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弃的生命
2006-11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英]齐格蒙特·鲍曼
147
谷蕾,胡欣
无
对“人类废品”的制造——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废弃的生命，对移民、难民和其他被逐者这些“冗余”人口的制造——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结果。经济进步和对秩序的追求是现代性的特点，而对“人类废品”的制造则是这两者的必然副效应。 只要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然完全或者部分未被现代化影响到，这些地区必定会被进行现代化的国家视为吸纳“发达国家”过剩人口的地点。人们曾寻求过对于地区性人口过剩问题的全球性解决方法，也曾经暂时找到过。但是现代化现在已经扩展到这个星球上最遥远的角落，世界各处都在制造“多余人口”，所有的地区都不得不承担现代性在全球胜利的后果。它们现在不得不（似乎是徒劳无功地）寻求全球问题的地区性解决。现代性的全球扩展使越来越多的人被剥夺了足以生存的方式，但是地球上能容纳这些人的地方正在飞速减少。因此便出现了新的对于“移民”和“避难寻求者”的焦虑，同时散布“安全恐慌”在当代政治的议事日程上也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齐格蒙特·鲍曼的新书以其精彩的言论揭示了这一变化对我们当代文化和政治的深刻影响。此书同时还表明，处理“人类废品”这一问题为我们理解一些从其他角度看来令人迷惑的社会问题提供了 把开门的钥匙，而这些问题遍布我们的生活，大到全球主宰战略，小到人际关系中最私切的细节。
致谢导言第一章 起初是设计——秩序构建产生的废弃物附录：关于讲故事第二章 他们是否太多?——经济进步的废弃物附录：论人类力量的本质第三章 废弃物堆积地——全球化的废弃物第四章 废弃物文化附录：文化与永恒
我们的发展与废弃物没有关系。由此可见，只有产品和发展有关，而不是废弃物。每天开出工厂的卡车有两种——一类是驶向仓库和商店的，另一类是去垃圾场。我们的发展使我们仅仅注意（计算、珍爱、爱护）第一种卡车。对于第二种，我们只有在（幸好直到目前为止还不是每天）垃圾从垃圾山上崩塌下来，打坏了保护我们后院的篱笆时才会加以注意。我们不会去巡视垃圾山，无论是用身体还是头脑，正如我们不会出现在那些破烂的街区，简陋的街道，城市中的贫民窟和难民营，以及其他禁区。在迫不得已的冒险中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它们，或直接远离它们。我们用最极端但有效的方法去对付多余的东西：用不看使其不被看到，用不想使其不被想到。只有当常规的基本的藩篱被打破，预防措施都失败了——也就是当原本受到保护的，我们舒适而催人入睡的封闭生活环境（Lebenswelt）陷入了危险中时，废弃物才会使我们不安。 但你若去Lycos或者A1ltheweb搜索引擎查询，每一个都会为你提供一千七百万条以上的数目来证明这一担忧迫在眉睫。它随时会来到。也许它已经到了。 废弃物是所有生产中最羞于被提及，最黑暗的秘密。它最好永远是秘密。实业巨头们宁可根本不去提它——只有在大力逼迫下他们才承认。冗余战略在设计生活中不可避免，刺激、鼓励、加快了生产成果和废弃物的产生，使得掩盖秘密成了苛求。大量的废弃物不可能被忽略，或缄口不谈。于是，废弃物处理业也成了现代生产中的一个分支（同时出现的还有安全服务，即以其他方式维持掩盖政策，旨在延缓被压制物的回归），但是它永远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工作。现代生存——生命的现代模式生存——依赖于垃圾处理的灵巧性和专业性。
无
奥威尔意义上的老大哥累了，而赫胥黎意义上的娱乐社会，并没有离开老大哥的管辖，只是，现在接管世界的，是老哥哥看起来更聪明的弟弟。
或者说，老大哥并不想管制所有的事情，对于高度复杂化的社会，也有点力不从心 但他并未消亡，而是获得了“异地平级任用”，他现在只管谁应该留下继续被管制，谁应该被丢弃与遗忘掉，他从社会权利至上的管理者，变成了世界中土与边陲界限上权力至上的海关长官。
谁可以来享受娱乐社会，或者说，谁值得被管理，而谁只能被抛离这个社会，被遗忘，这就是他的新职权。
鲍曼的《废弃的生命》一书标题原文为wasted lives: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虽然废弃一词颇具震撼性，但waste的另一个意思却不容忽视，那就是浪费。对于人类社会来说，鲍曼所描述的那些生命与其说是被废弃了，不如说是被浪费了。当然，鲍曼也提到在全球化语境中，这些原本被废弃的生命是如何被利用的，比如这些弃物可以代替自己去做那些肮脏、危险的工作，从而成为分解有毒垃圾的工具，再比如他们可以被描述为安全的潜在威胁，从而保证政客能够成功转移民众视线，以所谓的安全来替代社会国家的责任，还有，所谓的共同体也将这些废弃物化为异类、敌人，从而根据这些所谓的异己存在来自我界定。不能否认这些都是对被废弃了的生命的创造性利用，然而不容置疑的是，这种利用是对生命的纯然浪费，换句话说，他们只是被既得利益者当做了保护其固有利益的工具，而不是建设人类美好未来的手段。
