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共和（下）
2008-12
山西人民出版社
朱宗霞
307
无
辛亥革命那一代人，既没有涌现传统社会诸葛亮、刘伯温式的深思熟虑的谋士，也没有出现对路线、政策、策略进行严密分析的现代英雄。中国文化中的智谋之士，在那一代人中竟然没有涌现。 问题不在于袁世凯是否有理由集中权力，而在于袁世凯集中权力之后，为什么依然解决不了他承诺解决的社会课题，也就是以强有力的政府，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内政和外交问题？ 民国初年的议会也很有趣，无论什么时候，总会有一些议员出来对袁世凯的集权要求抵抗一下，甚口使没有了同盟会一国民党的激烈派分子，仍然有人按照共和制原理和相关法规进行抵抗。但这种抵抗，一旦发生利害关系，又总是不能坚持下去。 袁世凯称帝失败，真的是共和制的胜利吗？不是的。辛亥革命时，清王朝的遗产由体制内的权臣袁世凯继承；而护国战争后，形势更加恶化，袁世凯的遗产分别由北洋系统的段祺瑞和冯国璋瓜分，连一个表面统一的局面都丧失了。民国的招牌依然存在，但民国的现状，却是军阀混战的黑暗岁月。 这是一段悲情的历史。这是一群失败的豪杰。
朱宗震，1941年2月出生于江苏省川沙县(现上海市浦东新区)，汉族。1964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聘任为研究员。2001年退休。
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民国初年政坛风云》、《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孤独集》、《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
第一章 中国第一次大选 1.梁启超归国 2.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3.选举难免纷争，完成尚算顺利 4.宪法原则口水战：责任内阁还是总统集权 5.总统提名暗斗第二章 南北冲突：对抗与血腥 1.江西军械案：李烈钧强硬对抗袁世凯 2.宋教仁血案 3.国会在危机中召开第三章 大借款案：列强阴谋与国内斗争 1.六国银行团：利益与冲突 2.饮鸩止渴：借款备战第四章 “宋案”之后：武力和法律的两难选择 1.“宋案”发生后的策略选择 2.“宋案”法律解决的挫折 附录：程德全、应德闳宣布“宋案”证据通电 3.大借款案在国会内的冲突第五章 动荡的时局 1.孙中山的军事动员 2.袁世凯的军事动员 3.要稳定还是要共和 4.时局似乎有了转机第六章 二次革命 1.袁世凯先发制人 2.为荣誉而战 3.慷慨悲歌：南京保卫战第七章 国会的命运 1.国会生态 2.第一流人才内阁 3.总统选举 4.解散国会第八章 自由和权威的困惑 1.袁世凯的困境 2.孙中山的困境 3.梁启超的困境 4.帝制争议尾章 明星的归宿 1.护国运动：洪宪王朝的溃灭 2.梁启超和孙中山的归宿结束语 民国二年大事记 民国二年后续大事记
第一章 中国第一次大选1.梁启超归国梁启超在晚清时主张保皇，拥护光绪皇帝掌握国家权力，主张政治改革采用君主立宪制，实行开明专制，反对激烈的革命主张，反对中国采用共和制度。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重新出山后，梁启超力图与袁世凯合作，实行君主立宪。在他看来，共和政体是万万不能够在中国施行的。梁启超和同盟会在海外的斗争非常尖锐，不仅有激烈的辩论，而且，在海外留学生和华侨界争夺资源和阵地。梁启超和孙中山个人之间也结怨很深。辛亥革命过程中，中国社会变革朝着同盟会主张的方向发展，同盟会的势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扩张。建立共和国的原则得到了确认，立宪派的主张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在政界丧失了发言的分量，显得灰头土脸。梁启超和立宪派都是在很被动的状态下接受了共和，不能不低调处理自己失败的政治主张。立宪派和革命派在民国成立后，都在分化重组，两派的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和权力冲突，或明或暗地继续存在。我们在上册已经谈到，梁启超分析了清帝退位后的形势，给袁世凯献计献策，就是要组织一个政治上温和的大党，利用议会阵地，来抑制革命派的势力发展。这个大党要由立宪派和革命派中的温和、稳健的人来共同组成。梁启超一直在朝着组织大党的方向努力。袁世凯很赞赏梁启超的计谋，放下架子和以往的恩怨，一直希望梁启超回国帮忙，梁启超的朋友和弟子们也一直在努力促成梁启超回国。尽管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国内的立宪派和革命派既有分歧，也有合作，全国和平以后，虽有斗争，也能和平相处。但梁启超反对共和的话说得太绝，与革命派的矛盾太深，在同盟会声势很盛的时候，他权衡利弊，不敢贸然回国。他的朋友、弟子们也一直在为他计算回国的利弊和时机。在梁启超周围都是些高智商的谋士，不像孙中山周边，鱼龙混杂，但也许这是千年的巨变，他们的计谋也十不中一。梁启超的高足弟子蔡锷一再向袁世凯和各界呼吁，敦请梁启超回国，委以重任。黎元洪也曾建议袁世凯，不应该拘泥于党派关系，也就是说，不要计较梁启超以前保皇的政治立场，希望重用梁启超。但是，他们的呼吁遭到革命派方面的强烈反对。广东都督胡汉民更通电全国，历数梁启超维护清王朝、反对革命的“罪恶”，认为现在民国的基础还没有巩固，像梁启超这样的保皇派万无可用的理由。梁启超被迫继续滞留海外，观察国内局势的演变和发展。他虽然与国内政界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组织大党的愿望，却迟迟无法实现。