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

2002-10-01  

江西教育出版社  

陈以爱  

356  

无  

当初陈以爱就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时候，毕业论文由我指导，研究关于朱希祖与北大历史系的问题。以爱虽然初窥学术门径，对这方面的材料搜罗不少，也读了些相关的书籍。后来自港来台，归李广健。李广健也是我的学生，随我由香港到台湾，执教台南师范学院，继续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可独立治学且有成。以爱来台后，考入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重理旧业。他们夫妇从我游已十多年了。以爱在研究所继续搜集有关北大的材料。我跟她说：你对这方面的材料已能确实掌握，并且可以灵活运用了。现在应该更上层楼，对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加以注意。于是她以过去的基础，开始进行北大国学研究所的探索。不过，我跟她讨论北大国学研究所，不是没有原因的。过去对一个学术问题或个人，或一个学术机构的研究，往往将其孤立在时代潮流之外，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讨论问题。因为任何学术问题与学术机构，以及学术人物个人，都是产生在一个时代之中，并且和这个时代发生交互的影响。北大国学研究所是中国近代学术从传统过渡到现代所成立的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其成立与发展更具有时代的特色。

这本《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由陈以爱所著，本书对北大国学门历史的阐述，并不仅仅是为了说明围绕着现代学术体制建立和发展之相关问题，因为正如《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一开始就指出：国学门的成立，是整理国故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环节，而这一学术运动的兴起与扩展，同样是现代学术文化史的中心课题。

陈以爱，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

编辑人语
序
自序
前言
第一章 北大文科整理国故运动的形成
第一节 桐城派的没落与太炎门生的崛起
第二节 文化启蒙与考证学风
第三节 “国故”与“整理国故”
第二章 北大国学门的创建与发展
第一节 国学门创建的背景
第二节 国学门的组织结构
第三节 国学门各学会的创立与活动
第四节 法国东方学与日本东洋学对民初学术界的冲击
第三章 北大国学门整理国故的方向
第一节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一份“新国学”的研究纲领
第二节 《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国学门月刊》
第三节 学术新领域的开拓
第四章 北大国学门对现代学术发展的影响
第一节 新学术研究基地的建立
第二节 整理国故运动的扩大
结论
征引书目
后记

为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中心。三考证学风下的北大文科不过，当《新青年》杂志同人有意借着鼓吹文学与思想革命，在中国推动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之际，他们在学术专业上，也没有放弃自己的本行研究。事实上，在白话文学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白话文的提倡者也获得越来越大的社会名声时，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教授，胡适等还是必须在自己的专业上表现出相当水准，才能在北大乃至中国学术界立足。对于这一点，胡适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虽然他在回国前已因提倡白话文而声名大噪，但要在中国学术重心的北大建立一个稳固的地位，他必须在考证学的领域里拿出实质的研究成绩来。当胡适在1917年秋季初进北大时，其他同事本将他视为文科新贵陈独秀阵营的人。这是因为胡适的被聘，本出自陈独秀的引荐。1916年10月，胡适自美国投书上海《青年》杂志，陈、胡开始有书信上的往来。两个月后，胡适复请其同乡好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向陈独秀转达代为谋职之意。恰好陈独秀在该年12月接下北大文科学长之聘，且已收到胡适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遂写信给胡氏，约他毕业后到北大任教。信上说：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引者按：指北大校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①这封信写于1916、1917年之交，④胡适当时因未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未能立即应聘，而是在半年后始来到北大任教。

一本学步之作，出版三年后，得以用简体字再版，向更广大的读者请教，诚然不是作者原先所能想到的。对于这本由硕士论文修订而成的书，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颇不成熟，常疑此书是否还有重印的价值。尤其因为拙著出版后，个人的研究兴趣主要仍集中在整理国故运动的探讨上；几年来对相关课题所作的进一步考察，使我对旧作的局限知之甚悉。若非几位史学先进基于奖掖后进之念，时时给我督促和鼓励，我是不敢再将此书予以重印的。在要对拙著进行修订时，我知道近年来因著学术史研究颇受学界注意，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刊行，其中不乏与拙著密切相关或是有所讨论商榷者，使我对是否该一一回应而颇感踌躇；后来考虑到若要全面征引、回应的话，交稿日期恐得一再延后，故新版大抵只订正了若干史实错误，并对文句略作修饰。读者如欲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请直接参阅1999年后新撰成的各种专书、论文。至于我个人对此课题的后续研究，日后当另文向学界先进及同好请教。又最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卢毅先生来信，指出1920年发表的《北大整理国学计划书》，作者应是马叙伦。

