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辉煌
2008-4
济南出版社
赵伯陶
253
无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对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对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它的内在精神已渗透到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其影响是弥久深远的；当代中国人：无论是谁，都无不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从我们的问题或我们的精神需要出发，以新的视野或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化中某些被反复咏叹的东西给以重新观照或解读。 现代派诗人、著名文学史家闻一多先生宣称：“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如果善于理解这种逆向思维的丰厚内涵，并由此引申开去的话，那么，我们则想说：中国文化虽早已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但假如只满足于平面式的浅尝辄止，就很容易指木为林或见林失木，最终反倒是空泛无得并且莫知归依了。所以，我们现在才尝试着变换习惯性的认知方式，移果就因、因反作正，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这是一些世世代代都在反复谈论的话题。问题在于，今天应先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和口吻重新谈论它。我们力求以扎实确凿的史料为根基，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对其进行多元观照与文化透视，反映重大历史、文化主题，并给予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缘此而往，就有可能寻找到另一扇尚未被开启的门扉，那里面当有着不尽胜境、无限风光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辨理，所以，本丛书强调知识性，但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根基，但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强调可读性，但不是违背史实的任意杜撰；强调个人新见，但不是只顾新异的凿空立论和华而不实的游戏笔墨。浓郁的文化观照反思和深刻的历史反思，是本丛书的特色和宗旨。 本丛书中的每一种，都精心选择国内在各自领域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撰写，注重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叙述方式，采用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选择相关的、经典的图片，采用彩色插页和黑白附图（编者按：本丛书采用了少数今人作品，因无法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恳请当事人见书后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寄奉样书、稿酬）的方式，从而更具有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本丛书面向中等文化以上的广大读者群，使其在轻松、趣味盎然的阅读中，得到启迪和收获，以提高综合文化素质和鉴赏品位。 本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 本丛书第一辑推出10种，如依类相从取近者归纳的话，大略可以划分为三种范型： 一种是选择若干个体性人物为观照中心，从他们所处的世纪历史大屏幕上，用宏烛幽，凸现其活动轨迹，就异同得失里，以现代人清醒的理性观念，揭示其生成的“合理性”，给出社会一文化意义上的评析。如《流民皇帝：从刘邦到朱元璋》，说明这些崛起于困境中的弄潮儿，既提供了统军治国的独特经验，又证实了“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的因果转换的矛盾统一关系。如《专制变奏曲：从吕后到慈禧》，自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的几个铁腕女人切入，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与错综纷杂的人际关系的描述里，显现了专制集权政治在女性独尊时期的特殊形态。如《宿命错位：隋炀帝、李后主与宋徽宗放谈》，评述三个颇具争议却不失典型价值的亡国之君，进而阐释因为专制独裁体制所决定其悲剧命运的深层根源。 