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坪
2008-12
浙江人民出版社
徐树林
362
无
中国在秦始皇时代建立郡县制的行政区划，这是公元前3世纪后期的事。当时的今苏南和浙江北、中部地区属于会稽郡。浙江南部包括今福建北部，是一个尚有争议的闽中郡。在朝廷之下，把地方分成几级区划进行管理，这当然是一种进步。秦会稽郡在今浙江境内建置的县，至今沿用的县（市）名尚有不少，如余杭、海盐、诸暨、上虞、余姚等均是其例。也有县名虽经后代更改，但县址基本仍在原来地域的，如乌程（今湖州）、由拳（今嘉兴）、山阴（今绍兴）、乌伤（今义乌）等，为数也有不少。秦代所置的郡县，除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及在其二十六年（前221）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外，没有一种其他的权威史书对当时的郡县名称作出详细的记录。所以后世对此存在不少争论。如王国维就写过《秦郡考》（载《观堂集林》第12卷）的文章。但无论如何，对全国进行的这种行政区域划分，与《禹贡》中的“九州”不同，秦的郡县建制，是中国区域概念正式确立的开始，也就是区域研究的开始。不论从史学或地学的角度看，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进步。西汉之初曾一度在这方面发生过一次倒退，我在拙撰《关于“沿革”和浙江省新修志书沿革卷篇的讨论》（载《浙江方志》1994年第6期，收入《陈桥驿方志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文中已经作了说明。但不久还是循秦旧制，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郡县区划。而且班固在西汉之末编纂（《汉书》，设置了《地理志》专卷。《汉书·地理志》把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全国的郡县建制作了明确的记载，成为我国沿革地理的开端。从此以后，虽然郡县的分析合并，地址播迁改易，地名的更迭变化等，常常随时代而发生，但行政区划概念，从此在社会上深入人心。每人、每个氏族、每一批人群，都有一个所在的郡县地域。在做学问的行业上，开始有了一种地方研究或区域研究的内容。 这种研究第一次开始流行的时期是六朝，当时的地方研究成果往往以《记》为名，在今浙江省境内的就有《会稽记》、《吴兴记》、《东阳记》、《钱唐记》以及介于今浙、皖二省的《新安记》等等，都是以一郡或一县为地域单位，记叙这个地域的人、地、事、物之类。而由于时至六朝，这些郡、县往往与始置时在地名和辖属关系上已经有过改变，所以在记叙中，还要述及其问的这些变迁，这一部分就称为沿革。其中有的郡县建制甚早，从秦代初设郡县时就已经存在，到了六朝，其间经过几度更改，所以沿革记叙常常在这类文献中占了不少的篇幅。此外还有一些郡县，这一部分曾存在疑问，历来有不同说法。仍以今浙江省境为例：钱唐县是秦建会稽郡时就存在的县，西汉时（据《汉书·地理志》）也有此县，而且作为“西部都尉治”，地位较一般县要高出一等。但《续汉书·郡国志》中却不见此县。是此县在后汉撤销了呢，还是《后汉书》的遗漏？因为《后汉书》是范晔所编，其书只有《纪》、《传》而并无《志》，此书诸《志》是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今已亡佚）中移来凑合的。