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正逢时
2010-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屠岸 口述,何启治,李晋西 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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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信奉陶渊明，追踪布朗宁，朝顶诗神缪斯，一生无怨无悔。他就是诗爱者、诗作者、诗译者、出版家——屠岸。《生正逢时》是他耄耋之年对过往岁月的潜心回顾：犹记在干校时为了与儿女短暂的团聚，他与妻子徒步几十里赶往车站的身影；难忘批斗时，吴晓邦那一声“我爱她”的深沉低吼，田汉扑通一跪时依然挺立的胸脯。小组会中，艾青发出了“写作品比较麻烦，打棍子比较容易上去”的愤懑之语，让人感同身受；第四次文代会上，丁玲吐出了“给我们稍微地，留一条路”的卑微恳求，令人无限唏嘘。在对文坛往事、故友旧交的平静叙述中充满了宽容与豁达，回首自身遭际却在在是反思与自省。确实说过错话，也曾违心做事，屠岸坦承曾经的软弱与恐惧、彷徨和懊悔，以真诚与历史和解。
屠岸，1923年生，江苏常州人。诗人、翻译家、出版家、文艺评论家。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常务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当代诗坛》汉英双语诗学季刊主编。著有《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倾听人类灵魂的声音》等。译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莎士比亚历史剧《约翰王》、《济慈诗选》等，其中《济慈诗选》译本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
第一章 童年（1923年11月——1930年8月） 童年在我记忆里一直是很美好的 祖父、祖母及姑母 心血写成《蒙兀儿史记》的大舅公屠寄和外祖父一家 主张科技救国的父亲 我母亲是个了不起的女子第二章 小学、初中、高中（1930年9月——1942年8月） 余宗英老师——不可代替的人生领航人 十三岁演《雷雨》中的周冲 逃难：火车离开常州时，我心里很难受，觉得要与故乡 永别了 继续在上海中学上课 高中：作文比赛得第二 喜欢话剧、电影 爱上写日记 我虽然不再唱歌，却变为音乐的迷恋者 绘画，成了我一辈子的爱好和习惯第三章 大学（1942年9月——1946年5月） 考入上海交通大学 野火诗歌会及《野火》 我给唐庆诒老师伴读，他教我古诗文 麦杆：宣称“画有价，情无价”的画家 董申生：刻骨铭心的初恋第四章 青年党员（1945年8月——1949年5月） 地下党外围组织活动 解放区之行后入党第五章 译笔初试 背英诗，“淘”原版英语书 最早翻译的诗是斯蒂文森的《安魂诗》 唐驶：鼓励后进不遗余力的文学编辑家第六章 与戏剧结缘（1949年5月——1972年12月） 后来我慢慢体会到，黄源是为了保护冯雪峰 总理的话极大地鼓舞了我们 创办《戏剧报》 我的党小组长职务被免了 反右，我觉得是田汉和伊兵保护我过了关 下放劳动和焦虑症 从《戏剧报》到戏剧研究室第七章 难以忘怀的同事 张颖：“文革”时和我同蹲一个牛棚 伊兵：在迫害中活活憋死 葛一虹：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给别人贴过一张大字报 唐浞：“廿载沉冤唯一笑，平生豪富是诗才” 张真：“毫锋横扫长安雾，彩笔敢为天下先”第八章 荒唐岁月 死亡对于我来说，是亲切的，甜蜜的 干校点滴 张志新式的女英雄马正秀第九章 几位领军文艺家 田汉——“壮绝神州戏剧兵” 张光年调我到剧协，考验我的能力 “腾空的天马”吴晓邦和他的爱妻盛婕 黄源：对我和妙英关怀备至 曹禺：慨叹写戏难的大戏剧家第十章 初到人文社（1973年1月——1979年12月） 有人说，屠岸放爆了一颗炸弹 打倒“四人帮”后中国文联和作协的两个会第十一章 第四次文代会 周扬：我这个人，做文艺工作时间长，欠的债也多 “写作品比较麻烦，打棍子比较容易上去” 丁玲：“给我们稍微地，留一条路” 