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野草
2009-1
南京大学出版社
冯雪松 编
129
122000
无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回忆类散文合集,共有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写于厦门。最初以《旧事重提》为题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定名《朝花夕拾》。这十篇散文,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约三十年的生活道路和经历,描绘了他从农村到城镇、从家庭到社会、从国内到国外的各种生活画面和人物场景,生动再现了清末民初时期的社会现象,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生活及当时社会现实的重要文字资料。其文笔隽永深沉,堪称中国现代散文经典之作。其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范爱农》等多篇散文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用鲁迅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朝花夕拾》都是一些“回忆的记事”,是一种“在绝望中寻求”的心灵追忆,是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老中国生活隽永的回忆。也许正因为这种美好的记忆,是鲁迅先生在“绝望现实”中还能够热爱生命、善待生命的根源,才使得其不致于在“黑暗”中沉沦。也许正是凭借思想的深远所具有的“复活”的力量,遥远的记忆才能变得鲜活:百草园和五猖会式的乐园世界、英雄一般的少年闰土形象、带来快乐的长妈妈、让人景仰的藤野先生、孤耿的范爱农……所有或美丽或狰狞的成长意象,繁复地形成一个新的整体,成为1926年鲁迅一个意义巨大的视野。也许正是在追忆中,鲁迅获得了一片对于自己一生成长的新的认识和表达的净土。与一般人印象中“怒目金刚”式的斗士不同的是,透过《朝花夕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充满温情的鲁迅先生,一个从孩子的视线出发,隐去其惯常的愤怒和绝望,而诉求于自己的体验和抒情的,关于成长和关于成长的回忆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朝花夕拾》不仅属于所有正在成长的孩子,更属于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如果我们也能像鲁迅先生那样遵从自己心性中自然的创造力,那么,它也将仍然是属于我们的成长故事!《野草》所收的二十三篇散文诗,都作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作者在1932年回忆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能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因为生命是自己的,又全由自己负责,所以不惜以自己为实验,解剖自己,连同肉体和灵魂,一并展示给人看——无论是高尚的、还是已经被扭曲了的。这解剖的刀就是他自己手中那支犀利、冷峻的笔。他用这支笔描绘出了那些在残酷的压榨下变了形的肉体和灵魂,并且想借助它为彷徨中的灵魂指出一条生的道路,他将自己的这种愿望赋予在《野草》中。《野草》从它诞生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这是现代文学史中一部非常难懂的作品。主要的原因除了它包含的内容很深以外,还有一点,就是鲁迅先生在《野草》里采取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表现方法,就是象征主义的表现方法。鲁迅那种独特的追求,造成了艺术传达的幽深和神秘,使《野草》具有一种神秘美。在《野草》里,鲁迅通过编造一个故事,制造一个气氛,构成象征的世界,来暗示作者的思想精绪,比如《秋夜》《雪》《腊叶》。还有一些篇章,是通过幻想中带有真实与想象纠缠的故事,构成象征的世界,传达自己的思想和哲学。有一类作品在《野草》里比较多,就是借物抒怀,这跟一般的借物抒怀不一样,它把物象象征化了,《秋夜》里写“我家的后园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就是为了强调那种倔强。所以说鲁迅在《野草》里有自觉的创新意识,他开辟了现代小说,也开辟了现代散文的写作。《野草》就是中国现代散文诗开山性的果实,到现在为止,经过这么多年,还没有什么散文诗作可以超过《野草》。
《朝花夕拾·野草》收录了鲁迅所写散文诗23篇,最初发表于1924年至1927年的《语丝》周刊上,署名均为鲁迅。内容主要为通过自我省思,抒发自己灵魂深处的矛盾、紧张、焦虑,并引向哲理的思考,是心灵的炼狱中熔铸的诗歌,是浸透着生命体验的反抗绝望的哲学。其中《雪》、《风筝》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朝花夕拾》所收十篇散文,是“回忆的记事”,比较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乃至当时社会的重要艺术文献。《野草》收集了作者1924年至1926年所作散文诗二十三篇,贯穿着严肃的自我解剖和不懈的思想探索。它的艺术特色鲜明一一象征和隐喻手法,想象丰富,构思奇特。这些篇章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韩花夕拾》是鲁迅1926年所写的回忆散文集,全书共10篇。最初发表于《莽原》半月刊上,后补充《小引》和《后记》两篇,于1928年由北京未名社出版。1929年、1932年再版。所选文章基本上都是回忆的记事,完整地记录了鲁迅从孩提到青年的生活历程。文字深沉隽永,堪称中国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其中《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范爱农》等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
贾平凹(其中凹读wā),中国当代作家。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西安市人大代表、西安市作家协会主席。