所以后世学者对钱唐县在后汉是否存在，有不少互不相同的议论。 六朝时代的这种以《记》为名的地方研究文献，如上所述，在今浙江省境为数不少。有的郡县，并曾多次编撰，例如《会稽记》，从晋贺循到南朝宋孔灵符，有过几种。可惜的是，至今除了在其他古籍如唐《初学记））、宋《太平御览》等类书，和《太平寰宇记》等地理书上引及几句外，已经全部亡佚。因为古书依靠传抄而流传，这些称《记》的地方文献，一般篇幅不大，内容单薄，年代稍久，就亡佚不见了。 这些在六朝称《记》的地方文献，后来很受朝廷的重视，因为把这类文献汇集起来，可以获悉天下大势。所以到了北宋，朝廷就下诏让全国各地修撰《图经》。据《玉海》卷十四“开宝修图经”条所载：“四年正月戊午，命知制诰卢多逊、扈蒙等重修天下《图经》，其书迄不克成。六年四月辛丑，多逊使江西，求江表诸州《图经》，以备修书，于是十九州形势尽得之”。说明这次全国范围的《图经》编修准备工作由卢多逊、扈蒙等于开宝四年到六年（971-973）之间进行。而把全国各州的《图经》汇总以后，又有宋准另纂《开宝诸道图经》。据《宋史·宋准传》说：“开宝八年，受诏修定诸道《图经》。”所以《开宝诸道图经》是从开宝八年（975）创修的。但这部《图经》最后是否完成，卷帙规模如何，《宋史》均无记载。而《玉海》在“开宝修图经”条下有“其书迄不克成”的话，而以后又从未见于公私书目，所以估计由于涉及州县很多，此书实未完成。但《玉海》卷十四又有“祥符修图经”条：“庚午，真宗因览《西京图经》有所未备，诏诸路州府军监以《图经》校勘，编人古迹，选文学之官纂修校正，补其缺略来上。及诸路以《图经》献，诏知制诰孙仅、待制戚纶、直集贤院王随、评事宋绶、邵焕校定。仅等以其体制不一，遂加例重修，命翰学李宗谔、知制诰王曾领其事。又增张知白、晏殊，又择选人李垂、韩羲等六人参其事。祥符六年四月戊子，龙图待制戚纶，请令修《图经》官先修东封所过州县《图经》进内，仍赐中书密院、崇文院各一本，以备检阅，从之。三年十二月丁巳，书成。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录二卷。宗谔等上之，诏嘉奖，赐器币，命宗谔为《序》。” 这就是由李宗谔等主修的《祥符州县图经》，是确实修纂完成的大部头地方文献，《宋史·艺文志》曾有著录。从此以后，各州县修纂志书，也常见引用。今浙江省境的许多州县都曾修纂这种《图经》。但可惜的是，花了这许多人力物力修成的《图经》，至今幸存的不过几种，而所存的也是有《经》（文字）而无《图》。《图经》的亡佚原因和上面所说的《记》不尽相同。因为这是朝廷下诏修纂的，卷帙一般不小，价值当然较高。但在文献的地位上，它不是《四书五经》和《史记》、《汉书》等所谓“圣贤书”，尽管当时雕版印刷已经出现，但《图经》还够不上雕版印刷的身份，所以其流传主要仍靠传抄。而原本收藏于官府，虽有人有传抄的意愿，而获得原本却非易事。其中或有少数获得传抄的，由于《图经》是图文并茂的文献，文字抄录容易而图幅描绘困难，这是至今少数留存的有《经》无《图》的原因。浙江省的《严州图经》（南宋淳熙年问陈公亮修，刘文富纂）即是其例。 时至南宋，除了《图经》仍在各地修纂外，地方研究中的另一种文献“地方志”开始流行。地方志虽然也有图，但主要的是文字，由于各地在修纂中彼此仿效，所以卷篇子目，有大致相似的体例格局。由于这种文献在其开始流行时并非朝廷诏命，所以既有官府出面由州县官主修的，也有地方人士集体编撰的，甚至还有个人的著作。因而流行比较普遍，保存也不如《图经》困难。以今浙江省境内为例，至今尚存的南宋地方志尚有28种之多。其中除了《嘉泰吴兴志》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以外，其余都是从原本传抄或刊印而得以流传的本子。