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模式选择
2008-11
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伟
337
无
在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撰写的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丛书同大家见面了，这是上海市理论界献给改革开放30周年的 一份礼物。 30年前，我们党果断结束“文化大革命”，把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勇敢开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领导人民谱写中国改革发展的壮丽史诗。从此，坚持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人民历史活动的主 题，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同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 30年来，党和人民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义无反顾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征程中锐意创新，开拓前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 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全面改革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 产力，极大地改善了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使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 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今天，一个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走上了摆脱贫困、逐步富裕的广阔道路，而且为 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财 富，是新的历史阶段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她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带来了光明前景，给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信心。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仅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 伟大成就，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 仅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根本保证。
《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中国道路与经验》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丛书”之一。全书探讨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的模式与道路选择，农村与城市、沿海与内地、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发展策略及模式等问题，分析探求大国的治理之道。
总序序导言一、现代化：全球性运动与中国的探索（一）作为一种全球性运动的现代化（二）现代化的理论视野（三）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透视二、改革开放：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潮（一）冲破藩篱：伟大的历史转折（二）改革开放潮头的涌动（三）回潮还是前行：回头路是走不通的三、中国现代化的新蓝图（一）伟大的征程：现代化建设构想的提出（二）新的坐标：从“两个文明”到“三个文明”（三）“四位一体”：中国现代化的大格局四、市场化取向改革的经济成就（一）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二）市场化取向经济改革的历史轨迹（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探索（四）走通“科学发展”之路五、政治发展的制度化神髓（一）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保障（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化取向（三）中国政治发展的独特逻辑（四）民主政治：执政党的关键抉择六、文化自觉：现代化的时代呼唤（一）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意蕴（二）文化现代化：世俗化及其边界（三）多元力量交互作用下的文化发展（四）铸造软实力：中华文化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七、社会空间的成长（一）市场化改革与多元化社会的发育（二）社会空间的多维面向（三）“和谐社会”：社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四）社会空间转型的现代化逻辑八、国际战略的大智慧（一）时代主题的转换（二）韬光养晦：对外政策的大战略（三）和平发展的中华复兴之路九、渐进主义的改革之路（一）中国改革的成功之谜（二）渐进主义的政策理念（三）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道路与选择十、新地平线：现代化的中国模式（一）通往现代化之路：世界的经验与模式（二）无形的力量：现代化的模式塑造（三）呼唤现代化的中国模式后记
2.艰辛的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从上述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比较当中，以及对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分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关键是要制定正确的现代化战略，采用适当的现代化模式。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对现代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究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把握其内在的逻辑。 实际上，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研究起步还是比较早的，甚至早于西方的主流理论。而“现代化”一词在中国的使用，应该说时间更早。早在20世纪初，一些中国学者就开始了对现代化的研究。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比较明确地讨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只是当时的讨论大都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层次上兜圈子，很少涉及经济发展这一中心主题。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一词开始经常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现代化新概念开始被广泛运用，成为议论的热门话题。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全民族的注意力转向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现代化这个大课题一时似乎销声匿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化运动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正如罗荣渠教授所说：一提“现代化”，人们就认为是近年才从西方输入中国的新名词，颇有点舶来品的时髦味。其实，这是错误的，是对中国历史的健忘。 而从实践上看，中国的仁人志士对于现代化有意识的探索，就更早很多了，只是当时他们没有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而已。100多年前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按其本来的意义就是一次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运动。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时曾指出这一点：“30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 实际上，早在康、梁之前就有不少人在探讨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1840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军只用4 000人（最多时增至17 000人），就从南中国打到北中国，所到之处，基本上都是攻城略地。清军虽然有88万人马，即使是一线御敌的也有十多万，但是却处处被动挨打，损失惨重。最后，清朝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以割地赔款而告终。 在这场战争中，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人，认识到了中国武器技术的落后，开始正视西方在技术上的长处。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一反统治集团闭关自守、闭目塞听的陋习，积极搜集情报，了解世界，主持翻译了《华事夷言》，编辑了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等书，开风气之先。林则徐被称作“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可以说就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先驱。魏源在林则徐所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增至100卷，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械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魏源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除了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工业。中国如果要想强盛起来，除了要学习西方的练兵之法，也应当着手建立自己的近代工业基础。因此，他建议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制造各种轮船和机器，并允许民间自由设厂。在书中，魏源还介绍和评说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的优点在于废除了世袭制和终身制，打破了家天下的局面；议员和总统皆自下而上由民众选举；议会则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或否则提案等等，这些观点确实很有胆略和远见。只是不久林则徐被贬伊犁，魏源人微言轻，无法推行自己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林则徐、魏源等人也仅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并不认为西方的政治、经济、思想、制度等优于中国。 真正将其“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加以贯彻的是后来的洋务派。“洋务运动”最开始致力于兴建军用工业和与军工密切相关的采矿、冶炼等工业。洋务运动的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把魏源的主张付诸实施，希望通过军事技术的革新来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从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设立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30年间，洋务派设立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军用工业共21个。洋务运动兴办的军用工业尽管具有封建性、落后性，但它毕竟在中国开了近代机器工业的先河，并实行雇佣劳动的形式，存在一些现代资本主义的因素，对中国工业化的产生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后来，洋务派又陆续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到1894年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这些企业，只有少数是官办，大多系官督商办，个别还采取官商合办的形式。洋务运动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1875年清廷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开始了近代海军的筹建，后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新式海军。然而，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客观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自此，康有为、梁启超开始了维新变法运动。维新变法的失败，又推动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直到辛亥革命把清王朝推翻，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呢？