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的主要作品有:《商州初录》《浮躁》《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天狗》《黑氏》《美穴地》《怀念狼》《病相报告》等。曾获得全国文学奖三次,并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和法兰西文学艺术荣誉奖。其作品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余种版本。长篇小说《秦腔》获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朝花夕拾
小引
范爱农
《二十四孝图》
藤野先生
阿长与《山海经》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五猖会
狗·猫·鼠
琐记
无常
后记
野草
题辞
秋夜
影的告别
求乞者
我的失恋
复仇(其一)
复仇(其二)
希望
雪
风筝
好的故事
过客
死火
狗的驳诘
失掉的好地狱
墓碣文
颓败线的颤动
立论
死后
这样的战士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腊叶
淡淡的血痕中
一觉
范爱农【赏析】这篇文字中的人和事,是辛亥革命前后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的人和事。从《范爱农》一文的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这一重大事件的深刻反省。范爱农的悲剧,在鲁迅先生看来,并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因为,在那个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年代,先烈的血和年轻人的热情、理想并没有从根本上涤清权力场上的污秽,真正唤醒沉睡、麻木的大多数,革命只不过是某些投机者谋取权位与私利的手段,只不过是调整了权力盛筵上食客们的座次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将人肉筵席彻底推翻。从某种意义上,范爱农的悲剧,即是辛亥革命的挽歌。首先,鲁迅先生在对范爱农这个人物的刻画上,采用了先抑后扬、寓褒于贬的手法——鲁迅第一次认识或者说见识范爱农,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下。徐锡麟等革命党人被杀的消息传到了日本。浙江同乡会准备打电报到北京,“吊烈士,骂满洲”;而作为徐锡麟学生的范爱农却表示了反对。这让鲁迅非常气愤,“自己的先生被杀了”,别人要发一个电报,竟如此阻拦吗?但在两人再重逢,消除彼此误会之后,对彼此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后来又因为共同的生活际遇而走到了一起——鲁迅为了生计而在故乡做教员,而范爱农也是“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后来又因为对现实的失望,经常聚到一起饮酒解闷,逐渐成了知己。范爱农的形象也从原来的阮籍式的孤标傲世,到“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头上有了白发的寒素落魄,以及目睹辛亥革命失败的消沉。文章对范爱农短暂一生的经历、思想、感情、心态的变化轨迹把握得极有分寸,虽然很少直接评判,却能透过极简省而具象征意义的白描将其勾画出来,于不著文字处尽得风流。没有很深的了解和感情基础,是极难做到的。其次,更为深刻的是,对于范爱农的悲剧,鲁迅先生并不仅仅把它当成一个令人同情的个人的悲剧,而是将其上升到了一个时代、一代人、一场革命的悲剧。并对造成这场个人和社会悲剧性结果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关于这一点,在叙述“绍兴光复”前前后后的一段文字中,我们就能深切地感受到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但整个国家机器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一历史失望了,对这场革命曾经抱以热切希望并极积投身其中的人们失望了,范爱农失望了……所谓“哀莫大于心死”,范爱农的心早在目睹辛亥革命之后一切只是“换汤不换药”时就已经死了,他的死绝不仅仅是因为“失足”,也绝不仅仅是因为生计难以维系。因为对于出身本就贫寒、本来就一无所有的范爱农而言,生活上的贫穷并不足以致其死命,生计问题,只是世人眼中的表象而已;而且理想的一时受挫也不足以致其死命(老师的牺牲,并未令他绝望——因为他知道,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致其死命的是,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理想与希望彻底破灭了,他绝望,心死,看不到生命的意义,所以他死了。他的死,是一场历史悲剧!另外,从鲁迅的笔下,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范爱农孤标傲世、愤世嫉俗的性格。而大凡有着这种性格的人,通常爱走极端,不会随波逐流,选择苟活。所以,范爱农的死,又是一个个人性格的悲剧!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辟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安徽巡抚恩铭①被Jo Shiki Rin刺杀,刺客就擒。”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白了。这是徐锡麟①,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大家接着就预测他将被极刑,家族将被连累。不久,秋瑾②姑娘在绍兴被杀的消息也传来了,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人心很愤怒。有几个人便秘密地开一个会,筹集川资;这时用得着日本浪人了,撕乌贼鱼下酒,慷慨一通之后,他便登程去接徐伯荪的家属去。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会众即分成两派:一派要发电,一派不要发。我是主张发电的,但当我说出之后,即有一种钝滞的声音跟着起来:“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⑧。他蹲在席子上,我发言大抵就反对;我早觉得奇怪,注意着他的了,到这时才打听别人:说这话的是谁呢,有那么冷?认识的人告诉我说:他叫范爱农,是徐伯荪的学生。我非常愤怒了,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了,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于是便坚执地主张要发电,同他争起来。结果是主张发电的居多数,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来拟电稿。