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
2006-2
广西师大
贺照田
317
无
对当代知识品格与观念品格的省察，是本书的主题之一。作为一位深深卷入当代复杂的知识思想状况中的参与者，贺照田通过自己对知识问题的独特思考，以史学的方式不仅批判性地整理了当代知识和观念状况，而且还借着自己赋予史学的价值重建的任务，尝试对当代史乃至百年中国史给出极富建设性的叙述和理解。本书是作者对自己多年思想的总结，写作和思考关涉到了与当代中国现实有关的诸多方面和诸多问题，阅读本书可以充分感受到思想对于历史知识和现实的力量。
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曾主编《学术思想评论》1-14辑，并编样有《殷海光选集》、《殷海光书信集》等。
序一 方法作为救赎序二 为了中国的未来“充实而光辉”第一编 直言当代 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 贫乏的论争 难预期的后果 当代中国思想论争的历史品格与知识品格 后社会主义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变迁 时代的认知要求与人文知识思想的再出发 中国革命和亚洲讨论 在困惑中搏求 在不安中承担第二编 通过历史观想当代 次经典、问题史阅读中与中国新思想传统的形成 ——以《中国文化的展望》阅读问题为中心的讨论 从殷海光晚年史学思想的转变看引社会科学治史思想的限度 徐复观的晚年定论及其思想意义 常规研究与创造力的获得 ——以朱光潜研究、写作道路为参照的讨论 艾略特中晚期诗学研究第三编 在回应中反观自身 社会科学本土化与学术自主性 ——以《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为参照的讨论 附录一 基进的台湾社会研究 以保守为建设 以被动为主动 ——读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附录二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拒绝成为自己 也拒绝成为他人 ——读铃木将久教授《竹内好的中国观》 附录三 竹内好的中国观作者后记
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这场论争还相当炽热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感到了彼此互相攻讦对方道德用心的做法毒化了知识界的讨论气氛，感到了这场论争内容上的贫乏，却少有人指出论争双方使用理论资源、使用现实资源、使用历史资源、使用他民族资源的方式，和学界通常使用这些资源方式的关系；亦很少反思论争者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逻辑与平时学界的方式和逻辑间的关系。 尤其令人不安的是，更少有人自觉去思考、评估与解析大规模论争的有效方式。因为从历史经验看，大规模的论争虽然思想含金量令人起疑，却往往是重塑气氛、感觉、语言环境的关键时刻，通常它们不是以其思想的优秀改变人，而是以重塑气氛、感觉和语言环境的方式影响、改变人。只要回顾一下民国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战、社会史论战等几次思想含金量平平，但后果影响深远的论战，就可知道我现在的忧虑绝对不是没来由的杞人忧天。究竟如何分析和预测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场论争的全部后果，非我一时所能胜任。但有些后果是眼下就能观察到的：比如，论争的声势浩大和结构简单，造就了一批思想和心智都不复杂但机敏善辩的思想新星，这批人的存在加上媒体对这场论争的理解程度，会更加固化这一简单的结构；比如，论争成了焦点后，公开和私下谈论会自觉不自觉地与它相关，对那些本身思考能力就不足者，论争的结构往往有一种吸纳作用，既会固化那些本来有一定流动性、可塑性的感觉和思考，又会让人自己忽略那些有待培育，却不能归于论争结构中的苗头、倾向；再比如，对那些本身已经成熟到足以抵拒论争结构的复杂者来说，知识界刊物一定的论争结构化，大大减少了可供更为独特、复杂的思考生长展开的思想空间。 更有甚者，这场结构简单的论争中所蕴涵的现实关怀和责任激情，使得不少人以此自足自立，无心于更复杂的思考和学习。尤其令人不解的是，那种通过把某人某杂志指为某某派，然后不理会其学术思想的贡献，在这种论争气氛和结构里，反倒俨然成了一种道德之举。这一逻辑的普遍运用是这场争论最令人扼腕和触目的后果之一。比如，通过把一学者指称为“某某派”，然后，用论争中一般这派的观点表现来概括其思想和用心，再脱离上下文孤立摘取其一些词句，说明自己指称的证据，以此来回避和无视这位学者思想和理论上的贡献。同样的逻辑也降临到曾作为当代中国知识界象征的某杂志上。通过指称该杂志为某某派刊物，无视该杂志这几年在打开知识界问题视域、学术理论视域上的有效成就，无视其把自己创建成一个思想空间，以促进中国知识界思想丰富和深化为职志的有效努力。 论争爆发前虽然很多人都意识到一场展现分歧的争论不可避免，并且多认为把私下的议论转成公开的讨论对建设一个健康开放的中国知识界有益无害，但我想，当时怎么也不会有人想到论争会以一种如此简单和恶性的方式展开和持续。真的，一切太令人难以置信了。然而不管这场论争曾经让我们多么惊愕和沮丧，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和面对，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和眼前的、事前让人怎么也无法想像的事实。