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丛论
201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学勤
268
无
《古文献丛论》利用最新考古发现，特别是简牍帛书资料，结合中外学界的中国古史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文献（尤其是上古文献）与思想进行了综合研究。全书利用了二重证据法，注重学术史的梳理，论证严密，为中国古史研究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指出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方向，对于学术界走出“疑古时代”，实现“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重写中国学术史”，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1951年至1952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年至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虚文字缀合》。1954年起，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5年至1988年任副所长，1991年至1998年任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成立后，任第一、二届委员。现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兼任多所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楚文化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钱币学会副会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1984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突出贡献者”称号，2002年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多次在欧美亚澳及港台地区任教讲学。1986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关于《周易》的几个问题帛书《易传》与《易经》的作者孔子与《周易》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帛书《易传》及《系辞》的年代帛书《系辞》析论帛书《易传》《易之义》研究帛书《要》篇及其学术史意义《世俘》篇研究《商誓》篇研究《尝麦》篇研究祭公谋父及其德论有逢伯陵与齐国巴史的几个问题考古发现与古代姓氏制度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申论《老子》的年代试论八角廊简《文子》《老子》与八角廊简《文子》帛书《道原》研究《管子》“乘马”释义《齐语》与《小匡》《管子·心术》等篇的再考察《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鬼谷子·符言》篇研究《夏小正》新证黄帝与河图洛书《九宫八风》及九宫式盘《易纬·乾凿度》的几点研究《汉书·李寻传》与纬学的兴起严遵《指归》考辨《说文》前叙称经说论魏晋时期古文《尚书》的传流禅宗早期文物的重要发现朱子的《尚书》学《今古学考》与《五经异义》谈“信古、疑古、释古”汉学漫话后记再版后记
对帛书《周易》结构的认识，是伴随整理考释过程的进展不断深入的。回想最早介绍这项帛书的文章，如1974年晓菡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①，只讲到《周易》经文卷后有佚书，列举了原有篇题，未及详述。后来的各种论作，在这方面说法不一。其中流传最广的，是1984年发表的于豪亮《帛书》的见解。②其观点我也长期引用过。于文把帛书《周易》划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他所称《六十四卦》，即经文；第二部分是《六十四卦》卷后佚书，分为五篇，前两篇是现在我们说的《二三子问》，后三篇是《要》、《缪和》和《昭力》；第三部分是《系辞》，分上下两篇。这就是说，帛书《周易》包括两件帛书，除经文外，有传文五种七篇。1992年出版的韩仲民《帛易说略》收有《帛概述》，对帛书《周易》的构成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帛书确是两件，第一件帛书是《六十四卦》和《二三子问》，但后者只是一篇；第二件帛书是《系辞》与卷后几篇佚书，包括以“子日易之义”开始的一篇，即现在我们说的《易之义》，然后是《要》、《缪和》、《昭力》。这样，帛书《周易》除经文外，有传文六种六篇。同年印行的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所附《综述》，提出了第三种意见。根据其中描写，帛书《周易》只是一件，在经文后面的传文为《二三子问》、《系辞》、《子日》（即我们说的《易之义》）、《要》、《缪和》与《昭力》，一共六种六篇。这三种说法各有道理，其差异可以归纳为下面三点：第一，帛书的拼接。帛书《周易》揭开后相当破碎，经过细心缀合，可看出有三大块。第一大块是经文和紧接的《二三子问》，第二大块是《系辞》与《易之义》，第三大块是《要》、《缪和》及《昭力》。于说以第一大块同第三大块连接，韩说以第二大块与第三大块连接，最后一说则将第一、二、三三大块依次连接在一起。《马王堆帛书专号》所载廖名春《帛书（易之义）简说》指出，第二大块《易之义》最后一行“有残缺，但仍可看出下一行有墨丁标志，说明紧接它的是帛书《要》篇”。
本书辑录小文三十余篇，大多数是我在90年代前半期写出的。只有很少几篇例外，是由于性质相近，连类而及地收进来了。因此，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我这些年研究工作的趋向。这批论文比较庞杂，但粗加梳理，还可以看出有几个主题：第一是关于《周易》，特别是长沙马王堆帛书中的《周易》经传。帛书《周易》的出现，是学术界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为了准备这方面的探讨，我曾有《周易经传溯源》一书（长春出版社，1992）。最近帛书《易传》已有释文及部分照片刊布，我由之写了若干论作，讨论到其间《系辞》、《易之义》、《要》等篇，可视为《溯源》工作的继续。其次是关于道家。“黄老”即《老子》与《黄帝书》，是马王堆帛书的又一重要内容。《黄帝书》佚失已久，其重新发现关系到好多道家作品的研究。刚刚发表的河北定州八角廊竹简《文子》，对探索早期道家的传承也有很大价值。为此我写了一批小文，涉及《老子》、《文子》、《管子》以及《鬼谷子》等书。因为要确定严君平《指归》是否和帛书《老子》一样，是《德经》在前，专有一文商榷。关于《逸周书》的，计有四篇。所讨论的《世俘》、《商誓》、《尝麦》、《祭公》等，我认为都是西周文献，非常珍贵，但前人重视不够。尤其后三篇，以往很少学者专论，我所做的也只是一种试探。关于纬学的，共有二篇。我一向主张纬的兴起要早于哀、平，两文所述均系这个问题。前年我为日本的安居香山、中村璋八两先生的《纬书集成》的中译本作序，曾说：“汉代的纬学实际是经学的一部分。在考察汉代经学的时候，如果摒弃纬学，便无法窥见经学的全貌。