“何必推举呢?自然是主张发电的人罗——。”他说。我觉得他的话又在针对我,无理倒也并非无理的。但我便主张这一篇悲壮的文章必须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为他比别人关系更密切,心里更悲愤,做出来就一定更动人。于是又争起来。结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谁承认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只留下一个拟稿的和一两个干事,等候做好之后去拍发。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然而这意见后来似乎逐渐淡薄,到底忘却了,我们从此也没有再见面。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乡做教员,大概是春末时候罢,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见了一个人,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哦哦,你是范爱农!”“哦哦,你是鲁迅!”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发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后来没有了学费,不能再留学,便回来了。回到故乡之后,又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现在是躲在乡下,教着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因为有时觉得很气闷,所以也趁了航船进城来。他又告诉我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从此他每一进城,必定来访我,非常相熟了。我们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一天我忽而记起在东京开同乡会时的旧事,便问他:“那一天你专门反对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么缘故呢?”“你还不知道?我一向就讨厌你的,——不但我,我们。”“你那时之前,早知道我是谁么?”“怎么不知道。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头,你自己还记得么?”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子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子(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子,乙要丙去坐,作揖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送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我想我那时摇头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道是那(哪)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爱农,果然是的。“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做什么?是谁的?”“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眼。“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谁知道呢?你问她去。”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①。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的“马虎子”应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做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原文如次:一俗怖婴儿日: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而验刺者,非也。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日:麻祜来!稚童语不正,转祜为胡。只如宪宗朝泾将郝耽,蕃中皆畏惮,其国婴儿啼者,以玭怖之则止。又,武宗朝,闾阎孩孺相胁云:薛尹来!咸类此也。况《魏志》载张文远辽来之明证乎?(原注:麻祜庙在睢阳。鄜方节度李丕即其后。丕为重建碑。)原来我的识见,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贻讥于千载之前,真是咎有应得,只好苦笑。但又不知麻祜庙碑或碑文,现在尚在睢阳或存于方志中否?倘在,我们当可以看见和小说《开河记》所载相反的他的功业。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搜集了许多材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如光绪己卯(1879年)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卅孝图》——原书有注云:“卅读如习。”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称四十,而必须如此麻烦——即其一。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序有云:……坊间所刻《二十四孝》,善矣。然其中郭巨埋儿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训。……炳窃不自量,妄为编辑。凡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概从割爱;惟择其事之不诡于正,而人人可为者,类为六门。……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但这种意见,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如同治十一年(1872年)刻的《百孝图》,前有纪常郑绩序,就说:……况迩来世风日下,沿习浇漓,不知孝出天性自然,反以孝作
《朝花夕拾·野草》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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