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4卷.2
2010-1
上海人民出版社
胡星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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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论丛（第4卷.2）》主要介绍了近30年中国现代诗歌史观反思、论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精神资源、论《语丝》的民众立场及其建构、王国维的小说思想及其现代性意义、戏剧性：曹禺的人格结构与戏剧创作的互释、对抗与对话：胡风作为话语主体的诞生等内容。
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论纲（之一）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小说魔幻意象的创造90年代以来小说如何追求“深度”——以北村的《我和上帝有个约》为例乡村书写中的人性之旅——新世纪长篇小说创作的一种趋向分析现代论坛近30年中国现代诗歌史观反思张爱玲为什么不“伟大”？文学史透视王国维的小说思想及其现代性意义论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的精神资源——“胡适、陈独秀与中国文学现代传统”研究之一论《语丝》的民众立场及其建构后殖民视野中的鲁迅与“国民性批判”对抗与对话：胡风作为话语主体的诞生启蒙叙事的持守与背离——巴金《憩园》和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比较论“文字的历史”与“数的科学”及音乐的美——论沈从文的艺术世界观戏剧研究主体精神的丧失与中国当代喜剧精神的衰落戏剧性：曹禺的人格结构与戏剧创作的互释论北京人艺对曹禺戏剧舞台处理的得与失博士论文选粹“人的文学”与“舆论的气候”——以新潮社为例文学革命与文类变迁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直接反映解放区“天地玄黄”、“乾坤扭转”的“土改运动”题材的两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品《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1948年面世的，前者的作者周立波从苏联文学（他早期翻译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汲取营养，为配合伟大的“土改运动”而创作的长篇小说，这种体验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作品，成为新中国文学学习的楷模。如果说《暴风骤雨》在故事性和艺术性上还没有太出格地诠释政治的需求的话，那么，丁玲在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候，就较明显地表露出她要积极配合当时政治和政策的欲望来，以至在人物的塑造上也变得生硬干瘪，其语言也显得僵硬而做作，完全没有了早期“莎菲女士”的真挚与灵动。 “配合政治和政策”成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宗旨，成为一切创作的最高目标，同时也是最低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49年7月的第一次文代会就把这个宗旨阈定为作家创作的一个“潜规则”。最值得发人深省的是，“人民艺术家”老舍1949年以后的创作一直是配合政治形势的，《方珍珠》、《龙须沟》、《女店员》一系列的创作都是如此，而唯一没有“配合”的创作就是成为“十七年文学”中具有罕见艺术生命力的《茶馆》了，老舍先生和当时人艺的党委书记说：这个戏就不“配合”了。可见其中之奥妙。1949年以后的“十七年文学”创作是在文学必须直接配合政治运动和宣传任务的前提下，也就是一定要在“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的口号下进行创作，否则就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尽管如此。作家们还是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如果要廓清各个作家作品之间的区别，以防我们的文学史将其搅和成一锅粥，我大致将它们分为四种类型模态，即：主动性配合、消极性配合、反动性配合和抵抗配合几种模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四种的抵抗配合和前三种配合是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的论述，前三种共同构成一个并列关系，而后者是相对独立的系统，又与前三项构成一个对位的关系。 1.“主动性配合”举隅 1949年以后“主动性配合”的创作占绝大多数，无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各种文学样式都竟相配合政治。 小说自不待言，从延安传承下来的赵树理精神，除了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风格外，“配合”已然成为赵树理创作的惯性，不仅他本人身体力行，还带动和影响着一大批他麾下的“山药蛋派”作家群。从因配合婚姻自主宣传而写就的《登记》开始，到《实干家潘永福》等，他仍然沿袭着《小二黑结婚》的套路，他在《下乡集》中就明确表示了如何配合政治路线和政策的写作思路，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成为第一个洞察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政治走向的敏锐反映现实生活的力作。在这样的榜样力量的感召下，才会出现谷峪的《新事新办》，马烽的《一架弹花机》、《三年早知道》和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这样的“山药蛋派”作品；才会在农业合作化的节骨眼上出现像李准那样直接图解政策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这部作品已然成为“十七年文学”主动性配合的一个典型标本，虽然作者后来又写了被认为颇有生活气息的《李双双小传》，但是仍然脱不了政治宣传的窠臼。
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