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通识讲演录
2008-4
文化艺术出版社
陆挺，徐宏 著
263
无
《人文通识讲演录：哲学卷2》在北京博学近思书院的策划下，已成功出版，首批推出了“哲学卷”、“历史卷”、“古代文学卷”、“现当代文学卷”、“美学卷”、“文化卷”、“人文教育卷”、“学术人生卷”等八种，涵盖了人文通识教育的各个领域。
吴国盛 重审科学与人文张世英 论和谐相处邓晓芒 康德宗教伦理对我们的启示张志扬 “光”与“死”：两希精神的开端赵林 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张汝伦 杜威在中国的命运袁正光 科学精神与新的经济时代袁正光 科学需要民主，技术需要市场袁正光 科学之灯与人文之星刘大椿 在真与善之间李德顺 当代哲学思维的变革万俊仁 现代社会的正义问题林德宏 高技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后记
重审科学与人文 很高兴有机会和同学们探讨科学与人文的问题。在今天，许多人都意识到科学与人文之间存在着分裂，应该弥合它。但是能不能弥合？怎么弥合？如果说科学与人文本来就是两码事的话，我们干吗要弥合它呢？如果人文与工程技术没有关系，或者人文教育根本就不利于工科人才的培养，为什么我们搞工科的大学要办人文学科？这里有很多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隐隐约约觉得应该这么做，但是不清楚为什么应该这么做。所以我想提供一个看法，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问题从何谈起呢？首先，科学与人文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纠偏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目前的科技评价体系、科技政策，有些急功近利、重量轻质，有些重理轻文、重应用轻基础。我感觉，这件事情可能从根本上违反科学精神。这里当然还牵涉到科学的社会形象问题。科学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说得最多的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当然不错，但还不够。不够在哪里？这是问题。还有一个教育的问题。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教育分科太严，文不学理，理不学文，重理轻文，这个局面给我们的人才培养带来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实际上蕴涵着某种对科学与人文的不正确的态度。还有一些理论问题，比如，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我们经常说中国古代有科学，我们的四大发明等等，但较真地一分析，有人就说这个都不是科学，只是技术嘛！那么我们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科学，要不然不能很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还有，社会科学是不是科学？现在很多搞文科的都愿意说，社会科学当然是科学。不是科学你就捞不上第一生产力这个光荣称号嘛，没有这光荣称号就没有经费，就没人支持你了。可是，在什么意义上社会科学是科学？我们要考虑。还有，我们这几年从上到下，人人都讲科学精神。那么，科学精神究竟是什么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人一个说法，让人不知所措。 所有这些问题，按照我的看法，都贯穿着对于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将会导致对以上问题作不同的回答。我们今天的讲座分六个问题来讲：先讲人文意味着什么，再讲科学是什么意思，近代人文是什么，近代科学是什么，近代科学与近代人文的关系，最后落实到对科学精神的解释上。 何谓人文 “人文”从汉字来讲是两个字：人和文。“人”，讲的是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文”通“纹”，就是画道道。要刻点什么东西上去，就是要“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文”是人表达自己人性的方式。“人文”这个词最早见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表达了“文”而化之的意思。 西文也包含着同样的两层意思：从词型上看，Humanities（人文）显然与Humanity（人性）有关；而从来源上看，Humanities来自拉丁文Humani-tas，而Humanitas则来自希腊文Paideia，就是教养的意思。公元2世纪的罗马作家格利乌斯有一段话，是迄今为止关于Humanitas最经典的一个说法。我们一般讲Humanities容易想到讲人道，讲友爱、博爱，可是他说，拉丁文Humanitas这个词并没有人们通常以为的这个意思。希腊文有一个词说的是这个意思，即Philanthropia。可是他说Humanitas并不是对这个希腊词的翻译，而是对另一个词即：Paideia的翻译。这个Paideia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高雅技艺的教育与训练，就是教养的意思。为什么要把这种教化培养称为人性的表现呢？他说，因为只有渴望追求这种方式的人才具有最高的人性。 好了，语言学的事情就讲到这里。我们知道了人文，一个是理想人性，一个是对这种理想人性的培养方式。