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
2008-10
新星出版社
姜进、李德英 主编
413
无
本文集试图从都市大众文化角度来重新建构中国近现代史。 它的意义可从三个方面来说：1.都市大众文化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在我国，由历史学界来组织，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都市大众文化，才刚刚开始，但是进展很快。2.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的研究，国内研究的内容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是思想史和学术史，大众文化史的东西很少。但没有对近现代城市发展的研究，就不可能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全面和深刻的认识。3.都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也对传统的史学方法论提出了新的挑战。 本文集是上述领域之最新研究成果。
1、周锡瑞，教授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2、王笛， 副教授，美国德州A & M大学历史系。
3、李德英， 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4、陈蕴茜，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
5、程美宝，教授， 中山大学历史系。
6、吴国坤，副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学部。
7、罗苏文，研究员，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
8、程为坤，副教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契克分校。
9、 周鼎，讲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0、王东杰，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1、瞿骏，讲师，华东师大历史系。
12、李贤文，硕士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3、王超然，博士生，台湾大学历史系。
14、小浜正子，教授，日本鸣门教育大学历史教育科。
15、高峥，副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
16、罗岗，教授，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17、邵勤，教授，美国新泽西学院 。
18、马敏，教授，华中师范大学。
19、张英进，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20、卢汉超，教授，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历史系。
21、陈波，副教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2、姜进，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导言：重塑中国城市——城市空间和大众文化城市空间的建构 从“休谈国事”到“茶馆政治家”——民国时期的成都茶馆与公共政治 公共空间与大众文化：以近代成都少城公园为例 空间政治：道路与意识形态日常化——以民国城镇中山路及三民主义道路系统为考察中心 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转移——上海个人新村与社会主义城市经验城市与地缘社会 清末粤商所建戏园/戏院初探 李劼人1930年代“大河小说”中的成都历史记忆与想象 近代景德镇瓷业的经营环境及瓷都的演变城市生活、休闲与情感 户外寻乐：二十世纪初年北京的休闲，社会空间及监控妇女 “世界亦舞台”：民初成都的戏剧与文人——以《娱闲录》（1914-1915）剧评为中心 校园里的“闺阁”：一位成都女校学生日记中的情感世界（1931-1934）革命、战争与大众文化 辛亥革命的生意——以上海为的讨论（1911-1913） 川剧界对于抗战的反应（1937年7月－12月） 50年代杭州的城市革命和文化磨合 从“非法堕胎”到“计划生育”——从建国前后性生殖言论的变迁看公私界线的重构评论 追寻已逝的街头记忆——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都市文化史语境中的“海派”电影与文学关系 从精英到大众：近年美国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从上到下”取向结论：中国近现代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问题编后记
