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共和国的崩溃
1990-7
南海出版公司
[美]威廉.夏伊勒
尹元耀 等
无
本书为了说明欧洲大国之一的法国在纳粹法西斯进攻面前为何如此不勘一击，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
无
洋洋洒洒百万言的巨著，一仍其作者细致考究、言必有据的风格。此等呕心沥血之力作，非对法兰西感情深厚者不能为。作者追溯到第三共和国之生、之盛时代，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探究其衰败、不堪一击的原因。得益于完备的历史档案和作者的用心，数十年前至百余年前发生在第三共和国内阁会议上以及会前会后的争论、勾兑、妥协，一一得以真实呈现。于有兴趣的读者，看起来并不觉得累，反而相当过瘾。略显遗憾的是，余被迫忽略大量描写军事行动的、过于专业的篇幅。
70余年过后，余对巴黎有过惊鸿一瞥。虽然时过境迁，但巴黎仍然是巴黎，时尚荟萃，菁英云集。借用欧·亨利的说法，‘丝和原生质的最佳组合’都在这里。上溯70余年，推想彼情彼景，酒席宴前、歌舞场上，战争这种伤风败景的词汇，绝对不会出现在置身巴黎的人们的脑海之中。无论是政要还是草根，将军还是士兵，谁会想要打仗？当时影歌两栖明星Maurice Chevalier的一首“Paris sera toujours Paris(巴黎永远是巴黎，)”里，懒洋洋的靡靡之音，即是明证。即便第三共和国在若干年前即厉兵秣马提高警惕，面对欧洲大陆千年不遇的恶魔，面对八千万颗受伤的心，终究是难以抵抗的，崩溃只是时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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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8年第三共和国的空前荣耀，到1940年第三共和国在六个星期，也就是四十多天里颓然倒下，不过二十年时间。这二十年间发生了什么使得法国如此不堪一击？威廉•L•夏伊勒同样探求着答案，并就此写出了《第三共和国的崩溃》这样一部著作。本文的题目仿自纳粹德国海军总司令、希特勒自杀后第二任元首邓尼茨的回忆录书名《十年与二十天》。正好夏伊勒由于其长期驻德的美国记者经历，其成名作也是写纳粹德国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也算是一种奇妙的联系吧。
威廉•夏伊勒，在他以其成名作《第三帝国的兴亡》震动世界之前，曾长期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驻外记者，并且在30年代驻德七年之久，这一段经历为其后来在历史学领域的成就奠定了独一无二的特点。虽然这样的特点给他带来的评价可谓是毁誉参半，但这无疑是他能够闻名世界的一大因素。
夏伊勒在书中引用了孟德斯鸠用于描述罗马的话：“倘若一场败仗这样一个偶然的因素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的话，那么，就应该存在一个必然因素，决定这个国家不得不去打一场致命的战争。”于是，夏伊勒追溯到了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及1875年第三共和国的成立。于是我们看到了出生时就并不坚定的共和国，看到了在布朗热运动中共和国的摇摇欲坠，看到了德雷福斯事件中法国的分裂。乃至于进入二十世纪后出生率的下降、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的严重分歧。可以提及的对共和国有利的似乎只有1905年政府对教会的胜利，军队内部对于保守派的清除以及年轻新军官的崭露头角，这些似乎都不像是会对于保卫共和国起到什么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如此看来，1914年，当法国面临德国的入侵时，共和国似乎在劫难逃。然而，如每一个人所知，结果却并非如此。甚至并非仅仅是霞飞、福煦、加列尼拯救了共和国，所有人之间尽释前嫌，为了保卫国家站在了一起。连共和国政府都出乎意料的是，即便是号称“工人没有祖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们，同样走向了征兵中心。这一反差是如此明显，以致夏伊勒自己也在第八章结尾声称：“而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法国靠什么把自己从与将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至六月间降临的同样的灾难中拯救出来。” 然而他也终究没能给出一个答案。
