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讲堂
2008-6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季学源,桂兴沅
182
无
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讨论和历史评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国学”成为流行语。所谓国学，一般认为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深厚的民族土壤孕育出了博大精深东方文化，作为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在六千余年的发展史上，我们的祖先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成就，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博大而深邃的国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凝聚了先哲们优秀的、具有恒久、普适价值的思想智慧。 明清之际，由于诸多原因，中国社会没能完成适时的转型，逐渐落后于西方。鸦片战争的失败，更使中华面临几千年未有之空前变局，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无数志士仁人为救国于危难，有意无意地把寻找救世良方的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西学，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冷落甚至猛烈的批判，连中医中药等物质文化财富也受到牵连。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被指斥为近代衰落与灾难的罪魁祸首。 国学不腐更不会朽，它是清新而流动的活水，亘古常青，生杌盎然。有鉴于此，我社组织学术界的一流专家，编辑了这套《国学大讲堂》。 《国学大讲堂》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等多方面，分册导读，重点在“导”，力求用较短的篇幅，使广大读者对这些元典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既能发掘文化瑰宝，又可辨别、扫除障眼的糟粕。 本书为《明夷待访录导读》分册。
季学源 曾用名，斯迈等1935年出生于江苏，1960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一直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与教学研究与教学工作，1996年受聘于浙江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任研究员，同时受聘于宁波师范学院浙东文化研究所任研究院，2000年受聘于宁波服饰学院任教授，学报主编，服饰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浙东文化，《红楼梦》研究，主要著作《红帮服装史》等 桂兴浣 1939年生 196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宁波大学文学院讲师，从事古典文学，儒家思想，黄宗羲的教育思想研究，1999年退休，论文有《中庸伦理思想与儒家思想信仰的历史经验》等。
第一部分 导论 一、中国民主启蒙主义先行者黄宗羲简介 二、书名简释与版本简介 三、《明夷待访录》中的民主启蒙思想指要 四、《明夷待访录》的读解方法第二部分 选读 明夷待访录·题辞 原君 原臣 原法 置相 学校 取士 建都 方镇 田制 兵制 财计 胥吏 阉宦后记
第一部分 导论 一、中国民主启蒙主义先行者黄宗羲简介 黄宗羲，我国早期的伟大启蒙主义思想家、明清之际的文化巨人。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等，浙江余姚黄竹浦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日（1610年9月24日），卒于清康熙三十四年七月初三日（1695年8月12日）。 黄宗羲是生逢其时的，时代几乎为他的成长创造了一切必要的客观条件；黄宗羲亦没有辜负自己的时代，他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驾驭时代风云，昂奋前进，走在时代的最前列。 黄宗羲的时代，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又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历经两千多个岁月的封建主义的老朽躯体内，正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地震，整个封建制度开始瓦解了，新世纪的晨曦已经依稀可辨。我们大体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 一方面，封建统治阶级正在自蹈死地、自掘坟墓。君主专制的极端化和腐朽化正同步驱向顶端，皇帝可以多年不召集大臣议政，朝政日趋昏聩荒废；阉臣则趁机篡权乱政，加强特务统治，残酷搜刮勒索财物，气焰熏天，无恶不作；大臣则上台下台，行若儿戏，生死全系于皇帝和太监的好恶喜怒之间。邪恶者，和阉宦狼狈为奸；苟且的，投闲偷生，至万历末年，内阁仅剩一人，六部长官，正副职总共只留下四人。君主专制制度的末世光景日见。 此情此景，促使一些较为清醒正直的士大夫，先后形成东林党、复社等政治派别，反对专权的贵族、宦官，他们冷风热血，言议英发，力图洗涤朝纲，拨乱反正。但是，他们对朱明王朝的耿耿忠诚，几乎从来没有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而且被视为灾星，惨遭剪除。此情此景，又使广大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绝境。贵族豪强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继而又大片抛荒；广大农民无地可耕，衣食无着，而租税却日益繁苛，以至闹得民怨沸腾，农民和手工业者四起造反。