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年谱长编
2006-12
上海画报出版社
王震
400
无
王震先生从上海寄来他的新著《徐悲鸿年谱长编》书稿，索我为之作序，但作序谈何容易，我还是先睹为快吧。结果只看了一小部分，便觉得惊心动魄。原来我们早已十分熟悉的一些“历史”，都是不确的，有些是假的，又有些真实的历史还不为人所知。还有很多人谈起自己或他人和徐悲鸿先生的关系，有的出于恶意攻击，有的炫耀自己和名人的友好，原来也是无中生有、胡编乱造。以编造的谎言去伤害他人，就十分恶劣了。王震先生称为“ 恶意攻击”，“凭空捏造”，“新捏造”，“老捏造”(“老捏造”指数十年前或半世纪前的捏造，“新捏造”指近几十年内的捏造)，“谎言”，“ 欺骗读者”等，虽然用词有些刺激，但却是事实。有位作家说：三十年代， ×××信如何如何说的。王震先生只一句话：“请公布手迹?”或公布此信发表在何处?结果对方无言可对，原来根本没有此信。这位作家又说：“曾今可在《新时代》上发表了篇短文《刘海粟先生欧游作品展览会序》，文中有一段文字说：‘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都因在走向艺术道路的初期，遇上了蔡元培这样爱才惜才的师长，他们的艺术道路才会如此辉煌，反之，会是另一个样子。’”作家又说：“也由之引发了中国画坛影响半个世纪的一场论战。”因王震先生手中早有该序的复印件，序中并没有某作家所说的那段话。徐刘论战，也不是因为某作家所说的那段话。所以王震在该谱中说某作家只不过是利用捏造的“谎言来美化刘某和欺骗读者”。还有位“大师” 1988年对台湾画家江明贤说，1932年11月“康有为等都劝我不要和徐悲鸿辩 ”。并被刊在台北《雄狮美术》杂志上。王震先生看到后不禁哑然失笑。谱中并说：“这真是活见鬼!康有为早在1927年3月病逝于青岛，怎么五年以后又会跳出来劝他不要和徐悲鸿辩呢?”的确如此，以现代科学的水平，似乎还不能把死去六年的人请出来讲话，但在一些“大权威”的口中居然可以，你说这不惊心动魄吗? 以上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学术上的问题也很严重。 无据立论，空言翻案，乃是做学问的大忌，但这类事，我们都屡见不鲜。现在人太忙，没有时间去细心研究，也没有时间去查阅资料，但又要发议论，写文章，于是便道听途说或随便讲讲，但听者信以为真，愈传愈真，有时便变为“历史”。还有一种是捕风捉影，乃至吠影吠声，但也形成声势，真实却被掩盖。我们读到正式出版的“历史”，往往都被欺骗了。在中国，当权威人物或大人物是十分容易的，只要你敢于欺骗，敢吹，牛皮吹得越大，名声也就越高。“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严复语)，“官诈而民愚 ”(陈寅恪语)，欺骗是很容易的。鲁迅一面感叹“愚弱的国民”，一面又说 “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鲁迅全集》册7《通讯》)，这问题就更严重了。有人撒谎、造谣，有人吹牛、欺骗，又有人相信，而且愈演愈烈，所以，在中国真实的东西愈来愈少，充塞天地者皆假和伪。社会风气也就越来越差。但中国又曾经是一个具有讲究“实事求是”传统的国家，要净化社会空气，“再使风俗淳”，就要表彰忠义和正直，揭露鞭挞奸邪丑恶，树立是非曲直的标准，这任务就落到真正的学者身上。 艺术立基于美，宗教立基于善，学术立基于真。真正的学者求真求实，这和一般的“学者”不同。一般的学者对“真”和“实”没有“求”的自觉，往往轻信他人，不加研究地利用现成的“资料”，有时以假的、错误的资料为基础再去研究，结论没有不错的。因而，真正的学者必备两大素质，其一是“怀疑”；其二是“落实”(查证)。“怀疑”，即是对任何结论都要重加审视，看看有无根据，根据又可靠不可靠。“落实”就是要一一去查证，务必弄个“水落石出”，必落到实处真处而后止，因而必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当然这是很费力气的，而且也必须有一定的功力。不比胡乱一讲那样容易，也不像道听途说那样简单。 读了王震先生的《徐悲鸿年谱长编》后，深感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绝不人云亦云，更不轻信无据之论。对于自我吹嘘及凭空捏造的行为，又敢于揭露，敢于伸张正义，显示了一位真正学者的道义和责任心。 王震先生的文章，字字句句都要查到可靠的根据和原始的资料然后才写出来，这在现在浮躁的时代到处都是浮躁之风的氛围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读后令人感动。