酝酿选举作协的理事 周扬：“四人帮”把我们的队伍打烂了，许多人死了，我们必须团结 “我们都是幸存者，能活下来见到面就是幸福”第十二章 受命挑重担（1980年1月——1987年11月） 我可以跳单人舞，但如果是满台灯光，我就晕了 我的焦虑症及自我疗救的方法第十三章 文坛的前辈和朋友 夏衍到晚年记忆力始终没有衰退 晚年的周扬爱流泪 阳翰笙很和蔼，能体贴人 胡风：“披荆斩棘寻芳草，沥血呕心铸恨诗” 巴金思想的精髓：“讲真话”，“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 楚图南和我关于介绍惠特曼的一次论战 我称冰心“同志”时，她没有吃惊，虽然那时都是“黑帮” 丁玲：“两部作品没有写成，我就是欠了债” 李季私下对我说，“三结合”是昙花一现的东西，不会有生命力 冯牧谈“文革”和清查“三种人” 彭柏山：坚持真理，昂首不屈 王元化：“谁的命也不要遵，要独立思考” 孙家绣：命运跟她开了一个悲惨的玩笑第十四章 人文社谈笑有鸿儒 严文井：参透宇宙人生的大悟者 聂绀弩：“炼狱天堂唯一笑，人间不觉泪痕多” 楼适夷：“生无所息，老有可为” 萧乾、文洁若与我：大城市两端的一线联系 绿原：诗人和翻译家，苦难和成就都远超过我 韦君宜半身不遂写出传世之作，成为大勇者 牛汉：不屈的脊梁，质朴的诗风第十五章 结缘莎翁和济慈 我译诗，最初由于爱好，后来带有使命感 创作凭灵感，译诗凭悟性 翻译不是“订婚”，鲁迅说“非有复译不可”第十六章 翻译界往来无白丁 卞之琳：不愧为中国大诗人和翻译家 杨德豫：在现当代英诗汉译的翻译家中，他首屈一指 方平和我：不打不成交的两条“好汉” 黄呆炘：眼睛有视力障碍，但翻译工作没有停止 吴钧陶：在苦难中熬过来的诗人兼翻译家 王佐良：英国诗歌研究家、翻译家 袁可嘉：现代主义诗歌理论家和翻译家 穆旦：感叹诗很难写的诗人、翻译家第十七章 我的家庭及亲友 我和妙英：春蚕到死丝难尽，蜡炬成灰泪不干 心智有千万只眼睛，心灵只有一只 愿你是个新生的婴儿 睿是聪明，绚是美丽 “晨笛”家庭诗会及常州吟诵 手足情深：“永忆当年昆季好，芝兰玉树满芳庭” 想起妹妹，我就忍不住流泪 学富五车的百岁老人周有光和他的夫人张允和 陈占祥：“梁陈方案垂千古，娘舅片言抵万金”第十八章 我的诗歌创作 “诗呆子”的痴迷状态 第二个创作高潮第十九章 诗界师友 冯至：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 艾青：“我的信念，像光一样坚强” 臧克家：“一团火，灼人，也将自焚” 邵燕祥：时代的良心、正直知识分子的代表、思想者 吴越：革命者·囚徒·诗人 灰娃与张仃：“少陵笔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 郑敏：从她的诗中读到格律，从她的格律中读到自由尾声 继续向前，绝不回头，绝不气馁后记（一） 屠岸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后记（二） 温暖之旅附录一 我的父亲 父亲——个内心丰富的人 爸爸的爱与诗附录二 年谱章
第一章 童年（1923年11月——1930年8月） 童年在我记忆里一直是很美好的 1923年阴历的十月十五，阳历的11月22日，我出生在江苏常州官保巷外公家。后来回到父亲家，常州庙西巷三十六号。我的大名被定为“蒋鑅”。这个“鑅”字，胡盲切，音横，意思是钟声，只有《康熙字典》上有这个字。我的小名叫“阿钟”。这个“鑅”字既代表钟声，我本该喜欢。但上小学后知道上海青红帮流氓头子名叫黄金荣，而“鑅”正是“金”和“荣”二字合成的，所以非常讨厌它，根本不用它。“璧厚”是我的字，后来就用作我的学名。这个“璧”是蔺相如“完璧归赵”的“璧”，父亲为我起这个名，是希望我成为一块美玉。这个字后来常常被人错写或错印成“壁”，至今我也不去改正，做一面厚重坚固的墙，保家卫国，也不错。“屠岸”是1946年我发表作品时用的笔名，结果成为伴随我大半辈子的正式名字。 出生后，我一直在常州生活。我三岁时姑母老说我像洋娃娃。1928年父亲从吉林四平回到常州，准备接母亲和我或哥哥去四平，最后宣布带我去。我很高兴。我父亲当时在东北四洮铁路上工作。为什么母亲要去四平昵，因为母亲被一个亲戚怀疑窝藏共产党。 我们先坐火车到上海。去上海时，第一次听到火车的鸣笛，那尖声给幼小的我留下极深的记忆。从上海坐轮船到青岛，从青岛乘轮船到大连，又坐火车到四平。那时我大概是六岁，已经有一些记忆。在四平，我人还小，够不着书桌，父亲专门请木匠给我做了一张高凳子，让我坐在上面伏案练毛笔字。