城市空间的建构 从“休谈国事”到“茶馆政治家”——民国时期的成都茶馆与公共政治 无疑，茶馆充满着政治，从阶级冲突、对社会现状的批评，到对国家政策的讨论，以及政府为控制人们思想的宣传，可以说茶馆见证了中国政治的发展和演变。政府制定了关于茶馆的各种政令，对任何不利于国民党统治的思想和活动，进行控制和打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公共空间、休闲和娱乐都经常与政治发生纠葛，也与经济、社会平等、工作机会、雇佣状况等密切相关。各种政治势力竭力对这个空间进行控制和施加影响。在美国城市中，人们认为酒吧是一个“街沿政治”（sidewalk—level politics）空间，在那里，酒吧店主便成为了“关于这个国家信息的基本来源”。工人们甚至在其街区的酒吧组织政治性的团体和政治活动。一些酒吧老板在基层社区中的政治活动十分活跃，甚至把自己的酒吧免费提供给社团使用。在19世纪的巴黎，啤酒馆的生活“帮助推动了工人运动”，啤酒馆老板在“1849年工人协会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这种情形刚好与中国相反，茶馆老板小心翼翼地避开政治，然而他们却经常不由自主地被卷人政治漩涡之中。 本文揭示改良精英与地方官员怎样看待和控制茶馆和茶馆生活。在茶馆问题上，精英内部也颇有分歧，反映出他们对大众文化之不同态度，而这种态度决定了他们对茶馆所采取的政策。不过，茶馆老板也利用茶馆达到其政治目的，例如组织起来抵制沉重赋税以及政府对茶馆日益严厉的控制等。在本文中我们还将发现，改良精英和地方政府对地方戏的改造，是为了引导和操纵人们的娱乐，并把其政治意识灌输到大众娱乐之中。在抗战时期，民族危机给国民党政府一个极好机会，把它的触角深入到茶馆这个最基层的公共生活空间，并把其变成政治宣传之工具。而且，茶馆还孕育了所谓的“茶馆政治家”，他们的言论和行为成为国家政治倾向变化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一、地方政治 茶馆总是人们谈论政治的地方，各种社会集团试图利用它为其服务。在那里，国家竭力实施社会控制，精英传播其改良思想，普通民众谈论政府政策，发泄对现实的不满等。茶馆从业人员也难免经常卷入政治活动，参加反对增税，抗议国家对茶馆的限制，以及各个慈善救灾活动等。在1911年的四川保路运动中，茶馆便成为政治中心，每天人们聚集在茶馆，议论运动最新的发展。正如李劫人所说：“几乎每条街的百姓……都一样兴高采烈地蹲在茶铺的板凳上，大声武气说。”韩素音在所撰的家史中写道：1911年5月底“是不安的、焦急的、渴望的，在公园的茶馆里和在街头，充满着躁动。一个不安的城市，正面临着骚乱。”茶馆不再只是人们整天闲聊的地方，而充满着政治辩论和政治活动，“‘来碗茶’的吆喝，即是激动人心演讲的开始，吸引了三教九流。一小撮变成了一大群，一些人甚至站着听人们辩论，人们关心铁路国有化和对外贷款的问题。这场散了，他们又到另一个茶馆听辩论。” 一些茶馆抓住时机，参加更多的公益事务，以提高其社会声誉。例如，一些茶馆参加全国和地区性的赈灾活动。1909年可园邀请若干著名演员演戏，将两天收入捐给甘肃赈灾。次年，悦来茶园组织湖南赈灾义演，每票一元，1400人购票看戏。1912年，万春茶园宣布将两天的演戏收入献作“国民捐”，动员人们购票。虽然茶馆以慈善活动来为其演出作宣传、提高知名度并招徕生意，但这些活动也使它们同国家和地方政治联系在一起。茶馆也经常被用作政治庆祝活动，如1929年10月，一一茶园雇成都最好的木偶戏班，以庆祝双十节。 1916年军阀在成都的“巷战”，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巨大灾难。受惊的居民藏匿在家，店铺关门，但是茶馆总是最后关门最先开门之地。吴虞在日记中写道，当听到枪声逐渐稀落，他吩咐童子出去打探，得知街头茶馆已开，吴虞才放心出门，但他发现其他店铺仍然关闭。因此，对成都居民来说，茶馆的开闭，成为这个城市是否安全的标志。在动荡时期，警察以茶馆有奸细搜集情报、散布谣言，容易引发动乱为名，令各茶馆一旦发现有外省口音的人议论军情，或者其言行看起来像“敌人侦探”者，必须立即报告。如果嫌疑犯被确认是奸细，报告人将得十个银圆的奖励。实际上，警察经常以所谓“奸细”的罪名，来压制任何敢于向国家权威挑战的人。 政府十分警惕人们在茶馆中对政治的议论，它对茶馆中举行的公共聚会，更是分外关注。警察经常派便衣监视茶馆中的任何这类活动，试图把一切“危险”因素扼杀在萌芽之中。例如，1946年，当原军校同学在枕流茶楼聚会，警察派便衣到那里探听。据报告，与会者讨论了当军队所在编制被撤销后，那些曾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军校同学将如何维持生计。决定成立同学会，并选举了会长，向政府申请救济，要求政府在各地为牺牲同学建纪念碑。同年，地方政府发布告示，禁止这类集会： 查近来本市旅店茶社，常有军人擅自组团体，聚众开会。经绥署治安会报决议，亟应从严查禁，以遏乱源。仰该同业公会立即转知各该同业，如有军人在旅店或茶社内开会，应由该业负责人迅速密报警备部办理，否则从重议处。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公会遵照并转饬所属同业，一体凛遵为要。 