虽然夏伊勒在本书中雄心勃勃地力图寻求出第三共和国崩溃的原因所在，但终其全书，我们所能看到的无非是对于政治上左右派之间的分裂内斗，军事上老派将领的僵化无能，以及外交上的自私短视。中间间或夹杂一点关于经济的议论，然后很快地便被转移到了对财政和内政等问题的影响上。《柏林日记》中对于德国舰队的采访中可以看出，夏伊勒显然并不是一位军事专家 ，从这里我们似乎也有理由怀疑夏伊勒对经济学的了解到底有多少。而前文中所提到的法国人在1914年捐弃前嫌团结一致的原因问题，在无视文化教育因素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讨论是不可想象的。即便一个民族意识完全的民族，也并不必然会在外敌面前团结起来，例如1940年的法国。而夏伊勒干脆没有解答这个问题。这不得不让人又有理由以小人之心去揣测他对于文化教育问题的了解程度了。
以上的怀疑说到底只是猜测，并无实据。凭借一部书中的叙事结构，判断作者一个人的知识结构，这并非易事。但无论如何，夏伊勒在书中下结论时这几个因素方面的缺失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这只是一篇集中论法国政治生活对共和国影响的论文，那么还可以理解。但这样一部通史的、以发掘整个事件背后的原因为旨要的大部头著作，是没有理由无视这些重要因素的。特别是当政治因素已经明显解释不了1914和1940之间差异的时候，这样一种遗漏甚至会使已有的成果都显得苍白而缺乏说服力。前文提到过夏伊勒曾经的记者生涯，不知道是否与这种成天与政要打交道的生活，使得其视角也受到了局限，而过度局限于政治了呢？当然，这一条也纯属猜测罢了。
在《第三帝国的兴亡》前言中，夏伊勒坦言了部分历史学家与他意见的相左。关于是否是时候撰写一部第三帝国史的问题上，夏伊勒认为由于当代人对于刚刚过去时代的生活和气氛有亲身的了解，因而同样有必要撰写其历史。 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他做到了这一点，其第八章，关于第三帝国的生活，便是今天最好的历史学家恐怕也很难做出更好更详细的成果了。然而，对于他同样长期居住过的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中的具体描写相比之下就少得多了。夏伊勒自己同样承认与后世史学家相比，现世史学家所能掌握的文献材料完整度无法与之相比。 然而时代生活、气氛对于政治军事史而言，远不及相对于文化史的作用要大。政治军事史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文献资料重构，而文化史如此重构的难度则要更大。
在本文参考的书评当中，即便是以 “Popular success is no criterion of scholarship, but it is not to be sneered at either” 标榜自己的态度客观这样的文章，文末也不忘了酸溜溜地来上一句“But it is also his ambitions which gives us an effective story and, no doubt, a best seller.” 看来夏伊勒在学术圈的不受待见看来或许还不仅是当代史能不能做的问题，期间说不定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嫉妒因素作祟。夏伊勒的书并不是完美的，但无可否认，这样一位新闻记者出身的人笔下的历史，比那些学究气十足的先生们的文章要生动鲜活得多。虽然他的解释不是完美的，但至少使得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开始思考，并试图完善这些不完美的理论。这种结果，不同样是善莫大焉吗？