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仁人志士，都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为己任，进行了中国现代化的艰辛探索，但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逐步摸索过程。最早的认识停留在“器物”层面，认为我们之所以不如西方列强，皆因我们船不坚、炮不利，因此关键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其口号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实际行动就是洋务运动。但接下来发现，仅仅着眼于“器物”是不行的，洋务运动终因官僚资本和政治腐败而不了了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感到当务之急是必须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即“变法”，这样才能富民强国，于是便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然而，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革命的先行者们并没有看到他们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共和在中国确立后，反而是军阀混战和更加严重的腐败。于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觉悟到，中国今后关键的问题是要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上的革命，灌输民主和科学，实现人的解放，否则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其他甚么甚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这样便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代中国的这一发展逻辑，梁启超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中曾概括为中国学习西方的三个时期：第一期（自鸦片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自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自五四运动以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从宏观上看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三部曲”，它既是一个在矛盾中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纵观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始终都充满了矛盾和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器物层面向制度、文化层面不断变革和完善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也承袭了这一运动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人把俄国十月革命后学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以解决中国的价值重建和精神动力问题。所以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都把文化革命、把改造中国人作为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并直接付诸实践，试图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直到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文化取向的运动并不能实现我国现代化的百年梦想，于是邓小平等人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开始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否则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制约；同样，我们还认识到，只进行物质文明的建设是不行的，我们还要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但是，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去走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循环，而是应当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逐步摸索过程。最早的认识停留在“器物”层面，认为我们之所以不如西方列强，皆因我们船不坚、炮不利，因此关键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其口号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实际行动就是洋务运动。但接下来发现，仅仅着眼于“器物”是不行的，洋务运动终因官僚资本和政治腐败而不了了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感到当务之急是必须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即“变法”，这样才能富民强国，于是便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然而，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革命的先行者们并没有看到他们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共和在中国确立后，反而是军阀混战和更加严重的腐败。于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觉悟到，中国今后关键的问题是要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上的革命，灌输民主和科学，实现人的解放，否则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其他甚么甚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这样便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代中国的这一发展逻辑，梁启超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中曾概括为中国学习西方的三个时期：第一期（自鸦片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自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自五四运动以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从宏观上看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三部曲”，它既是一个在矛盾中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纵观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始终都充满了矛盾和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器物层面向制度、文化层面不断变革和完善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也承袭了这一运动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人把俄国十月革命后学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以解决中国的价值重建和精神动力问题。所以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都把文化革命、把改造中国人作为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并直接付诸实践，试图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直到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文化取向的运动并不能实现我国现代化的百年梦想，于是邓小平等人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开始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否则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制约；同样，我们还认识到，只进行物质文明的建设是不行的，我们还要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但是，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去走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循环，而是应当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逐步摸索过程。最早的认识停留在“器物”层面，认为我们之所以不如西方列强，皆因我们船不坚、炮不利，因此关键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其口号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实际行动就是洋务运动。但接下来发现，仅仅着眼于“器物”是不行的，洋务运动终因官僚资本和政治腐败而不了了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感到当务之急是必须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即“变法”，这样才能富民强国，于是便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然而，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革命的先行者们并没有看到他们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共和在中国确立后，反而是军阀混战和更加严重的腐败。于是，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觉悟到，中国今后关键的问题是要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上的革命，灌输民主和科学，实现人的解放，否则正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其他甚么甚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这样便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代中国的这一发展逻辑，梁启超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中曾概括为中国学习西方的三个时期：第一期（自鸦片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自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自五四运动以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从宏观上看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三部曲”，它既是一个在矛盾中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纵观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始终都充满了矛盾和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器物层面向制度、文化层面不断变革和完善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也承袭了这一运动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人把俄国十月革命后学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以解决中国的价值重建和精神动力问题。所以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都把文化革命、把改造中国人作为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并直接付诸实践，试图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直到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文化取向的运动并不能实现我国现代化的百年梦想，于是邓小平等人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实行了改革开放，开始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否则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制约；同样，我们还认识到，只进行物质文明的建设是不行的，我们还要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但是，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去走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循环，而是应当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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