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卷有疑
2008-12
远方出版社
张秀枫 编
320
无
钱穆曾说，对本国历史要保持”温情与敬意”。然而，反观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却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加以梳理，大体上可以分为胡说、戏说和正说三个阶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研究是在“古为今用”的强势规定下进行的，历史的解释流于政治化、模式化和空心化。到了“文革”十年，所谓历史，成了构陷罪名、致人于死地的棍棒。历史起码的常识和尊严丧失殆尽，变成了一派胡说。 2O世纪八九十年盛行对历史的戏说。历史被商业化，成了某些人赚钱的工具。历史的真相被粗暴地践踏，处处峰回路转，时时柳暗花明，一个个似是而非的历史人物和一件件莫名其妙的历史事件迷惑甚至欺骗了广大受众。历史的价值大打折扣，声誉也严重受损。 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更多的人还是希望看到真实的历史，至少是趋于真实的历史，对历史的真相更感兴趣。于是，正说历史近些年来悄然升温。 正史为官修，取材大多来自国家档案，有的还是执笔者的亲见亲闻或亲历。正史观点严肃、语言凝重。正史要求史家秉笔直书，善恶必书。在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孔子的《春秋》因叙事真实简洁且字寓褒贬，向来被奉为圭皋。例如《郑伯克段于鄢》，廖廖数字，蕴含却极为丰富：郑伯与公叔段是一对孪生兄弟，但在文中却不“称兄道弟”，为什么呢？《东莱博议》诠释说：“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这种斧钺千秋的冰霜之语被称为“春秋笔法”。史笔千钧，历史的震撼力、感召力和道德力量难以估量。因而有“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说。
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但是对历史真相孜孜不倦的追寻，而且是对历史不断地做出新的解释。这就要求历史学家要坚决摒弃人云亦云、墨守旧说的惯性思维，而要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善于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发挥创造性的想象力，同时具有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在其不朽巨著《浮士德》中说：“大呼批判，大喊怀疑，我总不会被迷惑。”怀疑、假设与求证是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两者均不可偏废，而怀疑应置于首位。 传统的史学中，历史研究的焦点集中于王朝的更替、社会的变迁、英雄造世等“宏大叙事”或“元叙事”，本书中所收的历史随笔性文章，多是从某个特定历史片断或某些历史人群中进行微观探究，更加关注历史中的“零碎”或个案。在表述上，除了侧重历史解释的故事性和情节性的叙述风格，同时也强调历史叙事的分析性，即在对史料收集、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历史逻辑对客观历史进行新的解构与重塑。
还原真相 圣旨原来也有假 名言的张冠李戴与移花接木 光武帝刘秀蒙受“不白之冤” 诸葛亮自荐失败，自编自演“三顾茅庐” 曹操缘何笼络文人又兴起“文字狱” 千里走单骑是个谜 夜郎：被世人误解两千年的古国 狄仁杰：唐室功臣外衣下的“官油子” 唐朝因干旱而灭亡？ 杨门女将：一段美丽的“假历史” 宋江曾经不想招安？ 王阳明为何被人遗忘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背后 乾隆惩贪缘何愈惩愈贪 康有为的作用有那么大吗？——回望戊戌变法110年 戊戌维新派为何求助袁世凯重返现场 毛泽东与张国焘生死攸关的较量 1937，庐山谈判蒋介石逼毛泽东“出洋” 重庆谈判中蒋介石的心态变化 毛泽东三见“神秘客” 1968年：张国焘观“文化大革命” 林彪座机是如何被“逼”走的 毛泽东后人现状：主席要我们夹着尾巴做人 陈伯达之子忆中南海日常生活 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人物新探 商鞅：为强秦奠基，为自己掘墓 大乔和小乔 知遇之恩害了姜维 宋徽宗的另类解读 李白成：寇性难改的“山大王” 崇祯：一个破产的帝王 “泥菩萨”黎元洪的另一面 段祺瑞忠诚反遭忌 好人胡适破解谜团 战国外交史上的杰作：秦赵渑池会的真相 清代监狱千奇百怪的敲诈勒索花样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是如何被曝光的？ 