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第2卷）
2008-9
科学出版社
叶文虎 编
178
226000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末期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所作的新选择，也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不断调整的必然，当然其实现途径需要人们不断地实践，不断去探索。 探索，是建立在不断反思的基础上的。反思，就是去寻找和发现我们以往发展方式中的失误之处，以及造成这些失误的主客观原因。 首先，探索要勇于直面过去的失误，敢于承认它，敢于纠正它。 其次，探索要有明确的探索方向，即明确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并对所确立的目标坚定不移、满怀信心。由于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既不能用演绎的方法也不能用归纳的方法来证明其合理性与可达性，因此我们必须建立一套新的论证方法，这样才能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还有，探索必须从实际出发。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对自己“发展道路”的感受不同，认知不同，因而他们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途径也不会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不可能有一个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可以照此办理的“样板”，只能是“百花齐放”，最后“殊途同归”。 只要人类未消亡，探索就不会有止境，因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就不断会有“新进展”。 在工业文明时代的理论与观念中，一提到“发展”，马上就会与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联系起来；马上就会与物质财富的积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不管这些认识和理论有多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没有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与“发展”联系起来。或者说，都认为“发展”只是人或人类社会自己的事，与自然无关。
20世纪，工业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与此同时，世界又面临着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提出，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的认同。它既是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战略，其实施取决于人类社会的价值观、财富观、发展观乃至科学观的转变，意味着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方式的深刻转变，意味着人类文明阶段的转折与跨越。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绝不是工业文明的延续，而是建立在“和谐”与“公正”的基础上的人类全新的生存方式，是动态的，是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的。 为此，多年从事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实践的中外专家、学者就“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展开了一系列的演讲与讨论，力图使可持续发展思想不断地深化和丰富。结集出版则是力图引起更多的人在理念上、方向上、行为上对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租如何转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本书是2006年9～12月北京大学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进展”公开课第二期的精彩记录，以供广大读者参考。
序言讲座一 探讨可持续发展与社会间的关系——内生式发展之展望讲座二 构建中国社会和谐需重视五大战略与三大要点讲座三 和谐社会在法律政治意义上的公正性——权利与义务的包含关系讲座四 人与自然：距离和谐有多远讲座五 规范分配秩序，构建和谐社会讲座六 科学认识沙漠化与沙尘暴讲座七 经济人性化及其在实现和谐公正与效率中的作用讲座八 再论大力推进循环型经济的构建讲座九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讲座十 走向可持续发展：日本社会防止全球变暖的最新动态案例介绍 佳能大连环境体制的构筑
分配不公的出现，来自于国家的分配政策，分配政策的不合理导致了分配不公的必然凸显。首先，国家过分重视了财税收入向中央集权，造成了上下财政收入的“两重天”。1994年，财税改革导致县以下财权的严重弱化。有资料表明，1994年税改前，全国县级财政赤字仅40亿元，而税改后的1995年，全国县级财政赤字就迅速增加到800亿元，一年的时间增长20倍，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和关注，因此导致的县乡财政负债数额与日俱增。最近我在湖南娄底调查时，这个财政收人仅有12．27亿元的地级市，政府负债竟高达41亿元。另外，涟源县财政收入不足2亿元，政府负债则高达6亿元。像这种情况，在欠发达地区比较普遍。其次，财权与事权极不对等，造成市以下干部收入的严重不公。据统计，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比重，已由1993年的22．02％上升到2004年的57．2％，省级财政所占比重由1994年的16．8％上升到2000年的28．8％。县乡两级工作人员占全国71％，而财政供给仅占全国20％，中央和省级工作人员仅占全国29％，财政开支却占到了总开支的79％（包括军事、外交等）。从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看，县乡财政负担了全国义务教育支出的78％，而中央、省、市仅负担2％、11％和9％。如此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也造成上下分配的严重不公。三是北京市发出《关于清理整顿本市机关津贴补贴奖金，规范国家公务员收入的通知》后，北京出现的“三、五、八、一”高工资，进一步拉大了全社会的收入差距。同为北京的中央级工作人员虽与北京市级工作人员同级别、同年龄，但收入相差甚远。当军队向北京靠拢后，一些地级市的一二把手说，他们的工资收入仅相当于当地驻军的副营级工作人员。 另外，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也造成收入不公在各地的凸现。石化、烟草、交通、煤炭、电力、电信、银行、冶金等行业，员工工资比全国平均工资高4倍。这些企业靠拥有国有资产和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不仅占据着国家的土地、资产、机器和装备，而且占据着国家对产品经营的垄断权、进口权、定价权以及吞食利润的分配权。他们亏了，要国家补，他们赚了是自己用。一些国企的老板，动辄年收入数十万、上百万，有的甚至高达2350万元。与此相反，我们近1．8亿的农民工，他们的月收人还不到800元，就连北京一些露天作业的农民工，一天工作9小时，也才能得工资15元。国家虽然确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但各地均低于国家标准，北京作为首都，最低月工资仅为平均工资的20％，还不到国家规定的50％。农民工虽然已经被统计为城镇人口，而他们却无权买经济适用房，无权享受城市医疗保障。很多地方农民工子女还不能进国办学校受教育，致使全国有2000万儿童滞留农村，造成他们与父母分离，出现大量辍学和缺少文化学习与品德塑造的大问题。此外，很多城市把农民的土地拿来卖给老板，使很多老板发了大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