那么，有没有普遍公认的理想人性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大的文化系统来讲，它们所认可的理想人性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今天我们比较关注的两大文化，以希腊作为起源的西方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这两大文化各自推许的最基本的理想人性是不一样的。按照我的理解，希腊人所推崇的理想的人性是自由，自由是他们的最基本的人性，他们的所谓人文教化也就是自由教育。我们可以注意到有些英文词组就带有这个痕迹，像liberaleducation你不能翻译成自由教育，应该译成“人文教育”。还有liberalarts不能翻成自由艺术，它其实就是“文科”的意思。这就是因为在西方的传统中，人文学科的核心是自由。自由是构成一切人文学科的一个基本的价值支点，没有自由什么都不要谈。我打你一拳，我为什么要负责任？我给老人让座，为什么是德性高尚的？就是因为我可以打你，也可以不打你；我可以让座，也可以不让座。如果我打过去是由于某种物理规律的必然性造成的，那我也没有办法。如果我腿坏了，我只能坐在那里，你不能指责我不让座是道德上有问题。所以道德价值要求你自由，这从希腊时代开始就是很强调的。 但是注意，在我们中国人这里并没有这个自由。中国人最高的人性是“仁”，仁义的仁，这个教化的方式是“礼”。区别究竟在哪里呢？举一个例子。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它的原文是：我爱柏拉图，但我更爱真理。这里面渗透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对比我们中国也有一句名言，中国人讲“子为父隐”，就是老子犯了错误，你儿子不能去张扬，不能去举报。你举报了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你首先破坏了这个基本的人性“仁”，因为我们中国的“仁”首先是体现在血亲之间。如果你连父子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敢于打破的话，那你对“仁”这个基本人性就是一种破坏。这两句名言里可以看出来中西方之间理想人性的巨大差异。 与“仁”相对应的教化形式是“礼”，只有通过一系列礼节的训练才能把理想人性内化到你内心里去。比较一下“仁”和“自由”这两种理想人性之间不同的内化方式，我们也许会发现不同的人文形式。那就是，中国人讲“动之以情”，西方人重“晓之以理”。当然，文化都是多样的，通常是讲情也讲理的，但不同文化有不同的侧重。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看这中间的区别。有人问孔子，父母死了以后为什么要守孝三年，为什么不是两年、一年，为什么不是五年呢？这个问题当然也是个问题，对于西方的思维来说是很合理的。孔子如何回答呢？孔子并没有讲为什么三年，而是跟他讲，你的父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你，他们为你吃苦、操心可不止三年吧！这样讲了之后，提问者就慢慢地理解了这个问题，他不再认为守孝三年是个问题了。这就是动之以情的结果。再比如，有些少数民族的同胞想提一个问题，但他不是直接讲，而是不停地跟你打比方、讲故事、唱歌儿，什么“草原上的雄鹰”，什么“乌云散开太阳出来”，讲一大堆。经过这么一大通铺垫，到他真的把问题托出来的时候，你感觉问题提得真有理，非得这么做才行。这也是动之以情的效果。 好了，与“仁”这种人性理想相对应的人文形式是“礼”，而礼的说服方式是“动之以情”；那么与“自由”这种理想人性相对应的人文形式是什么呢？不用说，就是“科学”，而科学的思维方式，典型的就是“晓之以理”，即要不断地回答“为什么”。 何谓科学 中文的“科学”这个词直接翻译自science，而且用法大致类似，基本上指的是自然科学naturalscience，而naturalscience通常指的是数理科学。数理科学通常是以牛顿科学为典范。不过这种理解也有问题，把科学理解得太窄了，把许多数学化不够的学科，如博物学，打入另册。诺贝尔奖有医学和生理学奖，却没有地学、博物学、生态学等。再有，把科学限制在数理科学方面，就无法理解牛顿科学这样的典型科学是从哪里来的。要知道，一进入历史的环节，你就会发现牛顿科学其实属于一个更古老的传统。它不是空穴来风突然冒出来的。它属于什么传统呢？简言之就是西方科学传统，就是说，在西方本来就有一个科学传统，牛顿科学不过是这个传统孕育出来的一个品种。 为了阐明这个西方科学传统，我们再讲讲德文的科学，wissenschaft。德文的科学一词跟拉丁文scientia差不多，含义比较广，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包括人文学科。德国人代表的这个传统，倾向于从一个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科学。意大利思想家维科的《新科学》，实际上讲的是历史哲学，但是它冠名以新科学。黑格尔把哲学叫做科学，而狄尔泰呢，他把人文学科经常叫精神科学，李凯尔特则把人文学科叫做文化科学。这些叫法显然和英文的叫法不同，它们显然不是naturalscience嘛！为什么都能叫做科学呢？这是因为它们共同地属于同一个知识传统。胡塞尔讲欧洲科学的危机，这是上个世纪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命题，但他讲的不是自然科学的危机，毋宁说是欧洲人性的危机。胡塞尔把科学的危机与欧洲人性的危机等同起来，非常具有启发意义。 西方科学传统起源于希腊，它的关键词是理性。在西方思想史上，哲学和科学永远都纠缠在一起，许多时候甚至没法区别。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家也是第一个科学家，西方的科学家做大了必然就是哲学家。比如爱因斯坦在世的时候，席尔普编的《在世哲学家文库》，就把爱因斯坦编了一卷。为什么呢？因为从根本上讲，哲学也是一种科学，它是讲理的，是理性科学。所谓的科学理性，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内在性，也就是纯粹性。