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舞台上的湖湘人物
2010-9
湖南人民出版社
袁南生
384
近代以来群星灿烂的湖南外交人物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湖南外交人物，包括湖南的外交思想家、战略家和实践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历史上，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外交家群体的崛起，外交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湖南人。当然，外交史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些是是非非，也离不开湖南人的影子。 群星璀璨的外交家群体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从被动到主动，从弱国外交到强国外交的历史。今天的人们谈到外交官，很容易把外交官与折冲樽俎的国务谈判、觥筹交错的豪华宴会、西装革履的潇洒风度联系在一起，以为外交官理所当然地属于上流社会人物，享有特权，受到尊敬。其实，当年可不是这么回事，那时的国人瞧不起外国人，甚至连林则徐这样先进的中国人都不了解外国人，以为英人连膝盖都不能弯曲，所以不会有战斗力；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只要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国人于死命。那时国人瞧不起外交官，认为父母在，不远游，达官显贵们都把出使国外看成是丢祖宗脸面的事情。那时朝廷与外国争执的一个问题就是，外国要求中国派使节常驻他们的国家，清政府却站在“维护国格”的高度拒绝委派，而国人也往往把卖国与出使国外联在一起。正因为如此，才有清政府派美国人蒲安臣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国外的荒唐举措。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在所谓“弱国无外交”的时代环境下，湖南涌现出了一个个有代表性、在中国外交史上响当当的外交人物。例如：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使节是湖南湘阴人郭嵩焘。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驻外使节是从郭嵩焘开始的，仅仅这一点，就使湖南人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清史稿·表五十二·交聘年表一》说：“光绪建元，郭嵩焘、陈兰彬诸人分使英、美，是为中国遣驻使之始。”郭嵩焘先于陈兰彬两年赴任，所以他是中国第一任实际驻外的公使。然而，对郭嵩焘第一个奉命常驻国外这件事，时人却不以为荣，都以为耻，朝野上下，议论纷纷。郭嵩焘的故乡湖南，当时风气更为闭塞。杨度的岳父、湖南大名士王闽运编了一副对联讽刺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不仅烧毁了郭嵩焘修复的玉泉山林寺，还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省籍。他的老朋友、三次担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也质问他：“何以面目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郭嵩焘出使英国的过程，始终伴随着人们对他的非议、责难和攻击，甚至伴随着屈辱。他与外国商人、低级官员握手；他向同船的外国军士起立行礼；他让自己的夫人学习外语；他让夫人出面请洋人看戏以结交朋友，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在当时都被看成是“有损国格”的“罪状”。昏庸无道的清政府将他召回，让另一个湖南人曾纪泽接替他的职务。 湖南长沙人瞿鸿槎是晚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后第一任尚书。他掌管的外务部，是晚清以来外交主管机构中权力最大的，负责一切对外交涉事务，除签订条约、划定疆界、派遣使节、接待来访外，还主管通商、国防、路矿、关税、邮电、旅游、宗教事务和华工。他在索回庚子赔款余额，粉碎藏独阴谋，推动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型方面，作出了艰辛的努力。 湖南邵阳人蒋廷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教授大使，第一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第一个既担任过驻联合国大使，又担任过驻美国大使的外交家（担任过驻联合国大使和驻美大使的还有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外交部长助理李道豫和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教授出任大使者，中外不绝于史，如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曾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圣约翰大学教授颜惠庆先后曾出任驻德国、丹麦、瑞典、英国和苏联大使及驻国联首席代表。蒋廷黻1912年自费赴美求学，攻读近代历史，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教授，主讲中国外交史及法国革命史。他在外交上支持南京政府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深受蒋介石的关注与赏识。1934年8月，他奉蒋介石之命赴苏联考察，以蒋介石“极为信赖”的私人代表身份与苏联当局接洽会谈，促使蒋介石转变对苏联的敌视态度，转为实施联苏对日方针。蒋介石对他的莫斯科之行十分满意，复电“甚表嘉许”。1936年10月，他出任驻苏大使，在随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中，他主张用和平方法救蒋，多次与苏联当局会谈，希望苏方对中共和张、杨施加影响，迅速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与苏方交涉，帮助和安排蒋经国于1937年3月返回中国。