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
2008-5
世界知识出版社
郑启荣 主编
365
本课题的主要关注点不是一般地论述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及其运作机制，而是更多地将其放在世纪之交人类社会面临着的重大的转折关头这一背景下，从全球视野看待欧洲合作的进程，以期得出有益的借鉴。
郑启荣，男，1954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1982年2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外交学院，获国际关系硕士学位。1986—1987年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政治系进修。1994—1995年为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富布赖特项目高级访问学者。1984年12月起在外交学院任教。主要研究领域：当代国际政治及联合国与多边外交。主要学术成果：《联会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合著），《世纪之交的联合国》（合著），《联合国大事编年》（合编）等，发表学术论文多篇。现为外交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联会国协会常务理事。
导言第1部分 欧洲安全机制的变革 第1章 欧洲安全机制的演变 第2章 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从EPC到CFSP第2部分 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欧洲安全机制新发展 第3章 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运作 第4章 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欧洲化 第5章 ESDP与NATO：磨合中的建构第3部分 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实践 第6章 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 第7章 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下的新安全政策第4部分 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外部世界 第8章 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美国 第9章 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俄罗斯 第10章 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亚洲 第11章 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地中海地区国家总结 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
欧洲是近现代国际体系的发源地。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的大小城邦大多处在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教皇的权威之下。但是，中世纪的欧洲历史，并不是中国历史上常见的“大一统”，而是无休止的王朝战争。1648年，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交战各方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和约规定了主权的原则，因此被视为现代国家体系的开端。自此，神权的势力进一步衰落，各种以民族之名而进行的建国、扩张、兼并、征战开始兴起。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普法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肇始自欧洲。和平，只是战争的间歇。和平的维系，通常是靠均势、结盟、战后条约体系，如拿破仑战争时的反法同盟、维也纳会议的“大国协调”机制、普法战争后俾斯麦建立的三皇同盟、一战前的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等等。欧洲知名的政治家，全都深谙均势之道，审时度势、秘密外交、不断地建立和改变盟友，是他们主要的外交任务。在维系安全的脆弱均势被打破时，战争就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引起的。一战是人类首次全球范围的战争，它把美国、亚洲的新兴国家日本，还有广大被迫进入现代国际体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都卷裹了进来。在一战结束后，欧洲传统大国中，德国战败，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崩溃，使得欧洲政治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一战的惨烈和“非欧洲”因素的出现，特别是美国在处理战后事务中的影响，导致欧洲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力也受到削弱。为了寻求战后的和平与安全，各战胜国除了照老办法签订各种和约以瓜分战利品并重新分配势力之外，对战后欧洲面临的最主要安全问题并未达成共识，特别是英、法等大国间勾心斗角，以邻为壑。在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以及如何保障各国，尤其是中东欧小国的安全关切上，各国始终没能采取有效措施。尽管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致力于和平的努力，集体安全的思想带来了国际联盟，理想主义的高涨催生了《非战公约》。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均未能阻止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事实上，国际联盟成了虚有其名的“集体安全机构”，而《非战公约》更是一纸空文。