由于担心军人可能造成比其他人群更大的危害，国民政府对军人的公共集会十分敏感。不仅颁布了许多规章，而且要求茶社业公会和各茶馆一旦发现他们的聚会，都必须报告。从现有资料看，此类聚会大多是社交，而非以政治为目的。但政府认为，任何公共聚会都存在潜在威胁，因此必须扼杀。政府之过度反应，也反映了当时民主运动兴起以及国民政府所面临的深刻危机。 我们还可从经济角度，特别是从茶馆反对沉重赋税的角度，来观察茶馆政治。茶馆抗税在民国时期变得日益频繁，当茶馆税重难忍时，便联合起来要求减税。茶馆业主们自己组织起来，进入了政治舞台。1928年底，一个大规模抗议活动爆发。当地报纸以《各茶社停业抗捐》为题，指出：这是“和平请愿中之剧烈变化”。警察强行征收“茶桌捐”，茶社业公会数次要求警察给予减免，并几次开会讨论怎样和平解决争端。当这些努力都失败以后，公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罢市。12月10日的早晨，各茶馆不论大小，一律紧闭，表示不取消新捐，誓不复业。据记载，没有茶馆的成都，失去了活力，那些依靠茶馆为生的人，包括理发匠、水烟贩子、挑水夫也支持罢市，并向警察局呈递了呼吁书。茶业公会发布声明： 窃本市茶社商人苦，苛捐矣，负担过重，始求减免。……殊今日以来，警厅方面，不惜民隐，不体民艰，毫不容纳。对于我茶社商人，仍复派人估收，施以非法逮捕，靡或肆意擅行毒打。种种压迫，惨不忍言。嗟我弱小茶业商人，在此解放声中，竞遭茶（荼）毒之举。不料我青天白日下政府见之，殊大失减轻吾民痛苦之望。今视同业被其逮捕，工人被其监禁，全市恐危及于营业，只有自行关闭，另该他图。尚希各界人士，党国名流，谅其苦衷，加以援助。同业等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倘不达到茶桌捐停止之日，誓不复业。 茶业公会如此大张旗鼓地与政府对抗，真是前所未有。过去，公会总是依靠政府力量来控制本行业，因而竭力维持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但是，沉重的赋税危及到整个行业的生存，罢市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 实际上，罢市对整个行业造成的经济损失也非常之大，难以持久，茶馆老板们也仅仅是以此来表达对新税的愤怒而已。第二天各茶馆便纷纷复业，公会开会决定发电报给国民政府，要求正义。但同时表示继续纳税，并同警察交涉要求释放被捕的公会成员。我没有找到关于这次事件的最终结果，但从公会处理这件事的方式看，其策略是非常灵活的，它竭力争取茶馆的利益，但同时尽量避免把与政府关系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确认政府听到其呼声后，便立即撤回到更温和的立场上。 茶业公会经常组织集体行动，以竭力保证整个行业的利益。1931年初，征收茶桌捐的权力从警察转到了财政局，茶社业公会召开全体成员会议，要求国民政府主持公道，减轻繁重赋税。为达此目的，公会专门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此事，并要求各茶馆不得交付捐税，直至国民政府作出决定。任何茶馆违反此规定者，将被要求支付整个茶社业的税额。茶业公会还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公众陈述抗税之理由：茶桌捐始于晚清，主要用于建乞丐工厂。然而现在已无此必要，该捐也违背了国民政府不得任意增加赋税的命令。次年，另一个反税运动兴起，称“茶捐风潮”，一些公会成员和茶馆工人被捕。虽然风潮结束后，被捕人员释放，但领导运动的公会理事长李云阶被迫辞职。 1940年8月，当市政府宣布增税时，公会要求全体成员“决不承认该税，抗拒到底”。表示如果政府逮捕任何成员，全行业将举行罢市。公会强调“若会员有不遵守议案时，先用大义劝导。再不准守，由全体会员攻之”。将谴责那些不参加罢市的茶馆。为了保证集体行动，公会许诺资助那些被捕成员家庭的生活。全体成员都在决议上签字。政府在压力之下，宣布暂缓实行新税。但公会继续为缓解沉重税的负担，努力与政府进行交涉。次年初，公会终于达到了目的，政府同意茶馆征税基于茶馆的档次，而不再根据茶桌的数量。营业证收费也由每月一次，改为每季度一次。 这些例子表明，虽然茶社业公会在地方事务中与地方政府合作，但如果整个行业的利益受到威胁，它也进行反抗。即使政府也偶尔作出让步，但在大多数这些对抗中，政府占有明显优势，迫使茶业公会就范。从这些案例，我们发现公会在本行业的影响和力量，集体行动使茶馆业可以发出更强的声音，从而促使政府认真考虑它们的诉求。 二、地方戏改良 从晚清以来，地方戏便成为一个政治的热题。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认为，戏曲可以提供娱乐、推进文明进程、提高道德水准。他们利用这个大众娱乐形式，来传播正统思想，以影响民众。大众娱乐（特别是地方戏）是一个引导民众有力的工具，正如一地方文人写道：“演戏一节，系有形的教育，悲欢离合，善恶成败，摆在当面上，有见有闻的人，一览无余……足感动世人劝忠爱国之心”。晚清在制订第一个关于茶馆的规章时，便规定了讲评书所允许的内容。当政府把重点放在对娱乐的控制上，精英则把注意力集中到地方戏的改良。 那些支持戏曲改良的人在改良现存曲目和创作新戏两方面作出了努力。