甚至还存在一部价值连城的原本《宝庆四明志》。此书原为全祖望旧藏，以后辗转流散，其沧桑经历甚为复杂，但最后幸得完璧，今存故宫博物院。 南宋的地方志修纂，到明代及其以后仍然赓续，而且遍及各府各县。我至今尚未查得当时朝廷如同北宋开宝、祥符两代的诏命，但事实上各府县都把修志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例行公事。每位知府、知县上任伊始，“入境问俗”，首先就看前任志书，接着总得请府县内有功名的人士修纂他任上的志书。这种修志的约定俗成，其优点是全国各府县的地方志能够代代相传，积久而成为全国一宗数量浩瀚的地方文化资源。其弊端是地方官把修志作为一种在任时必须履行的任务。为了完成任务，不少地方官就不再重视地方志的质量。陈正祥先生在其《中国方志的地理学价值》（香港中文大学1965年出版）一书中说及，中国方志“有点像欧美国家的区域研究（regional study）”。我于1980年以后曾多次应邀出国担任客座教授或讲学，曾经研究过若干国外区域研究的文献。与中国的几部修纂精湛的佳志相比，两者确实是类似文献。不过国外的这类文献，多是某个学者个人长期研究的成果，或是某个学术团体或学会组织相关学者从事研究的论文集，所以多是精雕细琢的作品。而明代以来的地方志，却由于某些地方官的任务观点，其中多有抄录前志，凑合成篇的低劣作品。所以谭其骧先生在其《地方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长水集续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文中指出： 地方志除了少数几部出于名家手笔外，多数是地方官限于朝廷功令，招集地方上的举人、贡生、秀才等一些乡曲陋儒修成的。这些人大多只会做代圣立言的八股文，根本不懂得著述的体例，不懂得前朝的典章制度，更不会做学问，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往往夹杂着许多错误的记载，甚至是错误百出。有些地方志是每修一次便增加若干错误，越修越差，越修越错。 谭先生文中所说的“每修一次”，就说明了知府、知县上任后的任务观点。以绍兴一府为例，清康熙一朝长达61年，知府多次更迭。为此，康熙《绍兴府志》曾于康熙十二年（1673）、十四年（1675）、二十二年（1683）、三十年（1691）、五十八年（1719）各年，随着知府的更迭而先后修了五次。其实一府之志，从区域研究的角度说，完全不必在如此短时期内一再进行，修志者实在为了“朝廷功令”。所以这样的志书，即使不是“越修越差，越修越错”，显然不可能是区域研究中的佳作。 在中国历史上的志书修纂中，或者说区域研究中，六朝的《记》因为亡佚殆尽而无法评价。南宋诸志中，佳作不少，其中也有个人研究的成果，在浙江境内，如高似孙的《剡录》，张溟的《宝庆会稽续志》，虽然不是没有缺点，但总的说来，都是值得称赞的佳作。因为这些都是个人做学问，也就是个人从事区域研究的成果，属于谭先生所说的“名家手笔”。在历代志书中，这样的例子不少，不再一一列举。 近代以来，区域研究在我国各地很有发展，除了综合性的如一市一县的全面研究外，也有区域中某一专题的研究。但我在此仍以议论区域的全面研究为主，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断多年的地方志修纂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是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修志。