开国大典时，蒋介石缘何放弃空袭天安门 刘青山与张子善案内幕 蒋介石勾结李承晚挑动朝鲜战争爆发？ 1969：秘密重建天安门始末 蒋纬国口述历史细节 揭秘十四世达赖喇嘛 许世友秘捕林彪死党内幕 邓丽君为何没能来大陆演唱 迟到的真相——14年前的千岛湖惨案事关风月 历代皇朝选妃内幕 帝王对糟糠之妻的情分 丑女不愁嫁 西施与范蠡 汉代第一男宠 换妻如换衣：刘备私生活秘史 丞相陈平前程从“富婆”开始 乐于为妓的胡太后 山阴公主：淫乱的血统 天生尤物——冯小怜 萧皇后：半世“女俘” 杨玉环与梅妃之谜 大唐才女上官婉儿：石榴裙下的极致风流 陆游终生牵挂的女人 萧太后：铁血爱情与辽国的兴盛 塞金花和洪钧 张学良爱慕宋美龄，曾想猛追求海外秘闻 亚特兰大事件：鲜为人知的美国大屠杀 美国南北战争性史探秘 是海燕，也是乌鸦 斯大林在苏德战争前的失误 “猴”的胜利——苏德军工思路大比拼 纳粹“生命之源”计划始末 “熊工作”：暗杀斯大林 美国中情局：谋划“藏独”50年 1964，日本睁开双眼
还原真相 圣旨原来也有假 在古代，皇帝的圣旨不仅有许多是官样文章，是官场例行的公文，而且还有不少是假的。这种假圣旨，既有形式上的，也有内容上的；既有别人伪造和冒充的，也有皇帝本人授意或有意为之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种多样，五花八门。 模仿笔迹，乱写批示 梁师成，字守道，开封人，起初只不过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内侍省书艺局的小宦官，后来专门负责出外传宣皇帝诏旨，才逐渐被宋徽宗所宠信，当上了武阶官最高的太尉，宣和四年（1122年）又获开府仪同三司“使相”。梁师成这个宦官因为稍知诗书，略懂文法，加之为人机灵乖巧，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和好感，让他代行文书，参与朝政。发展到后来，不但，“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取代了翰林学士和中书合人的作用，而且他还挑选了很多擅长书法的小吏模仿宋徽宗的笔迹，伪造宋徽宗的“御书”，也就是“御笔手诏”。然后掺进别的公文一道下达。因为这些“御书”同皇帝笔迹一模一样，受文单位自然不清楚它们是假的，于是同皇帝的圣旨一样贯彻执行，梁师成祸乱朝政到了如此地步，真是触目惊心。假如宋朝不盛行所谓的“御笔手诏”，皇帝不带头用白条子封官和处理政务，梁师成也就不可能如此胡来。 模仿皇帝笔迹签发文件和写批示，其始作俑者当然不是梁师成，而是早有其人。如《南史》的《恩幸传》就记述了20多位“恩幸”（皇帝宠爱的人），这些“恩幸”官位不高，却“势倾天下”。如在南齐得到三朝皇帝宠信的纪僧真，早在齐武帝之父齐高帝萧道成为南朝刘宋政权的中领军时，就在府内任主簿（秘书）。萧道成对他十分信任，让他模仿自己的笔迹在文书通告上签名，久而久之，纪僧真的字体和萧道成的一模一样。从此凡是需要萧道成签发和批复的文书统由纪僧真代理。由于纪僧真模仿的字迹可以假乱真，所以萧道成看了也笑着说：“连我也分辨不出来了。” 假中有假，以假治假 假圣旨在形式和字迹上使人真伪莫辨，而真圣旨呢？它们的内容能保证都是真实的吗？未必。其实有许多真圣旨的内容也是真真假假，甚至假中有假。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割据从河北、山东发展到全国各地，造成藩镇林立相望的局面。唐宪宗李纯即位后，唐朝的藩镇割据局面虽然基本结束，暂时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但藩镇拥有财富和重兵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变，有好些藩镇的节度使只是表面上尊奉朝廷，暗地里还是我行我素，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幽州的朱克融就是如此。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朝廷派遣宦官出使幽州，赐予节度使朱克融春衣。朱克融非但不领情，反而指责朝廷所赐春衣质地粗劣，并把送春衣的宦官给扣留起来。朝廷无奈，只好另派宦官带着新的衣物去幽州进行慰问。而朱克融视朝廷的退让为软弱可欺，竟得寸进尺，打报告给朝廷说本镇将士今年春衣不足，请朝廷补给“30万端匹，以备一岁所费，不然则三军不安”。在报告中，朱克融还提出：他打算率领兵马和工匠5000人帮助朝廷修建东都洛阳的宫阙。 唐敬宗生怕朱克融发兵叛乱，为了息事宁人，打算再派一位有威望的大臣前往幽州安抚，同时把被扣押的宦官救回来。宰相裴度不同意，说只要下一道诏书就完全能够解决问题。