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传
1995-10
中共党史出版社
王辅一
515
420000
无
项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担任过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等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 然而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项英的功绩多被抹煞，在“文革”中被扣上“大叛徒”等罪名和诬蔑不实之词，被说得一无是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党史资料的披露，学术界对项英功过的评述逐步有了改变。目前，尽管某些小说和文章还在贬低项英，但肯定项英为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占主导地位。 鉴于对项英的看法有争议的实际情况，笔者在研究项英和撰写《项英传》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史料为依据。二十多年来，我查阅到直接或间接与项英有关的史料达数千万字。我特别珍惜皖南事变前形成与项英有关的史料，包括当时的文件、电报、会议记录，项英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皖南事变后形成的各种史料，我注意到当时形成的历史背景，注意进行分析、比较和鉴别，并不机械地照抄照搬。 大量的史料表明，项英对人民解放事业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他长期在白色恐怖情况下，秘密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为工人的翻身解放进行了坚决斗争，参与领导了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1927年初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中央苏区战斗多年，为工农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壮大做出了贡献。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和陈毅等领导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持了南方的革命支点，牵制了大批国民党军，保存和造就了大批革命骨干。在抗日战争中，他和叶挺、陈毅等一起，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这些，都是有史为证的。 研究与项英有关的史料，他的许多优良品质和作风会很自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第一，坚定的革命信念。项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碰到许多艰难曲折，然而他不灰心丧气，总是满怀信心地前进。他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极其艰苦的岁月中，长年在深山野林里和敌人浴血奋战，但仍然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书籍带在身边，有空时就读一读，从中吸取力量。第二，无私的奉献精神。项英参加革命后，公而忘私，埋头苦于，脚踏实地办事，不空说漂亮话，忠心耿耿地为革命日夜操劳。他严于律己，密切联系群众，和指战员们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第三，实事求是的、正派的作风。项英秉性耿直，刚正不阿，遇有不同意见，敢于坦诚地向组织上反映。1930年，他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武汉党、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使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所要求的武汉暴动没能举行起到一定作用。1939年，他得知蓝苹（江青）在上海时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的不良表现，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报告。项英上述优良品质和作风，都是难能可贵，值得珍视、学习和发扬的。 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项英自然也不是足赤之金，他在革命过程中也是有缺点、错误的。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执行过“左”的错误路线，提出过“左”的口号，指挥过红军力不胜任的战斗。在抗日战争中，他对华中战略地位的认识不够，对向北发展的自觉性不够，措施不够有力，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不够，对合法的手续、方式考虑多了，对自主的发展强调不够，结果使一些部队和地区受约束多，影响到活动和发展；特别是他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警惕不够，对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应迅速撤至江北指示的执行迟迟下不了决心，使转移丧失有利时机，加之在转移途中处置失当，因而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但是，尽管如此，并不能否认项英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贡献。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对于一个历史人物，“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笔者认为，这一对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是非常正确的，当然适用于评价项英的一生。 1998年5月13日，项英诞辰百年纪念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他作了重新评价，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对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 项英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在革命征途中功大于过，他创立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
项英是1922年入党，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功勋卓著，革命进程中也犯了一些错误。如何评价项英一生的功过是非，在社会上是有争议的。本书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详细介绍了项英的战斗经历，功过所在，叙述详略得当，评价客观公允，文字流畅，可读性强。书中告诉你：项英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是具有许多优良品质、在革命斗争中革大于过的人物。
王辅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长、少将、研究员，江苏赣榆人。1929年生，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初由地方调到八路军工作。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曾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和《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撰和组织工作。著有《罗炳辉将
前言第二次重印的话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一 贫寒家庭 二 学徒生涯 三 办工人俱乐部 四 入党前后第二章 投身工人运动 一 发展武汉工会 二 推动铁路工运 三 在二七大罢工中 四 泸西二月罢工 五 转战上海、武汉 六 参加“六大”前后 七 全总领导岗位 八 准备武汉暴动第三章 在中央苏区 一 奉命进入中央苏区 二 正确对待富田事变 三 “一苏大”召开前后 四 为扩大苏区出力 五 加强人民政权和苏区的建设 六 在军委领导岗位上 七 “二苏大”召开前后第四章 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一 掩护主力转移 二 转变斗争方式 三 突出重围 四 分兵游击 五 反“清剿” 六 巩固内部 七 游击新特点 八 新的考验 九 实行谈判改编 十 同党中央恢复联系 十一 向党中央汇报第五章 战斗在新四军 一 党中央决策过程 二 编组前后 三 向敌后挺进 四 坚持皖南抗战阵地 五 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六 至苏南敌后巡视 七 发展方针的实践者 八 加强政治领导 九 治军抓重点 十 发扬优良传统 十一 外援的积极争取者 十二 项、叶之间、 十三 东南地区党的工作第六章 在皖南事变中后记
