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舞台
2008-1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美] 卡尔·瑞贝卡
278
高瑾（等）
无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本书讲的是一个连字符（“一”）的用法，即英语表达中“民族一国家”中间的那个特定的连字符，它是如何成为一个被自然化了的等号的。本书从历史的角度探讨，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大约从甲午战争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这一自然化过程是如何开始、如何完成的。这是一部知识文化史，而不是社会史或制度史。 很多读者似乎把我的观点理解为，在历史或者理论层面，民族主义（natlorlalism）涵义中的“民族”（ethno-nationalist）和“国家”（statist-nationalist）这两个组成部分是绝对可以分离而且互不交叠的。我在《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中阐述的观点与此恰好相反。把这两个概念分开，从而启发性地探讨一个我认为是被掩盖了的历史和理论问题——也就是，民族和国家是如何合二为一的：连字符的问题。写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寻找这两者在二十世纪早期融合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与理论逻辑。 作者希望这本书能在中国遇到赞同和反对它的读者，希望它能激发讨论以增强我们历史化地思考和研究历史可能性的能力。
卡尔·瑞贝卡，纽约大学历史和东亚研究助理教授。
中文版序言前言第一部分 第一章 导论：关于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变化的视角 第二章 世界大舞台第二部分 第三章 非区域化政治：太平洋和夏威夷作为中国民族空间 第四章 识别殖民主义：菲律宾人民及其革命 第五章 推崇民族：布尔战争和民族话语第三部分 第六章 亚洲之世界舞台上的表演 第七章 重新创造中国之世界结语译后记本书译者
与日本的现在的健康活力、以及假定的它过去长期的在文化上而现在是区域空间上的与中国的“同种”关系形成对比的是，用“同种”描述土耳其完全是一个新的发明。实际上，正如梁启超1898年初给一本有关于俄土战争（1877年）的译书所作的序言指出的，土耳其是在近期才成为中国的“同种”，因为尽管它与中国的宗教文化不同。土耳其也是“东方病夫”。土耳其处于新的地理政治概念上的“东方”之中，当时也同样面临着帝国衰亡的问题，这使梁启超体会到土耳其与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挣扎生存中的相互依赖。根据梁启超的推测，土耳其之所以没有遭遇到波兰一样的被欧洲强国灭亡的命运，可能是由于第二个“东方病夫”中国的存在。[45]实际上，面临着同样的灭亡的命运是使梁启超觉得土耳其更是“东方的”而不是“欧洲的”之重要原因。[46]中国／土耳其的“同种”关系同样也被康有为在他的书《突厥削弱记》中详细阐明，这本书与那本关于波兰的书一样，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被呈交给光绪皇帝。[47]在康有为呈递给皇帝的第二本奏章（1895年5月）中，指出欧洲人把中国看成是“东方的土耳其”[48]，他在1898年给皇帝的关于土耳其的书中指出，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土耳其不仅是仅有的一个内部结构与中国极为相像的国家——都是一个旧式的帝国，而且在全球地理背景下，它与中国还有着同样的种族成分（“中国之种实属同类也”）。他特别指出，土耳其曾经是-个非常强大的“自尔三百年间，诸欧同心竭力，奔命靡遑，盖闻突厥之声威，而心慑骨震矣”的帝国。但是，在现代社会，土耳其日渐变得“守旧”与落后；它在走下坡路并变得非常穷困。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结果是“突厥不亡国，则革命”。[49]康有为强调，面对着这样的两个不太令人愉快的选择，土耳其的唯一选择就是用彻底的国家制度改革来“令国家危而复安”。对于康有为来说，这样的同时代的改革努力正是土耳其与中国的相同点之所在，这个共同点是中国的运气，因为康有为推测-个“同种”的同盟将会对两国的努力都有益。如上所述，梁启超与康有为所阐述的土耳其与中国的关系（通过欧洲对两国的边缘化而加于中国身上的），既是共有的病弱又是一个通过国家改革来实现互助的治疗和复兴的充满希望的场域。因此，两者之间的地理意义上的与比喻意义上的“同种”关系，从一个同时代的全球的以及表面相似的帝国结构中诞生，并通过“东方”（吸收了欧洲东方主义的指称）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后来逐渐转变为“亚洲”）而成为可能。不同于与日本的同种关系的阐述，与土耳其的“同种”关系是现代不均衡的全球空间的新产物，这种新全球空间产生了现代改革者们的必然使命。[50]简言之，它被明确看成是现代性的产物，并且是通过这一以“东方”为标记的不均衡的全球空间的新镜头，土耳其在汪笑依的戏剧里合理地代替日本成为中国的“同种”。到1904年，那个文明／种族／历史／空间意义上的“东方”与“同类”的概念进一步被同时发生在朝鲜领土上的一系列的情况弄得更为复杂，这些情况完全打乱了上述主题，使它们重新成为待解决的问题。