1912年7月23日，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吴贯因(柳隅)写信给梁启超，力劝他回国，组织大党：“现在讨论会同志皆谓先生宜速归国，盖先生若虑同盟会反对，则在今日彼辈固反对，即十年二十年后始归国，彼辈亦反对也。然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欲待其不反对始归国，则终无归国之期也。则何如即树新旗帜，造成一种新势力，使彼辈不敢轻侮，或竞能相安哉。”孙中山、黄兴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后，南北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国民党和共和党的对立情绪也有所缓解。以汤化龙为首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北方孙洪伊领导的共和统一党，以及其他几个小团体，在国民党成立后，即筹组民主党，等待梁启超归国领导，至10月27日正式成立。汤化龙，生于1874年儿月27日(清同治十三年十月十九日)，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字济武。父亲弃儒经商，家道富裕。汤化龙1902年考中举人，1904年考中最后一科进士。1906年赴日本留学，人法政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1908年回国，第二年担任湖北省谘议局议长。他积极参加了立宪运动，参加了要求召开国会的历次请愿运动，反对“皇族内阁”，组织宪友会，成为立宪派的重要骨干。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转向了革命，担任湖北军政府政事部长，因权力分配，引起革命賑的不满，后随黄兴前往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为法制局副总裁，辞而未就，即在上海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孙洪伊，生于1872年工1月7日(清同治十一年十月十七日)，天車人，字伯兰。孙家为长芦盐商，富甲一方。孙洪伊1893年考取秀才。人国联军入侵，孙洪伊家破人亡，立志从事变革。他在天津变卖家产，兴办新式学堂。1906年袁世凯在天津创办自治局，孙即联合谷钟秀、温士霖等组织天津自治研究会。1909年任直隶谘议局议员，参与国会清愿运动，被公推为领衔代表。他是立宪运动中的激进派。清廷宣布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后，请愿运动结束。孙洪伊又积极从事组织政党的活动，筹划召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并在此基础上于1911年6月4日在北京成立宪友会，任常务干事。民国成立后，他到上海参加了共和建设讨论会的组织，回北京后又组织了共和统一党。孙也一直在谋划组织大党，策划请梁启超回国，并在袁世凯和梁启超之间进行联络。但后来进步党成立时，孙与梁、汤之间发生分歧，开始趋向消极，并转向国民党方面。当时人物的政治思想并不成熟，每因人事、政局的变化而变化，跨党和党派分合非常频繁。梁启超看到国内政治局势缓和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日本回国，不知道踏上共和后的国土，他这个保皇派会遭到什么样的际遇，也许人身安全也会有什么问题。在他眼里，革命派都是一帮“暴民”。10月8日，梁启超乘坐的轮船到达天津，孙洪伊率民主党人热烈欢迎并负责招待。出乎意料，梁启超在天津竟然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上至政界要人，下至黎民百姓，最初3天，每天访客达200多人。据说张謇、黄兴也在天津专门等了他3天，要和他见面。他们实在是有事，等不得了，才离开天津，未能拜会。国民党中也天天有人到天津来，很客气地邀请他人党，担任理事职务，但都被他不客气地拒绝了。梁启超回国后，居住在天津，一时没有进京活动，但一直在策划共和党和民主党合并组成一个与国民党对抗的大党。大体已有眉目，准备以黎元洪为总理，梁启超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退居干事。当然，这个党的灵魂不是黎元洪，而是梁启超。但为什么一定要拉上黎元洪呢？这里就有很多政治的权谋。早在1912年初，梁启超在活动组织政党时，政闻社员徐佛苏就建议梁启超利用黎元洪，其中关键的一条理由，就是黎元洪手中有军队。他认为，将来的中国(当时清帝尚未宣布退位)是平民政治，大家都是平民，各党相持不下，谁来评判胜负？所以，“不得不挟军队以卫其主义，故吾国之政治可名之曰平民的军队政治也”。5月间，康有为的弟子麦孺博给康的信中，也提到利用黎元洪的问题，他主张只能利用黎来张大自己的势力，不可以让他有实际的势力，否则，“势虽张而党非我有”。这样的密室权谋，是不可能走向民主政治的。而且，政党要有军队做靠山，这不就意味着内战吗？但他们的智商还计算不了如此深远的后果。梁启超一心以为，这个合并后的大党，在选举中一定胜利可期，他自己就要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大显身手了。10月20日，梁启超觉得各方面联络得差不多了，就从天津前往北京。他到北京更是无比的风光，总统代表、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政党要员、各报记者和梁启超的私交等，数百人在正阳门(前门)车站迎接，随即前往灯市口德昌饭店，参加到京后的第一次欢迎会。袁世凯原先已为梁启超准备了前清军警公所的官舍，作为下榻的地方。