打开《徐悲鸿年谱长编》第一条，徐悲鸿的出生年月日，本来都是很清楚且似乎已定性了，因为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的著作和论文以及介绍徐悲鸿的文章中都说是生于1895年7月19日，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位画家写的《徐悲鸿》(中国画家丛书)书中定的，以后连徐悲鸿的家人也信以为真。甚至王震先生自己在十年前所写的研究徐悲鸿的文章和著作中也采此说，笔者也不例外。但王震先生最终发现，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他查到徐悲鸿手书信件云：“我生日为阴历五月二十六”(公历1895年6月18日) ，而且徐悲鸿生前过生日也是阴历五月二十六日，1945年7月5日《中央日报》上发表徐仲年教授《寿悲鸿五十》一文也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徐先生五十岁。”(指周岁)。这就证据确凿了。还有几乎所有的书中皆说1915年 (亦有误为1914年)，徐悲鸿去见“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其实那时还没有复旦大学，叫“复旦公学”。1917年“复旦公学”办理本科，始改复旦大学。1916年初徐悲鸿生活又陷入绝境，曾画了一匹马送给“审美书馆”，可是一些书上均错为“审美馆”，上海出的《出版词典》竞错为“审美图书馆” 。1918年徐悲鸿认识蔡元培是经华林介绍的。徐悲鸿与蒋碧微的文章中均有记载，而刘海粟却说：“经我介绍，徐得识蔡元培先生……”其实，那时刘海粟与徐悲鸿并无交往，刘那时自己还不认识蔡元培，更无介绍之说。几乎所有介绍徐悲鸿的文章都说1929年9月蔡元培聘请徐悲鸿为北京艺术学院院长，而经王震先生查证，是1928年10月应李石曾聘请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这有当时报纸的新闻报道为根据，而且徐悲鸿自己也在1950年发表的《四十年来北京绘画略述》一文中说：“吾于十七(1928)年秋间为李石曾约长北京艺校，月余，将艺校改为艺术学院。”徐悲鸿说的“北京艺校”是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简称。蔡元培当时并不任北大校长，李石曾当时任国务委员兼北大校长。徐悲鸿为梅兰芳画了《天女散花图》，罗瘿公见后题了一首七言绝句，蒋碧微把这首七言绝句记在《我与悲鸿》的书中，引用者很多，本来也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王震先生还是找到了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的文章和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一书中的这首诗，对照之下，蒋碧微等还是错了两个字。虽然是小问题，也足见其做学问的认真。 当然，王震先生书中的新资料和对几十年来被人们误认为是信史而实际是错误的纠正，是层出不穷的，我不必在这里一一重复，读者读他的书自可知晓。 也许有人会说，王震这样写，不会得罪人吗?得罪人要看得罪什么样人。警察抓小偷肯定得罪小偷，纪律检查委员会惩治贪污腐败分子也肯定得罪贪污腐败分子，难道能任凭小偷和腐败分子猖獗?至于有修养的人，则“闻过则喜”，郑板桥说：“入木三分骂亦精。”当然会欢迎这样文章的。王震先生如不这样写，反而错了。《孟子·离娄章向上》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不孝的第一条是：“(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即是说对长辈(包括双亲)的错话不加纠正，阿意曲从，导致错误的结果，使“亲”陷于“不义”境地。如果及时纠正，不发生错误，使 “亲”正确英明，这才叫孝。对“亲”如此，对有修养的人，对师长更应如此，何来得罪之说呢? 我曾经为王震先生另一本书写过序，其中谈到“王震先生大海捞针般地查了几十年的资料，我们现在可以享受按图索骥之方便了”。但听到先生讲述他查阅资料之苦，却令人感叹不已。比如上海某“大师”说：“巴金曾写文章说，徐悲鸿和林风眠都是×××的学生。”我们都以为巴金写过这样的文章，王震先生查了多年，方知巴金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文章。只有曾今可为某“大师”画展写的序中说过类似的话，因曾今可没有巴金的名气大，才来个移花接木将曾今可换为巴金。又如某“大师”曾有“艺术叛徒”之称，他说是某女校校长看了他的学校人体画展时讲的：“×××真艺术叛徒也，亦教育界之蟊贼也，公然陈列裸画，大伤风化，必有以惩之。”