1945年，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兼联合国救济总部中方代表。在分配联合国救济物资时，不顾国民党方面反对，力主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占领区一视同仁进行分配。1947年12月，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代表。职业外交生涯长达15年。1961年任“台湾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仍兼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代表。他主张中国统一，反对台湾独立。他学贯中西，前期治学期间，编著有《清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2卷）、《最近三百年东北外交史》、《中国近代史大纲》。 湖南常德人胡瑛是民国历史上第一任外交部长，也是中国外交史上担任“外交部长”这一职务的第一人。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在武汉曾成立了与清王朝对立的中华民国军政府，27岁的胡瑛出任外交部长。武昌起义后第三天，胡瑛与领事团交涉，争取各帝国主义国家尽可能减少对军政府的疑虑或敌意，尽可能劝阻列强给予清政府以任何形式的支持，尽可能为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10月18日，驻武汉、北京的外交使团发表声明，对军政府与清政府的对立持中立态度。这一声明的发表，意味着列强不是把清政府看成是合法方，把军政府看成是非法方，而是看成交战双方，这对军政府来说，是外交上的大胜利，是胡瑛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湖南辰溪人刘晓是出使苏联时间最长的大使，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新中国建设争取外援最多且质量最高的大使。1955年到1963年，他出使苏联长达8年之久，这一时期刚好是新中国加强建设的时期，迫切需要援助。刘晓出使苏联时期，是苏联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高的时期，苏联帮助中国实施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的“156项”工程。后来落实的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特别是苏联帮助建立建造核弹、导弹生产的企业和提供了一些相应技术。这与刘晓积极做工作是分不开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时11位将军大使中，来自于湖南的最多，有4位。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随着与新中国建交国家数量的增加，向建交国派遣驻外大使便成了当时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难题。毛泽东以其巨人的气魄和战略家的眼光提出我国外交官队伍从军队中调，从将军中找。于是，一些身经百战、戎马半生的人民解放军正军职、副兵团职甚至是正兵团职的高级将领为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出任驻外大使。他们是黄镇（总政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出使匈牙利），耿飚（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出使瑞典），袁仲贤（三野代参谋长、第八兵团政委、南京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出使印度），韩念龙（三野第三十三军政委、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出使巴基斯坦），王幼平（二野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出使罗马尼亚），姬鹏飞（三野第七兵团副政委，出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彭明治（四野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出使波兰），谭希林（三野第三十二军军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出使捷克斯洛伐克），倪志亮（四野中南军区军政大学副校长，出使朝鲜），曹祥仁（四野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工程学校校长，出使保加利亚），冯铉（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联络局局长，出使瑞士）。由于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人们亲昵地称他们为“将军大使”。11位将军大使中，袁仲贤和谭希林是长沙人，耿飚是醴陵人，彭明治是常宁人，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11位“将军大使”中，有6位先后担任了外交部副部长或部长职务，他们是姬鹏飞、袁仲贤、耿飚、黄镇、王幼平、韩念龙。11位同志如今均已作古。 耿飚既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大使之一，又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主管政党外交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还担任过国防部部长，可以说集外交家、军事家于一身。耿飚在1950年出任中国驻瑞典兼驻丹麦、芬兰大使。在瑞典，耿飚广结朋友，特别是同瑞典名士哈马尔舍德结下了友谊。哈马尔舍德后来成为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作为在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在耿飚的努力之下他顺利地访问了新中国，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热情接待。