但听到梁启超随口说的一句话：“曾文正(曾国藩)、李文忠(李鸿章)人京皆住贤良寺”，立马为梁启超准备在贤良寺人住，极尽笼络人的能事。用传统的话说，叫礼贤下士。不过，时代不同了，梁启超还要摆摆架子。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认为，梁启超只适合以个人资格接受社会欢迎，不适宜接受政府的特别招待，以免授人口实。所以，另外找了个地方住。梁启超到京后，即与袁世凯密谈了一次，袁世凯又盛宴款待了他一次，28日，总统府又开欢迎会，国务员全体作陪。梁启超和袁世凯谈得很融洽，袁世凯答应，每个月给他3000元生活费。梁启超想不要吧，又怕反而引起袁世凯的猜疑，何况，自己的开销实在太大，没有这点钱也支撑不下来，也就接受了。更令人惊讶的是，袁世凯答应，梁启超组成大党之后，就帮助他20万元。梁启超还不满足，认为不够，至少要50万兀，只好到时候再同袁世凯交涉要钱了。住住官舍，算不得大事，却很是要面子，摆谱不住。偷偷地要人施舍，这简直是被人收买了。真所谓英雄气短，拿了人家的钱，就要替人办事，还能有独立性吗？怪不得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东方没有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不是专业知识分子)，他在经济上首先无法独立，只能依附于人。梁启超、徐佛苏他们，既要靠袁世凯支持，又要靠地方军人支持，这个党是什么样的党呢？可惜，他们没有资产阶级可以依附，中国现代工商业还很幼稚，所以，也组织不了由资产阶级予以财政支持的政党。梁启超在北京受到各界空前热情的欢迎。尽管仍有一些国民党人反对他，但也有一些国民党人宴请他。他到处演说赴宴，除袁世凯外，政界要人都来主动拜谒，忙得团团转，在众人吹捧之下，也搞得轻飘飘的。梁启超用日本人的评论话语，说自己“人气集于一身”。他在11月1日给女儿的信中，形容北京的欢迎气氛是“举国若狂”，自己在北京的12天，“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北斗星)。他以为各界对他的欢迎，超过对孙中山、黄兴的欢迎十倍。各界对他的欢迎是诚心诚意的，而对孙中山、黄兴的演说，常常有人嘲笑。他在北京被人推为“雄辩家”，但他自己认为不长于演说，只是中国人水平太低了。梁启超的这种自大心态，也太俗气，不知道天高地厚，也暴露了他个性的弱点。台北学者张朋园先生，说梁启超面对革命派的成果——共和国，不免相形自惭，内疚，由自惭、内疚而有所不安，由不安而自卑，由自卑而转向反抗。因而，梁启超一定要追求自我存在的理由，寻找压倒革命领袖的气势。不过，梁启超毕竟是天赋极高的人，他的辩才也确实很好。他说，从前的立宪党，因为自己的主张失败，一个个灰心丧气的，经过他在报界的一次演说，又一个个勇气百倍了。他说的一番道理，确实很能提振旧立宪派的士气。那是10月22日的一场在报界欢迎会上的演说，题为《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他说：去年9月以前，君主还存在着，但政治败坏到了极点。忧虑国家前途的人们，对于政治改革问题分成了两派，一派希望政治越来越腐败，让君主遭到人民的痛恨，加速自己的灭亡，这是民间所说的“苦肉计”的办法，所以，对于清政府的失败政策，不屑于进行补救，只是从事秘密的革命运动。另一派，则不忍心看到人民的痛苦，希望处处设法补救。主张实行立宪，用它套在清政府的头上，要它设立各种各样的法定的民选机关，好用民权作为武器，和清政府战斗。这两派用的手段虽然不同，但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从去年起义到现在，没有一件事不是两派同心协力办成的，就是最好的证明。他的说法振振有词，也不无道理．只是后来事实证明，两派都归于失败，还没有找到中国社会前进的道路。他们只是自以为是，认为只有自己执政才可以救中国。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到社会上去寻找支持自己执政的社会力量，说穿了，仍然只不过是传统士大夫的孤芳自赏，要依靠英主明君。要不然，他们也不必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开明之上了，更不必拿袁世凯的钱了。现代学者很欣赏梁启超的很多政治主张，但是，我们看到，理论主张和实际行为之间有很大的落差。我们从他前面的许多行为方式中，就可以看到他还是一个很传统的人，而说不上是一个现代的政治家。为了避免误会，我在这里仍然要重复一遍，我们并非仅仅批评梁启超一个人，而是强调那个时代特征。我们按照现代的价值观，在那个时代，实在找不出一个理想人物，我们只好回到历史的客观场景中去。梁启超在北京活动了12天，度过了令人兴奋的荣誉时刻，回到天津以后，他的亢奋的心情又沉沦了。原来，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些骨干，虽然都是前清立宪派人士，政治立场本来比较接近，但共和党内的民社派，原是发动武昌起义的骨干，而民主党的中坚人物汤化龙，原是湖北谘议局议长，他们之间，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就发生了许多矛盾，一直解不开，很难合作。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使梁启超组织大党的计划，一时无法实现。为此，梁启超对那几个民主党人恨得牙痒痒的，只好在天津办了个《庸言》杂志，宣传他的政治主张。民主党人因为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博大，志同道合，把他请回来当领袖，也不料想，一到具体问题上，自己和梁启超也不容易合得来，反而遭到梁启超的嫉恨。梁启超的组织能力和行政能力，也实在无法让人恭维。随着时间的推延，我们慢慢就看到他十足的书生气了。