有人或许会觉得这样的提法很怪异，如果批评者知道康德说过“人是目的”这样的至理名言，就更会觉得说这样的话的人实则与被鲍曼批判者一样冷酷无情。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人固然如康德所言乃是目的，但同时人也是手段，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本质上乃是人对理性与情感、心智与肉体等等的不断自我运用的结果。人固然是进步的享受者，但也是进步的创造者，而要创造这样的历史，人类就必须恰当地运用、使用、利用人类自我。如果用所谓的辩证法来说，那么人不只是主体，也是客体，历史的进步正是这样的主客体的统一。因此，如果我们将人类社会看做一个结构系统，那么其合理性正在于对每一份力量的有效运用、使用和利用。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鲍曼所批判的现实是对生命的浪费。有人或许又会搬出对人力资源一说的反驳，甚至搬出对所谓的“工具理性”的批判。然而前面的论述也一并适用于这样的批驳。
或者换个角度来看，当鲍曼等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性归结为消费主义时，我们完全有理由将消费归结为浪费，归结为无必要的或不合理的过度消耗。然而这不是我们所要论述的重点所在。关键在于，如果这样的分析是成立的，那么毫无疑问，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合理的结构系统，而这样一个结构体系就必然依赖于人类的设计。这里没有必要刻意强调是“理性”的设计。如果说我们能够把哲学史简化为一部不同哲学家的语录，那么说这部语录的实质就是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名录也算不上是过分。在罗素看来，我们甚至不能指望这些哲学家能够理解彼此对相同概念的使用。不幸的是，理性就是这些概念中的一个，而在此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空间来对其做出精确地解析。另一方面，任何对理性与设计的言谈难免遭到哈耶克追随者的敌视与耻笑，因而这样处理也可以有效避免与这些人展开不必要的论争。不过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几句必要的话。
抛开哲学史上关于理性的无数争议，达玛西奥等人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已然向我们表明，即便我们没有理由像休谟那样赋予情感以发生学意义上的原初性和首要性，但如果缺乏了情感因素或者说情感性器官的参与而仅仅依靠所谓的纯粹理性，人类几乎是无法做出判断与选择。因而我们强调人类对自我的运用同时包括了理性与情感、心智与肉体，从某种角度来说，即便我们能够事先对行为做出理性预测，事后做出理性反思，然而原初性的冲动与直觉或许恰恰源自于情感。更为重要的是，或许正如休谟所揭示的那样，任何社会规则本质上只是一种情感习惯。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合理的系统结构的得出与证成所依靠的不只是理性，更有情感。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构成对理性的贬斥，尤其是极端的哈耶克式的贬斥，也没有理由认为鲍曼的论述正是哈耶克关于扩展秩序的思想的例证。对哈耶克思想的简短而又合理解释已经由森做出，在此无需过多提及，我们唯一需要强调的只是，“设计”本身就是人之为人的前提与依据。
由此来看，鲍曼对“设计”的现象学式解读与批判虽然有力，却失之于偏激。与其说这样的解读彻底瓦解了设计的合理性，不如说此种论证只是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有问题的设计会是怎么样的，因而虽然鲍曼自己并没有论及肯定性的内容，但他却从否定性方面为我们揭示了一种更为合理、更为优秀的系统结构应当如何被设计。归根到底，鲍曼通过对设计的批判所揭示的现代性问题，其根源并不在于设计本身，而在于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或者说广义上的理性局限性。但这并没有使设计成为无必要或不可能，毋宁说正是人类的特质使得不断设计成为必要，并且正是鲍曼所揭示的局限性使得设计有了意义，使得进步有了意义。或者我们换个说法，用鲍曼的现象学式语言来说，合理的设计必须意味着合理的废弃，而合理的废弃也就意味着对浪费的拒斥，亦即合理的利用。这样，我们也就得出了鲍曼未表达的看法：问题不在于废弃与设计，问题在于未能合理设计与合理利用。
