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
1999-2
译林出版社
卡洛斯·富恩特斯
192
155000
屠孟超
无
富恩特斯一九五四年以短篇小说集《假面具的日子》初露锋芒。一九五九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使他声名雀起。一九九四年他发表的这部新作《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是一次十分大胆的文学创作尝试。作者将自己隐秘的情感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让生活的一部分经受文学的检验。在小说中，作者有叙述有议论，似散文似小说，按照谈论“后现代”的人所提出的标准，这部作品可算作是“后现代”的了。 这本小说是作者准备写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他计划写的第二部小说题为《阿喀琉斯，游击队员》，讲的是哥伦比亚十九运动游击队的事情。第三部名为《普罗米修斯，自由的代价》，这将是作者对自己在智利度过的童年生活的回忆。通过寻找在皮诺切特独裁时期失踪的童年伙伴，表达自己对政治对人生的看法。
无
摘自《乌鲁木齐晚报》 作者：张恩超
罗曼•加里，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惟一的两次龚古尔文学奖得主。琼•塞贝格，与梦露齐名的美国女演员，政治活动家，代表作《精疲力尽》。富恩特斯，墨西哥当代作家，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1957年的一天，法国作家、驻美领事罗曼•加里经过好莱坞，遇到了正在附近购物的琼•塞贝格，这是一个有着墨西哥风味的女孩，当时她正在出演普雷明导演的《圣女贞德》。罗曼•加里对琼•塞贝格一见钟情，邀请她共进晚餐。
罗曼•加里送给了琼•塞贝格一本自己5年前的作品，长篇小说《日色》。小说讲的是一个皇家飞行员在一次狂欢节上，结识了一位好莱坞女影星，两个人放弃了原有的富裕生活和家庭，逃走了，去环游世界。这本是罗曼•加里虚构的一个幻景，没想到搬到了现实。
和那些空有靓丽外表的“花瓶们”不同，琼•塞贝格被罗曼•加里称为美国所有具备聪明头脑的女人中最聪明的一个。而琼•塞贝格也迅速地被罗曼•加里的男人味道和才华所吸引，他们同居了。直到加里的妻子知道塞贝格怀孕的时候，她和加里离婚了，结束了17年的婚姻生活。
正如小说《日色》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1961年，琼•塞贝格放弃了第一次婚姻和好莱坞，罗曼•加里也放弃了自己的外交生涯，双双去云游世界。琼•塞贝格曾在戈达尔的成名作《精疲力尽》中担纲女主角，也使她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明星。
在如神仙伴侣的10年云游中，罗曼•加里拍过两部电影，都由塞贝格主演。在两人婚姻关系的末期，他们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1999年，中国出版的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的作品《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中，记录了琼•塞贝格生命中的最后岁月。这是一本纪实体小说。1970年，和罗曼•加里欲断还连的琼•塞贝格，在墨西哥城和富恩特斯相识。琼•塞贝格在富恩特斯的心中，既像一个奥尔良的战士，又像是一个拉丁区的少女。他们有了一段短暂激情的生活，富恩特斯也因此和原来的妻子离婚。
两个月后，琼•塞贝格将富恩特斯扫地出门。琼•塞贝格的理由很简单，她对富恩特斯说：我讨厌像你这样一本正经有文化的人。你不过是我丈夫的一个翻版，只是他比你更有名，更像欧洲人，更雅，更有文化，也是个更好的作家罢了。
她的新欢是墨西哥的一个青年革命者，样子丑陋，身体恶臭，牙齿坏了，举止粗鲁。琼•塞贝格说：我无法抗拒他，我需要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需要一个使我回到贫民窟，回到肮脏的地方去的人，迫使我从底层出来，迫使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需要赢得一切……
独自回到纽约的琼•塞贝格怀孕了。胡佛他们通过纽约的电影方面的专栏作家散布谣言，琼•塞贝格的孩子的父亲是黑豹党头目，同时这个消息还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他们想用这桩绯闻毁掉琼•塞贝格。
罗曼•加里和琼•塞贝格控告了杂志对她的诬蔑，但不幸的事发生了，情绪激动的琼•塞贝格早产了，3天后，孩子死了。一星期后，琼•塞贝格在殡仪馆里将孩子的尸体放在一个玻璃柜里展示，他不是一个黑孩子。