这时，国会选举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立宪派也是以国会为其政治生命的着力点的，梁启超对于这场空前绝后的选举，作为政治领袖，竟然无从着力。2.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孙中山自从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即在社会上活动，虽然仍然关注着国家大事，但不愿意再卷入政治角力。《临时约法》规定了临时政府的期限，但孙中山也没有去关心参议院关于未来选举事务的法规制定。他是一个乐天派，与袁世凯在北京的会谈，缓和了南北紧张的气氛。他接受了袁世凯授予的组织铁路总公司的任命，自9月17日离京后，多数时间在各地考察，规划他的铁路计划。先后到了太原、石家庄、天津、唐山、济南、青岛，于10月3日回到上海。不久，又沿长江西上，视察各地，到达安庆、南昌，10月31日回到上海后，于11月14日开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并曾一度应浙江都督朱瑞的邀请，访问杭州等地。他除筹划铁路有关事宜外，发表过社会主义的长篇演讲，继续向袁世凯建议迁都、联日，抵抗俄国侵略蒙古地区的政策，但只是顾问性质。他在社会上解释政党应有的素质和道德，以及政党政治的原理。他在同各政党接洽时，常常提倡政党要注重道德，注重纲领，避免意气之争。那不过是一些政治原理的普及工作，并不如章士钊那样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他虽然在访问南昌的时候，在李烈钧的陪同下，曾经检阅过军队，但也不表明他要准备战斗。整整4个月间，孙中山作为建立共和国的元勋，却没有为正式国会和正式政府的建设做过什么事。而在政界一般人眼里，那是巩固中华民国的头等大事。孙中山能够长期作为革命的领袖，自有他特殊的气质和度量。他的独特的活动方式，也对党内的稳健派和激烈派起着平衡的作用。孙中山认为，在现在的局面下，无论什么人执政，都不可能有大的成就，只从事政治竞争，国家只会越来越混乱，必须使政局稳定，首先从事经济建设。他并没有期望袁世凯在政治上有多“民主”，但希望能维持一个小康局面就可以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孙中山讲得很有道理，虽然严酷的历史生活，并没有如人愿。如果按照历史学界常用的假设法来推演历史，我宁可演绎孙中山的逻辑：如果宋教仁能够听从孙中山的话，让袁世凯在政治上独裁去吧，只要袁不当皇帝，国家政局稳定，政治上总比清王朝要好一点，好好地和孙中山搞经济建设，革命也就不会发生，又正好碰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不遇的历史机会，中国和平发展就快捷多了。各位想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政局很混乱，经济尚且发展了，如果政局平稳，岂不发展更快？宋教仁和袁世凯竞争政权，要什么责任内阁，得到了什么好处？当时，中国的4亿人口，多数人连民权的ABC都不知道，袁世凯死后，孙中山索性写了一本《民权初步》，像教小学生那样，从民权的ABC教起。可惜，历史发展的因素，比当时人能看到的更复杂，比我们现在设想的更要复杂得多，4亿人的思想，又有谁能去统一了？我们只好平心静气地考察历史的自然演变。
中国在19世纪中叶，清王朝走向下坡路的时候，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同时，西学也开始在中国发生影响。事物总是呈现正反两极。清王朝的崩溃，不仅是列强侵略的结果，也是传统王朝的自然衰落。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又是长期处于超级的文化大国的地位，所谓天朝上国，因此，文化极具保守性。直到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整个中国社会才开始认识到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当清末立宪和辛亥革命运动的时候，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储备极端匮乏。推而广之，在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各个方面，都不具备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人才队伍。这是民初社会动荡的基本原因。中国社会自戊戌变法以来，总希望引入西方立宪民主制度，来挽救中国社会的沦落。但是，中国社会的现代改造刚刚起步，大规模的社会生活，仍然在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生产力条件之下，文盲人口占了80％。没有现代专业知识分子队伍，更没有所谓的公民社会。现代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如何能够植入传统社会之中？民初政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士大夫因应王朝崩溃的策略，发生变异。他们以为，简单地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就可以挽救中国社会的解体。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非常幼稚可笑。客观的历史进程证明，中国社会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形态，实际的进步都必须从基本的社会生活做起。浮躁的理论终究要回归大地。