又一种是截取某一特定历史时段的大环境，借助某些重要事件作为审察契机和联结链条，剖析、描述相关王朝兴废盛衰的演变过程，在冷静缜密的理性眼光里，也渗透了唏嘘慨叹的深沉感性色彩。如《玄思风流：清谈名流与魏晋兴亡》，评论从传统儒生里生成的清谈名士的新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那种特具的双重性和不断嬗变，以充实丰富自己思想的与时共进的精神。如《天宝十四载：盛世终结与李杨情变》，特别选择了这个年份作为叙论原点，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最特殊的爱情故事，放在唐代广阔的人文、社会背景上予以重新解构再现。如《秦淮旧梦：南明盛衰录》，述说名士名妓的悲欢离合中融入了一个朝代的兴亡史，而繁华事散，亲历当年遽变惨祸的故老孑遗终于作出认真的反思。如《落日辉煌：雍正王朝与康乾盛世》，强调仅得13年治绩的雍正帝，于康、乾之间承前启后，却独具不可或缺的重要转捩作用；并且分别以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近代的迅猛发展为参照系，多角度审视康乾盛世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气、学术、文艺等。 再一种是就某一历史时代的文学家群体为研究基点，结合其创作业绩，就相关的个人情怀气质、生活趣味，与周围总体环境、时代潮流、民风习俗等比照对析，以了解那蕴隐于其人其作背后的更深层的主流艺术精神、美学理想和人生价值取向。如《侠心剑胆：唐代诗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揭示作为时代精神的、被唐代诗人充分张扬出来的人性自觉意识、人格自尊观念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高举的理想主义旗帜，才是唐诗乃至唐文化之魂，是以后的任何封建王朝所永远不能企及也不可再造的。如《浅酌低唱：宋代词人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指出时代环境决定了宋代士大夫文人的精神双重性和人格分裂，词作为他们感情宣泄的中介，也相应决定了其独特的言情、娱乐功能及传播方式。如《粉墨功名：元代曲家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由异族主宰、种族等级森严的大一统帝国里，元代曲家的思想心态十分矛盾复杂，人生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也很独特，所以，元曲（杂剧和散曲）从内容到形式、从风格到情趣都与传统的文学迥异。 本丛书的目的是面向社会广大读书界，自然希望得到更多读者朋友的关注。倘蒙您指出不足谬误之处，相共切商磋酌，那便是表示了一份浓浓的友情，而我们的欢迎和感谢之情是不言自明的。 2008年初春于济南玉函山房。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以高文化品位为内涵，从文化的特定视角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以确凿的史料为根基，用新的视角或现代意识，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其进行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历史反思是该丛书的特色。该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多样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形成一个大众精品系列群。该丛书已出版三辑19册。
引言一 困窘：合法的寻证惟以一人治天下正大光明后的无奈鸿沟的逾越明太子的阴影出奇料理尊孔与迷信二 苛察：专制的强化进身与杀身人生识字忧患始名教罪人钱名世鸟尽弓藏君权与朋党密折的威慑三 理想与现实贱民的解放清官的表彰腐败的阴影耗羡归公说养廉永不加赋到摊丁入亩谏责的缺失四 文治与武功帝王的学识南面之术改土归流十全武功修史与编书闭关的危机五 盛世文谈理学的困惑通往考据之路走向终结的诗词文孤独的自恋者儒林的众生相红楼梦断结语附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中外大事年表（1661－1799）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古诗源》卷一有一首《伉慷歌》： 贪吏而不可为而可为，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贪吏而不可为者，当时有污名；而可为者，子孙以家成。廉吏而可为者，当时有清名；而不可为者，子孙困穷被褐而负薪。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贫。独不见楚相孙叔敖，廉洁不受钱。 