很早以前，看过一本二战纳粹研究大部头《第三帝国的兴亡》，当时就为其资料之详实，角度之全面所折服，视之为二战历史中纳粹德国方面必读之书，我也记住了这部著作的作者：威廉•夏伊勒。而之后看过的很多关于二战欧洲战场历史的书籍，大都围绕纳粹德国为中心展开，这也正常，对于这一大战发起之地，人们实在有太多问题想要探究，国内出版界引进上也更关注这些内容。而这也造成了，在纳粹德国之外的，如法国的沦陷、意大利的沉浮、欧洲小国在二战中历史在国内读者涉猎上的空缺。所以，当我看到这本威廉•夏伊勒十年心血之作《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40年法国沦陷之研究》时，毫不犹豫的翻看起来，一来出于对这个历史维度的好奇，二来也出于对威廉•夏伊勒水准的信任。
尽管历史上，法国人被日耳曼人修理已经多次发生，但是当时的法国如此迅速的被纳粹德国击溃还是令我感到惊异，显然，历史教科书上的法国人过于相信马其诺防线是一个过于草率的总结。夏伊勒在阐述他眼中这段历史的真相时，保持着足够的“耐心”，从1871年，第三共和国的兴起讲起，随着历史时间的步伐，逐步走入第三共和国的辉煌与沉沦。但是，夏伊勒又把握着本书的重点，那就是历史可以上溯很长，但是最终指向都是要到第三共和国被第三帝国征服的缘由，所以，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夏伊勒便轻松带过，而是更关注其后果，给未来第三共和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埋下的伏笔，暗藏的玄机。而对德雷福斯事件，他也给予了颇为重头的篇章，因为这起事件足以反映一种典型的第三共和国式的政治派系斗争和那时的法国民众对政治事件的关注方式和倾向。
阅读全书，作为空间和时间上都已经置身事外的人，你会有颇多感慨之处。感慨相似的历史总是一再发生，比如比利时的地位和在战争爆发的反应。德国一旦入侵法国，必将经过比利时，这几乎是当时稍微明智一些的政界和军方人都可以意识到的路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都优柔寡断。战争逼进时，法国人和比利时人的举动，比照关于一战的著作《八月炮火》中描述的一战开战时，德国人进入比利时时，这两国的举动，竟然没有太大差别。法国人犹豫不决的迟缓，比利时人固执的对盟友进入领地作战死扛，面对德国人的大举入侵，倒是法国和比利时先争执不休，两国间的军事障碍被移开又恢复，延误了法国军队进入比利时，共同抗击德国人的时间。
我会感慨与一战相似，面对当时形势一种必然的走向，各国的政治精英们大都以“避免战争”之名，行“逃避战争”之实。德国人进军莱茵兰，忍；合并奥地利，忍；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忍；发兵波兰，宣了战继续忍！西方想把德国的战火引向共产主义苏联，苏联在试图亲近西方建立钳制德国的努力一再失败后，又试图以与德国的协定让德国先去收拾法英。为了逃避战争，捷克斯洛伐克可以被出卖，波兰可以被出卖，北欧诸国可以被舍弃，希特勒实际上也紧张兮兮，没有把握的推进着自己的路线，面对的却是更怕事的一批政治对手们。和一战相似，第三共和国的议员们争吵不休，大多数人不愿意为了中东欧几个小国的利益去跟德国过早对抗，更愿意埋头加固自己的防线。
当国际形势岌岌可危时，第三共和国却保留着其成立以来的内耗传统，不同政治派别争斗不断，甚至还有过巴黎街头对峙，濒临内战边缘的危险时刻。如果你对如今日本一度首相更迭的频度感到过快，那么跟第三共和国总理等相关职位的更换速度相比，这简直算不上个事儿。总理这样的高位更像一个折磨人的职位，第三共和国的总理更大的精力似乎已经不在协同双方进行高效的决策，而是在苦劝双方避免政府的分裂和危机，从这个角度，法国政府党派间一直在进行着“内战”。在威廉•夏伊勒看来，这种党派内耗，是第三共和国崩溃的重要内因，它让这个共和国本可以积累的实力和能量变得更慢，让这个共和国在大量可以避免其灾难的历史结点太优柔寡断而往自己的脖子上又套了一层绳索。而更加灾难的是，作为将与德军直接交锋的法国军队，又保持了一种因循守旧的恶劣风气，当德国人已经操练坦克战术，将飞机作为下一场战争的关键时，法国如甘末林将军这样的老人们却认为应该保留骑兵，飞机在战争中作用有限，这又让我想起了，在一战前，连有人提议将过于惹眼的法国红色军服改色都会被保守派强烈抨击。尽管，在法国，也有戴高乐等军官注意到坦克、飞机以及新的战术的重要性，但是，他们被视为张扬的异端，不断受到排挤，只能看着法国军方不断在马奇诺防线加码。而吊诡的是，法国军方又对德国的坦克和战机不断神话其威力，甚至战争打响后，法国空军都以种种理由没有全面参与战斗，在短时间德国人占领法国后，法国空军的战机数量倒是比开战前更多。正如当时的法国空军部长拉尚布尔反思所说，“一九一四年的法军总参谋部准备好了应付一八七零年的战争；而在一九四零年，则准备好了应付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法国的将军们总是把思维停留在过往的战争经验中，他们的得失也给我们超越军事领域的启示：无论过往的成功经验如何，时刻要把握当前的变化和未来的趋势。