在这方面，同样有许多志士仁人，任劳任怨地为国家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虽然不属于本书的叙述范围，但他们的意义，与政治的进步同等重要。可以说，这是政治进步的真正基础和前提。如果我们本质地看问题，政治的改造和社会的进步，固然有交替上升的形态，但从长时段来观察，则基本上是同步的。我们不可忽视了任何微小的社会生活的进步。从旧体制内衍生出来的领袖，如袁世凯这样的人，以及他后来的继承人，在加强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因为没有社会力量的动员和支持，他的社会基础反而越来越窄小，领袖的度量也越来越窄小，最后成为孤家寡人。从主流上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中国传统王朝解体之后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必须从基层动员着手，这是条无可避免的艰难道路。诚然，袁世凯的政治思想要比满清贵族开明一些，袁世凯时期的权威主义，也比清室要开明一些。所以，当袁世凯从形式民主向开明专制倒退时期，由于形式民主毫无生命力，袁世凯的统治既得到进步党人的赞助，也使处于社会关键地位的幼小的资产阶级阶层对它寄予希望。袁世凯的权威主义也得以稳定、巩固和强化。然而，当袁世凯的统治稳定之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官僚集团，越来越表现出在旧体制内养成的狭隘利益倾向，从而缩小了他的统治基础，激起了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袁世凯并不以此为戒，妄想进一步恢复帝制，强化自己的权威，以此来稳定和扩大一己的利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身败名裂。他的继承人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孙中山虽然以实现民权为最终目标，而其革命实践，则是实施权威主义。对于一场不妥协的革命来说，这是无可避免的战斗体制。然而，这种战斗体制，带有创造时期不成熟的弊病，因而不可避免地走上曲折复杂，有时甚至是倒退的道路，难以按照孙中山的设计，按部就班地走向民主共和。从辛亥革命到护国运动，中国社会虽然进行着争取民主共和的顽强斗争，但中国社会缺乏民主政治的土壤，因而难以成立。这是时代的悲剧。现实的政治，还只能导向不同形态的权威主义，共和制度的出现只是一种权力制衡时期的假象。孙中山后来解释当时的情景说：“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孙中山解释民国为什么得以成立的原因：“大家为什么当初又来赞成民国，不去反对共和呢？这个顶大的原因，是由于排满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发生的新军人，或者清朝投降革命党的旧军人，都是各据一方，成了一个军阀，做了一个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处地盘做根本，再行扩充。”也就是说，即使革命党人也没有真心赞成共和，他们只是想改朝换代自己称霸一方。因此，各路军人有了地盘以后，无论他是否参加过辛亥革命，都成了军阀。辛亥护国之后，中国传统的、封建的、野蛮的权威衰落了，而新的革命的权威还难以形成，“开明专制”也穷无所归，中国出现了一段既缺乏民主也缺乏权威的混乱时期。本书在低调中叙述这段悲情的历史，这是一段难以绕越的历史过程。历史前进的路上，没有绝对的正确和错误，没有直线的运动。我们不必哀伤惋惜，不必长吁短叹，不必义愤填膺，不必痛心疾首。我们需要理性地理清历史运动的脉络，增长我们因应社会变革的智慧。任何社会变革的成功，仰赖于人的素质的提高，但这是社会综合发展的结果，并需要长期积累。仅仅是几个人到国外留学几年，学一点西方文化的皮毛，加以机械引进，是不能获得丰硕的成果的。不过，这也是一个积累的代价，如同我们自己也不能轻忽了幼年时代的努力和积累。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辉煌文化和历史，任何的挫折和失败，都在为伟大的创造积累能量。
《真假共和:1913中国宪政实验困境与挫折(下)》作者以简洁而生动的文字，深入讲述了1913年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共和的实现，是大势所趋还是偶然？共和的失败，是人事所误还是必然？个中的经验与教训，直接启示着中国今天的政治改革。民国初年的政治，是一部很好的连续剧，政治风潮起伏跌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充满着戏剧的元素。三颗政治明星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互为生死对头，为何却会合作起来推翻了清王朝？从民国建立到袁世凯之死，他们之间又是如何进行权力分配和争夺的？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上任不到两个月，就弃职逃往天津，为什么？黎元洪、宋教仁等是怎样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地方实力派胡汉民、陈其美、蔡锷、李烈钧等的崛起，却又在预示着中国社会军阀化的倾向。
无
这本书对于中国民初前后的政治思潮发展及其传承影响有很细致的介绍、论述和评价，最好的地方就在于尊重历史史料和常识，非常好。
以前大学时期读过上册，对民国讲的很精准，很透彻，一时间没有找到下册就淡忘了。现在想起来，就买来读读！！
用史料讲述历史
很值得推荐的书，对了解民初的真实情况非常有帮助，就是内容有些人可能接受不了
民主是个花东东
