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的文学风景
2009-6
梁颖 人民出版社 (2009-06出版)
梁颖
213
早在2002年，本书作者梁颖读博士学位的第一年，她刚一进校，我们初见面，她就向我谈了她要把本书的选题作为博士论文的最初构想。虽不成形，但方向有了。当时这个选题尚不为人所看重，哪里像现在，成了许多社科基金项目的选题，据说有不少人在做。当时检索全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尚无人做这个题目，唯有一篇评论文章有过大致思路。这不奇怪。当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虽然已在文坛上获得很大声誉，但批评界多热衷于把他们拆开来看，孤立地看，研究他们独异的个性，认为能分辨出他们的不同，才是明智的，有眼光的；却很少想到，在多维的视角下若拿他们做比较，将会引出怎样丰富深刻的话题。作为梁颖的导师，也作为三位作家的好友，我当即大力肯定了她的想法。我认为这三位作家既有“异”也未必没有“同”，无论研究他们的“异”或“同”，都可以深化我们对中国乡土文学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认识，也可以对辨认文学史上乡土叙述的演变轨迹有一定价值。在具体操作上我还想到，路遥虽去世，但找陈、贾二位提供资料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做起来也方便。事实也正是这样。此后我参与主编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把《贾平凹卷》的具体编选任务分配给了梁颖。她完成得很好，得到贾平凹的首肯。扎实、充分的资料占有为她后面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年读博，梁颖始终咬住这个选题不放，她几乎阅读了路、陈、贾三位作家的全部作品，上千万字，这还不算多如牛毛的评论文章，这其中她所付出的勤奋和心力可想而知。
《三个人的文学风景：多维视镜下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比较论》对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三位作家文学活动的共性诸如充满生命质感、浓厚的乡土情结、关注弱势群体的底层立场、平民立场、文化乌托邦的相似想象、相近的读者观等进行了归纳。对三位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曾经达到的文学高度进行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认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既是“十七年”文学的遗响，又出现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些新的质素，在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陈忠实的《白鹿原》在当代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中率先从人性、生命意识的角度思考民族秘史及其文化命运；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反映了他的早半拍的文化寻根直觉；《废都》开了中国当代文学商业化写作和男性写作的先河。《三个人的文学风景：多维视镜下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比较论》还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分别论析了地域文化对他们气质个性、文化心理、文本风格的陶铸作用、生命体验对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他们在人文关怀方面的不同侧重点、时代推衍给他们文本带来的种种艺术新变以及这些新变所具有的意义。《三个人的文学风景：多维视镜下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比较论》对路遥作品的苦难意识、人民性与底层立场、道德理想主义光辉、崇高感和“修辞姿态”给予极高评价，对陈忠实《白鹿原》在当代历史叙事中所具有的罕见的真实感和“复调”风格予以肯定，对贾平凹后期创作在审美追求上的种种变迁进行了分析归纳。最后，《三个人的文学风景：多维视镜下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比较论》不回避三位作家创作中存在的局限与不足，勾勒了他们共同的文学运动轨迹：高峰即是终结，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以他们为代表的乡土作家目前所面临的创作危机与困境，缘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现代意识与批判立场的空缺；缺乏创造性整合形式技巧的能力；对生活经验的过分依赖；经典情结向商业意识的滑动。 《三个人的文学风景：多维视镜下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比较论》不仅仅满足于找出所谓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而且致力于将比较的结果上升为文学经验和文学规律的总结，并以此三人的文学活动为个案，折射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若干问题，思考中国当代文学曾有的经验和得失，以期对中国当下文学的健全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梁颖（1970—），女，陕西咸阳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在《文艺争鸣》《南方文坛》《西北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序内容摘要第一章 引论第一节 选题原因、研究方法及其价值第二节 批评精神：扬弃酷评、谀评，追求客观批评第三节 多样性中内在契合的文学共性第四节 曾经的文学高度及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意义第二章 地域文化与文学书写第一节 自然地理分野与精神气候差异第二节 地域文化及其文学书写惯性第三节 乡土诗意与当下文坛西化写作的“无根”状态第三章 生命体验与人文关怀第一节 生命体验与心灵化写作第二节 苦难意识、人民性与作家的济世情怀第三节 现实关怀、终极关怀与妥协的写作第四节 写作的力量与灵魂救赎第四章 时代推衍与艺术新变（一）第一节 历史叙事中罕见的真实感和“复调”风格第二节 文本中的时间观与艺术思维第三节 传统文化与叙事维度的丰饶第四节 时代推衍：文学创新的重要前提第五章 时代推衍与艺术新变（二）第一节 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创作内驱力的发展第二节 贾平凹的角色定位与自我身份认同第三节 时代推衍：文学创新的重要前提（续）第四节 无名语境下边缘化写作的得与失结语附录一：中国当代乡土叙事的式微与终结——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例附录二：多重维度的写作——贾平凹访谈录后记