我们经常说自然科学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手段，可以为自己立法，我的毛病我自己知道，不用你们来教，我自己可以纠错，我自己可以解决问题。这无非就是一句话：我自然科学是内在的。理性从来都是为自己立法的，它不需要外在的法律。这是西方人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自己为自己立法，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内在性本身就构成了我的最高价值的来源，就是合目的性。理性提供了一个最高的价值系统。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合情合理合法，把理是放在情之后。为什么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相对的；而情在我们看来，反而是比较绝对的，所以情高于理。但是西方人把理抬得很高，而且抬到了内在性的高度。到了这个高度，理就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为什么一个人活了一辈子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就是白活了呢？这是因为他从未触及理性世界。而一个没有触及理性世界的人，在苏格拉底看来就没有掌握、没有达到自己的人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实际上讲的是纯粹理性如何能为自己立法，如何能够通过内在的方式整出一套规则来，而他的《判断力批判》谈的就是目的性，理性本身就提供一个目的因。今天我们一说理性，好像就是一个规则，一个客观的定律，没有目的性。这是有问题的。胡塞尔讲欧洲科学的危机在于：一方面，非理性主义全面放弃理性；另一方面，实证主义只强调一种片面的理性主义。片面的理性主义事实上放弃了对普遍性的寻求，它只讲事实理性，不讲价值理性，只讲工具理性，不讲目的理性。今天的许多科学家自动把自己陷在一个所谓道德中立的地位，不考虑道德问题，这恰恰是一种片面的理性，是一种分裂的理性。放弃了普遍理性的寻求，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分裂。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实际上是理性分裂的一个自然的后果，所以也是胡塞尔所谓危机的表现。 希腊人这样的一种知识追求，是由他们的理想人性决定的，他们的人文形式就是自由和科学。我们可以举一个中国星占学和希腊数理天文学的例子。中国人也好，希腊人也好，头顶着同样一个灿烂的星空，都非常注意天上的现象，都把天上的现象勤勤恳恳地记下来。但是在此基础上，他们却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知识形式。中国的星占学，就是要通过了解天象的变化来规定和预测地上人事的变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天学家都是官方天学家，都是官员。因为他们直接为皇家的一举一动服务。皇帝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该打猎，什么时辰登基，百姓什么时候种田……都要看看天上的事情。这样的天学，关于天象的知识，是属于礼文化的一部分，而这个礼，归根结底是要表达中国人的仁，要顺应天时。希腊人呢？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什么实际的用途。希腊不是一个农业民族，不需要编制历法来指导种田，也不是用来算命。他们就是要研究那个规律，研究行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运行方式。为什么他们要研究这个没有什么实际用途的东西呢？希腊人认为，这样的研究属于最高尚的人性，研究纯粹问题的人是最高尚的。欧几里得是演绎几何的集大成者。一个学生跟他学习，学了几天问：老师，学完几何，能不能挣钱啊？欧几里得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说：“给你两块钱。你走吧。”（笑声）为什么呢？因为你怀疑我的学问的纯粹性相当于怀疑我人本身有问题，就像我们中国人怀疑你这个人不懂“礼”一样。希腊的数理天文学是近代科学的真正始祖，我们今天所谓的古典科学都是从数理天文学这条线上下来的。它一方面要观察，一方面要整合自然规律。 科学理性的第二个特点是合目的性。内在性和合目的性这两个方面都可以归结为自由引导的结果。“自由”是什么意思？就是由自嘛，由着自己内在的逻辑来发展。合目的性是什么意思呢？自由从来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维度对于我们中国人是很陌生的。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向来规定着一种目的性，有价值问题的，那就是：自由是它的最高价值。这个自由作为最高价值，就是目的性本身。自由从来不是手段，从来都是最高目的。裴多菲诗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认为自由是比生命和爱情更高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的意义、爱情的价值，都是自由引导的结果。没有自由，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自由，爱情也是没有根据的。
《人文通识讲演录：哲学卷2》中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 ——蔡元培 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梅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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