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此建立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并出版了《中国地方志》月刊。各省（市、自治区）、市、县也都建立了地方编纂委员会，编印了各种通讯和刊物，其中如江苏、广西等省区，都出版了公开发行的期刊。在我国的地方志修纂史中，可谓盛况空前。我于1997年应邀到北京评选全国方志，确实看到了不少佳志。此外，我也曾接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嘱托，利用到国外讲学的机会了解国外学者对中国这一轮修志的意见，曾发表过《北美汉学家论中国方志》（载《中国地方志》1996年第3、4期合刊，收入《陈桥驿方志论集》）的专文。当然，全国范围内如此大规模的修志，由于各地的文化基础存在差异，佳志以外，也难免出现一些质量次等的作品。《慈溪县志》主编周乃复先生在其《中国地方志比较研究的肇始之作》（载《中国地方志》1993年第4期）一文中曾经指出：“我国这一届修志队伍的结构是不够理想的。至少在县（市）一级，专家主持或参与编志的极少，连应邀参加评议也凤毛麟角。”周先生的议论是不错的，特别让我有感的是“专家”的问题。事实是，在志书修纂事业中断了很久以后，熟悉修志的“专家”确实很难觅致。 第一轮修志如上所述是全国性的，是由政府领导的文化事业，也是一种集众人之力进行的区域研究。但在这样一次群策群力的区域研究中，也并不排除有少数学者，在这种集体从事的区域研究的影响下，以其个人对所在区域的热爱和责任感，以其个人对所在区域的长期观察和资料积累，进行个人的区域研究。虽然条件比较困难，但最后也获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这种研究，虽然在规模和成果的卷帙方面不能与集体修纂的志书相比，但也在区域研究的某些领域作出了贡献。尽管在当前的第二轮修志中，组织形式和修纂方法与第一轮基本相同，但是对于以个人的资料积累和学术兴趣从事区域研究者，我们不仅应该鼓励奖掖，并且也需要扶植帮助。因为对于积累区域资料，发展区域文化，这方面的个人研究也是功在地方的。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就是这种道理。 我由于教学和科研任务一直都比较繁忙，与从事区域研究的学者接触不多，但在第一轮修志的年代中，还是看到了两种由于个人研究而获得出色成绩的著作。第一种是陈炳荣先生编著的《枫桥史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出版）。陈先生是枫桥人，熟悉这个名镇的地方掌故，曾经长期地积累资料。受第一轮修志的启发和鼓舞，潜心整理他历年搜集的资料，进行分析归纳，耕耘多年，终于修成40余万字的志书，公众评论甚佳，为枫桥镇作出了卓越贡献。另一种是朱睦卿先生主编的《严州古城——梅城》（中华书局2004年出版）。梅域原是严州府城，是浙江省境内的历史名城之一。最近半个多世纪中，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原来的城市中心迁移到新安江镇（原白沙镇）。但梅城依然屹立原地。朱先生是当地人，熟悉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地理概况，也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多年努力，终于也写成了值得赞赏的著作。