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边界
2012-10
复旦大学出版社
张汉良
295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作为有建制的学科，复兴至今已历三十余年。三十年间，既有已故前辈大师筚路蓝缕在前，又有老中青几代学人薪火相续、孜孜砣砣在后，为当代中国文学学术创获了可喜的成就。为了系统回顾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三十年历程，呈现三十年间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总结中国比较文学在学科理论的推进、学术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经典个案的阐释等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有待改进的问题，以期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留下历史见证，为推进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为比较文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有益的参考，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特编辑出版这套“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文库”丛书，以飨相关文史专业的科研教育工作者、高校学生及广大普通读者。 博纳外来文化，又立足东方本土，独立思考，这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根本精神，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积极传统，是这一年轻学科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自20世纪初叶对欧洲比较文学理论的早期迻译和开拓性研究开始，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相继接纳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更突破了两者的西方中心论的狭隘性视野，致力于沟通东西古今的文学与学术文化，为共同构建世界比较文学学术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
《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文学的边界：语言符号的考察》泛论比较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和介面，特别运用语言符号学的研究方法，为中西比较文学开创了新的局面。其中若干章节引进最前沿的学术，如生物符号学和文学研究的关系，为国内开先河者。
张汉良，山东省聊城临清市人，1945年4月30日生在贵州省贵阳市。在台湾成长，接受教育。台湾大学比较文学博士（1978），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后（1980），美国国务院傅尔布莱特讲座教授。曾任台湾大学教授及胡适讲座教授，美国马凯大学和华盛顿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捷克查理斯大学、希腊雅典大学客座教授。现为台湾大学终身名誉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主要著作有《现代诗论衡》（1977）、《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1986）、Literary Theory East and West（1990）、Traditions of Controversy（2007）等十余种；中、英、法、捷论文百余篇。
序：在文学边界的游走第一辑 学科的疆界与跨越符号学与诠释学——比较文学研究的基础再论比较文学的“恒常危机”比较文学、修辞学和古代“哲学对话”文类世界文学的再反思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的书写传记的几个诠释问题第二辑 符号的思维与系统互文性与系统转换——试论古代文论的起源符号学的兴起与人文教育——重读拉丁文学《神凡配》从“全球符号学”到“灾难符号学”伦敦之他乡异国与德昆西——城市符号学研究之一计算机、人机界面和台湾小说——城市符号学研究之二何谓生物符号学？第三辑 诗学的维度与实践“文学性”与比较诗学——一项知识的考掘世纪末、颓废与“海峡”两岸台湾现代诗的“超现实主义风潮”——影响研究的仿作《创世纪》：诗潮与诗史诗观、诗选与文学史论台湾的“具体诗”论台湾的都市诗——城市符号学研究之三第四辑 戏论影片的语意世界小说与电影之间的“墙”——兼论文学的“改编”魔术师、艺术家与观众——柏格曼影片分析《绘图师合约》的两种诠释——格林纳威影片分析《向玛丽致敬》的诠释问题——戈达尔与密耶维尔影片分析《凝视水晶球》的符号语意世界——劳拉·穆尔维与彼得·沃伦影片分析“性趣”的空虚与幻灭——奥布洛维奇影片分析
1966年的“结构主义争议”（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之后，文学史研究抬头，向文学理论挑战，使得后者采取守势。今天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任何真正的历史了解，都无法认可文学理论把历史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显然，理论与历史的对立是一种简化的说法，支持这种说法的是已经被视为有问题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对立。可是迟至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对“理论”的质疑，仍然针对结构主义的并时性语言模式（德曼，1986）。 文学研究的新历史取向代言人之一是姚斯（Hans Robert Jauss），他1970年的立场性论文标题便是《文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1982，第3-45页）。对姚斯而言，固然19世纪的历史主义致文学研究的危机（第6页）——这正是使韦勒克（Rene Wellek）在20世纪50年代困扰的危机，但是接下来的马克思主义或结构主义都无法跨越文学与历史的鸿沟（第18页）。姚斯所提出来的方案是后来成为老生常谈的接受美学，历史上的读者被视为形成文学史的一项势力。这个方案，韦勒克当年未能预见，不过他很可能把它批斗为“文化通史”（1959，第158页），而排除在文学研究之外。 我之所以在这篇讨论危机论的文章里先请出韦勒克与姚斯有许多原因。两人的历史立足点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分别代表当时的文学研究典范，两人都发出对当时文学研究的危机讯号。韦勒克认为卡瑞（Jean-Marie Carre）及其弟子圭玉亚（Marius-Franeois Guyard）等人所提倡的历史相对主义，其实与过时的实事求是论和科学主义结合，形成了比较文学的“恒常危机”（permanent crisis）（1959，第150页）。针对这种危机，韦勒克提出的处方是“总体”（holistic）文学论，即“视文学艺术作品为一多元整体，为一个包含意义与价值的符号结构”（第159页）。韦勒克呼吁学者回到作品本身，这种文学自主论无疑地会被二十年后的姚斯驳斥，他认为“这种理性的方法有意地放弃历史知识”（第16-17页）。也就是针对这种过度的形式主义，姚斯才提出他的接受美学，作为对文学理论的挑战。 以“危机论”来认同和判别韦勒克与姚斯，我们不妨借用另一位比较文学老兵雷马克（Henry H. H. Remak）的文章标题：《诊断、治疗与处方》（1960，第1-68页）作为验证。我要谈的是文学接受问题。韦勒克批判卡瑞和圭玉亚等人坚持誉舆学（ doxology）研究，沦比较文学为“国际贸易”（1952，第1-5页）。他诊断的危机如下：“许多有名的学者，尤其是比较文学学者，对文学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其兴趣反而是民意史、游记、国民性格论——一言以蔽之，其兴趣是文化通史。”（1959，第158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