明治日本对于俄日战争——以及更早一些的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冠冕堂皇的辩护是为了从中国或是俄国手中拯救它的“同种”朝鲜。这个辩护给中国知识分子提出了难题。1903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经质疑对中日“同种”关系的修辞性呼吁，这种怀疑在1903年公开化，那一年，按大阪博览会的分类形式，中国被日本的会议组织者划分到与朝鲜、琉球、印度、夏威夷等一类的“蛮夷”中。[51]中国留学生把这种划分看成是一种蓄意的侮辱，这不仅在于他们的文化优越感受到伤害，也是由于日本的这种傲慢态度在他们心中引起了对平日里在明治日本受到的歧视的反思。尽管有这样深刻感受的侮辱，学生也向日本与清政府官员就“分类问题”短暂地抗议，矛盾的是，怒火却是很快就消失了。1903年至1904年俄国威胁要占领满洲和朝鲜，这缓和了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的怀疑，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准备应付俄国的挑战，而中国的清政府却没有能力这样做。
《世界大舞台》不是一本易读的书，当然也不易译，但它讲述的问题是清晰的，它从非西方、尤其亚洲地区的民族主义历史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互动关系出发展开的论述是富于创造性的。清华大学汪晖教授将此书列入他的研究生课程的阅读材料之中，并指导学生们译出初稿。应汪教授邀请，我从2004年夏天开始校订修改，并补译若干章节，至2006年4月完成。虽然合译者人数很多，但文章质量、风格、用词等在校订和叶彤先生的编辑后基本统一。为了查找引用和注释的原文，清华的几位同学花了不少功夫在北京各大图书馆查找善本和晚清民国期刊，有时请他们在外校外地的朋友帮忙，不但推动了翻译工作，也校出了原书中若干笔误。这些从未谋面的同学们应该早已从清华毕业，从事的工作未必与学术有关。
作者希望《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能在中国遇到赞同和反对它的读者，希望它能激发讨论以增强我们历史化地思考和研究历史可能性的能力。
无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的这整套“学术前沿”都很不错，质量绝对可以放心。卡尔·瑞贝卡的这本《世界大舞台》英文版202年首次出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有译本出版，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感到庆幸。该书是昨天才收到的，所以没有看完，只看了《中文版序言》《前言》《结语》和《译后记》。不好对全书做评价，但是该书作为一位外国学者看中国的民族问题对我们有足够的学术价值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外国学者的视角来从新审视我们自己对我国“民族”的认识，无疑会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该译本由于不是出于一人之手，虽然由高瑾统一校订过，仍肯定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但是问题并不是很大，仍然是一本译得很好的一本书。有一个问题，就是再封面把RebeccaE.karl译为卡尔*瑞贝卡，但在封底和封二却译为卡尔*瑞贝尔，这样的错误是不应该的，也是一个不应该可以被原谅的错误。
很早就想买的，翻了翻，挺好的
书很有内涵，需要仔细读
学术前沿 世界大舞台
世界大舞台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
书质量很好，价格给力
读有所得
另一种角度来思考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
刚读完瑞贝卡的这本书，其实这本书的主要材料来自晚晴的期刊，这在有关晚晴思想史的著作中并无新奇之处。正因如此，这本书最大的价值便显现出来了——视角。自柯文“中国中心观”广为流传以后，学界大受影响，似乎以往都没把“中国”作为研究的中心。其实论者都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柯文是对外国研究中国的人说的。中国的中国史特别是近代史研究最大的弊端恰恰就在太中国中心了。而近代的中国正恰恰是中国与世界内外交错的历史。正是在此意义上，瑞贝卡的研究，能有别于以往众多的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述。正如瑞贝卡所说，清末的民族主义话语是与对世界图景的建构交错和同步确立的。英文题Staging the world,翻译成“世界大舞台”，个人认为很不错。
作者写法类似安德森的《想象共同体》，按理说，容易取悦专业人士或一般读者，可惜，翻译砸锅了。
Karl Rebecca不辞劳苦翻译汪晖先生的著作，为汪晖在欧美学界赢得了大名，甚至有中文读者称，亏得有英文的帮助才能理解汪晖先生的恢宏思想体系。不过，汪晖先生指导学生的此书翻译质量，却不敢令人恭维，即便封底被提炼出来的介绍文字，也显得文气不通，恐怕编辑也要记上一笔不是。
纽约大学历史教授Rebecca.E.Karl，在她的研究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的近著《世界大舞台》中，分析了汤尔和在1903年发表的《菲律宾战史独段》一文，这是个并没有很多人用过的材料，因为它所讨论的主题显得很边缘。