在另一篇短评《多元主义的非与是》中我曾提到，对于共同体来说鲍曼所提示的归宿乃是民主与法治，在我看来这也是多元主义的归宿，并且我进一步认为仅有民主法治是不够的，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广泛的民主法治，或者说全球性的民主法治。我相信，只有实现全球性的民主法治，真正意义上的多元主义才能够实现，并且鲍曼所期许的真正的共同体也才能够存在。可以说，鲍曼在《废弃的生命》中的论述正是这一观点的印证。如果鲍曼所描述的是实情，那么与其说是全球化出了问题，不如说真正值得我们诧异的乃是我们缺乏全球化的民主与法治，而鲍曼所谴责的现象正是这种缺失的产物。虽然鲍曼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没有理由认为他会否认此看法，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与其说鲍曼是在批判全球化自身，不如说在他看来人类结构系统整体上还不够全球化。如果我们将前面的论述结合到这里，那么就能够得出一个相当强的论断：人类的未来在于设计出一个真正合理的全球化系统结构整体，从而能够有效运用其每一个成员的力量，共同构筑人类的美好未来，而在这当中，全球性的民主与法治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最后，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将此人类结构系统称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
虽然自始至终鲍曼都只是在说问题，但正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鲍曼也揭示了未来的道路所在。当鲍曼说废弃时，他说的是要尊重与合理运用；当鲍曼批判设计时，他说的是要合理建构；当鲍曼斥责全球化时，他是在期待全球性的民主法治，乃至全球性的人类“共同体”。不可否认，现代性问题是广义上的人类理性之局限性的产物，然而简单地否定现代性或者只是步入所谓的后现代性只会使精神陷入理论游戏而不可自拔，我们真正要做的乃是筑就我们的未来——我们要做的，是超越现代性。如果说现代性问题是所谓的“启蒙的产物”，那么未来就不在于放弃启蒙。恰恰相反，我们所描述的超越正是启蒙的真意，正如哈贝马斯说的那样，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只要人类需要不断自我超越，人类就永远需要启蒙。想来，这或许正是鲍曼所有论述的潜台词。
任何警示性的书籍都会有其尖刻的话语和洞穿性的揭示，揭去伪饰的外衣，至于披着怎样的外衣，只有绝少数权位者知道，他们不断地制造迷局，让绝大多数的人们看不清楚，让一部分人或悄无声息地被废弃，成为被废弃的生命。
可能因为我水平差，可能也有翻译的原因，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感到有些费力。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是一本值得读的书。作者对待世界的观点非常独特。能够给人，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对于世界的耳目一新的认识。
撇开这些不谈，难道你看了作者在本书最前面，通过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里面的内容开头，引入本书。难道就不想好奇的翻看一下吗？
尽管看这本书的经历，并不使我感到特别愉快。
有些时候读书就像喝药一样，药也许不好喝，但是可以治病。书虽然不能治病，但是有的书虽然阅读起来会有些吃力，但是看过之后的收获，也是只有自己才有的。这也是除了读书实用主义之外的，读书的一种乐趣吧。
这几天生活有点特别，因为有理由让自己藏起来看书了。
可是所谓的看书，却并不惬意，有点无奈，有点兴奋，有点急切，还有点无聊。
晚上躺在床上看鲍曼写的《废弃的人》，觉得自己就像那个虽然赶上了现代化的列车，却挤在车厢里一点都不舒服，努力买票，努力的跑，为了能赶上车从而获得那种车上的幸福，在等车之后突然消失了。
在以前的时候，总是觉得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艰巨而伟大的事情等着自己去做，目标明确，充满幻想。可是那个时候却缺乏追求目标的手段，也许唯一的被认可的手段就是好好读书，所以那个时候总是感叹空有抱负却没有施展的余地，没有钱，没有实力，没有工作，没有人脉，唯一有的就是时间和理想。可是当自己有工作了，有钱了，有实力了，却发现自己没有目标了。于是，或者认为自己以前太幼稚了，怎么会那么想，怎么会有那样的理想，或者认为自己以前的目标太没有意思了，或者说突然发现什么都没有意思了。
年少时的不断出现的迷茫依然在身边围绕，可是迷茫的本质却变了，甚至在程度上更深了。
年少的时候，自己为了赶车，苦苦的争取一切手段，但是依然有人无法赶上这趟火车，被无情的抛弃在火车站，而且再也无法上车。他们觉得自己是被废弃的人，而且也确实是成了被社会“废弃”的人；赶上车的人，却发现这趟火车并非如理想种的那样舒服，是忍受这个旅程的艰辛还是自动下车，车上的人发现任何一个选择都是为难和无奈的。现代人的焦虑和抑郁自然而然发生，自杀也就是顺利成章的事情了。