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如何才能克服这场论争中知识界所暴露出的问题和论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为学界新锐贺照田先生近年来撰写的学术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的论文集。全书既有对当代中国学术思想论争的直面与反思，亦有对前辈学人经典治学方法及其学术思想道路的个案研究，此外另有对台湾地区及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观照与借镜，从而在回应中获取对大陆相关领域研究的更清醒的认识。全书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路径，细致清理了缠绕当代中国的“知识”与“观念”感觉，其探讨的核心始终是有意味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
无
这么多年来很少能看到这么好的书了，对我能力的提高有极大的帮助，我会永久珍藏的。
写得挺深刻的，切入点都很好
——读贺照田《当代中国的知识感觉与观念感觉》
书读到一半，已颇觉受用。一些困惑被不同程度的解答，而依然悬疑的问题，则被挂在一张宽大结实的网上。绳结星布，被重新逐一打量。
或者说，尽管谈论“答案”尚早，但人们能够于书页舒卷之际听闻“人生有限愿无极，江山辽阔立多时” 的沉吟，看到有人踏实、体贴而清醒地解剖当代中国的思想史，不免感觉如温酒下喉，腹内妥帖。
充实之谓美
历史，不妨视作源自古人的结绳记事。而现代的“结绳记事”者，是怀揣问题，与之相互砥砺，在“焦虑而苦恼”中精进的人。问题，即生活中的结，足以令敏感的心灵为之纠缠难安。而被阅读彰显的与其说是解扣儿的方法，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状态。在一个似乎充满智力味道的冷澈氛围中，“如何真诚地生存与如何真诚地认知”，理本同源。
在一份自述中，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贺照田说：“回看1985年以来的近二十年，不仅对时代发生的变化困惑，对自己的阅读和思考方向变化亦困惑。
……不少聪明人磨一剑尚且十年，以我之愚，二十年磨一剑极为正常。而我也早习惯了沉默，习惯了从时代缺席。但一些师友担心我在这种状态中成为废人。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当2000年年底我在一些师友的催促和设计下试图拿起笔来时，我明确感到在我内在已经形成很难克服的心里障碍。这障碍如此之强，以致于我写一篇短文都为难到像在自我粉碎。”
这段自我沉潜的个人史，背景对应着中国社会巨大而热闹的变迁。贺照田的进路似因机缘巧合，实因个人气质，遂由诗学转向“关注中国当代学术、思想、精神变迁”，超越了对八十年代末的具体事件的破坏性功能的归咎，冷静细微地分析出1980年代人文思潮的先天不足——
“由于没有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细致分析，因此缺少转化和重新安排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传统中宝贵的理想主义及对民族、国家、时代具强烈责任感的精神能量的清晰意识”，“当时的个人主义理解未给理想主义和向上精神留出足够空间”。
或许正因这一阶段的个人经历，使贺照田对人文知识分子发出先自省而后安人心的吁求，“把中国当代精神焦虑不安等问题转化成对中国现下知识分子自身的切问近思……追问大量当代知识分子自身亦具有的莫名焦虑和苦恼是如何形成的”。也正因此，“贺照田在作出历史深度的解析之际，他的判断总像是在自我批评：抚慰那些为我们共同具有的历史伤痕，鼓励我们一同为自己的历史努力”（见张志强先生为本书所做的序言《为了中国的未来“充实而光辉”》）。
弱性格的编辑与软心肠的知识
主编了1—14辑《学术思想评论》的贺照田，对这段工作经历有一个“缺少理由支持的理解”：“和时代纠缠最深的杂志，应该是一个弱性格的编辑办的……弱性格……是指性格上的被动性和骨子里的忧郁气质。”
社会领域弥漫的浮躁，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体现就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的基本尊重，“不能想像当今世界还有一个民族会像当代中国那样，感受力在思想和精神生活中如此地缺少位置和不被尊敬”。这种“弱性格”表面被动，强调的却是一种深入知识对象内部的把握和理论与现实的“扭结”。按照赵刚先生的解读，这是一种“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的阴性治学态度。
“注定要在一种距离理想状态遥远的知识处境中工作，这是整个世界以当下现实为自己思想关切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的宿命。这一事实应该使思想者对世界深存敬畏，对思想的后果深存戒惧。”贺照田如是说。
除了对“弱性格的编辑”心生戚戚之感，我总不免联想：贺照田在《制约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的几个问题》中率先谈及的“精英与民众的分离”，一百余年来“于今为最”；而NFC理应多努力一点。尽管局限颇多，但为讨论与反省这一分离对民族文化与心理的影响在普通读者中营造一个空间，定是有意义之举。
正是对当下中国“不避其大、不逃其重”的担当姿态，使贺照田提出人文思想需要“再出发”，宣称“过分以社会价值为轴心的改革变迁时代必须过去了”！在他眼中，人文与宗教、道德形而上学的差别，在于其“主动承受人已有经验的情况下，包纳与解决人所遭遇的问题的态度和立场”。这种“带着体温”的“软心肠”的知识品格，其蕴藏的精神史观念虽然“没有提供任何一种具体的主义的论述，但却感通地正面对待任何一种价值理想，并同时关注这种理想在现实状况中实现的条件”，它指向的是在此生安顿理想与价值的努力。