曾经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位瑞典军官问耿飚带过多少兵。耿问答说：“大概十几万人吧！”那位瑞典军官立即立正敬礼回答说：“您统帅的军队人数比我们整个国家的军队还要多呀！”耿飚后来又出任中国驻巴基斯坦、驻缅甸、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回国后先后担任中联部部长、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中顾委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湖南外交人物，包括湖南的外交思想家、战略家和实践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历史上，起到了独一无二的作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外交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外交家群体的崛起，外交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湖南人。当然，外交史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些是是非非，也离不开湖南人的影子。
袁南生，中国驻苏里兰大使。生于湖南省益阳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先后获法学硕士、博士学位，教授，高级经济师，2000年调入外交部后，先后任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和首席馆员、中国驻印度孟买总领事、中国驻津巴布韦共和国大使。曾先后任职于企业、政府机关和大学。
袁南生主要著作
《斯大林、毛泽东和蒋介石》，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感受印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知识经济二十讲》，《东方时报》连载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外名人看邓小平》，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近现代名人名联品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民国十大特务》，华文出版社出版
《中日间谍大搏杀》九州图书出版社出版，团结出版社以《谍殇》再版
《民国特务演义》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国际贸易百国禁忌》重庆出版社出版，《对外经贸时报》连载
《外贸英语相似词语辨析》，工人出版社出版，《对外经贸时报》连载
《20世纪社会熟语汉英翻译词典》，华夏出版社出版
《从列宁到邓小平——利用资本主义思想发展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袁南生主要译著
《龙与熊——中苏争端始末》，兵器工业出版社出版
《大漠深处——中国原子弹秘闻录》，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手与盟友——抗战时的中、美、苏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与邓小平》，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科研与革命》，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前言 近代以来群星灿烂的湖南外交人物 群星璀璨的外交家群体 独具影响的外交思想 彪炳千秋的外交业绩第一章 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交思想家——魏源 第一个系统主张“睁开眼睛看世界” 第一个主张向外国派使节 第一个全面提出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思想 第一个初步提出开放的国家战略第二章 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 现代外交的拓荒人 “循理”外交的提倡者 误国外交的牺牲品第三章 众说纷纭的外交人物——曾国藩 洋务外交的首家 道义外交的名家 军事外交的大家 教案外交的输家第四章 世界级的战略家：左宗棠的对外活动和外交思想 从战略外交着想：塞防与海防并重 从实力外交着眼：谈判与武力并举 从务实外交着手：抗争与妥协并用 从长远外交着力：备战与建设并行第五章 “东南互保"外交战略与两江总督刘坤 东南互保的出发点：避免战祸 东南互保的归宿点：保全疆土 东南互保的争议点：抗旨越权第六章 曾纪泽：“弱国有外交"的典型人物 有声有色的对英外交 虎口夺食的对俄外交 无力回天的对法外交第七章 外交史上留下重大影响的湖南巡抚吴大潋 边界谈判的胜利者 东北开发的先驱者 对日作战的请缨者第八章 晚清外务部第一任尚书——瞿鸿禨 老夷务中的新外交 浊风气中的清风尚 假立宪中的真较量 新变局中的老操守第九章 胡瑛：民国历史上的第一任外交部长 浓墨重彩的外交手笔 出生入死的革命生涯 令人叹息的曲折结局第十章 外交风云中的宋教仁 为“间岛”交涉提供依据 为外交谈判加强后盾 为拓展外交贡献智慧 为共和宪政洒尽热血第十一章 《二十一条》交涉中的黄兴 救亡第一，还是革命第一？ 主权重要，还是外援重要？ 联合革命，还是分头革命？第十二章 中国第一任常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 学贯中西的外交家 见解独特的外交思想家 奠基开山的外交史学家第十三章 多姿多彩、功勋卓著的外交人物——王芄生 抗日型的外交家 军事型的情报专家 务实型的学问家 联共型的战略家第十四章 拯救犹太人最多的外交官——何凤山 犹太人眼中的何凤山 国民党政府眼中的何凤山 纳粹眼中的何凤山 儿女眼中的何凤山 家乡人民眼中的何凤山 笔者眼中的何凤山第十五章 外交视野中的周鲠生 周鲠生与“革命外交” 周鲠生与国民外交理论 周鲠生与外交学会 周鲠生与国际法第十六章 军内职务最高的将军大使——袁仲贤 应对新中国诞生前夕的第一桩外交事件 新中国第一任驻印度大使 运用外交资源促进西藏的和平解放 兼任新中国第一任驻尼泊尔大使第十七章 周竹安大使的传奇生涯 武汉：死里逃生 欧洲：合纵连横 重庆：暗度陈仓 长沙：推动起义 保国：出任大使 北京：默默耕耘第十八章 耿飚将军的外交生涯 从军人生涯到外交生涯 从政府外交到政党外交 从政党外交到军事外交 从军事外交到议会外交第十九章 中苏关系由同盟走向破裂年代的驻苏大使——刘晓 出使苏联时间最长的大使 出使阿尔巴尼亚时间最短的大使 遭受苦难最多的大使 从事地下斗争时间最长的大使第二十章 外交家中的藏学家：李铁铮 “南京大学”校名的提出者 外交官招考的夺魁者 中国与伊朗、伊拉克和泰国关系的开拓者 我在西藏主权的维护者 叶落归根的实践者第二十一章 刘英：外交舞台上的非常人物 因非常原因走上外交舞台 因非常原因在外交部落难 因非常原因为世人所尊敬第二十二章 叩开世贸大门的经济济外交家——龙永图 从贵州走出来的长沙人 WTO的代名词 亚洲的代言人 别具特色的外交家结语 湖南人、湖湘文化和湖南外交人物 星光灿烂的湖南外交人物 湖南人性格与湖南外交人物 湖湘文化和湖南外交人物后记