要民主还是要权威，听起来是个简单的问题，要面对的却是复杂的现实。俞可平先生发表的大作《民主是个好东西》，名噪一时，叫好与非议如潮。于成玉同志说：“诚然，俞可平先生是著名学者，但通观他的这篇著名文章，其实在学术上并没有任何新意，全篇内容充其量不过是关于民主概念的常识性重复或拷贝，其中还参杂了一些意识形态的曲笔”，可见，于先生的评价是很不以为然。以“草根”们的视野看，俞先生大作名噪的功劳，全都应当记在花哨的题目上，面对一向最为正统最为严肃的政治命题，俞先生以专家学者身份偏偏安上近似八卦的题目，其广告效应立竿见影。这是俞先生的精明。
朱宗震先生在《真假共和——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一书中，基本客观地还原了那段错综复杂的历史面貌。其书以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三个重要人物的历史沉浮为主线，再现了“民主共和”与“专制”粉墨登场的荒诞剧。除了对满族皇权的共同不满外，在民主共和的幌子下，三个人导演着各自的专制版本。袁的版本是集权的总统制，或是在继承满清皇权遗产基础上的新式皇权。孙的版本是以革命的手段消灭旧皇权，建立强化总统制的新权威。梁的版本是以改良的手段制约、维护皇权，实施君主立宪或是开明专制。于三人之外，就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幼稚书生派”，他们以西方民主模式的“简明读本”为标本，热情高涨大张旗鼓地推行议会政治，建立“虚位总统”之下的责任内阁制。在充满妥协、阴谋、暴力的角逐和较量中，一则是民主共和被嘲弄地贴上“花瓶”的标签，二则是权威被无奈地解构崩塌，其后果是，在既无民主又无权威的现实中，“混乱的产儿”必然降生。随后十数年的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既是对民主的嘲弄，也是对权威的蔑视。这是百年前中国民主共和探索历程中留下的教训。
要民主还是要权威，远没有“二人转”那种轻松。审视上世纪初中国民主宪政的冒然实践，失败的原因几成共识。一是民智未开。不识民主为何物，遑论民主的的实质和意义。关于民主的内容、形式及制度设计，仅是少数几个留学者在“简明读本”框架下的一厢情愿的画虎之为，其结果是，民主沦为权威主义者的幌子。二是民风不宜。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难以形成民主赖以生存的公民社会，公民意识普遍缺失。中国民众存在“善于制造神、乐于依赖神”的深层情结，期待的是“圣君明主”的“为民作主”，而并不自觉或不情愿践行“让民作主”。在丧失威权的形势下，“和而不同”成为君子们的幻想，“同而不和”成为社会运行的常态。三是大有大的难处。规模与成本成正比，与效率成反比。任何政治理念在泱泱大国的实行必将面临重大挑战。
概言之，构筑和维护社会秩序，不是单选题，民主也行，权威也可。前提是，民主必须是成熟的民主，权威必须是开明的权威。宋教仁的失败，是因为民主远不成熟；袁世凯的失败，是因为最后失去了开明。而危害最大的，莫过于“打着民主的幌子，行专制之实”，如同李宗吾所说的“高明的厚黑，必将在上面糊上一层仁义道德”，它损害的不仅是彼时政治的治理，还将影响到人们对民主本身价值的理解、崇尚和追求。
理性观察百年后的中国民主宪政的进程，“民智未开、民风不宜、大有大的难处”几大主要因素的阻碍，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这是不容抹杀的实情。在社会民主方面，纯粹的民主宪政尚处于整装阶段，先迈左脚还是右脚，迈还是不迈，还在探讨和摸索当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依然是唯一合法而积极肯定的政治体制。两党政治架构没有形成，常设代议制度没有建立，民主共和运行体制尚在观察和探索之中。但我们并不能否认现行政治运行的效率和效果，开明的一党权威治理，可能正是此时中国政治运行的较佳方式。我们也许可以将“开明”视为一种“有限的民主”，或者将“开明”视为民主与权威的一种补充式的结合。而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如何建立保证“开明”的有效机制。
如果我们将“开明”看成一个参照物，可以得出一个悖离的结论：“开明”的程度，自上向下递减；民主实施的难度，自下向上递增。基层的”开明”低,但其成本也小；上层的“开明”高，但其成本大。这也是大有大的难处。
从企业的治理看，无论国有还是民营，专制呈现压倒性强势，一言以蔽之，只论“开明”与否，无论专制有无。所谓的法人治理结构，都是皇帝的新衣，所谓的民主集中制，都是掩耳盗铃式的“花东东”，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实。文坛富豪郭敬明，拥有自己的文化传播公司，曾经坦言，“每个企业都是一个帝国，领头人就是皇帝。”这也就是所谓的“能人治企”。一个企业的福份，就是能摊上一位开明的能人，如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非等“教父”式领袖。一个企业打上浓厚的企业领袖的色彩，这是普遍的现实，也不成其为问题。能力是权威的核心，“开明”是关键的条件。
存在即是合理，实践检验真理。要民主还是要权威，其实用
对照《走向共和》一起看，有花生米加豆腐干一起嚼的滋味……本书基本上和《走向共和》后几十集的历史跨度一致，读毕后发现了电视剧的不少演义之处……比如电视剧袁世凯在国会发表的“世凯亦四万万人中一份子”的演讲，历史上并没有存在
应该认真读一读这段历史。仅凭爱国热情不足以完成历史使命，还有可能被利用。孙中山、黄兴太典型了。
文字通俗得像是给小学、初中生看的。连文言原文都很少，直接拿译文作为引用材料，不大合适。
着是一部真实历史的还原，值得一读
应该说这本书还是有点新意的
应该认真读一读这段历史。