于是，第三共和国不断内耗，军方进行着无效的军队建设，但是事实上，第三共和国又以其民主的特质，保持着国家的发展和繁荣，那时的巴黎依然是富裕、繁华、又充满文化格调的世界都市。问题在于，它面对的是德国，希特勒已经带着纳粹战士们征服魏玛共和国，全面控制这个国家，又以独裁体制下的军事化组织体系，制造了一种高效的国家形象。在经济危机后期，纳粹德国看起来快速的崛起，很容易在其它纠缠于党派争吵的国家激起示范效应，这也难怪，包括在法国都出现了大量法西斯组织和其同情者，第三共和国控制住了法西斯势力的强势崛起，却在党派政治争斗中培养了赖伐尔这样的政治怪物。接下来的事情已是人所共知，第三共和国被第三帝国征服，德国军队骄傲的穿过凯旋门，而贝当、赖伐尔等人建立了维希政权。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备受挫折的赖伐尔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复仇欲望，他疯狂报复曾经的政治对手，攫取权力，并最终将第三共和国送进坟墓。而当法国和德国休战时，更多人感到的是一种解脱，抗争的议员越来越少，赖伐尔最终完成了对第三共和国的最后一击，甚至，可耻的出卖法国的犹太人，将反对停战的议员监控或关进监狱，包括芒代尔这样的犹太议员也惨遭杀害。但是，虽然第三共和国已亡，法国人的斗争精神依然不灭，夏伊勒在整部著作中都以非常欣赏的笔调提起的戴高乐作为赖伐尔眼中的“叛国者”带领法国人继续抵抗，直到最后的胜利。
威廉•夏伊勒以10年之功于1960年完成了纳粹德国研究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又接着以10年的研究，完成了这本《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两部著作已足以奠定他在二战研究领域的地位，两部著作放在一起阅读，我们也得以一窥在二战过程中，特别在二战正式爆发前，欧洲大陆的权力角逐与历史的一再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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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历史，最引人入胜的不外乎两个章节：它的兴起与衰落。尤其是后者，更易触动世人不断沉思追问，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据说已有200多种说法，最近一个这样引发热议的个案则是苏联的崩溃。相比起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1940年崩溃的原因没有那么众说纷纭，但它所提供的教训却是同样深刻的——它证明了政治人物结构性的错误认知和决策失误将能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
曾有人评论说，一百多年来法国一直有两大忧患难以消除：其一是德国，其二则是忧虑自身走向衰落。后者与前者有关，但内容更广，且更难以名状。这话尤其适宜于第三共和国存在的那七十年（1870-1940）：这个共和政府起于一次德国入侵（普法战争）、中间抵挡住一次德国入侵（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还是灭亡于德国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德这对缠斗了数百年之久的邻邦，在拿破仑之后力量对比出现了显著的逆转，法国渐居下风，且与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向来以欧洲第一大国自命的法国人的自尊心受到潜在却难以挽回的伤害，终于演变成一种广泛的忧患意识，二战后戴高乐主义竭力谋求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其思想根源就在于此。