他说：“朱克融对朝廷极为无礼，必将自取灭亡，这就像猛兽一样，可以在森林中咆哮跳踉，却必然不敢离开自己的窝巢。所以我建议陛下不要派人去幽州安抚，也不要索还宦官，等10天以后，再考虑给朱克融下一道诏书，说：‘联听说宦官到幽州后，行踪去留稍有差失，等他回京后朕自当有所处理。’至于朱克融提出要带兵帮助朝廷修建洛阳的宫阙，其实完全是一句假话，目的是恫吓朝廷。如果陛下想直接挫败他的奸谋，就应该在诏书中假意答应他的奏请，说：‘助修洛阳宫阙的兵马和工匠应当迅速派来，朕已命令沿途各地安排接待。’朱克融接到这道诏书后，肯定会惊慌失措，大乱方寸。”唐敬宗听后十分高兴，欣然采纳了裴度的意见。朝廷最后按裴度的意思起草的这道诏书假中有假，以假治假，既义正词严又晓之以理。朱克融因摸不清朝廷的底细，果然不轻举妄动。过不多久，幽州发生兵变，将士杀死朱克融和他的儿子。多行不义必自毙，一切皆如裴度所料。 捏造事实，欲盖弥彰 古代皇帝发布圣旨，真真假假，应付过关，虽然可笑，却能让人同情；而他们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完全捏造事实，欺骗人民，这就非常可气甚至可恶了。这种现象在古代还非常普遍。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发布的一道圣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史万岁是隋朝大将。隋朝第一名臣、宰相高颎等人曾称赞他“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对隋朝的边防巩固有过重大贡献的名将，却在开皇二十年出击突厥建立了殊功后被冤杀。全国老百姓都为他的死感到冤枉和痛惜。 更令人发指的是，隋文帝冤杀史万岁后，为了开脱责任，为错杀功臣寻找根据和理由，以证明自己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竟然错上加错地起草了一份诏令，向天下公布史万岁的所谓罪状。 这份冠冕堂皇的诏令，总共写了史万岁两条罪状：一是开皇十七年（597年）平定南宁州时“多受金银，违敕令住”；二是此次出击突厥后“怀诈邀功”。然而全天下的人都清楚，南宁州的问题早已解决。这一点，连本诏令也是承认的，否则怎么会“合过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复本官”？既然如此，还提此陈年旧账干什么？而此次出击突厥后的“怀诈邀功”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真实情况是“有功未酬”！因此，这两条所谓的罪状没有一条站得住脚！如果不发布这份诏令，那么隋文帝还只是犯有错杀大臣之过。而此诏令一公布，全天下的人反而认清了他原来还是一个伪君子，更感到史万岁的死是一个大冤案，更为史万岁的死感到悲痛和惋惜！因此，起草并颁布此诏令，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错上加错！ 名言的张冠李戴与移花接木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学术界似有两大显学：一是《红楼梦》研究，一是鲁迅研究。但时移世异，风气逆转，鲁迅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近20年来，当意识形态的光环散去，鲁迅也就走下了神坛，当年汗牛充栋的鲁迅研究文献，还能存留下来不失价值的，恐怕多是那些就事论事的考证吧。 我的老师，原中山大学教授李伟江先生，长期研究鲁迅、左翼文学及现代文学史料学，在他去世7年之后，他一生的心血《鲁迅粤港时期史实考述》（岳麓书社2007年版），最近终于出版。这部遗著，既是他个人学术生涯的一个墓志铭，也可以视作鲁迅研究的一个墓志铭；通过阅读这部遗著，我不仅是在怀念一个踏实学人的一生，也似乎是在凭吊鲁迅研究史的往日繁华。 李先生在文集中，分别考订了鲁迅与中山大学、鲁迅与广东报刊、鲁迅在粤港讲演等专题，而我最感兴趣的，是其中《“共产党是火车头……”一段话的由来》一篇。以下仅谈谈我读此文后的感想，但取一瓢，而不及其余。 曾有不少语录、手册和文章，都称鲁迅对日本友人说过“共产党是火车头……”这样的话，李先生在此文中澄清，这只是由于翻译不准确而导致的张冠李戴，鲁迅原话的中译应作：“国民党把有为的青年推进了陷阱。最初（他们）说，共产党是火车头，国民党是列车；由于共产党带着国民党，革命才会成功……所以青年们都很感动，当了共产党。而现在又突然因为是共产党的缘故，把他们统统杀掉了。”这段话是针对国民党清共而言，由上下文看，“共产党是火车头……”的主语显然是国民党，鲁迅只是转引国民党方面的话语，以指责他们反复无常、欺骗青年。