仅凭爱国热情不足以完成历史使命，还有可能被利用。孙中山、黄兴太典型了。
历史学者的任务，是阐明历史事件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而“我们的”绝大多数“历史学者”却过分追求“政史不分家”，“创选出”许许多多用抽象的政治原理扭曲了的历史事件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过程。这样，“政治学者”以“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历史学者”以“政治学者”的研究成果为规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现在，终于有人明确指出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一问题了——本书作者朱宗震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在本书中，朱先生比较客观的分析了以袁世凯为领袖的北洋实力派、以梁启超为导师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华民国的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民国建立后这三派的分化、组合、互动、发展与变化。袁、梁、孙三个人，在政治操控能力上，袁远胜于梁，梁强于孙；袁、梁、孙三派，袁最强，梁、孙相当。所以，袁梁一联手，孙即无所作为；而当袁开始众叛亲离之时，孙几度出手而事不成，梁一出手（护国运动）袁即败溃——孙文所为临时大总统甚至不能安排、安抚湖北首义的武汉元勋“三武”。虽然，孙的能力远低于袁，也低于梁；虽然，孙与袁一样专制甚至比袁更甚。但孙文远大而美好的理想及理论论述、政治上的无所作为以及后来中国国民党的得志却让他“名垂于青史”、“无上的荣光”。所以，在大方向上，我们绝不能错！但是，朱宗震先生到底不是司马公，他的偏好、他的情趣在本书随处可见。朱先生作为孙文一党、孙文一派，很是为孙文说了不少的好话，而对于与孙文观点、行动不一致的人，朱先生则尽极冷嘲热讽甚至谩骂污蔑——尤其是作为孙文一派。作为孙文一党，朱先生断言梁启超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家、指责梁先生“没有稳定不变的理论设计”，证据居然是时年32岁的梁启超在1905年观点有巨大的变化；梁启超为熊希龄内阁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虽然确实也列出了当时国家和社会面临的实际、紧要的问题及对策，但仍被朱先生职责为“闭门选车”；尤其不能让人理解的是，朱先生指责梁启超在宪法未定、各种关系没有理顺的时候不在《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中直指宪法问题——难道在朱先生的认识里，国务院能起草宪法或者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吗？在写到袁世凯为称帝作准备的时候，朱先生说：“甚至昭武将年蔡锷也主动写了‘主张中国国体宣用君主制者署名与后八月二十五日’的题名册，首先署名后，主动征求在京的将军们签名。他本来就是国权派，无非是请袁世凯更高升一步。”朱先生怎么对众所周知的蔡锷将军麻痹袁世凯、促其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以便寻机逃离北京（经天津与梁启超密商后回云南发动护国运动）也肆意歪曲？朱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写？他在下册第186页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护国战争的胜利，被称为再造共和，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中华民国的开创人孙中山被边缘化了，历史给大家开了个玩笑。”作为孙文一派，朱先生对宋教仁等人的攻击和扭曲甚至更买力、更执着、更直白、更全面、更丧失理智、更不择手段。在下册第22页，朱先生说“国民党真正的领袖孙中山和黄兴都没有参与选举事务”。可在事实上，孙文和黄兴只是国民党名义上的领袖、精神领袖，国民党真正的领袖、当时的舵手是宋教仁先生。在下册第62页，朱先生说：“宋（教仁）回答，实行责任内阁制就是要制服袁世凯的专横，如果政治不能上轨道的话，再作道理。程潜劝他，工作应以训练党员为中心，宋认为有这个必要，并嘱咐程，湖南应加速训练军队。谈话并不投机。宋走后，程潜于3月15日接任湖南军事厅厅长的职务，加速训练军队。”在这里，朱先生突然的一句“谈话并不投机”从何说起？据朱先生的表述，谈话很投机，宋、程他们也在谈话后作了准备、采取了协调行动。在下册第65至66页，在写到别人和宋教仁说到袁世凯可能暗杀他的时候，使用了“宋狂笑”、“宋更加狂笑”等词句，宋教仁是街头酒肉狂徒吗？朱先生还责问宋教仁“当危险降临的时候，为什么麻木”，却绝口不提宋教仁先生在这个时候说的这样一句话：“暗杀的事，防止不胜防，怕也怕不了，只有处之泰然。我在这个时候，生有生的关系，死也有死的关系。我若真被暗杀，或足以激动同志们的奋斗而缩短袁氏的政治生命，也未可知。”在下册第66页，朱先生嘲讽道：“他（宋教仁）既想要获得政权，又企图避免与袁世凯决裂。”可事实上，在稳操国会选举胜券的此时，宋教仁准备置袁世凯于政治上的死地了——另举黎元洪为总统，这也是袁世凯最终下定决心暗杀宋教仁先生的原因。在下册第69页，朱先生说：“他（宋教仁）至死也没有明白，正是调和使他麻痹了自己，走上了绝路，他和张振武一样，死得糊涂。
叙事混乱可见作者本人脑子也是不清楚，浪费时间。
除了一开始用亚马逊买，不适应界面之外，其余都很给力，尤其是书本送到的时候真的十分新，有塑料封膜，喜欢。