据《史记·滑稽列传》载，楚国令尹（宰相）孙叔敖为官廉洁，去世后，其子贫苦。优孟特意模仿孙叔敖的言谈笑貌，令楚庄王难辨真假，以为孙叔敖复生，欲以为相。优孟就唱了这首《忼慷歌》（《史记》所录与上引字句有区别），以所谓廉吏不足为感悟了楚庄王，封赏了孙叔敖的儿子。这就是有名的优孟衣冠的故事。 贪污腐败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无法根除。在封建时代，往往是贪官能够发财升官，而廉吏反而受到压抑，潦倒以终，正如上引《忼慷歌》所唱的一样。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任何专制社会都难以避免的。一般而言，官贪才能得财，得财后才具有夤缘上司、贿赂当道者的资本；有了这个资本，自己的官运才能亨通，前途才有保障。由于有这种因果关系，为官不贪，如果不是最高统治者慧眼相识或惺惺相惜的上司加以庇护，是难以在封建官场找到容身之地的。康熙喜表彰清官，也确实出了一些足为世人效法的廉吏，然而却难以肃清官场贪风，而且愈趋其统治晚期，问题也愈严重，原因何在？最高统治者本身的作为就是一大因素。 康熙曾六次南巡，至于秋猕木兰或出塞视察就更为繁多。皇帝每到一处，地方官员自然要竭力奉承，唯恐供应不周引来祸患甚至杀身；至于皇帝身边前呼后拥的官员人等，更要殷勤打点，否则“一言丧邦”，怎一个“遗憾”了得！奉承或打点，都需要大量的钱财，其源何在？自然要盘剥百姓或挪用公款。如果为官不贪，这项开支就难以应付，遑论其他？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曾四次迎候康熙南巡，跑前跑后，报效皇室，开支浩繁，赢得了康熙的欢心。然而这烈火烹油之势并不常久，接驾所造成的巨额亏空实在难以偿还。有康熙在，固然可包庇见容；一旦朝廷易主，冰山瓦解，新皇帝雍正上台就不会再加“恩眷”了。雍正五年（1727），曹家终于被抄。康熙是一代英主，其南巡主要出于治理国家的目的，但由于皇帝的排场不能不讲，造成地方官员争相阿谀拍马，腐败的阴影也愈趋浓厚，这就不是靠表彰一两个清官所能抵偿了。专制体制是腐败滋生的土壤，所谓“乱自上作”，的确如此。 雍正即位，其作风与乃父不同，既无南巡之举，也很少出京师，至多到圆明园居住一段时间，因而可以免除因地方“接驾”而产生的种种腐败。这无疑使康熙末期已很严重的腐败之风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对康乾盛世的持续起到了“中坚”或稳固的作用。乾隆即位后，其南巡作风酷肖乃祖，六下江南，其排场与用度均较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关这方面的传说，乾隆也较康熙为多，即是一证，而造成的腐败阴影也更为浓厚。对于贪官的处理，乾隆也有严刑峻法。如乾隆六年（1741）九月，因侵贪案件日益加多，乾隆下命加重处罚：凡乾隆元年以后贪婪人己，情罪较重者，完赃之后，仍发往军台效力，嗣后亦照此办理。然而这并不能有效地刹住腐败之风蔓延，贪污受贿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和珅那样的特大号贪污犯，并且受到乾隆的庇护。贪污受贿只是腐败的一个方面，而与之共生的则是政治腐败、人事腐败、司法腐败、财政腐败等等，不一而足。政局发展到这一地步，即使最高统治者再励精图治，也只能望洋兴叹、徒呼奈何了。何况乾隆又是一个好大喜功、自以为是的君主，在“盛世”的光辉中以“十全老人”自居，自我陶醉，粉饰太平尚且不及，哪能顾得上整顿官场呢？况且由于他本人讲究排场，上行下效，腐败之风已很难刹住了。 乾隆五十五年（1790），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上疏言事，揭露各省督抚腐败情状：“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若问勒派逢迎之人，彼上司属员授受时，外间岂能得见？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臣往各省密查亏空。”这一番话终于惹恼了乾隆，斥之为“摭拾浮词，空言支饰”，真的派他协同户部侍郎庆成往山西、直隶、山东、江南诸省查仓。由于庆成秉承乾隆旨意，每至一处，都预先准备，当然找不出破绽。于是尹壮图被下刑部狱拟斩决，乾隆“加恩”，免其治罪，仍以礼部主事用。其实乾隆并不糊涂，“上谕”中早有“即偶有亏缺之处，一闻钦差起程信息，早已设法弥缝”之语，让尹壮图去各省查仓，实在是故意刁难他，以作拒谏饰非的根据。在某种条件下，“皇帝的新衣”是不容认真加以评价的。嘉庆四年（1799），新皇帝主政，“上谕”论尹壮图之疏，即有“其事虽查无实据，而所奏实非无因。似此敢言之臣，急宜录用”之语，这实际上承认了尹壮图所言不虚。然而尹壮图并没有受到重用，人京不久，又以归养回籍了。 如前所述，贪腐之风从康熙时代即已兴起，后虽经雍正一番整治，但全属治标之举，所以乾隆以后，贪风四起，一发而不可收拾。即以康熙时代而言，几起贪污大案也令人怵目惊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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