面对法西斯国家咄咄逼人的侵略，英、法等大国选择了妥协退让，而捷克、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则成了纳粹铁蹄的牺牲品。欧洲其他国家毫无安全保障可言。 因此可以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地区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安全保障机制，有的只是大国之间的均势。根据克拉斯纳（KRASNER）的定义，机制（regime）须包含四个因素：原则、规范、规则、决策程序。均势不是机制，它只是一种对制止战争相对有利的力量分布状态。在二战之前的各种结盟、国际会议、国际条约，只能勉强称为非常“稀薄”（脆弱）的安全机制。当然，这个时期追求安全的各种手段与努力，既为后来欧洲安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验教训，也成为了后者的基础。二、冷战期间欧洲安全得以保障的机制分析在历史上，无论是王朝战争还是民族国家的战争，都是由欧洲国家，特别是由欧洲大国主导的。冷战期间，因为特殊的国际形势，欧洲不仅从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跌落下来，而且丧失了在自身安全问题上的主导，其安全第一次掌握在了美、苏这两个“准欧洲”国家手中。二战结束不久，欧洲就被卷入了美苏冷战的旋涡，处于两极对抗的前沿地带，并多次爆发严重的国际危机，如两次柏林危机。但是这些在欧洲大陆发生的国际危机，尽管美苏两大集团剑拔弩张，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最后都是有惊无险，却没有爆发任何战争。欧洲反而成为冷战时期相对和平稳定的地区。这是欧洲大陆上国际危机的一个新特点。为什么处在一触即发的冷战前沿，欧洲却赢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这个时期的欧洲安全机制有什么新的特点？是什么特性使冷战期间的欧洲安全机制在冷战结束后保持了生命力？根据欧洲在自身安全机制建设中的重要程度，可以将欧洲安全机制在冷战期间的发展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下文将结合历史与理论来对这三个阶段分别进行介绍。（一）初期：从欧洲为中心到大西洋为中心这一阶段从1945年二战结束开始，到50年代末结束。在这个阶段，西欧各国政府和精英的“欧洲联合”意识被初步唤醒，并主动进行了重振欧洲，建立欧洲安全防务共同体的尝试。但是因为内外部条件的制约，西欧各国防务合作的努力均未取得成功，而不得不转向了依靠以北约为代表的由美国为主导的安全机制。欧洲联合运动是促进战后欧洲联合的重要因素。联邦主义思想在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在欧洲兴起。历史上频繁的战争促使西欧众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欧洲未来进行深入思考。特别是在接连经历了一战和二战之后，多种关于欧洲未来的构想纷纷出台，其中包括“欧洲联邦”、“欧洲合众国”等。早在1930年，法国总理白里安就向其他欧洲领导人发出了成立联邦欧洲的备忘录。1941年，两位意大利人在狱中写出了“文托特纳宣言”，建议成立欧洲联邦。在二战期间，联邦主义思想在非共产主义的抵抗组织中非常受欢迎。二战结束初期，欧洲国家因为忌惮苏联而对建立欧洲联邦持谨慎态度，甚至连往常在大战之后惯用的结盟手段也不敢妄加使用。在各欧洲大国中，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公众，支持联邦主义的都只占少数。只有意大利和比利时政府积极支持联邦主义。但是，随着美苏对立的格局逐渐清晰，欧洲被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联邦主义思想再次兴起，希望能够阻止东西欧的分裂。英国著名政治家丘吉尔于1946年9月19日在苏黎世大学发表题为《欧洲的悲剧》的演讲，号召成立“欧洲合众国”。尽管丘吉尔并不打算把英国纳入“欧洲合众国”之内，而且其合众国只是各主权国的邦联，但是他的演讲还是引起了公众对欧洲联合的注意。这一时期的欧洲联邦主义思想和主张明显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刚刚从战火中赢得重生的西欧各国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和传统的国家安全极为敏感。它们所谋求的政治与安全合作也只能从传统方式起步，逐渐深化。在战后西欧走向联合的过程中，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推动力。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随后，美国又于当年6月推出了对西欧国家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开始努力组建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安全互助联盟。当时，西欧国家虽然面临处置德国、抵御苏联威胁等种种安全顾虑，但最紧迫的困难，却是经济民生问题。“马歇尔计划”可谓适逢其时。但是在帮助西欧经济复兴的同时，“马歇尔计划”也加速了欧洲的分裂和西欧的统一。在伦敦会议上苏东国家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东西欧彻底分裂，从而使联邦主义者放弃了统一东西欧的想法，加速了西欧的联合进程。“马歇尔计划”不但让欧洲有了经济合作的具体动力（如随后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而且给西欧各国政府提供了合作与联合的合法性。在这个时期，迫于安全压力和美国的支持，西欧国家（主要是英法）主动采取了许多促进欧洲安全合作的举措。这些举措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传统上常见的双边、多边盟约。1947年3月，英、法签署《敦刻尔克条约》结为军事同盟。两国约定在面临德国威胁时相互给予军事援助。英法同盟条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就英国而言。长期以来，英国一直坚持在和平时期不与欧洲大陆国家结盟的政策。该条约的缔结表明，在20世纪上半叶接连两次遭受大规模战争浩劫之后，英法两国终于认识到在和平时期加强军事合作的必要性。二战后的西欧政治与安全合作由此发端。
《全球视野下的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