第一章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交思想家——魏源 胸呼何止四大洲，神光往来鞭赤虬。 直走龙堂割龙石，红轮不尽海西头。 这是魏源的朋友曹愚坚当时对魏源及其思想的评价。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清代著名思想家。他与龚自珍齐名，为当时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人物，时人并称“龚魏”。魏源自幼关心时政，他没有做过大官，却做了大学问。1844年，51岁的魏源终于考中礼部会试第十九名贡士，但因试卷文稿草率，被罚停殿试一科，次年才补中三甲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先后赴东台和兴化县任知县。1846年，他以母丧丁忧去官，后又南游广东，至澳门、香港，与外国人接触，观其景况，深感“扩我奇怀，醒我尘梦，生平未有也”。北归途中，历游两广、两湖、江西、安徽、江苏7省，行程8000里，经时半年。1850年，又出任北海州分司运判，协助两江总督陆建瀛改革盐政。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中国南部大地，魏源时补授高邮州知州。后被督办江北防剿的杨以增以迟误文报为由而奏劾革职，咸丰皇帝在上谕中饬责魏源：“实属玩视军务！”不久，钦差大臣周天爵又延魏源入幕参谋军务，因攻打宿州捻军有功，十一月奉旨复官。但这时的魏源却“以年逾六十，遭遇坎坷，世乱多故，无心任宦”辞归。从此举家避兵于兴化，不问政事，唯手订生平著述。1856年，魏源出游至杭州，寄住僧寺，闭门谢客。咸丰七年（1857）三月初一日逝于杭州，终年64岁。 1840年的鸦片战争对魏源和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都是难以抹去的屈辱记忆，正是在那场战争中，号称“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被前来叩关的英国人打得落花流水，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一步步坠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书中谈到鸦片战争时这样说过：“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围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也不敢想象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在《中围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魏源是马克思所说的千年中华封建帝国“解体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人物。鸦片战争中，魏源参加了浙东的抗英斗争，对英军的战舰、大炮等新式武器的威力有一定了解，他既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也亲历了朝廷愚昧无知、腐败无能的切肤之痛，更引发了他忧国忧民、挽救危局的深刻思考。魏源作为当时开风气之先的杰出代表之一，与其他先进的中国人一起开始了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艰难历程。在中国近代初期，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终于迈出了突破中古樊篱的第一步，揭开了近代中国了解外域、学习西方、走向世界的序幕。唐家璇主编的《中国外交辞典》说：魏源的思想“被誉为近代中国外交、海防和军备思想的前驱”。 第一个系统主张“睁开眼睛看世界” “洞悉夷情”、全面认识、了解世界形势是魏源外交思想的基础。他把“悉夷”作为“制夷”的先决条件，把了解世界作为对外战略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是15世纪米兰在热那亚设立第一个常驻使团开始的。所谓外交，是指在对外交往中用非军事手段来谋求国家的最大利益，是指通过谈判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了解国际社会，外交从何谈起？非常可惜，当时的清政府确实不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魏源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近代史的初期。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走入穷途末路，所谓“康乾盛世”早已成过往烟云。然而，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却依然自以为是，陶醉在“天朝上国”、“华夏中央”和“四夷蛮貊”的迷梦之中。对当时世界各国地理位置“若迷路之者，指东谓西”，“所谓欧罗巴者，尔时不知为何地”。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中国人还是“半野蛮人”。 最能说明清王朝这种自我陶醉心态的是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的回信，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清王朝是怎样办外交的。乾隆说：我天朝的德威远达四海，万国都尊我为王，天下各种奇珍异宝，竟相进献，无所不有，你派来的使节亲眼所见。然而，对这些奇珍异宝，我并不稀罕，更不需劳驾你的国家制办什么东西。所以，国王提出派使节常驻北京一事，不符合我天朝体制，我也更觉对你的国家没什么好处。
湖南人可以看，还是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