丧子后的塞贝格酗酒、吸毒，后来有人在巴黎一条巷子的雷诺车里发现了她已经腐烂的尸体，她的尸体在那里已两个星期了。
几年后，罗曼•加里用随身携带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富恩斯特薄薄的这一本自传体小说《狄安娜》，篇幅与内容都不咸不淡，时间却被挤来挤去，花了两个星期才断断续续地读完。碎片化的阅读很多时候是一种无可奈，生活在一个加速前进的时代，即便坐在号称全宇宙最安全的车厢里，你也需要时刻掂量一下自己的运气，如果一不小心抽到了黑桃2-9，便会有追尾的危险。
如同富恩斯特与琼·赛贝尔这样一个幻想现实主义者和一个现世理想主义者的激情碰撞，与那个突兀的年代一样，让人觉得遥远而冷，漂浮着找不到现实感。我在冷气房里，听着歌煮着茶，陷在沙发里昏昏欲睡，知道翻开第215-216页夹层之中的这张黑桃Q，开始中断，开始清醒。
“听说路易斯·莱纳尓对克里夫·奥德茨说过几句很有意义的话。她对他说，她母亲怀孕七月就生下她来。以后，她一直想将欠缺的那两个月找回来。她说：“我从你身上找到了。“然而，他是个很左的左派，他在自己的书里写道：”总罢工给了我欠缺的两个月“。他没有说爱情，而是说罢工。他将妻子的话接过去当自己的政治口号。的确，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欠缺的月份。无论是两个月，还是九个月，都是一回事。”——《狄安娜》 我把书丢在一边，缩在沙发里，故事在上空盘旋，欠缺的两个月、相遇又相离的恋人、罢工所言之云云的理想，然后昏沉的睡去，像安睡在子宫之中一样，像失去知觉了一样。也没有梦，怎么会有梦呢？按荣格的说法，我们都该时不时回到过去，回到母体，回到祖先那里，然后睁开眼重新认识自己。醒来的时候，我开始回忆起过去和刚过去的事，特丽莎受到那本书的指引，像个被人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到托马斯跟前——多么美妙的一个比喻——《狄安娜》是我的指引，借以逆流而上，回到生命的某个不可言喻的时刻，回到完满，回到那个带有毁灭本质的完美的体验之中——于是心自默念，他母亲怀孕七月就生下他来。以后，他一直想将欠缺的那两个月找回来。他说：“我从你身上找到了。”——女人说“爱情”使她完整，男人说“罢工”使他完整。讽刺的是，写下这个爱情故事的是个男人，而献身给了理想事业的确是个女人。结局让我想起“子宫与棺材”的象征，在生与死的节点之上，将不可逆转的时间之箭与人，用一个完整的圆环封闭，进而获得完满，进而获得永恒。
那个十年是一个世纪的迷失，也许正是这样的氛围，孕育了那块遥远的土地上的一段段地神奇与魅惑。我知道所明白的、所读到的、所经历的，都经不起时间的洗刷，一点点地将被遗忘、被忽略、被丢失，只留下一点墨迹，可以在很久之后，化在水中散开成一池的幻象，然后记忆起月亮女神狄安娜，记忆起一时的顺流而下与倒转的时光。
狄安娜，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廖伟棠
六十年代，理想主义者的大时代，世界舞台上风起云涌。在美国有嬉皮士们的反越战﹑和平与爱，在日本有反安保运动，在法国有大学生﹑青年托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政府街垒战，在玻利维亚有切．格瓦拉。想不到在拉美小国墨西哥也发生了反政府的大规模学生运动，最后以1968年政府军对学生的大屠杀告终。墨西哥著名小说家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的新作《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就是以1970年的墨西哥（革命余烬未熄﹑社会风声鹤唳）为背景写就的。
富恩特斯最初在1959年发表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著名，使他成为「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一名中坚作家。那部小说已经以批判的眼光揭示墨西哥革命的复杂性和隐含的弊端，以后他的一系列小说都继续关注这个主题「革命」的方方面面，直到这本《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更是追溯到革命的源头：理想主义中去，沉痛地审视其悲剧﹑并反思其谬误，及其美丽。
《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是一本自传体小说，狄安娜是实有其人的，她就是美国女影星琼．赛贝格，她曾因饰演圣女贞德而当红一时，后来被联邦调查局诬蔑为资助黑豹党的左翼活跃分子和私生活糜烂者而身败名裂，患精神病后死去，甚为凄凉。她的遭遇恰如玛丽莲梦露相似。作者富恩特斯1970年在墨西哥邂逅来此拍戏的琼，两人同居了两个星期，过了一段激情似火的生活后旋即分手，琼回国后就发生了上述被联邦调查局诬蔑的事。