当身体机能“寿终正寝”的时候，死亡是一件可喜 的事情，但是当死亡是被迫引起的话，那就是悲哀了。
我现在在车上如同沙丁鱼一样，但是自己好歹还有个目标，但愿几天后能够实现。
今年2月间，两位美国08年总统大选的热门人物——民主党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相继在自己的竞选声明中称，太多美国人的生命被废弃（wasted）在伊拉克战场上。旋即两人又迫于舆论压力，为自己失言侮辱了美国大兵的爱国主义情操而公开道歉。奥巴马在道歉时说，我本该延用一直以来的措辞“牺牲”（sacrifice）的。于是，整个二、三月间，美国媒体围绕着“废弃的生命”（the wasted lives）打得不可开交。
究竟是“被废弃的”？还是“被牺牲的”？问题的核心似乎在于被修饰词“生命”。如此，则对施动者行为正当性的质疑，忽然变为对受动者内在价值的判断——究竟是“轻于鸿毛”还是“重于泰山”。动词被动型兼形容词的简单语法规则在这里发挥了微妙的作用。对于以雄辩取胜的政治家来说，这自然是一个修辞的障眼法。而对于齐格蒙特•鲍曼来说，这却是一个常识的盲点，它根植于人心更脆弱、幽暗的深处。
2004年，鲍曼写作了《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这一年，他八十岁。这把年纪的老头，大都趁着迟暮的闲暇，记录自己的或比自己还要老的老头的故事，而鲍曼似乎没多少心思关注自身。自1972年，开始用英文写作起，他几乎是以笔为矢，如雨般地射向资本社会的每一个痛处；以“现代性三部曲”（《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和大屠杀》、《现代性和矛盾态度》）为转捩点，他的几乎每部著作都在资本文明的深处激荡起了巨大的回声。当他感到岁月正袭身而上时，发表著述反而益加频密，截至其最新著作2006年10月出版的“流动性五部曲”之五：《流动的时间——生活在不确定性的时代》，鲍曼在34年间共出版了36部英文著作。难怪有研究者说，阅读鲍曼，你可以同时感受到老年人的自由和年轻人的火热。
《废弃的生命》讲述的是现代社会中多余人的故事。他们中，有的是城市里劳而固穷的阶层（the working poor）——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正在加入这个行业；有的是来自落后国家的移民——发达国家的公民以对白蚁的恐惧眼神注视着他们；有的是资本文明世界路灯光影之外的人——发达国家的人准备用金钱换取他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现代理性、乐观的规划看来，他们是无助于世界历史进程（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从文化霸权的角度讲，亦即人类文明）的过剩人口。对此，我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排犹运动。所以，这听起来便很像是在讲述鲍曼自己的故事。作为一个犹太人，他早年的生活轨迹因三次反犹迫害而出现急转：14岁时被迫举家迁居苏联，28岁时远大的军旅生涯夭折，41岁时华沙大学的学术生活被粉碎。但鲍曼并未赋予自己的犹太身份以思考的优先性，他在移居西方二十年后才开始表述自己对于反犹问题的见解。对他而言，这并不首先表现为一种政治权利问题，由此他便与汉娜•阿伦特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立场。
首要的问题是，为什么一种出自人类理性与乐观规划的社会架构总是走向它的反面？我们对于世界的展望（vision）出了什么问题？在强权体制中，人们总是尽可能地被纳入一个普遍秩序中去，朝向同一种乌托邦信仰生长，多余人在其中往往以一个危险的异己者的面目出现，面对规定的社会范型，他们要么被强行塑型，要么被毁灭。鲍曼选择了另一条更痛苦的道路——在一个体制中被宣告死亡，在另一个体制中流亡。鲍曼拆解了旧日苏维埃帝国的乌托邦，却没能找到光明世界的入口。在保姆型国家退位的体制中，自由、平等与权利成为泡影；占据统治地位的并不是公民而是消费者。鲍曼眼见这样一个新世界的壮大，在其中，多数人陶醉于消费主义的狂欢氛围，在享受着消费市场的单向自由的同时，他们作为公民的行为能力日渐凋亡；穷人被拒斥在所有自由之外，政府对于社会事务控制力萎缩，所剩的只能是压制那些没有嘉年华入场券的人的愤懑。鲍曼没有找到现代性的解决方案，因为这不是歧路亡羊的抉择，而是道路本身已经消失。
在道路消失的地方，鲍曼找到了后现代性。资本社会的教条是每个人必须自己证明自身存在的交换价值。于是，人与人失去了相互依傍的纽带，每一个单独的肉体存在成为社会焦虑的直接发泄对象，导致人类社会各种对立冲突。对于他人的责任感迅速钝化，成为每个个体必须独自面对的无法规避的重重道德困境。在当下，并不是犹太人、伊斯兰人或是任何一个“他者”在形成对“我们”的威胁，而是社会的碎化（fragmented）和普遍的“安全恐慌”。鲍曼向我们揭示了，产生“废弃物”的文化根源——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文明以某种方式将死亡上升为永恒而使生活获得向前发展的推动力。部分个体的死亡意味着类的永恒，所以我们愿意以现代性的某些美好愿景作为牺牲部分个体的高尚借口。而当现代性的基础被瓦解以后，崇高感便荡然无存，我们直面的是被废弃的陌生生命的痛楚。