法国的这种相对衰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已渐趋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法国人口增长缓慢。国力最终必须依靠人力来体现，因此法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一种难以察觉的速度影响到了经济、军事等各个层面，甚至在一战之前，也是依靠了100多万来自欧洲穷国的移民，这个国家才得以保持正常运转。即便如此，仍然不够——当二战于1939年爆发时，20-34岁适宜从军的人口数量，法国还不到德国的一半。
不过这种衰落是相对的——与历史时期相比，法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仍在持续发展，只不过德国的国力增长更快而已。事实上法国人普遍将1871-1913年这四十年看作是一次复兴，甚至有人说如果当时法国有一位国王的话，那么这段时期将被视为法国历史上的君主盛世之一而受到人们的欢呼。在一战中击败德国之后，法国更俨然重登欧洲第一大国的宝座，国内歌舞升平，经济和文艺都达到新的繁荣，1926-1931年这五年被普遍视为第三共和国最幸福的时期，甚至大萧条都没有对法国构成特别严重的打击，威廉•夏伊勒在不禁感慨，当时“就连像本人这样的外国青年都感到，他正生活在一个可以在这个不完美的地球上找到的天堂里。人类文明似乎在这里达到了光辉灿烂的顶峰。”当时的法国从上到下顾盼自雄，乐于在尘世间追求享受现实生活。
然而这一切很快被证明只是壮丽的幻影。当时没有几个政治家看出在法国表面的强盛之下所掩藏的虚弱，也没有几个人注意到天边浮现的乌云。法国虽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所遭受的损失实在比身为战败国的德国还要严重得多，这在法国人当中催生了两种特别强烈的念头，一是强烈要求榨干德国以求取战争赔偿，二是绝对不想再要另一次战争。结果，前者使德国人深感遭受不公平对待（希特勒上台时就反复攻击这一点），后者又使得法国的精英普遍反战厌战，一些政治人物几乎不惜一切代价试图通过绥靖的方式避免战争，当二战爆发时，也根本没有作好战争准备。
法国政治家的短视和错误决策尤其应当为1940年的溃败负责。作者在书中以大量篇幅举证分析第三共和国政府的结构性政治缺陷，以及诸多政治人物那种几乎是犯罪般的错误决策。共和国存在的数十年内多次陷入宪法危机，并导致107个内阁垮台——接近每年两个。这种令人瞠目的频繁换将使得在局势关键的时刻，法国政府却缺乏即时的应对。例如1938年希特勒合并奥地利时，巴黎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因为那天法国连个政府都没有；甚至当1940年德国集结136个师准备大举入侵法国时，法国内阁也因为辞职而没有政府，也没有武装部队总司令。
更为严重的是法国政治人物的平庸、极度短视和对形势的误判。法国的主政者完全没有意识到纳粹德国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在莱茵兰、奥地利、捷克、波兰问题上屡次执行绥靖政策，坐视遏止德国的一个又一个良机接连丧失，直到最后轮到法国自己。在德国入侵波兰的消息已被证实后，法国外长博内竟称，因为议员们从度假地回来需要24小时，因此次日才能讨论是否采取针对德国的行动。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年代，但却没有一个人堪称卓越领袖。共和国总统只是一个礼仪性的傀儡，因为议会总是倾向于挑选软弱平庸的人担任总统。曾任法国总理的克列蒙梭宣称：“我总是把票投给最愚蠢的人。”——1920年他本人在竞选总统一职时就被一个远逊于他的人所击败。事后他失望之余心情阴郁地说：“我所做的一切已经被糟蹋光了，法国将在20年之内灭亡。”这个预言被后来发生的历史证明惊人地准确。
甚至还有更糟的：法国军队中身居高位的将领大多无视军事技术和战略突飞猛进的最新发展，死守着固有的旧观念。1938-1940年曾任法国空军部长的居伊•拉尚布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抱残守缺的态度：“1914年的法国总参谋部准备好了应付1870年的战争；而1940年，则准备好了应付1914年的战争。”高级将领们普遍未能意识到坦克和飞机在下一次战争中将起到的革命性作用，骑兵出身的法军总司令魏刚直到1935年退休前，仍强烈要求最高军事会议在推动军队的机械化进程方面“谨慎行事”，请它“不要忘记，骑兵总是有用的”，并断言军队急需更多的战马。即便当波兰骑兵被德军坦克迅速打得溃不成军时，法国人仍未充分汲取教训，甚至没有认识到闪电战标志着军事领域里一次新的革命。