并说该话被刊登在《时报》上。王震先生又查了几十年的报纸，方知某女校校长根本没有讲过这话，更绝对没有说过：“×××是艺术叛徒。”某校长健在时，某 “大师”从未说过该校长如何如何。待1924年某校长去逝后，1925年某“大师”即造出来某校长的言论。王震先生还说最早撰文提出“艺术叛徒”的倒是某“大师”自己。他于1925年2月25日发表《艺术叛徒》一文，称：“伟大的艺人，只有不断的奋斗，接续的创造，革传统艺术的命，实在是一个艺术上的叛徒!”又说在现在社会里“就缺少这种艺术叛徒。我盼望朋友们，别失去了勇气，大家来做一个艺术叛徒!……能够继续不断的多出几个叛徒，就是人类新生命不断的创造。”他进而又赞美凡·高“是心灵强固之艺术叛徒。是近代艺坛最伟大之画家，是太阳之诗人”。同年9月23日就说某校长称他为“艺术叛徒”。这样就等于说他自己是凡·高了。 某“大师”的骗术虽不高明，却骗了大半个世纪，骗了“天涯过客”，骗了无数大人物，连郭沫若等一批人也被骗了，郭沫若还写了一首诗：“艺术叛徒胆量大，别开蹊径作奇画……”送给某“大师”。记得张国焘在开会或训话时，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话，动辄便说：“马克思说过无风不起浪嘛。 ”他这一讲十分轻松，但我们去查马克思是否讲过这话，非有十年功夫不行，因为除了马克思的书外，恩格斯以及回忆马克思的书，我们都要看，还要学习几门外语，好去查那些尚没被翻译过来的书和文章。而某“大师”编造出的一句话只要两分钟，王震先生要查几十年啊。一个对历史负责任的学者，一个有正义感的学者，为学术，要付出多少心血啊。 你如果要知道在“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中一些人是如何撒谎和造谣，如何吹牛和欺骗；如果你要了解真正的历史，如果你要知道徐悲鸿先生是如何奋斗的，又是如何遭人攻击污陷的，新老捏造者在七八十年来捏造多少谣言强加于徐悲鸿之身的，你就非读王震先生这本《徐悲鸿年谱长编》不可。
序徐悲鸿年谱长编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一岁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二岁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 三岁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四岁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五岁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六岁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七岁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 八岁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九岁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岁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 十一岁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十二岁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 十三岁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十四岁1909年(清宣统元年己酉) 十五岁1910年(清宣统二年庚戌) 十六岁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 十七岁1912年(民国元年壬子) 十八岁1913年(民国二年癸丑) 十九岁1914年(民国三年甲寅) 二十岁1915年(民国四年 乙卯) 二十一岁1916年(民国五年丙辰) 二十二岁1917年(民国六年丁巳) 二十三岁1918年(民国七年戊午) 二十四岁1919年(民国八年 己未) 二十五岁1920年(民国九年庚申) 二十六岁1921年(民国十年辛酉) 二十七岁1922年(民国十一年壬戌) 二十八岁1923年(民国十二年癸亥) 二十九岁1924年(民国十三年 甲子) 三十岁1925年(民国十四年乙丑) 三十一岁1926年(民国十五年丙寅) 三十二岁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 