鲍曼作为一个陌生人与更广大的陌生人们站在一起，他无法提供一种社会学的解决方案，或是任何学科性的方案，而是转向莱维纳斯的“他者的伦理”（the ethics of the Other），这位“后现代性的先知”最终完成了一个宗教意义上的回归。于是，他只是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现代性的故事。
在全书的开头，他说这个故事有许多的讲法。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讲的是阿格劳拉和里奥尼亚的故事。现代社会，就像阿格劳拉城一般永远建筑在自己的名字之上，像里奥尼亚一样欢快地拥抱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富足、同时被自己制造的废弃物所围困。听着这些寓言的我们，就像故事中的可汗在征服了广阔疆域后那般，感到既宽慰又忧伤。新浪潮之母瓦尔达在《拾荒者》中用镜头对准城市的拾荒爱好/工作者，放大了米勒《拾穗者》的意象，影片结尾处那个在垃圾堆里被拾回的心形土豆，是以一曲优美的田园牧歌在向工业社会做温和的反抗。
而鲍曼的故事，既没有凄楚也没有优美，有的是问题——而重要的就是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于是在全书的结尾，鲍曼问道：“是否包含/排斥游戏是人类进行其日常生活的唯一方式，同时，作为其结果，这种游戏是否是我们所共有的世界唯一能想象到的——被给予的——形式？”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废弃的生命》，谷蕾、胡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12元。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的城市里写：他们“居住在一座只以阿革劳拉之名成长的城市中，并没有注意到那座真正生长于地面的阿革劳拉……。他们谈论的城市拥有更多存在所必需的东西，而那座真正存在的城市所拥有的要比它少。卡尔维诺写的是小说，是故事;而鲍曼却试图从这个角度切入来谈论我们当下的境况。在他看来，我们和李奥尼亚(Leonia)的居民一样，已被垃圾包围，并且都对此视而不见。鲍曼说：我们的星球已经满载。
然而，鲍曼并不急于就此提出应对策略;更多地，他就这一满载的产生娓娓道来，并试图提醒我们：很可能，我们将无法应对这一满载。因为在鲍曼的“垃圾”里，包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垃圾”——人，那些被遗弃的生命。他们也许被给予食物，衣物，住所——他们的生存并不受到威胁。但是，这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生存。在社会层面上，他们被拒斥，他们并不拥有相应的生存的空间，他们毫无社会归属感。换言之，他们被认为不再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而被这个社会所遗弃。在当下这个社会里，我们很难为这样的一些人找到重返社会的路径。并且我们看到这样的遗弃还在以更高的速度继续。为何这遗弃竟是可持续的?鲍曼指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正在使生活变得更好;而跟预期的结果相比，当下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于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鲍曼事实上回到了卡尔维诺，并且在暗地里拥抱了拉康----我们并非活在当下，而是活在一个想象中美好的未来;而那看不见的城市不正是一个大彼者么?
本书的英文书名是：《wasted lives: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中文译名是《废弃的生命》。从译名上看：现代性在其中的作用被抹去了；实上这些生命却是由于现代性而遭遗弃成为“废品”的。而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也绝不仅仅是鲍曼所提出的该如何应对这一满载----对于个体的我们而言，还将面临一个更加严酷的抉择：是选择搭乘现代性这一辆高速列车，还是选择被抛弃，看着列车绝尘而去，悠闲且焦虑着？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12元。
看完了，思考了一点，若有所得，记下。
看完了只剩下绝望
在中国农民或许就是现代化的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