我开始是描红，再练颜字体。 我父亲给我买过一种能鸣叫的虫，两只虫都是青色的。大概是蝈蝈儿。有一天，我发现一只趴在另一只身上，上面那只把下面那只吃了一半，我很害怕。我父亲说这是自然界现象。我说扔掉，扔掉，我对残酷的东西从小不接受。 我父亲的同事抽烟，’我父亲有时带回来一些洋片给我收集。洋片就是香烟盒子里的画片。画片里有“三国”人物，“水浒”人物。我想收齐，但家里没有人抽烟，我始终没有收齐。其实香烟公司就没有印齐过，是为了要你去买，当然不可能让人收齐。有一张画片是画古代妃子被残酷地挖去眼睛的，还在滴血。我说不要！不要！我父亲说，好，把它撕掉。 我和母亲到四平住了不到一年。早春去，冬天回来。回来后在上海待了一年。这年我七岁。那时姨父是上海航政局局长，有公用的小汽车。我很喜欢小汽车，觉得汽油好闻。我还跟姨妈到共舞台看京戏，连台本戏连日接演的整本大戏。我们在前几排，一边看戏，一边看到热毛巾在头上扔来扔去。那时看戏，茶房把热水里绞出来的毛巾扔给远处的另外一个茶房，那个茶房就递给需要的看客，用来擦脸擦手。我拿到的毛巾很热，发烫，印象很深。戏台上有布景，演《西游记》之类，还会换布景，有水、波浪、山峦出现。 我住在上海有点水土不服，腿上长了水泡。母亲听说爱多亚路上有外科，医生汪葆珍是良医，带着我去找，找来找去找不到。母亲说再找找，最后我看到了“汪葆珍大医师诊所”那几个字，我居然认识。妈妈说，阿钟你的眼睛真尖。医生给我外用药，没几天就好了。 马路上的汽车很多，母亲说马路如虎口，让我两边看，等到车少的时候穿过马路。我感觉到上海跟常州不一样，常州很安静。 童年在我记忆里一直是很美好的。回常州后，我开始上学。除了父母的爱，在学校里也受到重视，我活得很自在。我在公园里逗鹦鹉，到太平寺攀登七层高的文笔塔，进天宁寺大雄宝殿去看如来佛像，还去城郊远足，访问苏东坡的洗砚池……无忧无虑。 祖父、祖母及姑母 祖父、祖母 我祖父蒋德鹏是常州南郊农村杂货铺的售货员，当时叫“朝奉”，社会地位很低，没有田地，但他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会弹奏许多乐器，结交了许多文人。他二十六岁病逝，留下一笔“财富”。装“财富”的长箱子我见过，有两米来长一米宽，里边装有绘画，有从日本运过来的，还有裱好的字画。祖父留下的这些东西，抗战时被日寇烧光了。祖父去世前，我祖母请了野郎中。当时有诊所的医生叫郎中，没有诊所的医生叫野郎中。这位野郎中开了一服药，有一味药是重石膏，祖父吃下去后就一命呜呼了。祖父留给我祖母的，一个儿子，即我的父亲，一个女儿，即我的姑母。 我祖母年轻时很苦，替别人洗衣服，做针线活，供父亲上学。为了省灯油，做针线时只用一根灯芯，视力渐渐不行了。我的父亲曾带她到上海看眼病，医生说已经没有用了。我上初中时，祖母基本上双目失明。每次我从上海回家，她都要把我拉得很近来端详我。她1948年去世。 我祖母喜欢听我讲外边的事。我们跟她说学校的事，她听；我们看电影，她也要听我们讲电影故事。有个电影叫《桃源艳迹》，是写虚构的香格里拉的事。祖母拉着我让我讲里边的恋爱故事。电影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有个女孩子很漂亮，但她一离开香格里拉，脸部就变成老太婆了，说明香格里拉几乎是仙境。这也是电影的一种手法，当时觉得很新奇。像这样一些情节讲给我祖母听，她也感兴趣。她说，有这个地方我们去好不好？ 我祖父的三弟蒋德元有一次打抱不平，被人打死，死时才十九岁。我是抵嗣给三爷爷德元的。
屠岸，原名蒋璧厚。笔名叔牟。文学翻译家，诗人。江苏常州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交通大学肄业。建国后，历任《戏剧报》常务编委，中国剧协研究室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译有「英」《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美」惠特曼《鼓声》等，蓍有《萱荫阁抄》、《屠岸十四行诗》。 本书是屠岸对文坛往事、故交旧交的平静叙述，他坦诚曾经的软弱和恐惧、彷徨和懊悔、以真诚与历史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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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读来引人入胜！屠岸先生的回忆录，实在，真实，敢于自我批评，承认错误，不遮遮掩掩，对朋友、同事是那样坦承、直率，难能可贵。所以说这是一本有收藏价值的史料。