在并未收入本书的一则短文中，贺照田谈及在编选《殷海光选集》时体会到“精神史对思想史的理解和把握有重要意义”。作者突入殷海光先生所感受的世界和价值取向，并随时被感动——1960年代的台湾，殷先生在雷震被捕后写到：
“我的身体，正像一切讲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之身体一样，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雷震先生就是这样地失去身体自由了。想到这里，我不禁要藉《圣经》上的一句话赠给雷震先生：‘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
这种感动与共鸣，是对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上令人感念的事迹、人物的真切触摸，贺照田不禁表露心迹：“相信这次编选工作经历，已把我有力地召唤为这种精神氛围中稳固的一员。”
知识分子的时评化生存
作为贺照田的第一本论文集，本书对当代知识生产的梳理和反思，读起来令人“既兴奋又后怕”。
上世纪90年代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其内蕴检讨起来却“相当地贫乏”，暴露出双方不良的知识品相，它们其实共享着一种“直观的、笼统的对历史的解释”。自由主义者太被政治正确的虚荣所吸引，对革命史观的反思只做了一个简单的“翻转”游戏（即非其所是），没有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曲折过程进行实际分析，就得出激进主义当负主要责任的结论，误指“新左派”的有效诉求为敌。而“新左派”因上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激荡而生，不深入分析导致中国社会不公的历史过程，因为当前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贫富分化的加剧是拜新自由主义所赐，就把中国以贫富分化为表征的社会公正问题归罪为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后果。
而争论“以如此简单和恶性的方式展开和持续”，“令人难以置信”、“惊愕”和“沮丧”。贺照田认为，“它是整个知识界，整个学术思想队伍、制度、评价机制，整个社会、文化、道德、媒体现状症候的一次集中体现”，“论争的声势浩大和结构简单，造就了一批思想和心智都不复杂但机敏善辩的思想新星”。
联想随后发生的伊战之争、民族主义之争，以及近来的郎咸平风波等，诸多面相实未脱当年“左右之争”的图谱。可见学界对于当年争论的反思并未充分展开，遑论落到实处。与1990年代不同的是，争论已由网络充分蔓延到纸媒，知识界用“新一轮伪科学来覆盖上一轮伪科学”的状况却几无改善，甚至连这种“覆盖”也被曝出诸多卑劣的抄袭行径，而对抄袭的揭露竟难以进行下去。
那些以一种简单的政治化视角解说中国大陆文化现状的学者，仍固守学术与政治的二元对立思维，将批判的武器枪口向外对准“由侧门而入的半官方化的学者”，认为他们才“是阻碍大陆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语出凤凰卫视《秋雨时分》）。这个“靶子”的树立，解除了自我批评的必要。
这类学者于是频繁出现在媒体上，更多地以时评家的身份亮相，把评论当作玩票和副业，其对社会现状提供的碎片式解读，很多时候完全依据媒体供应的“现实”而发出立意高蹈的感慨。“意见领袖”的意见，有时仅比北京“的哥”的牢骚多出几个专业名词，却不如“的哥”讲得生动有趣。不负责任的扮相之下，这类“精英”暴露出其对民智缺乏起码的尊重。
“许多工作并不需要特别的思想力、洞察力，而只要有持之以恒的责任感、韧性和足够的心力投入”，这些在贺照田眼中学者开展研究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似乎恰好是目前最缺乏的。
补遗
为本书作序的赵刚，现任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曾是《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主编。其为国内专业之外的部分人士所熟悉，概因其去年所撰之文《和解的的壁垒：评龙应台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湾：观连宋访大陆有感>》。
该文认为，冷战时期美国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形塑了龙女士理解台湾（以及世界）的框架，并傲慢地用此一框架衡量中国大陆，认为台湾和大陆代表了两种文明，之间有不可跨越的文化壁垒。这个冷战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心态结构，无论对两岸的真正和解，或是台湾社会内部的正义发展都是有害的。“在重要历史时机上永不缺席的知名文化评论家龙应台女士”，对中国人民在近现代历程中的努力、理想、与实践缺乏同情、“对于这些理想与实践的失败没有一点共感”，这显然不利于区域间的对话。
贺照田在《中国革命和亚洲讨论》中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深入中国的困惑与苦恼”，以尽量据有原有的能量、资源与品质，“发展、转化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为东亚共同体未来的荣光准备不可或缺的共有认同。
也准备读读。
虽然，晚了几近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