最近这些年，学术界非常注意新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帛书籍。大量发现的这种真正的“珍本秘籍”，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古书辨伪的成果进行客观的检验。事实证明，辨伪工作中造成的一些“冤假错案”，有必要予以平反。更重要的是，通过整理、研究出土佚籍，能够进一步了解古书在历史上是怎样形成的。我们还体会到，汉晋时期的学者整理、传流先秦古书，会碰到怎样复杂的问题，做出多么艰辛的努力，后人所不满意的种种缺点和失误又是如何造成的。我曾经说过，“疑古思潮是对古书的一次大反思，今天我们应该摆脱疑古的若干局限，对古书进行第二次大反思”。 ——李学勤
《古文献丛论》：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无
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
胡适
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实验主义》）。[10]
哲学研究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虽然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著上卷书”，但却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213页）[10]。
古典文学研究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10]。
《红楼梦》研究是胡适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而胡适也被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科学与民主两大思潮逐步深入人心。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科学精神的传播者。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是其科学精神在古典文化领域的重要实践。胡适研究《红楼梦》主要运用的是科学的考证方法。他指出《红楼梦》应当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从作者、作者家世以及《红楼梦》的版本进行研究考证。胡适《红楼梦》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情况，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间大概在乾隆初年到乾隆十三年。通行一百二十回本中后四十回是高鄂所作（当然这一观点还值得商榷）。
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意义重大，其使红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其成果极大地超越了以王雪香、张新之和姚燮为代表的题咏、评点派红学，也超越了以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地将其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范畴。
胡适红学研究的著述颇多，其代表作有《红楼梦考证》、《考证的新材料》、《曹雪芹家的籍贯》、《谈作者的背景》、《一材料》，此外胡适与顾颉刚、蔡元培、钱玄同、周汝昌等人还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信件。
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
胡适故居、书籍和生活照(6张)
，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日本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分，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9]。
1926年8月间，胡适奉派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到了巴黎时，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的傅斯年也赶来巴黎和胡适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遗卷。胡适承认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基本上胡适的禅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慧能的“顿悟”说、并且证明所谓“六祖坛经”里“五祖弘忍传慧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慧能的弟子神会和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
《水经注》研究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11]
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于圣智”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
主要著作
胡适著作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
《尝试集》
《胡适文存》
《戴东原的哲学》
《胡适文存二集》
《四十自述》
《胡适自传》
《白话文学史》
《胡适文存三集》
《胡适日记》
《齐白石年谱》
《胡适论学近著》
《胡适文存四集》
《胡适文选》
《先秦名学史》
《藏晖室札记》
从1919年起，还陆续翻译了
潜心拜读之！
李学勤先生前些年的著作，这次再版，很是可喜。
收集了一些管窥的写文章 没有用
第二版了，看起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