李先生进而寻根究底，挖掘出鲁迅这段引语的始作俑者，应是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1926年11月的演说：“中国共产党好像机关车，国民党好像货车，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好像人车货车套上机关车；没有机关车断不容易把中国的革命载到世界革命队伍里去。”这是戴氏在国共合作期间，有意迎合苏俄顾问鲍罗廷而说的门面话。所谓“机关车”，也即后来通称的火车头。 我所以特别留意这篇考证，是因为类似将名言张冠李戴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我曾在《敦煌学与爱国/民族主义》（《最是文人》，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里指出：大凡讲到敦煌学，一般多喜欢引用陈寅恪“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的话，其实陈氏原话见于《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作：“或日：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可见，这句话既非出于陈氏本人之口，陈氏本人对此也未必认同。又如世俗都将“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当作徐悲鸿的妙语，但徐氏早在《悲鸿自述》里明白交代，他早年在离开宜兴女子学校时，国文教授张祖芬临别赠言：“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愿受鄙言，敬与君别。”（《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2005年版）后来廖静文的《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也重复了此说，只不过将张祖芬的赠言译成白话：“我希望你记住两句话：人不可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你，就送你这两句嘉言吧！”（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以上数例，是将名言的原创者误植；还有一种情况更为恶劣，是对名言故作曲解。过去批判胡适时，多指责胡氏所说的“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一语，但我的朋友谢泳先生写过一篇《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指出这句话实出于偷梁换柱，原始出处应是胡氏介绍詹姆士实在论哲学的《实验主义》一文：“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所谓“历史是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的比喻，就是将这里“实在”偷偷改成“历史”，如此就轻巧地完成了对胡氏本义的歪曲。谢泳更举出冯友兰20世纪50年代的批胡文章为例，冯氏当时在《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底政治路线底关系》中对胡氏的话做了移花接木：“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谢泳认为，“历史是个小姑娘”这句话的广泛流传，或许就与冯友兰此文有关。这是很有价值的辨析，跟李先生《“共产党是火车头……”一段话的由来》一文有异曲同工的意味。 此外，还可以为谢泳补充一个有趣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末，哲学史家方立天先生在《评“四人帮”在中国哲学史方法上的实用主义》中有这样一段：“‘四人帮’信奉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地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胡适文存》一集卷二）……的实用主义历史观。”（《中国哲学史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作者表面上引用原文，并注叫出自《胡适文存》，实际上却将原文中作为哲学名词的“实在”，当作虚词来使用——“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居然就成了“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 同样的情形，也见于季羡林先生笔下。1990年季先生在《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的序言中说：“寅恪先生对共产党什么态度呢？