由于上述二书都由我作《序》，让我有缘反复阅读了他们的稿本，受到许多教益，所以在此不再赘叙了。 现在，令人欣慰的是，我手头又有了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稿，也是一部以个人功力撰写的区域研究成果，书名称为《淳安建县立郡肇始地——威坪》，是淳安徐树林先生的研究作品。本书与上述《枫桥史志》和《严州古城——梅城》不同，因为枫桥是个古来名镇，南宋时曾一度建县，至今仍然存在，而且获得发展；梅城虽然从一座府治而递变成为一个行政上的一般城镇，但它也至今存在，而且历史文化和古城风貌依然。而威坪却不是这样，记得我曾于上世纪80年代之末，主编《浙江古今地名词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其中有“威平镇”一条： 古镇名，一作威坪镇，又名永平镇。旧址在淳安千岛湖西北水域，威坪岛附近，为浙皖间重镇。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遣贺齐平山越，分歙县置始新县，分丹阳郡置新都郡于始新。《清一统志））卷三。三：“始新古城在（淳安）县西六十里威平镇”，即此。寻移治贺城。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附近爆发了方腊起义，因置威平巡司，明初改永平巡司，清裁。1959年新安江水库建成，沦为水域。1982年改附近虹桥头为威坪镇，保存旧镇名。 对于这个已经“沦为水域”的历史古地，在我们的《词典》中，且不论考证是否正确，文字也不过寥寥160余言。而徐树林先生经他多年的悉心研究，引及了大量资料，撰写成这样一部五章三十节的皇皇书稿，无疑是一项杰出的区域研究成果。把一个已经在水库兴建中消失的古城古镇，作出生动翔实的历史复原，并发掘了威坪地区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源，生动地描述了淳西人文风情，他为此付出的巨量劳动，确实令人钦佩；而他在著作中所表达的对于家乡故土的热爱，也使人深为感动。《威坪》，这是几年来见到的第三种个人从事的区域研究专著。但它确与《枫桥史志》和《严州古城——梅城》不同，由于他所研究的实体已经并不存在，所以这种区域研究不仅具有更大的难度，而研究成果显然更为珍贵。祝贺徐先生的辛勤耕耘得到丰硕的收获，为弘扬新威坪作出了可喜的贡献；也祝贺淳安地方增加了这样一宗具有存史价值的文化财富。相信此书的出版，对地方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威坪，古称新定里、叶乡，也称万年镇、永平镇。就是这座凝聚着祖辈先人智慧血汗的古镇，早在东汉建安十三年(208)，东吴就在此立新都郡，为新安江乃至钱塘江流域第一个郡州之发端；建始新县，为淳安县之肇始。 《淳安建县立郡肇始地：威坪(208-2008)》为介绍威坪古镇的地方史书。
序引言第一章 古镇千千结第一节 郡县治所地第二节 英雄垂青史第三节 山水胜画图第四节 古迹名胜处第五节 繁华商埠口第六节 古镇育英才第七节 新镇展雄姿第二章 乡土脉脉情第一节 移民惊世举第二节 蜀阜魂犹在第三节 环水源曲流第四节 始新渊源长第五节 德教源深远第六节 云溪环屈曲第七节 鸠南赋三源第八节 梓桐双桂源第三章 文脉悠悠远第一节 文脉溯渊源第二节 文化现特色第三节 书院如林立第四节 文献焕华彩第五节 戏曲艺文兴第四章 宗族绵绵长第一节 宗族祠堂古第二节 宗谱世族延第三节 宗规祖训严第四节 祭祀庙会盛第五节 堪舆风水兴第五章 民风习习淳第一节 好学尚气节第二节 吃苦耐劳风第三节 习俗奇特古第四节 民谣传遗韵第五节 山乡特产丰后记