三十三岁1928年(民国十七年戊辰) 三十四岁1929年(民国十八年己巳)三十五岁1930年(民国十九年庚午) 三十六岁1931年(民国二十年辛未) 三十七岁年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壬申) 三十八岁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癸酉) 三十九岁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四十岁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四十一岁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丙子) 四十二岁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丁丑) 四十三岁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戊寅) 四十四岁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己卯) 四十五岁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庚辰) 四十六岁1941年(民国三十年辛巳) 四十七岁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壬午) 四十八岁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癸未) 四十九岁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 五十岁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乙酉) 五十一岁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丙戌) 五十二岁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丁亥) 五十三岁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戊子) 五十四1949年己丑五十五岁1950年庚寅五十六岁1951年辛卯五十七岁1952年壬辰五十八岁1953年癸巳五十九岁后记部分参考书目及篇目附图
书摘 4月中旬 △始匿居康有为家，为蒋碧微添置出国所用衣服和购置必需的日用品，随时和蒋碧微保持秘密联系，并约她至康家相会。 △廖静文女士在《徐悲鸿一生》中说：“悲鸿很快办好了两人的护照。”这也是误会，抗日战争之前，中日两国之间，人民来去自由，是不需要办理护照的。徐先生为蒋碧微办的只是行装。 5月上旬 △赴日前，康有为书赠题词日：“写生入神。”款署“悲鸿仁弟，于画天才也，写此送其行。”下钤“康有为”印。 5月13日(三月二十三日) △给蒋碧微一密信，约她当晚离家到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长发栈会面。 5月14日(三月二十四日) △晨，在朱了洲先生的陪送下，偕蒋碧微乘日本博爱丸轮船，由上海私奔日本。一出长江口，便碰上恶劣的天气，一会儿即晕起船来。 5月下旬 △抵达日本长崎，再转乘火车抵达东京，先居住在一家旅馆。 △后经中国留学生龚某介绍，在“下宿”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小房住下。房东是日本人，楼上住的全是中国学生，伙食包在房东处。 △“下宿”附近的街市书店较多，有的人行道上，也是书摊连绵不断，他大部分时间去浏览书店。见到合意的就买了下来。 △还常到博物馆及公私收藏家参观、临摹。特别喜爱日本书画家、碑帖收藏家嗣治广业的作品。 △常与日本书画家中村不折、竹内栖凤等讨论学术，又受中村不折之托将其所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改名为《汉魏书道论》而致康有为信。 △关于徐先生游日的概况，他曾自述： “岁丁巳，欧战未已，姬君资吾千六百金游日本，既抵东京，乃镇日觅藏画处观览，顿觉日本作家，渐能脱去拘守积习，而会心于造物，多为博丽繁郁之境，故花鸟尤擅胜场，盖欲追踪徐、黄、赵、易，而夺吾席矣，是沈南蘋之功也。惟华而薄，实而少韵，太求夺目，无蕴藉朴茂之风。”(《悲鸿自述》 8月 △所绘《仓圣象》在《广仓学会杂志》第一期刊出。 10月25日(九月初十日) △仓圣救世筹赈汴晋湘鲁大会广告刊行，该广告刊头采用徐先生所绘《仓颉像》。 