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铁路工会发展很快，其中京汉铁路工会的发展又走在陇海、津浦、京奉、京绥等铁路的前列。 汉铁路是1898年开始修建的，和项德隆同龄，1906年建成通车，北起北京，南至武汉，全长一千余公里，为中国腹地的交通大动脉之一，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极为重要。当时，北洋军阀吴佩孚很重视京汉铁路，他每月军饷八十万元大部来自京汉铁路的收入，因而京汉铁路是他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最重要的交通线。中国共产党也很重视京汉铁路，许多重要干部如李大钊、邓中夏、陈潭秋、项德隆、罗章龙、包惠僧、许白昊等，都被派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武汉、北方分部，去直接或间接领导京汉铁路的工人运动。 那时，京汉铁路工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榨下，过着悲惨的生活。铁路工人劳动强度大，干活的时间长，每天至少是十个小时，多的每天达十六七个小时，而且成年累月，没有休假日，遇有事情请假要扣工资，对生病和工伤致残的一概不管。一般工人每月的工资只有六元，仅及京汉铁路局长月工资的百分之一，根本无法养家糊口。他们为了生存，迫切要求改善劳动、生活条件，获得基本的人权和自由。特别是他们从1921年冬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受挫的教训中，深感工人们必须组织起来，才能团结战斗。 1922年4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首先发起筹建京汉铁路总工会，得到全路广大铁路工人的欢迎，在有各站代表参加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上，确定对全路的工会组织进行统一的整理。 同年8月10日，中共党组织召集京汉铁路各基层工会负责人开会，第二次讨论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事宜。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派项英、包惠僧、张国焘等出席，林育南、许白昊以《劳动周刊》记者的身份列席。这次会议，经过三天讨论，决定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由武汉的杨德甫任主任委员，长辛店的史文彬、郑州的凌楚藩分别任副主任委员，项英任总干事，具体负责筹备事宜。 项英在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的过程中，把建立、扩大基层工会当作筹备的主要工作来抓。他深入到京汉铁路南段的广水、信阳、驻马店等站进行宣传教育，消除各帮口的成见，引导工人走团结的道路，帮助他们组织起基层工会。 项英在巩固、发展基层工会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培养工人运动的骨干。并将其中的积极分子发展成为共产党员。著名的工人领袖林祥谦同军阀、资本家、工头斗争坚决、勇敢，对工会工作热心、认真，项英就向党组织积极建议吸收其入党，使林祥谦很快被吸收到党内来。 对于介绍施洋入党，项英是作了很大努力的。施洋毕业于湖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当时任律师，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支持工人运动，被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聘为法律顾问。项英认为施洋的本质是好的，思想是进步的，就和许白吴共同介绍施洋入党。但在中共武汉区委会第一次讨论时，有的人认为施洋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风头主义的毛病，没能被通过。在这次会后，项英一方面从政治上继续帮助施洋；另一方面，积极向党组织反映情况，认为应该看施洋的主流，对施洋的情况作客观的分析。到武汉区委会再次讨论时，终于批准施洋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工作的进行和沿线基层工会的发展，项英的信誉已经由江岸飞速传到京汉铁路沿线各段、各站、各厂了。 在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期间，沿线一些基层工会为提高工人的生活和待遇，要求增加工资等，与厂主、军阀、洋监工、绅士作斗争不下十余次，每次均获得相当的胜利。项英运用这些事例，采取多种形式广为宣传，扩大了工会的影响，激发了工人们参加工会的热情。 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会组织发展很快，在项英和各地工会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下，到1922年年底，全线的工会组织就绪，建立起十六处分会，会员达二万多人。从而为京汉铁路总王会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认为全路工会组织已经统一，成立总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确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会议确定抓紧起草会议文件。项英参与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宣言》、《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和组织大纲、办事细则等文件的起草。 项英参加起草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第二条写明该会的“宗旨是：（1）改良生活，提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2）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互相的争端；（3）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4）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的关系”。这个章程表明了工会的政治主张，它是为全体工人谋利益的，是要与全国各业工人以至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因而得到广大铁路工人的拥护。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当时，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报纸都刊登报道和广告，向全国有关团体、新闻单位发出邀请函电。筹委会主任杨德甫和筹委会副主任、郑州分会委员长凌楚藩，专门向郑州地方当局办理申报手续。 同年1月下旬，京汉铁路各站工会参加会议的代表陆续抵达郑州；一些社团代表和新闻记者也先后到达；项英和武汉地区的中共党组织、王会负责人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李求实、林祥谦、施洋以及武汉地区三十多个团体的代表，带着他们献给大会的礼品，乘专车赴郑州，受到沿途各车站工人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等，从北京到达郑州。 军阀官僚对工会运动的迅猛发展异常恐惧，蓄意破坏捣乱。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诡计多端，表面上同意成立总工会，并赠送锦旗以示支持，暗地里却在1月25日密电吴佩孚，诬蔑即将举行成立大会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是“聚众招摇”、“荒谬绝伦”。 吴佩孚时任北洋政府直鲁豫三省巡阅史，拥有十多万人马，老巢设在古都洛阳，对工人成立工会是不赞成的，特别是1922年8月长辛店王人的罢王使他很恼怒。因为那次工人罢王，使吴佩孚在京汉铁路的收入每月损失六万元（长辛店工人罢工胜利的条件，每人每月增加工资三元，京汉铁路全路工人约二万人，路局每月要多开支六万元）、每年损失七十二万元，因此他反对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是很自然的。当他得知京汉铁路总工会将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时，大为震惊，于1月29日电令驻郑州的第十四师师长兼警备司令靳云鹗，要对京汉铁路总工会开成立大会“预为防范，设法制止”。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拿着吴佩孚给靳云鹗的电报，到花地岗玉庆里四号总工会筹委会，声称“吴大帅（指吴佩孚）有命令，禁止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项英和筹委会工作人员非常气愤，据理相争，表示大会仍按计划进行。 ……
无
本书为读者描绘了项英在中国革命中的多色彩人生，记述了他青年时期留学苏联，回国后，在“党还处于幼稚时期，没有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不高；领导孛国革命是在摸索中前进”时被推上中共领袖地位的个人际遇。
倍感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