江右学术，椎轮于两汉，蕴积于六朝，荡摩于唐季，勃兴于两宋。两宋之际并起特立而为一代之宗者，大有人焉。孝宗乾、淳间，金溪陆九渊以扫空千驷、壁立万仞之势，昌言为学当先立乎其大，以发明本心为始事，以尊德性为宗，而与紫阳之学相抗争，谓紫阳之学以道问学为主，视格物穷理为始事，必流于支离。两家门径既别，遂相持不下，交互辩难，学术波澜为之迭起。适其时金华吕祖谦承其家学，以缵绪中原文献相标榜，加之不名一师，不私一说，兼收并蓄，而与朱、陆成鼎足。乃于淳熙二年（1175），亲约朱、陆等会于铅山鹅湖寺，旨在折衷两家异同，期归于一。于是三大主将齐聚鹅湖，相对执手，各申己说，非仅极一时之盛，而实开我国古代学术争鸣自战国以后未有之局。虽异同犹是，未能划一，而其启沃后世之至深至远者，固不在此也。　　——《鹅湖书院志》

这本《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由陈以爱所著，全书分为四章，内容包括：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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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本比较系统的研究近代学术机构的著作，是一本好书

　　 书没在手边，仅凭记忆胡诌两句，只谈印象最深的几点。
　　 作者前言讲这本书是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读博以后逐步改写而成。这个改动表现在题目上就是硕士论文的主标、副标在著作里正好掉换了顺序。全书读下来的感受，第二章、第三章应该是硕士论文的主干部分，前言、第一章、第四章是后来逐步修改的。
　　 论者立意以北大国学门的历史沿革为横轴，“整理国故”发端变化为纵轴，探讨“西学”如何“部勒”“国学”，亦即传统学术的现代化之路。如果严格说来，本书最出彩的地方应该在第一章，而陈氏著述的标的不能说完全达到，部分章节有点流于材料铺陈，缺乏深入腠理的分析。换言之，“兴起”讲了，如何“现代”、怎样“学术”方面还不够。
　　 第一章把章氏弟子与北大国学门、与整理国故、胡适与章氏门生的合作诸多事件梳理得清楚明白。实际上，1949年前整个北大文科的势力发展图就是桐城派——章氏门生——英美留学人士的一个逐次演进的过程，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民国学术的发展之路（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著作40年代通行于民间，在正宗的大学教育内是没有得到承认的。）。不过略为遗憾的是，本书既以国学门为中心，自然不能讨论到章氏门生如何被以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英美留学人士无情地取而代之的过程，而这一个转折似应以广州史语所的成立，其人员组成为开始，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真正成型则终于中研院史语所，也可谓英美派独占学术界霸主地位开始，当其时略显散漫的章氏门生（也可一定程度上理解为留日学生）无法与之抗衡。很多人都会过度去褒扬第一届中研院人文组名单，但仔细分析下来，这一名单恰恰以自己的标准拒绝了自己认为是“非学术”、乃至“非欧美”的人选，例如钱穆的没能入选，恰恰是因为其治学之路的“非西方化”。 欧美留学人士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占据学术、政界要津、一扫民国建立之初处处仰仗留日人士鼻息，此中关隘之处，的确值得深入论述。（王汎森、桑兵二位有论文对此讨论，可作参考）二、三章长于材料梳理，于此有关者应细读，不然翻阅即可。第四章及结语，作者明显想深入论述，但因为涉及到论述国学门的影响，过于面面俱到，反而失之于没有重心。这一点当然不是批评陈氏，客观点讲，陈氏在这方面已经做得足够出色。史学论著如何能够平衡“叙”“议”，这的确是个难题。要么是流水账似的材料堆砌，要么是无所依傍的对天空谈。联想到自己最近一直做的，私心以为能够达到陈氏水准即已满足。
　　 本书还值得称道的一点是不聚焦于一二明星人物。聚焦于明星人物，固然会显得论述深入，但此做法却稍显偷懒，容易将多人促成的过程归结于某人一己为之。读完陈著，至少不会将所有的功劳簿都记为“胡适”，历史的复杂性得以呈现。
　　 此书行文直白通透，不卖弄文辞，的确是经过史学训练的文笔。
　　 总而言之，一本硕士论文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在国内，至少很多博士、乃至不合格的教授著作都是要汗颜的。