第一章 引论第一节 选题原因、研究方法及其价值选题原因自现代文学发生之初起，乡土文学便以它骄人的实绩压倒性地雄霸文坛，这种强劲的走势贯穿性地延续到了新时期。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市代替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都市文学勃兴，乡土文学式微。都市叙事热衷于对当下日常生活经验的书写，但这种书写在全球化语境下，在时尚文化的强大同化力面前，更多西化经验而非本土经验，而且因为所涉镜像千篇一律和文本的不断自我复制而被诟病为“西化写作”和“模式化书写”。同时，随着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整合功能弱化，个人化写作成为可能。这样的宽松氛围一方面给文学创作提供了极大的自由，使文坛形成多元共生的复调结构，但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意识逐渐成为时代共名，大众文化咄咄逼人，漠视底层人民疾苦，绝少考虑作家与广大人民的血肉联系，缺乏人文关怀，视个人的言说自由和经济收益高于一切的欲望化写作、私人化写作等风起云涌。这些所谓的新潮写作视野狭小，耽于一己悲欢，对西方文化缺乏批判意识，以虚幻的想象遮蔽现实的苦难，放弃了作家作为人类良心在文本中的出场，使文学变成了金钱的奴隶和自说白话的工具。 不管是西化写作，还是欲望化写作、私人化写作，其消极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写作不仅与以批判眼光审视国民灵魂与劣根性的“五四”文学传统形成分裂，也与富有人文精神和现实关怀、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新时期乡土文学形成鲜明对比，而且缺乏个性和原创性，而这些，恰恰是文学最为致命和不可原谅的缺失。陕西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重镇，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构成了陕西文坛三足鼎立的奇特景观。他们均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文学活动很有个性特点，而且三位作家随时代推衍而出现的艺术新变，恰好与中国当代文坛从一元意识形态化写作到多元化写作、从群体话语到个性声音、从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到对感官享乐的沉溺的整体发展趋势共振。三位作家都曾取得辉煌的文学成就，现在同样面临着创作的危机与困境，这样的文学运动轨迹与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运动轨迹又基本重合。目前，对这三位作家的单独研究已趋于饱和，但系统的比较研究较少。因此，全面、系统地比较他们的异同，深入分析这些异同产生的原因，首先能加深对他们的认识；其次，可以把他们的创作活动纳入到当代中国文坛的宏观背景下，以他们为个案，探究乡土文学曾经的辉煌和当下的困境产生的深层原因，思考他们写作范式的积极与消极作用，总结一些富有启示意义的文学规律，期望能为如何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理想文学形态提供一些参考意见。最后，本书绝不是为比较而比较，而是追求文学研究的当下性和现实意义，因此，希冀在针砭文坛不良风气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研究方法及其价值本书的研究，从大的方面来说，属于比较研究。在具体的批评操作中，采用社会历史分析方法中泰纳的环境、种族、时代三元素说加以改进，兼取文化批评、文化人类学等批评方法，综合运用，注意方法的互补，从地域文化、作家气质个性、生命体验、时代迁衍等多维视镜对他们进行比较。对文学不做简单的政治、道德判断，采取客观、求实的态度，最大程度地进行分析和阐释。尽量避免面面俱到，只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和不懈追问。由于这些问题均较复杂，而为了分析论证的清晰，只能对所涉及的问题按照章节的次序逐一论述。在本书的整体结构中，既有外部批评，又有内部分析；既有差异指认，又有共性抽绎；既有细微分析，又有整体评价；既注意到时间因素对文学整体演化的巨大推动力量，又不忽略空间因素对作家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个性形成所起的内隐模塑作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们的“特别性”得到明晰的分辨和触目的凸显。由于三位作家均著述颇丰，为批评者提供的研究空间相当广阔，而本书篇幅有限，因此笔者采用了一种比较经济的结构方法：在最为核心的第三至五章中，每章各突出一个作家，抓住这个作家最为明显的主体和艺术特征加以论述，将其他两位作家围绕这一主题与之进行对比，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见解和观点，同时也避免了机械的、板滞的“三国演义”式的行文局限。当然，差异中有共性，共性中有差异，这些都将在笔者细腻的批评过程中依次得到展现，但笔者并不满足于进行简单的比附，仅仅找出所谓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也不是孤立地对他们进行评价和判断，而是努力将比较的结果上升为文学经验和文学规律的总结，以此三人的文学活动为个案，将他们的文学运动轨迹和整个当代文坛的发展主潮联系起来，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坛发展的若干问题，思索中国当代文学曾有的经验和得失，在此基础上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全发展提供艺术资源和理论引导，这便是本研究课题最大的价值所在和笔者梦寐以求的批评理想。