11月 △因所带二千块银洋很快就要用完，才返回上海。蒋碧微曾回忆道：“日本的印刷术优美精良，他们所出版的艺术书籍相当丰富。还有许多仿印的原画，都是徐先生视为至宝，爱同拱璧的，于是他经常到各书店去浏览观赏，看到合意的便毫不考虑的买它下来。有时候他也要我陪他同去，……当时我太年轻，对于艺术简直一窍不通，根本就不发生兴趣，往往是坐在一旁等他，那种滋味实在不大好受。 “然而我当时还没有想到，更不好受的滋味还在后头。我们在东京住了半年，旅费和生活费用花得不多，倒是徐先生大量的买书买画所费不赀，因此我们带来的两千块钱很快的就要用完了。东京居，大不易，再拖下去就得挨俄，于是我们只好在当年11月间，又从东京黯然的回到了上海。”(蒋碧微《我与徐悲鸿》) △关于徐先生赴日游学的事实，徐蒋皆有记述，本是妇孺皆知。可是周湘的那位后人，不仅捏造说徐是周湘油画院的学生，2002年6月又在《新民晚报》上捏造说：“当徐悲鸿赴日留学时，周又亲自写信给哈同府上，由他们负责徐悲鸿、蒋碧微在东瀛的一切费用，周负责来回旅费，由此周、徐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情。” 看了上述所言，不知底细的人，或许以为周湘是上海滩上与哈同平起平坐的大亨!其实错了!周湘为青浦黄渡(今属嘉定区)人，于清末民初为混口饭吃，曾在上海办过多起一个月至三个月或稍长一点期限的图画传习所，后因招不到学生，只好草草收场，也只好由市区退居到江湾，再由江湾退居到黄渡，去作灌园叟。关于周湘在沪的窘况，贺天健曾在《申报》上撰文说周氏：“为状甚困，曾作《百子图》一帧甚精。求售于某公司，索值百金。公司还价五十，不肯，以窘复求售，公司故抑之，退为三十，不肯。窘甚，复求售，公司抑之至十五金，无奈，乃让焉。”这才是真实的周湘。 △关于周湘的窘况，其后人在《嘉定文史资料》第8辑的文章中曾说：周湘一家的生活极度困难，几乎陷入绝境。幸一侨居新加坡的著名画家，周湘所创办之布景画传习所学生陈抱一，闻知老师遭此厄运，身临绝境，汇来一笔巨款，才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徐悲鸿也经常在经济上接济乃师。”说周湘经济困难那是事实，说侨居新加坡的陈抱一为周湘汇巨款，那则是画饼充饥。陈抱一虽跟周学习三个月，事后几十年与周湘并无任何联系，当时陈也看不起他的周先生，陈早有文章说明，再说陈也从未侨居过新加坡。徐悲鸿也根本不是周湘的学生，也根本不存在接济周湘之事，周湘的后人无论是说周湘资助悲鸿还是说徐悲鸿接济周湘，均是为拔高周湘，均是一种阿Q精神。 △徐蒋返沪后，因蒋氏不敢回家，便住进旅馆。蒋母闻讯后先是赶来探望，进而在民厚里为徐蒋租了一间厢房。 △住定后，首先拜访康有为。康说现在欧战正酣，既不能启程赴欧，最好还是先去一趟北京，看看能否弄到一个官费，将来出国，两个人的生活可以过得宽裕一些。又说，如去北京，可以给你介绍几位朋友，请他们帮忙。 12月 △偕蒋碧微踏上了北上航程。从上海到北京，本应走津浦路，但为了省钱，先乘轮船到天津，再乘火车到北京。 △经友人介绍，首先认识了住在北京东城方巾巷的华林先生。当时华林住的是一座四合院，两进深，各有两列厢房，华林先生住后进，他让出一半租给徐先生，租金一家一半。 △徐先生持康有为的介绍信，去看罗瘿公先生，罗是康有为的大弟子，和樊樊山先生、易实甫先生，同为当时北京的三大名士，在政教两界，说话都很有力量。 △罗先生对徐氏夫妇特别友善，一口答应帮忙，随即写信介绍徐先生去看教育总长傅增湘，请他给徐先生一个公费名额。关于当年徐先生申请公费留学的情况，后来他曾自述道： “时蜀人傅增湘先生沅叔长教育，余以瘿公介绍谒之部中。其人恂恂儒者，无官场交际之伪。余道所愿，傅先生言：‘闻先生善画，盖令观一二大作。’余于翌日挟所作以付教部阍人。越数日复见之，颇蒙青视，言：‘此时惜欧战未平。先生可少待，有机缘必不遗先生。’余谢之出，心略平，惟然祝天佑法国，此战勿败而已。”(《悲鸿自述》)关于徐先生申请公费留学之事，就这样定下了。 P19-20
徐悲鸿，现代绘画艺术大师。在绘画创作上，反对形式主义，坚持写实作风，继承我国绘画优秀传统，吸取西画之长，创造自己独特风格。但对于他的生平和艺术主张却经常有争议。你如果要知道在“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中一些人是如何撒谎和造谣，如何吹牛和欺骗；如果你要了解真正的历史，如果你要知道徐悲鸿先生是如何奋斗的，又是如何遭人攻击污陷的，新老捏造者在七八十年来捏造多少谣言强加于徐悲鸿之身的，你就非读王震先生这本《徐悲鸿年谱长编》不可。
无
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跟流水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