　　 得到这本书的日期是2009年11月13日。当时本该认真地读一遍的，只可惜当时我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娃娃，所以只是挑了些感兴趣的八卦看了看，然后就放下了，再没碰。直到最近几天，偶然又把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才发现原来自己错过了多么好的一篇文稿。
　　
　　 本文是著者的硕士论文，也是其至今发表的唯一一本专著。（去年听说她终于又要准备出书了，不知道现在怎样？）本书以1922年-1927年北京大学国学门为中心，内容却广涉清末民初的学派之争、现代学术体系与机构的渐变与困境、国际学术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社会风潮和社会结构的改变等等。其所用的材料既有历史档案、学刊杂志，也有时人的书信、日记、后人的回忆录等，其中最特别的要数书中附录的北大国学门的历史资料——组织结构图、建筑平面图、刊物发表目录、人事变更表等等。这些丰富生动的材料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历史图景，再穿插着那些痛心疾首的书信和激情澎湃的宣言，让人沐浴书中彷如历史在场，一切结论的推理也就水到渠成。
　　
　　 全书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整理国故”运动的形成与北大中太炎门生和胡适等人两方面影响的关系；第二部分主要从内部描述“国学门”的产生、内容及活动，并从外部分析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对国际社会的影响；第三部分以国学门的研究成果为中心讨论北大诸人“整理国故”的方向，及其成就与局限性；第四部分则结合1927年以后国内学术研究机构和“整理国故”运动的发展，分析“国学门”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具体影响。其中第一部分是本书讨论的问题背景，第四部分是本书讨论对象对后世的影响，虽然各自都有一些很重要的结论，但是本书最精彩最核心的部分明显还是在中间两个部分。
　　
　　 在第二部分中，著者先从国外研究机构对学术的极大促进作用入手，从主事者和学界的普遍共识两个角度分析“国学门”了产生的土壤。然后结合北大的档案资料，梳理研究所国学门的人事结构、组织结构和建筑结构，兼具教学、研究、博物馆和档案室功能的多功能性，并以五个研究会（歌谣研究会、风俗研究会、方言研究会、明清史料研究会和考古学会）的产生与活动为中心介绍了国学门的主要工作和成果，其中已经可隐隐见其对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和重要地位。最后，著者结合当时法国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兴盛背景，指出当时学人急于“预”东方学之“流”的迫切心情，并以《国学季刊》的世界性、国学门积极参与国际东方学组织和成功组织第一个中西合作考古队为例，说明国学门的建立是基于怎样焦虑的心情，及其对中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
　　
　　 第三部分讨论“整理国故”的方向，首先绕不过的就是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在这篇宣言中，胡适提出了“新国学”的研究大纲并对整个学术界造成了极大影响；然而胡适与国学门同人的意见其实并非完全一致，所以最终以“求真”为两派妥协，并因而形成了“整理国故”的方向。在确立了方向之后，研究方法也随之确定为“以西学部勒中学”，即不以经学位中心、一切学术独立平等的态度。然后，作为这一研究方向的成果，著者接下来对《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和《国学门月刊》做了详细的分析和介绍，从中可见民俗学与古史辨运动的痕迹，亦可见学术刊物对于学术交流、发展和竞争的重要作用。最后，著者又跳出具体的研究成果，从整个近代史发展的角度看国学门在明清档案、考古发掘、方言调查和民俗学四个方面的影响和历史意义，并通过与其后建立的中研院史语所的对比总结其在理论方法上的局限、专业性和经费上的不足等等。
　　
　　 总之，全书以北大国学门为例，展现的是在传统学术环境中的中国如何在艰难和探索中一步步建立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研究学报、学者学会以及这些器物层面的改变如何促进了思维层面的知识结构的变化。透过这种回溯，不仅可以对中国近代的学界历史产生理解和同情，更让我们对当代学科的发展和由来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
　　
　　 通观全书，著者最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资料的丰富和叙述的生动。作为一篇近代学术史研究论文，如何筛选和驾驭庞大的史料无疑是一个很考验学者的难题。正如著者在《自序》中所说，虽然庞大的私人资料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很多素材，可这些资料的主观性太强，稍不留神就会对历史进行扭曲。另一方面，由于资料太过丰富，所以为了缩短篇幅，学者必须尽可能选取有代表性、概括性的材料来说明问题，却也往往使文章干涩无聊，失去历史的丰盈与鲜活。而这一点，恰恰是著者所长，也是我该学习的地方。我到现在都记得，当年在她门下求学的时候，多少次被她的眼神和语气拉入历史的现场，莫名其妙地兴奋和感动，不知不觉地过了三节课还觉得没上够。我想她的这份激情，也是她能写出这么生动有趣而又靠谱的文章的一个重要因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