卡尔对此分析而做出的结论是，汤尔和在此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在“文明”问题上的见识，远远超越同时期知识界的视野。
表现在：
1 他不认为被殖民这样的事实就等于“亡国”，真正的亡国是被殖民地在殖民者的一套殖民话语下被驯化，而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因此，既然菲律宾人仍然对自己的历史以及革命冲动有着自觉的意识，那他们并没有被真正地殖民。
2 法律、立宪、共和这些外在的制度只是殖民者的一套殖民话语，用来强加他们所建立的“文明”概念，而他们完全能够利用这些表面的“文明”外衣而施行精神上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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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卡尔以这样一套“新”理论话语来解释汤尔和这篇文章了以后，她表现出一种将其研究对象在思想史上拔高的倾向。
仿佛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主流就是对物质形式的殖民事实毫无智慧地进行责难与反抗（也许确实存在这样的叙述，一定程度上是国内的思想史研究非常薄弱造成的），而汤尔和超越了这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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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此问题没有仔细研究过，所以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发言权。但我对卡尔的方法------一个材料铺衍成一章节，缺少材料面上的整体把握（或者说是讨论的问题和结论的大小与材料面的大小太不相称），而对研究对象有所拔高的情况，表示怀疑。
我主要有几点疑问：
1 在卡尔论述的年代中，是否思想界主流对殖民/被殖民，就是以冲击--反应论相似的机械模式去理解的？而我们能不能确定存在这样的主流？据我有限的知识，章炳麟就已经对各种世界公理等概念从自己的知识体系（佛学为基础的）出发予以怀疑。
2 卡尔所运用的“话语”理论，是否对原材料有过度阐释求之过深之嫌？
3 汤尔和的文章是否参考了外文著作？或是否是编译？我想他不会无所凭借地就自动形成对世界现代史这么成熟的看法的。
4 文章毕竟只是对菲律宾这一特定地域的分析，没有对中国有直接的评论
5 能不能说，假设汤尔和之外的人没有更早地明确理论化地阐释这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就不会以意识的形态存在于众人中？------若作者的大前提是这样的话，这就不再是一个思想史问题，而是学术史问题了，也就是，作者似乎暗示，谁能够阐述得更理论化，谁的观点就更重要。
《世界大舞台》作者在自述中指出，她想要探讨的是词汇“民族——国家”当中这个连字符“——”的问题，亦即对中国而言，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国民族主义者如何将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合二为一，完成从追求全球的理解和认同逐步走向追求国家力量而进行的种族、民族革命。在作者看来，这既是一个不断简化的过程，同时也构成了世纪之交的意识形态前提。和“西方中心论”以及近年来强调“中国性”的研究不同，作者认为中国独特的民族主义必须被视为嵌入全球普遍历史问题的一个部分，否则研究就会“陷入关于排他性和纯粹真实性的修辞中，也会成为一个单纯记载了中国如何应激性地复制了全球已经存在的制度形式和意识形态的目录。”
于是，作者有意绕开通常研究从欧、美、日的哲学、制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当然作者承认这一影响是不可否认显而易见的），而是把视线转向另一与之精密相连的舞台，这个不稳定的舞台是同一时期第一次亚非地区反殖民与民族革命大潮构成的。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是中国眼中的“另一舞台”，勾连出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形成与亚非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正是这一时期中国与其他非欧美地区的越来越强的认同最初使得世界作为一个有结构的总体显现出来。从而将这一重要历史陌生化和复杂化，重新成为问题。
《世界大舞台》（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的作者Rebecca Karl教授今天来UCLA做了一个talk。这本书是美国汉学界又一部力作，同时也已经成为一部名作。作者言之有物而又有据，对清末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局势分析和展望中亚非殖民地所起的作用，进行了详赡的梳理。以下是我和卡尔教授的一点交流：