此书不错，比单纯学习教科书强多了。要多读书，才能教好书。
汉唐阳光书系，很棒！这本书选题很好。看看众说纷纭的共和，在当年的神州大地上是如何尝试运行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朱宗震先生的《真假共和》，真是一部好书。发掘史事，记述详尽。但是，对于朱先生的一些立论，我并不能苟同。以下我想对于该书下册的一些论述，进行简评。言语上可能略显刻薄，但是绝无恶意。我承认，朱先生是一位严谨而有成就的民国史专家，只是在史学论争上，稍欠了那么一点心胸。
第一章，说到袁世凯做总统，因为他有军队作权力基础，所以并不需要民意。
“如果谁到现在还看不懂民初政治的本质，也许他只是一个共和概念的拜物教徒，只要看到‘共和’两个字，就要顶礼膜拜，完全不顾幕后的尊神长得什么样。”
莫非在当时，人人都附和袁世凯说，当时中国就应该专制独裁，那样就对了。
第一章，说到李烈钧在江西试图以武力对抗袁世凯。
“很遗憾，我们很多政论性历史学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意味着什么。一味追随宋教仁的盲目的和平改革方针，而不去分析民初政治斗争和民初社会的复杂性。”
分析复杂性，并不妨碍我们去表彰宋教仁合法限制袁世凯的努力。
第二章，说到列强借款给袁世凯，只是给他一笔战争军费，而不可能将其用于国家建设。
“我们在计算民初政治走向的时候，是不可能一厢情愿地脱离各种社会力量，尤其是列强在华势力，不考虑各方面力量的对比，用价值观的选择，附和当时社会的表象，哀叹中国的命运。知识分子的这种情绪和理性思维的肤浅，无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
难道中国分裂、民主无期、发展艰难，还不能哀叹了？
第三章，说到宋案凶手。
“如果一定要拿证据来，确实都已经是死无对证了。谁爱怎样判断，就怎样判断吧！只能自由心证，凭学术的良心说话了。”
从这样的话看来，朱先生对自己的学术观点真是有些唯我独尊的样子了。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判断，这还需要你恩赐？仿佛观点和你不一样，就没有了学术良知。
在讲述完自己的宋案观点后。
“疑者自疑，信者自信，本书不打算去‘纠正’社会上的分歧意见。”
原来与朱先生的“分歧”意见，都是要“纠正”的。只不过朱先生不想去“纠正”而已。
国会因宋案和大借款案僵持。
“我们现在有些好心人以为，如果孙中山不发动二次革命，这些游戏规则也许还可以维系下去，真不知道祈祷能否让历史倒转。”
问题在于，孙中山真的发动了二次革命，而且那真的没能有助于中国发展，这个用假设，根本是事实。袁伟时先生的观点是，“辛亥革命曾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由的环境，已经出现了议会制度。假如不是后来的二次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社会制度也有可能发展得比较顺利。”难道只有朱先生一个人有提观点的权利，其他史学家就只有附和的份？其他学者都该放弃自己的观点？
第六章，当第一届国会正式召开，议员们为选举总统，还是先定宪法争论不休的时候。
“当时的议员们都喜欢表面文章的，国家明明已经分裂，政治关系必然重组，说那么多空道理有什么用？”
空道理？议员不在国会讨论这些，难道要让他们去谈袁总统力长、国民党力消，我们要誓死效忠袁总统，那样就现实了，就符合国情了？要真那样的话，中国合该亡国。
第七章，当二次革命发动，梁启超企图分化北京的国民党籍议员，使梁派掌握国会多数，支持袁世凯进行开明专制。
“梁启超这样依靠军事权威生存的党派，靠行政力量来挖反对派墙角的党派，能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能和平改革成功，谁能相信？如果他们真心从事变革，不是停留在理论上，必须有独立的在社会上集结力量的能力。”
梁启超的这一种尝试不可贵吗？任公从来都是开明专制的拥护者，他与袁世凯接近，正是为贯彻主张，解救中国。
后面又说，“梁启超就是一根筋，光想着与袁世凯结盟，把袁世凯引上轨道，就可以把国家建设好。”
孙中山不是所谓“一根筋”？毛泽东不是？成王败寇的理论，应该出自史家之手吗？
第八章，说到梁启超的“开明专制”主张。
“笔者理论水平比较低，也觉得梁启超讲的道理好像没有什么错。其实孙中山、袁世凯讲的许多话，也很有道理。当然，他们也有许多话讲的没有道理。可我们找不到一个统一的标准，例如什么普世价值，在理论上统一的去衡量对与错，因为历史运动的条件，非常复杂。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在实践上未必合理。历史学家多为经验主义者，主要是看看，前前后后发生了什么情况和变化。历史学家一旦以理论批判者自居，往往变得错误百出，幼稚可笑。”
朱先生自己都说了自己理论水平低下，那怎么去理解以理论批判者自居的历史学家呢？有资格、有能力去批判那些历史学家的观点和论据吗？这是我的一个疑问。
这个总结很好，根据LZ的总结，感觉被征引出来的朱先生的论断，几乎每一句都是严谨务实的。看来这本书值得买
俺已经反省过了。当年年轻气盛，现在想想，朱先生说的句句在理。俺年少天真哈~
^_^
其实根据共和拜物教的教义来看，现在就是宪政了，又有宪法又有国会的，国会里面还不只一个党
比之常公的行宪，北洋的行宪毫不逊色，甚至可能略胜一筹嘛
看看今天，就能理解那时候为啥要争论真假共和了
朱先生这本书就是批宋教仁不切实的议会梦的。
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以论代史，不始于今日，也不会止于今日
袁伟时教授们其实坚持的就是一个悠久的学术传统——经学
只要跟共和立宪挂上边儿的就一切皆好，不论实情如何
这种路数不过又是一种儒法斗争史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