书立说的习惯，思想学说都是靠自己口述而由门人弟子记录下来的。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被奉为儒家经典，流传两千多年，一字值千金。我们当代人的所见、所闻、所历，不能与之相比，但“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贡献出来，流传下去，对社会还是有益的。司马迁著《史记》，上古部分文献太少，主要根据“传说”（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说”，即口述、口述、再口述），准确的年代只能从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算起，这不仅给年代学留下了一个空当，因而有今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还给后人提供了怀疑的口实。辛亥革命前后，国内外出现了疑古思潮，提出“东周以前无史”论，企图把中国文明史砍去一半。幸而这时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了甲骨文，王国维于1917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指出甲骨文中发现的殷商王室的世系，与《史记·殷本纪》中所载相吻合，《殷本纪》中的口述记载只有个别错误。这就把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由东周上推了近千年。由此，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他又于1926年在上海《科学》杂志第11卷第6期上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指出中国历代出现的新学问大都是由于新的发现。他举了很多例子，最重要的是汉代曲阜孔壁中古文和西晋汲冢竹书的发现，说明新材料对于学术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胡适于1928年在《新月》第1卷第9期上写了一篇《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进一步指出，我们不仅是要找埋在地下的古书，更重要的是要面向自然界找实物材料。他说：“材料可以帮助方法；材料的不够，可以限制做学问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
《沈善炯自述》主人公沈善炯受教于西南联合大学的农家子，从比德尔实验室出来的岗材生，受麦卡锡主义迫害，与赵忠尧等同时被囚于日本，改行研究抗生索的生产问题，取得了国际水平的成就，贾植芳托他带东西给胡风，据说内藏一封秘信，“反胡风”、“反右派”等运动的漏网之鱼，“四清”、“文革”时终于在劫难逃，20多年后方才重返分子遗传学领域，迅速在固氮基因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每一代人都有为后代存史的责任，80岁后，继续生存的价值在于讲真话。
沈善炯（1917-），江苏吴江人，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42年毕业西南联合大学生物系，1950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获博士学位。1950年11月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副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曾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剐所长、生物学部常委、学部主席团成员 早年从事抗生素和微生物生化的研究，1970年代以来从事生物固氨研究，均有突出贡献；被授予陈嘉庚奖生命科学奖（1997）、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9）等。熊卫民（1974－），籍贯湖南南县。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科学社会史和生物学史研究。著有《台成一个蛋白质》、《邹承鲁传》、《反思科学技术》、《从合成蛋白质到合成核酸》等。
自序第一章 青少年时代贫苦的童年吴江中学第二章 走向科学流离于安徽、湖北等地到广西大学借读转学到西南联合大学到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做研究第三章 留学美国难得的留学机会大师云集的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第四章 东京蒙难巢鸭监狱移交国民党“中国代表团”释放归国第五章 愉快的13年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访问苏联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难忘的岁月第六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被诬“反党”“叛国”下乡第七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斗“定性”“清理阶级队伍”回到微生物研究室第八章 度过了风雨长夜继续夹着尾巴做人被结合到“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赴英、法考察分子遗传学第九章 回到第一志趣赴美访问工作受到重视和支持第十章 答问录在早年政治运动中的经历对科学和教育的思考附录忆恩师张景钺悼念顾德安忆王仲良学生眼中的沈善炯 朱家璧访谈录沈善炯的科学贡献沈善炯年表人名索引整理者附言
插图：在清华农业研究所时，戴芳澜老师指导我研究古瓶菌（chytrids）的形态和生活史。古瓶菌是真菌中原始的一类，那时中国还没有人研究它。老师对我的工作要求很严，在工作期间要求贯注精神于工作，不许看书，甚至有关工作的参考书也不许在实验室看。每天早晨戴老师总是一手摇着他那挂表的链子来到实验室，一跨进门就半开玩笑地说：“发现了新东西没有？”如果被他发现在看书，他就一板脸转身走了。记得有一次我在偷看一本张肇骞老师寄给我的细胞遗传学书Sensome&Philip：Recent advances in plant cytogenetics（《植物细胞遗传学新进展》），被他发现了。他问我：“你看这本书觉得怎样？”我回答他：“我不觉得怎样。”他又问：“你看完了没有？”我回答：“还没有看完。”他听到我的回答后就走了。哪知老师回家后向师母发脾气：“那老沈在实验室看书，还没看完就妄加评论，说那书并没有什么，这样浮躁的年轻人岂能搞科学研究。早知道如此，我是不要他来工作的。”这是老师要我端正治学态度，切忌浮躁之气。开始我很不习惯，但后来我逐渐理解老师对我的期望并且铭刻在心。因我对古瓶菌的研究产生了兴趣，我的工作取得了一些结果。我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美国植物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Vol.31，April，1944）上。这篇论文的英文是戴老师写的，但他没有署名。我的英文译名（San Chiun Shen）也是他起的，一直沿用至今。戴先生有时候带我们到附近山上去采集真菌标本，严肃认真但又幽默。他曾说：“我的第一个学生周家炽是个怪物，现在看来你也是一个怪物，要怪物成群了！”我心里想：“难道老师也是怪物吗？”但不敢问他。
《沈善炯自述》编辑推荐：一个带刺的倔老头，一本真性情有书〈br〉中国的科研与教育、微生物学、遗传学、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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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书中我才深深才解到从前的科学家是多么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