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中讲到，寅恪先生有一次对他说，他赞成communism（共产主义），但反对Russian communism（俄国式共产主义）。”（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1999年他在中山大学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发言，再次提到：“陈先生对共产主义是什么态度？现在一些人认为他反对共产主义，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大家看一看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他用英文写了几个字说陈先生赞成communism，但反对Russian communism，即陈先生赞成共产主义，反对俄罗斯式的共产主义。浦江清写日记，当时不敢写‘共产’两个字，用了英语。说陈先生反对共产主义是不符事实的。”（《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其实浦江清日记的原文是：“他不反对communism，但他不赞成Russian communism。”（《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扉页，三联书店1999年增补本）原文明明只是消极的“不反对”，到了季先生那里，就变为积极的“赞成”了。 由以上列举的例证可知，对名言的误植或歪曲，绝非偶然。错误并非无缘无故地发生，而往往有其思想背景和动机。将“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归于陈寅恪名下，将“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归于徐悲鸿名下，那是因为大家都希望借名人的光环，以加重言论的分量；当我们需要证实鲁迅信仰共产主义、认同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是火车头”这种话也就顺理成章地出自鲁迅之口；当我们需要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历史观的时候，胡适也就顺理成章地说出“历史像个小姑娘”这种奇谈怪论；当我们需要证明陈寅恪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时候，陈寅恪也就顺理成章地表态“赞成共产主义”。这些误植或歪曲，或恰好切合时代精神的大气候，或恰好符合引用者个人的价值取向；换句话说，被误植被歪曲的文本，更符合引用者的需要，尤其是政治上的需要。有什么样的需要，就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文本，文本“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啊！
《历史开卷有疑》见微知著，以崭新的笔触披露惊心动魄的真相，去伪存真，用生动的细节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
无
历史剖析得很深刻！
非常不错的书，非常值得一读。
帮同事带买的，据说很好
选材很厉害，阅读起来很快乐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有些部分可以值得看
这本书的编者还有一本类似的书，叫做《历史问题与问题历史》，形式一样，编者的想法是还原历史，让读者认识历史上某些人、某些事件、甚至是某些内幕，也不知道编者所获得的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又有多大，而且里面的所谓“疑”等等，在网上只要进行一下搜索，都可以找到，所得到的内容比书上多得多。并不能如编者的序中写到的那样还原历史，即使是在还原，我想也只是代表着一家之言而已，这本书充其量就是蹲在厕所里面无聊的时候看一下而已·····
意思不大。除了书名吸引人，内容很一般。所谓“有疑”，我看都是“无疑”也！
只问编者一个问题，给书中所选文章的作者付稿费了吗？
闲来无事去了趟图书馆，在文山书海中猛然发现散文协会的两本书，一本是《历史开卷有疑》，一本是《并非史无对证》。题目很新颖，封面也很好看。所以借回去拜读一下。
我不知道这些故事是否作者的原创，我也不是吃饱了撑的在这吐槽。但纵观两本书，不过是毫无道理的堆砌，东拼西凑，而且大量重复。也没感觉到底是解疑了还是对证了。
写书真的需要诚意。请不要浪费读者时间。让人怀疑国家这些御用文人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