作者用十分平实的语言，叙述了自己近九十年的人生。材料丰富；对了解作者所处时代，获益远胜于众多教科书及同类著作。一个热衷外文翻译，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烂熟于心的诗人，在旧时代竟能成为共产党人，本书有客观解释；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一次次整人的“运动”给作者造成的困惑，本书如实坦露；“文革”十年，作者的不解、痛苦、惊悚、愤懑情绪，本书均有细致刻划。本书还记载了“文革”后文坛的一段风雨。特别是1949年之后，曾活跃于中国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的音容笑貌，本书也有所记载；即使是只语片言， 也具有文献价值。作者行文率直，能令观者与其“同此凉热”。像本书这样的回忆录，目前国内真是太少了！
不要抱怨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每个人都是生正逢时
我是阅读后评价的，书的内容好，商家服务号
书还没看，不过装帧纸质都挺好的
因为读《一个孩子的诗园》而好奇这个译者，就买了他的书。有对文革期间各种文人的表现描述，还行吧。
奶奶就喜欢看这类型的书，自从知道在网上买书能打折后，经常让我在当当给她买，哈哈。这本书质量不错，是正版书籍，在当当买书我还是很放心的！
關注了好久,評論都說寫的好,就買了.
正如书的标题一样，是真正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写的。在党教育下，一位老先生的真实生活和思想。
1979年，第四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受到多年批判的作家丁玲在会上说：“给我们稍微地，留一条路。”这种带着辛酸的卑微，被翻译家屠岸先生记住了，在他最近出版的口述作品《生正逢时》中披露了出来。
《生正逢时》是屠岸先生的自传，但书中最大看点，无疑是他亲见的文人们在运动风浪里的遭际，在被打击和自相争斗后的反思与忏悔。
就如丁玲，几经沉浮，身居高位时做过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是作协副主席，一朝被打倒，就是“丁、陈反党集团”的“首脑”，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历次运动都在劫难逃，直到“文革”后才被平反。
她的遭际，除了政治因素，还夹杂文坛是非，甚至可以追溯到民国年间，因此她才在文代会的发言中痛斥“宗派主义”。恩恩怨怨纠缠在一起，借政治的名义演化成了对身心的摧残，凄风苦雨之后，当事人心中有惧，有忧，有愤怒，有无奈，在特殊年代压抑良久，直到劫波过后才能一吐为快。丁玲在会上洋洋洒洒数千言，尽管并未道尽心中所有块垒，但已然宣泄很多。台下众人，有几个不是“过来人”？在这样的场合听到这样的言语，当然共鸣强烈，想必也因此才给屠岸先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丁玲只是书中一例。“文革”中田汉被造反派迫害喝尿，晚年周扬为“极左”造成的伤害而悔愧，严文井被发配扫厕所掏出“革命”者生下的死孩子……相信任一读者都会为之愤懑、感慨、错愕。屠岸自己头上也“有阴霾”。1955年“胡风案”公布后，一直对胡风非常敬重的屠岸吃惊不小，无法承受巨变，从那时起就患上了抑郁症。
屠岸说：“这一代知识分子所遭受的苦难和感到的困惑，是空前的。”从将近一百年前开始，他们屡屡试图在国仇家难中左右中华命运，却总是身不由己地、反被风云左右。
作协副主席算什么？国家主席都被整死了。
丁玲？她也是體制中人，受她文章和書毒害的人還少嗎？就象其他那些曾經當權的人，整完人后被整。現在又出來博取同情，呵呵。
倒是無數無辜的下層，也被卷入，這些人才應該獲得同情。
會留一條路嗎？只有忠心做狗，而且要咬人，而且要始終咬對人，才會獲得善終。
不然，根本不會留路的。過去不會，現在不會，將來，呵呵，我看也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