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12-9
汪青松、 夏春涛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2-09出版)
汪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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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文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录了汪青松从1997年到2011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20篇论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理论形成和制度确立的历史。
汪青松，安庆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合肥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项目首席专家，安徽省高校学科带头人和安徽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安徽省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承担二十余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课题、省社科规划课题和教育厅课题的研究，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2001年以来，先后获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省高校教育研究成果一等奖，省高校精品课程奖和省高校教学名师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社会发展“三维模式”的重新审视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跃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哲学思考 八大路线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理论创立的标志和走向 成熟的起点 邓小平关于制度与体制划分思想的形成及其重大意义 当代中国两次改革的主要特点及历史经验 论江泽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双重主题及其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本质论认识的重大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合式创新 科学发展观的时代特点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背景与历史地位——兼与赵凌云、张连辉先生商榷 科学发展观与党的思想路线的新发展 “四信”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两个转变的互动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实现 当代中国从“速度发展”向“科学发展”转型的历史性意义
版权页：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出精辟的论述，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第一次明确阐述。但作进一步研究会发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还存在不完善、不准确的因素。一是虽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存在适应性与不适应性，但未指明这种适应性是主要方面，不适应性只是次要方面；二是仍然从工商业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资本家还拿定息、还有剥削，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资产阶级意识还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还存在等制度层面，来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完善性，未能说明社会基本矛盾内部制度上的适应性与体制上的不适应性，因而人们难以准确、具体地把握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 邓小平充分肯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断。他在1979年3月指出，关于基本矛盾，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从多年的实践来看，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但同时邓小平又说：“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邓小平深入、具体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行中，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适应性是主要的，不适应性是次要的。邓小平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但我国的传统体制存在弊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既适应又不适应所反映的正是制度上的适应性与体制上的不适应性。 第二，没有制度与体制的划分，就没有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科学命题。 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而言的。第一次革命是制度性革命，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属于第一次革命的范畴。第一次革命胜利的成果是社会主义社会在我国的成功建立。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就提出了“改革”的概念，但那时还未区别革命与改革这两个概念。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上层建筑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善讲不听，就会武讲。这一讲话是把“改革”与“革命”两个概念交替使用的。由于未能区分制度与体制，毛泽东虽然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的改革、革命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不同，但从他主张用“武讲”和“推翻”的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来看，改革与革命又相混淆了。制度与体制的混淆，造成理论上对革命与改革、第一次革命与第二次革命的混淆，并导致实践上的严重后果：或者像60年代初那样因担心动摇制度而反对包产到户式的体制改革，或者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把体制改革搞成制度大革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文丛》之一，由汪青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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