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论理与考实
2009-7
岳麓书社
董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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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序时，正值阳春三月，暖日高照。我坐在书房宽敞的书桌前，目睹两边直顶天花板的书柜，凝神而思，不禁慨然：1966—1976年新中国十年“文革”动乱，粉碎了多少人的梦想与现实，错失了中国多么好的发展机遇！万幸的是，我赶上了这一灾难结束之后的第一次高考，1978年3月份跨进了梦寐已久的大学校门。至今，我在大学校园里已生活了三十年。三十年来，我先后在张舜徽、李国祥、熊铁基等名师指导下完成历史学的硕士、博士学业，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集，就是这段时间在历史文献学领域习步的一些收获。 这本集子共收入二十四篇论文，其中多数曾在《文史》、《文献》、《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宗教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过，只有两篇是书箧中等待发表的存稿。凡是已发表过的论文，除了注释为适应本套“博导文丛”统一体例而有所改动外，其余一仍其旧。为了使读者对文集内容一目了然，我将之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名之日“论理篇”，所收五篇文章都是有关文献学理论方面的探讨，体现了我对文献学理论体系的一些思考与分析；第二部分名之日“考实篇”，共十一篇，则是历史文献的考据文章，来自于多年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实践；第三部分名之日“评述篇”，是一些书评和学术会议综述之类的写作。 这些文章由于其考证、论述性质，可能对于一些读者来说，味同嚼蜡，但于我则是敝帚自珍。因为多年来，我作研究、写文章，比较看重结论的创新性、视角的独特性、语言的简练性。也一直教育我的学生：写论文要有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三“新”兼备是上乘之作，至少应有一“新”方可发表。一言以蔽之，总想践行史学大师司马迁的思想，以“成一家之言”，“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故三十年来发表的论文虽不足百篇，但每一篇都尽量体现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路。当然，我深知理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何况我们这代所谓“新三届”学人在学业上先天不足、后天有限，既没有扎实的国学功底，也不敢说具备了当代科学理论基础。故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可能存在不少纰缪，离我所追求的三“新”、“一家之言”还很远，诚恳希望得到读者的教正。
《文献论理与考实》是有关历史文献学理论与实证的论文集，内容有三个部分：其一名之日“论理篇”，所收文章对若干文献学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体现了作者对文献学理论体系新的思考与分析；其二名之日“考实篇”，是对古文献的考证文章.来自作者多年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实践，最为专精；其三名之日“评述篇”，即书评和学术会议综述之类的写作，展示了作者流畅的行文风格。
董恩林，1956年生，湖北阳新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主要从事古籍整理、中国历史文献学理论及汉唐思想文化史研究。已先后在《文史》、《文献》、《哲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六_厂余篇，出版《唐代老学研究》等专著三部，主编或参编《中国传统文献学概论》《同学基础教程》《中国历史文选》等十多种著作。
自序伦理篇 1.“文献”之我见——兼与单柳溪同志商榷 2.论传统文献学的内涵、范围和体系诸问题 3.再论“文献”内涵与版本目录学分类问题 4.历史编纂学论纲 5.简论当前古籍整理研究的方式与方向考实篇 6.郑默《中经》首创四部分类法考辨 7.“窳”、“窳”辨正 8.《史记·天官书》与传统儒教 9.《尔雅郭注》版本考 10.葛洪《抱朴子·遐览》篇及其意义简析 11.唐玄宗《老子注疏》特点简析 12.简论唐代《老子》诠释文献的文化价值 13.简论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的诠释宗旨 14.《道藏》四卷本《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辨误 15.《旧五代史》考辨 16.论王念孙《史记杂志》的内容与价值——兼与钱大昕《史记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比较评述篇 17.张舜徽与清代扬州学派研究 18.博观约取推陈出新——评张舜徽先生《清儒学记》 19.一代宗师风范永存——纪念张舜徽先生逝世五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尔雅》研究述评 21.厚积薄发匠心独运——评赵国华著《中国兵学史》 22.采众家之长绘一方丽色——全国民族院校专用教材《中国历史文选》编后琐语 23.求真去故心裁别识——章学诚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4.朱子学与上饶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创新都是时代的产物。作为国家藏书分类和目录编制的分类法，其改造与创始即使在魏晋也是一件学术大事。正如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创立《七略》分类法一样，不是脱离时代背景、国家需要而偶然可以发生的，个人没有一定学术造诣、所负职责没有一定相关性也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对于四部分类法创始者的考订，在史料不足、理解有差异的情况下，对创始者所处时代背景、创立动机、具体过程等史实作深入回溯，可能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而现有对四部分类法的理解与论证，很少作深入的史实背景考证，仅仅围绕上述7世纪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的一段记载来辩论和认定3世纪魏晋的四部分类法创始问题，自然不能令人满意。基于此，我们先来考察郑默编纂《中经》的有关史实背景。 郑默约生于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年），卒于晋太康元年（280年），享年六十八岁，《晋书》有传。其高祖郑众是东汉著名经学家，官至大司农，人称郑司农，以别于宦官郑众。其父郑袤历仕魏晋，为晋武帝所信任，官拜仪同三司，爵封密陵侯。作为经学世家后人，郑默仕魏起家为秘书郎，时约在魏正始到嘉平年间（240—253年），景元四年（263年）伐蜀之役开始，郑默转为尚书考功郎，专典伐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