富恩特斯是深爱并长忆着琼的，「我回忆﹑写作，为的是重现她那天晚上和我在一起（她将永远如此）的那一时刻。」因此这本书犹如一本忏悔录，重重交织的情欲描写是它的肉体，骨子里是莫大的悲哀。而且由于和陡峭的时代背景﹑和男女主角独特的身份相纠缠，这悲哀更显得苍凉和深沉。
富恩特斯以两个传说人物：花花公子唐璜和月神狄安娜来隐喻自己和琼，其中大有深意。唐璜的隐喻是他想要占有所有的女人，以寻找到那「唯一的一个」——但实际上，富恩特斯说：他是在寻找唐璜自己，他变成一个个不同的人，其实都是在伪装自己。于富恩特斯，这象征了一个作家对自身本质的不断探求，但又成了作家不关注他人，仅把由他人组成的世界作为写作素材的一个借口。这种自私就和狄安娜所象征的理想主义者构成了极大的冲突：因为理想主义就意味着放弃自身，献身于世界大同的事业中——或者说：他们通过献身而给予自身一个重新的定位，而更注视自身，下文将谈到的切．格瓦拉就是一例。
狄安娜，纯洁的月之神，在小说中有两重所指。其一是指向琼的少年回忆：她的初夜就是在月光明照下经历的，那种美丽和纯洁令她终生难忘，并促成了其二：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纯洁的向往。理想主义者渴望改造这个不纯的世界，建造一个美丽新世界，在六十年代欧美青年中，在他们的凝聚代表——琼身上，她要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爱，希望通过性解放来让这世界放下恨，充满爱。琼像月光遍照大地，为每一个人献身，她饰演的贞德正好也构成这个隐喻，那是萧伯纳所诠释的贞德：「她就像苏格拉底和基督。她被杀害时，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她讲话。」琼更进一步诠释道：「我是想让她发疯，应该被火烧死。」琼饰演的贞德不同于电影史上的任一个贞德，在火中她没有悲哀和痛苦，有的只是迷醉和光荣。
但富恩特斯并不认为理想主义者的这种纯洁没有虚伪的成份，尤其是荷里活中的革命者更令他怀疑。琼崇拜的切．格瓦拉成为这矛盾的激化点，他被西方人杀害复又被他们圣化，从「Che」变成「Chic」，身为拉美人的作者云：「西方人有一种本领，他们善于在第三世界找到革命的天堂，找到用来洗去他们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犯下的种种罪孽的圣水......」而「荷里活是美国的所多玛，它高举革命的旗帜，为的是掩饰他的种种恶习﹑虚伪和对利益贪婪的追求。」狄安娜是否亦如此呢？富恩特斯不能辨识，但美国和拉美第三世界革命者（富恩特斯亦其中一员）的世仇，更复杂了这种矛盾。
富恩特斯不可谓不激进，1968年大屠杀时他在巴黎公开谴责政府，在本书提及的政府宴会上他还当面质问执行镇压的一名将军，又在书中对美国的「无辜论」加以严厉的反驳。但最后琼竟是因为嫌他不够激进而「抛弃」了他，投入了一个墨西哥学生领袖的怀抱。讽刺的是这个学生领袖是富恩特斯的崇拜者，并与他同名，都叫卡洛斯，这是否象征了富恩特斯寻找的另一自我呢？起码是另一半，那象征行动和现实的一半。狄安娜指责富恩特斯对革命是只说不做，就像人们惯常指责一个作家的罪名一样；而更重要的是她觉得他太完美了，以致不需要一个理想主义者去为之献身﹑屈从，学生领袖卡洛斯却是「一个使我回到贫民窟，回到肮脏的地方去的人；他使我感到自己微不足道，迫使我从低层出来，重新参加斗争；迫使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需要赢得一切......」
对于前者，富恩特斯还可以「文学创作本身就是行动，而且是唯一的行动」来反驳；对于后者他却只能沉默，因为这正是理想主义者的悲剧性之所在：他们渴求完美，然而只有在不完美之中才有值得他们去斗争的一切，只有为不完美而献身（象基督为罪者而死）他们的死才获得了一个圣徒，而不是一个政治家的意义。所以切．格瓦拉没有留在古巴当官﹑「投入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去了玻利维亚的深山老林，和他仅数十人的游击队像堂．吉诃德一样悲惨地死去。
唐璜和狄安娜的唯一连接点只是一股一往无前的激情：一个作家的激情和一个现世理想主义者的激情。这两者必然产生龃龉，并因此而消逝。当激情消逝，就一切都无以为继了。这甚至跟琼的选择﹑学生领袖的出现都没关系，回到头，这仍是以激情给予自身一个重新的定位，而更注视自身的存在意义的问题。
正如尼采所说：悲剧精神是不同于悲哀的。对于琼／狄安娜最后的死亡，我们和富恩特斯都不能予以谴责，亦不能怜悯，因为对于献身者，怜悯等于羞辱。「贞德非死不可」，唯可悲的是琼并未能如贞德或格瓦拉那般以一个强者的身份死去，她在饱受联邦调查局和世人的攻击后，失去了她反抗和为之献身的目标，徒然求助于性和毒品——就像那个时代无数的斗士一样，最后在巴黎自杀，死后两星期尸体方被发现。
琼的悲剧，是那个纯真的时代的悲剧，是一代为良心谴责的西方青年的悲剧，亦是一个要以爱来改变世界的女子的悲剧。属于我们自身深处的悲剧。
自杀不同于殉道，更多的是因为信念的破灭。
2000. 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