锦峰绣岭 山土之聚，川气之导，威坪地处淳西，我国地形地势基本是从西到东由高到低的走势，所以淳西威坪地区千峰叠翠，万壑争流。可谓“惟山崔巍而嵯峨，惟水甲渫而扬波”。威坪古镇周围环绕着锦峰绣岭，山高水长。据清代《续纂淳安县志》的不完全罗列就有东山、苍峰、状元峰、云塔山、桃屏山、龙眼山、登云岭、赤石岭、菱杯石、云屯石等，不胜枚举。 东山威坪人都称东山尖，“圆整雄秀，绝顶有僧庵”，海拔978米。是威坪的镇山之峰。镇有稳定、安稳之意，镇山乃“山之重大者”。宋代蜀阜人钱时就有“东山巨镇”题咏，历代讴歌东山的诗词争奇竞秀。清代县志上就载陈勃诗：“一山拔秀万山宗，遥镇东南第一峰！”诗虽有夸张，但从威坪东山脚下演绎的唐宋两次农民起义来看，也确是威镇东南。东山也是一座人文之山啊！当然，就山论山，清代知县刘世宁的诗“飞烟如翠踞歙东，扶桑每迓日初红；虽非孔子登临处，丝竹犹堪卧谢公”，倒是写出了东山的气势和文气。明代徐楚对东山的磅礴气势也歌吟：“东山何巍巍，万仞凌苍吴。根盘百余里，一色净如扫……”他还撰文介绍东山：“舟行百里外，遥见山峰如在云表…上有佛庵，百姓祈于兹。”威坪古镇就在东山西麓，现在威坪新镇正面对东山，背靠苍峰，地理位置优越。 苍峰清光绪县志载：“苍虬峰，东山之子峰也，古松蟠翠，高削亦非恒境。”现在威坪镇有这两峰遥对，双峰并立，有一种倚靠、安稳的感觉。明代官至工部尚书的徐贯有《苍峰樵歌》诗，写出这里的佳境：“幽径通翠微，山深白云绕。”徐楚重阳登高爬上苍峰高唱：“长啸立峰顶，遥天生暮霞。搏风双健翮，脑水一浮槎”！苍峰尖在下雪天更好看，徐楚曾有诗日：“苍英积雪未消融，一朵芙蓉插太空。日影忽舒金闪烁，云枝犹带玉璁珑……”苍峰西麓是威坪镇驮岭脚村，北麓是方宅村，都为有这座挺拔峻秀的苍峰而自喜。家乡的山峰，早上一睁眼就看到；离开家乡看不见这座苍峰，心里就思念，正体现了一种乡土情结，更是中国敬畏名山的传统文化情愫。 状元峰俗称鱼口尖，据清《续纂淳安县志》载：“鱼口峰，在县西五十里，冲举天表，与儒学棂星门对望，又名状元峰。”这个儒学棂星门就是宋村宋梅峰课子处——景贤斋，曾有诗云：“为爱溪山静，流连云水乡……状元峰顶日，返照入书堂。”清代县志上载有写状元峰的诗不少，有汪若溶的《鱼口峰》诗：“孤峰宛鱼口，遥耸乱山头。暮吸残霞落，朝嘘细雾浮……”方士颖也写道：“兀对龙山远，嗣霄势欲翻……雄吞日气昏。文明时启秀，赖乐一峰尊。”还有宋热就直呼状元峰：“状元之峰高莫尔，儿孙罗列群山走……莫笑此峰在穷坞，春雷奋起鲸鳌吼。”这都说明先前人们对山川地理风水的重视，地灵人杰之说也不无道理。 云塔山据清续纂县志记：“在县西六十里。”实际就是云头山，是威坪人方有开在宋代时建了一座塔，名为云塔，所以山也就称云塔山了。历代多有歌吟，如明代万历年间的徐应簧写云塔诗日：“桃花源上客，留此如椽笔。淡出明河篇，文光荡云日。”称赞方有开辞官归里，似陶靖节一样归隐桃花源，从中也看出此处风光优美。 龙眼山清代县志记载有两处，都在威坪。“在县西南七十里，石壁对裂，二眼黑如点漆，有微泉渗出。”“蜀阜岙岭内有龙眼石。”“县西南七十里地龙眼山”，明代威坪厚屏人徐尊生曾写有《龙眼山记》：“淳安之西梓桐之源有山日龙眼，支脉自黄山来，蜿蜒天矫数百里，至此则却顾蟠伏若龙之俯首，下饮于溪者……”传说龙眼会动，“动者其晴，云天将雨……”而徐尊生却不迷信，他以“动”与“静”的辩正关系来观察大自然：“夫山静物也，然其蒸而出，云则有时而动；龙动物也，然其潜而勿用，则有时而静。山静而能动，又肖其形于龙；龙动而能静，又托其似于山，以理以象所谓动静互根者，非耶！