Q: You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discussion of two kinds of wangguo. The immanent wangguo of Qing, in your words, is “a modern process of racial,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political annihilation.” As we know, in the era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rominent scholars like Gu Yanwu also addressed this issue. For Gu, opposed to wangguo is wangtianxia, which has to do with the destruction of civilization. Can you compare Gu’s wangtianxia and late Qing’s wangguo in its modern sense?
A: They are different.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were worried about the consequence of colonialism. That’s a totally different situation. Gu Yanwu didn’t talk about colonialism.
（我于是想，也就是说，你不认为顾炎武的哀叹在潜在层面有指责清人入略中原为殖民主义的意思……）
Q: In this case, you don’t agree with late Qing scholars’ identification of Manchu invasion as colonialism.
A: No! I disagree. And I also disagree with new Qing history scholars on the issue of Qing empire’s expansion. They’re not the same as British colonialism.
(赞！)
Q: Here’s a related question. Despite the radical ethno-national ideas, late Qing revolutionaries soon gave up their proposed revenge on Manchurians after they came into power. It may have to do with this situation. Many revolutionaries accused Manchu of colonial invasion and oppression. If the conquer of China Proper were to be colonialism, the westbound expansion of Qing empire would also be colonial gain. Then how can Han intellectuals justify their acceptance of such a political legacy of Qing? A relevant question is, when Liang Qichao proposed his nation-statism project other than the revolutionaries’ plan, did he have the foresight that the accusation of Manchu colonialism will be a hindrance for the new nation-state to inherit the territory of Qing empire?
A: For the first one, there’s an obvious contradiction. Han intellectuals simply evaded this antinomy. As to the second question, no, I don’t think so. No one is aware of the trouble. Most people simply took it for granted that Manchu’s takeover of Han people’s guo is unjustified, while Qing’s conquer of west minorities is somehow different.
(下来我跟Brian说，这大概是因为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汉族，大家脑子里都没有这根弦，顺顺当当就这么过去了。革命前抨击满族在中原搞殖民主义，革命后搞五族共和，虽然前后显然不一致，但对于大家而言就是一个下意识的、理所当然的转变！)
嗯....说实话，英文原文也很.....晦涩.....
史料单薄，理论阐释过度，我想如果卡尔想真正解释“-”的用法和意义，还需要更多的材料做支撑。
像记者采访，思路清晰，感觉都可以写成报道了~学习一下。这就是英文学术语言吗？看还行，说和写有难度。说句子和句子之间的层起关系严密，起层开合都好，更像书面语，句子正规，长，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