第二节 批评精神：扬弃酷评、谀评，追求客观批评有人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批评失语的时代。这句话并不准确。若是说在大众传媒影响日盛的背景下，媒体批评进入文学批评空间的中心，学院批评遭“遮蔽”，专业批评的声音日益微弱，或许更为准确些。大众传媒不仅改变了文学批评的固有格局，对批评主体重新进行了拣选，而且，极大地冲击了文学批评以往的批评模式和言说方式，“适应于大众传媒尽可能接触最大数量受众的需要，那种富于刺激性和冲击力，耸人听闻、吸引眼球的语言方式受到极大的鼓励，其极端便是所谓的‘酷评’和‘艳评’的走俏。相应的，文本细读、微言大义式的批评，长线的、历史总结式的批评，注重学理规范、讲究技术法则的批评，则无可逆挽地受到大众传媒的排斥”①。“酷评”的特点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以秋风扫落叶般的粗暴横扫批评对象，在自己抓住的那“一点”上，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漠视文学批评的学理性与应有分寸，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将文学批评事件化、现场化、新闻化。“酷评”本质上属于“过度批评”。实际上，大众传媒不仅是“酷评”产生的根源，也直接催生了另一极端的批评方式：“谀评”。“谀评”的特点是为了制造文坛的神话事件和焦点、热点话题，放弃批评家最为宝贵的批判立场和人格尊严，曲意奉承，使批评的良知和价值全面沦陷。“谀评”造成的后果是给平庸之作戴上桂冠，使真正的佳作湮没无闻。它不仅愚弄读者，也出卖自己，而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当代文坛“谀评”大行其道，批评家热衷于制造“虚假繁荣”，把批评所应承担的使命与社会道义悬置不提，使批评家的批判立场、质疑精神严重匮乏，这不能不说是批评家的失职和文坛的遗憾。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些批评者喜欢对文学作品进行简单的道德评价，这并非是说批评家不能从道德这个维度来要求作家和判断一部作品的优劣，而是说，文学作品是复杂的存在，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因而也需要我们从社会学、文化学、人性、情感、审美等多维角度对它进行分析，而不是仅仅进行道德上的裁决，因为文学批评并不简单等同于道德审判。基于以上原因，我所追求的客观批评，与前文所说的酷评、谀评和道德批评都不尽相同。它追求批评标准的客观公正，同时也向往批评质量的“上乘”，它或许是我学术生涯中始终都难以企及的目标，但却可以作为理想，成为我衡人论文的一种尺度。它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发现，它的最高境界是批评者与作家的“文心相通”。批评者只有调动自己所有的生命体验与学术积累，才有可能与作家“文心相通”，从而顺利解开文本中的谜团与人性密码。我以为，这种意义上的“客观批评”，应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涵：批评的客观化。在分析文本时，批评者当然应该“知人论世”，因为对作家生平事迹和气质个性的了解，有助于批评者更加深刻和到位地理解作品，但追求客观批评的批评者不会简单地在作家其人和其文之间划等号，因为作家的创作动机并不等于作品的阅读效果，作家个人的品性也常常与其文本的品性有着巨大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批评者在分析文本时应该秉持一颗客观公正的心，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以偏概全，摒弃那种为了追求片面的深刻和一时的轰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恶劣批评习气。批评的学理化。一切判断都是建立在学理分析的基础之上，不作随意的臆测与假想，有时也会“大胆假设”，但必须在“小心求证”之后再得出自己的结论。批评者与作家“文心相通”之后，会有很多感悟与妙得，但批评不能满足于此，批评者还须将这些感悟用逻辑抽象、概括、归纳，上升为理性的认知，这便是批评的科学与理性精神。
这本著作是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不断补充、修改、完善后收获的结晶。本书从选题、撰写开题报告到正式动笔，耗费了我很多心血。因为是三个人的文学比较，又不能处处平均用力，因此，结构上极难把握，颇费周折。最后考虑再三，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总——分——总的结构。写作中我遇到的困难的确很大：三位作家尤其是贾平凹，创作速度之快，产量之丰，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鲜有其匹者，光是阅读文本就会耗费很多精力。况且，有关三人，尤其是陈忠实、贾平凹的评论文章，又是那么多不胜数，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我既要疯狂地、大量地占有资料，又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淹没在资料里超拔不出，我的论点必须建立在学术史的基础之上，但也必须发出个人的声音。现在，当我冷静下来回顾我的论文，实事求是地说，在观点的追新求异和论点的稳妥、学理化方面，我更倾向于后者。也许这篇论文没有多少“酷”评、“怪”评，但一点一滴都是从扎实的资料梳理和学理思维中得来，我尽力了，也无愧于一个批评者的客观、公正和良知。
《三个人的文学风景:多维视镜下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比较论》不仅仅满足于找出所谓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而且致力于将比较的结果上升为文学经验和文学规律的总结，并以此三人的文学活动为个案，折射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带有普遍性的若干问题，思考中国当代文学曾有的经验和得失，以期对中国当下文学的健全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陕师大文学博士梁颖对陕西文学三大家的独特分析，很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