君子之处斯世亦犹是矣！”另一处龙眼山却是威坪至蜀阜的岙岭上，《蜀阜小志》记：“蚱山龙眼石，路旁有石眼，名龙眼，时有微泉沁焉。”宋代时，威坪杜川的吕人龙是蜀阜钱时的高足，曾有诗云：“久矣泥蟠向此中，羞将头角孩儿童。不知具眼谁能识，一勺寒波有卧龙。”此诗历代县志都收录，道出了威坪乃卧虎藏龙、人才辈出之地。 桃屏山清光绪县志载：“桃屏山形若桃，实与照山连。”《蜀阜小志》载：“在宅西偏（原威坪镇钱家对面），秀列屏嶂，其颠如桃。”县志上载有多人吟咏桃屏山的诗篇，其中不乏佳作，如陈勃诗：“山展厅峰敞画屏，浅红微晕自天成。风轻云淡清秋夜，曾有人吹鹤背笙。”樊阜有诗云：“千年花结瑶池舂，一颗幻作山嶙峋。海上群仙来鹤招，烟飘露沐无纤尘。” 登云岭在古威坪镇之北，可谓锦峰秀岭。过去是五、六、七、八都通往威坪大道的必经之岭。据《嘉靖淳安县志》载：“登云岭旧名黄泥岭又名岙岭，在蜀阜山外，吴郎中福以门人徐氏相继登第，故易之。”原来是明代云峰（即云村）人吴福，景泰二年（1451）中会魁，官至兵部武库司主事，后赐敕褒嘉，升本司郎中，急流勇退，居家20余年，造万卷书楼传学授业，从学者有蜀阜的徐贯，徐鉴兄弟及侄，六都侯溪的邵猷及吴福之弟吴祚，皆以进士历显仕。所以，当时县志改名为登云岭。然而，蜀阜的徐楚在编《蜀阜小志》时却不同意此说，并有他的独到见解：“登云岭，县志云旧名黄泥岭，在蜀阜徐氏所居之左，云峰吴郎中福以其徒鉴贯兄弟、侄淑、宪相继登科，故易今名。此说非也，宋时已有云岭青松之咏，何谓自吴公始乎？康懿公（即徐贯）已谓‘丹枫翠柏，茂林修竹掩映如云’，今皆无有，第见阂阅（闹市区之意）相邻，屠沽成市，林壑之胜，夷为康衢，可惜也，千章乔木，仅存十之一耳！”徐楚真是个有高尚情操的人，县志表彰蜀阜人连登进士而改为登云岭，他身为蜀阜人，不为县志表彰所动，而不同意此说，并对毁林通大路，屠沽成市，表示惋惜。四五百年前，我们威坪人的先贤，就有这种保护生态环境，反对破坏林壑之胜的超前环保意识，实在是难能可贵。 威坪古镇附近还有奇山怪石，如《续纂淳安县志》中记的“菱杯石在县西七十里黄光潭上，中开一缝，故名”。传说此石还是新安江上放木筏在黄江潭休整而系竹绳索的好石，不仅有观赏价值，更有实用价值。还有云屯石，则在威坪古镇下面云溪出口处，是大洪水冲出的众多石块。据古县志记，“石如云之屯驻，又以藤萝蟠结，名悬石”。云屯石可是以前新安江上一大景观，历代很多文人学士都在这里诗情大发。如一位叫童梦龙的进士，将云屯石比作天上陨落的巨星：“何年星陨赛伊磴，焕若舂云水际攒。石本云根云作石，青溪江上障回湍。”而威坪蜀阜的徐鉴又写出云屯石中流击水的壮观场面：“浪花逐水荡风回，屹石潜惊万壑雷。”是啊，新安江上的奇石虽是一大景观，可是对来往船只的通行又带来诸多不便。也有的为官者，行船到此，感到仕途坎坷，人生失意，写出伤感的诗篇，如明代曾拜右丞相，因无辜遭株连而自缢身亡的汪广洋有一首《过云屯滩》诗：“梦月纷纷星斗高，云屯滩上听飞涛。英伤蜀鸟多啼血，雨深崖气入青袍。夜长把烛频看镜，只恐年来变二毛。”诗中如诉如泣。云屯石至今在宋村乡云溪中仍有不少，特别是桐树湾村前的溪水中，巨石罗列，形状各异，气势非凡，现已被旅游景点采购去作为刻书法字的标志奇石。然而，新安江的云屯石早已沉没湖底，云屯滩更湮入历史长河，但这里留下那些诗篇中的人文神韵，总是千古不朽的。 威坪的佳山佳水体现在山不高而秀，林不密而茂，石不怪而奇，水不深而清，而今千岛湖水深碧透，绿波荡漾，更有灵气神韵！
千岛湖，一湖的梦。历史的梦，文化的梦。让我们去寻觅，让我们去追忆……。
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