和政治人物一样，法国军方也存在极为严重的误判。1936年总司令部仍以为波兰军队强于苏联军队，直到1940年春德国入侵已迫在眉睫的时刻，军方仍倾向于认为苏联是比德国更重要的敌人，对付苏联下的工夫远比对德国多。即使到战斗已经打响之后，军方高层内部仍“忙于彼此交战，结果没有时间与德国人交战”，而这些上了年纪的将军们还以为自己在1914-1918年间学到的东西完全适用于1940年。法国当时坦克的数量和性能均超过德国，但却根本没得到战略性使用。在这些陈腐信条、战略失误、指挥不力的共同作用下，法国在六个星期之内就沦陷了，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大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被征服的。
法国当时并非没有伟大的人物，但却长期被埋没和忽视——他就是戴高乐。他的军事见解一度曾引起上司注意，但却仍佩戴上尉军衔达12年之久，直到1927年37岁才被提升为少校。1932年他在《剑锋》一书中提出重视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结果在法国受到冷落，而德国人却高度重视并发展出闪电战战略。戴高乐屡次批评军方没有用装甲师提高军队战斗力，但得到的回应却只是上级从此不断阻挠他的晋升。直到1940年德军入侵之后，他才被勉强临时晋升为准将，在国难危亡之际他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却仍然遭到贝当和魏刚两位宿将的激烈反对。在法国沦陷后，没有什么人公开表达对停战求和的屈辱和憎恨之情，唯有戴高乐在伦敦发表广播演说，声称法国绝不屈服，并将一直战斗下去直到重获自由——这一历史性的演讲在当时所获的反响之小只能以“冷遇”来形容，他甚至还在不久后被投敌的法国当局缺席判处死刑。
就这样，第三共和国坐失了所有机会，走向覆亡。戴高乐多年后在他史诗般的著作《战争回忆录》中谈到那个危亡的岁月：“在一个虚弱和麻木的民族当中，在一支丧失了信心和希望的军队身后，国家机器在无法控制的混乱状态下运转。”法国的命运不再掌握在法国人手中，因为他们自己放弃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借用威廉•夏伊勒的哀悼之语：“第三共和国死了，它死于自杀。”1940年灭亡法国的并不是纳粹德国，而恰恰是法国人自己。不过也正是这些沉痛的教训所提供的前车之鉴，使多年后戴高乐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时充分考虑到法国政治体制的弊端，以再次复兴法国。当然，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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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译：
p.67：一九三九年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按当时二战已爆发
p.369：上次大战结束时，法国一个月生产三千架飞机，目前的产量是一个月四十架：疑为“三十架”
历史教科书上的每句话下面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却和中国是一样的心理处境,因为法国的解放是靠美国
写的不错，
国家兴亡和个人命运有时很像，成功都有一万条理由，但失败只要一点就够了。
这一点就是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最后一根草往往有着极大的偶然性，就像清王朝，如果不是武昌城里的擦枪走火，历史会怎样的不同？满清的灭亡是一种必然，但过程却是充满了偶然。
法国的灭亡也许就是那个直接的原因，军事的失败，如果不是阿登奇袭，历史真的可能就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