同时，改良者以优伶之行为会影响到观众为由，因而力图“文明化”梨园中人。实际上，这个改良是当时反大众文化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趋势明显地反映在地方报纸的文章和报道中。如1910年《国民公报》发表一篇题为《提倡新戏须先改良优界之人格》的文章： 改良戏剧，本是开通民智激发民情，改良民俗之一利器。如论其效力来，真比白话报不差上下。唱戏的好处，大概不差甚的人，也都知道的。为什么改良戏剧这件事，到底不能踊跃把他（它）提倡起来呢？这也有个原因，因为我们中国向来把优界中人看得最贱，所以文界人，不为出头提倡。你想既拿优界中人，当著娼优隶卒，并且把唱戏的人，拿在妓女一块儿比较。这样一来，那些个高明的人，还肯到大舞台上来演艺度曲吗？说起来也难怪了，本来我们中国唱戏的里头，有些个当像姑的孩子，混在其内。这些当像始一群下贱的东西，本来是人头畜吗？那着一个须眉男子，要夺妓女的权利，不但人格全无，而且廉耻丧尽。要叫他们梨园之中，滥竽充数，那就莫怪社会上人看不起舞台的人物喽。 从相当程度上看，这些批评也并非完全空穴来风。过去，富家老爷公子经常以追逐年轻俊俏戏子为时尚，此类现象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如《红楼梦》等）都有描述。优伶处于社会底层，许多被有权有势者玩弄，也是迫不得已，他们也是受欺压的受害者。但改良精英却认为演戏者都存在道德问题，因此戏曲改良之首要步骤，是使这些人成为所谓的“正派”人。 《国民公报》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指出，“声音之道，感人最深”，因此改良戏曲可以作为社会进化之工具。作者相信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节目是“庄雅”，不到百分之一是“正大”的。作者还指责戏曲节目充满了“信口开河，荒唐满座，蛇神牛鬼，跳跃一堂”。地方报纸以《唱戏人不准看戏》为题报道，在悦来茶园，一个小旦坐而观剧，“举止颇觉不合”，此事甚至惊动警察厅长，而且重新颁布了禁止唱戏者入园看戏禁令。显然地方政府也视他们为异类，改良者无疑对优伶十分歧视，看不惯他们的装束、语言和行为，不给他们以常人的对待。为了改变社会对艺人的态度，1916和1917年间改良者建立了若干新戏班子以演新戏，包括建平社、革新院、群益新剧社、强华新剧社等。 地方政府也是戏曲改革的背后推动力量。1913年内务处指出，地方戏曲为“通俗教育之一端”，因为大众无论包括小孩还是未受过教育的下力人都喜欢看戏，甚至能够记住台词和曲调。如果政府能够“因势利导”，使演员用“纯洁之辞，激厉（励）之声，容哀感之音调”，人们则可以吸取有用知识。政府应该如何作为？内务处表示，禁止“淫戏”只能是“一时治标之法”。要真正根除这个问题，政府应该审查脚本，准优禁劣。并派文人搜集民间故事，改编新戏、小说和曲艺，以此激励优良社会风俗。那些传统的表演形式，像灯影戏、木偶戏等，也可演新节目。当新戏得以流行，人们便“从前淫诞之辞，便渺不记忆”。内务处之所以采取“诱进”之法，是鉴于“禁愈烈，而嗜愈专”的逆反心理。 同时，社会改良者也编写新戏。在辛亥革命后，政治戏逐渐流行，如1912年根据美国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改编的川剧在悦来茶园上演，改良精英试图用美国黑人的经历来阐明“适者生存”的道理。悦来上演的另一个剧是关于太平天国的故事：曾国藩夺取南京后，洪秀全全家被杀，只有太子洪少全幸免于难。他无路可走，只好到少林寺出家为僧，卧薪尝胆，以再谋起事。该剧把宗教和历史糅合一起，由三庆会上演，达40幕之多。与清代和后来的民国政府不同的是，该剧赞扬太平天国。因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反清运动，反满革命在当时逐渐占据了舞台中心，反清的太平天国便具有了正面意义。1929年，悦来茶园上演新剧《西太后》，力图阐明“专制政体之弊乃国贫民弱之原（源）”。剧本、布景、表演据称“均佳”。
《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汇聚了海内外一批从资深和正当龄的一线学者，到后生可畏的青年才俊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研究范围涵盖了从城市空间的建构，城市与地缘社会，城市生活：休闲与情感，到革命、战争与大众文化等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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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一本论文集，但每篇文章都很有分量，对于我们认识近代城市及其大众文化，尤其是城市公共空间，都很有意义，让我受益匪浅！
内容与形式皆优。
本书以论文集的形式，搜集了有关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关系主题的文章，无论是对研究中国的城市化和大众文化都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