南方半壁，工商市民还日益和知识分子相结合，互相支持，在苏州等地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暴政运动。西北地区，李自成的起义大军更以推翻朱明王朝为目标，其势锐不可当。 在阶级矛盾白热化的时刻，东北地区的满族贵族，伺机而起，以其勃起的军事力量，实行民族征服。入主中原之后，继起明王朝的衣钵，在漫长的封建锁链的末端，又加上了一个新的环节。 这是一个方面。历史还有另一面：封建社会开始裂变了，资本主义的新芽顶破了千年冰封，破土而出。到黄宗羲长成智勇少年的时候，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和文化教育事业已经在南方蓬勃发展起来。那些相继出现在苏皖浙赣的手工业中心，已经给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那些作坊主、手工业匠、商人，已经以新的面貌登上社会舞台。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活跃，带动了空前的大量信息交流，封建社会的凝固状态被打破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不但敢想，而且敢说敢做了。 与此同时，印刷、出版事业兴旺起来，它们不但作为工商业投入了新时代的潮流，而且直接为文化教育事业革新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物化手段，反映新兴市民意识和社会、政治需求的读物（如《三言》、《二拍》）大量出现，大受欢迎；西方文化也在这时冲破东方封建主义的土城涌进中国，得到传播。处在最僵化境地中的农村自然经济，也开始了分化，江南农村的商品化成分的日益增长，迫使人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江浙交界地区的蚕桑生产的商品化尤为突出。 上述资本主义的萌芽，虽然在民族征服战争中遭到了严重摧残，几近夭折，但是，新时代的火种不但未被铲除，而且在各种时代因素的撞击中不断迸发出火花。这种时代之光照亮了社会叛逆者和知识分子先驱者的心，使他们猛省，使他们奋发，使他们不愿继续在封建主义的夕阳古道上踯躅，不愿继续在宋明理学的桎梏中苦熬，不愿继续让人们被当成六畜（《管子》：“用人如用六畜”），永远安于“专给皇帝拉车”（见黑格尔《哲学演讲录》）的非人地位。他们几乎同时异口同声地呼出了一个新发现的真理：中国已经到了“天崩地解”的时刻！（见高攀龙《高子遗书·顾季时行状》引顾允成语、王夫之《王船山诗文集·放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黄宗羲《南雷文案·留别海昌同学序》）新时代之火在他们心田上燃起了烈焰，使他们舍得一身剐，不惮灭十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高度揭露和抨击君主专制的罪行。何心隐、李贽、傅山、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戴震等一大批“豪迈英爽之俊杰”，在黄宗羲的前后左右呼啸而出，前仆后继，在东方古国的大地上掀起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狂澜，他们各以其所长，从自然观、历史观、文化观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在中国思想史上形成了又一个百家争鸣、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可以说，这一时代只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交替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才能与之媲美，与之前后辉映。 黄宗羲就是由这样一个时代造就的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自然，黄宗羲的成就，还有其独特的小气候。比如，他出生的浙东古城余姚，是中华民族的南方先民——河姆渡人的故乡，这里素有“文献名邦”之称。东汉名士严子陵、东晋杰出的天文学家虞喜、唐代著名书法家、诗人虞世南、明代杰出的思想家王守仁（阳明先生）、朱舜水等，都出生在这里。 对黄宗羲影响最直接的是他的父亲黄尊素、老师刘宗周、岳父叶宪祖。 刘宗周，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山阴（绍兴）人，官至左都御史。几次因弹劾阉党、痛陈时弊被革职。清军攻占杭州后绝食而死。黄尊素被诬入狱路过山阴时，刘宗周为他饯行，宴上，黄尊素命黄宗羲拜刘宗周为师。黄宗羲是刘宗周最得意的学生之一，刘宗周对他的影响很大。 叶宪祖，著名戏曲家。官至工部主事，曾因反对魏阉被罢官。又因与黄尊素有姻亲，一直受阉党压制。黄宗羲很推崇他的道德文章，和他过往甚密。其女叶宝林能诗，是很有胆识的女子，黄尊素被捕时，她临危不惧，深得公公称许。黄宗羲与之相敬如宾。 黄尊素（谥忠端）是明王朝的忠臣，又是东林党人的后起中坚人物。万历四十四年（1616）中进士，六年后晋升为监察御史。他利用这个位虽卑但权颇大的职位，连续上本，指陈时弊、弹劾“客魏”（熹宗乳母奉圣夫人客氏和魏忠贤）的丑恶联盟，结果是自己被魏阉诬陷，罢官回乡。紧接着又被魏阉诬陷入狱，于天启六年（1626）闰六月初一，惨死于酷刑之下，年仅43岁。黄宗羲描述过他从容就死的情景：“忠端公偕同案四公，高谈狱中，慷慨怒骂，继以诗歌……痛哉！何忍言！何忍言！”（《黄氏家录·黄尊素传》） 黄宗羲是以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的，黄尊素也对这个自幼聪颖不俗的儿子寄予重望。从8岁起，父亲即带其随任，亲自教诲，14岁在京期间，儿子不留意于科举，父亲亦不介意，却有意引导其关注朝政时事。其时，阉党之害日烈，东林党人与黄尊素“昕夕过从，屏左右论时事，或密封急至，独公（黄宗羲）侍侧：益得尽知朝局清流浊流之分”（见全祖望《鲒埼亭集·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以下简称《碑文》）。这对于早熟的黄宗羲，显然是一种人生催化剂。 父亲和老师、岳父的教育、影响，和迭逢危时厄运，正为黄宗羲的“豪杰精神”、“风雷之气”的形成，铸成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自己的一生，黄宗羲在《自题》中曾作过如下概括：“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首） 这个概括，基本上是切实的。我们可参照他的概括，将其一生划分为三大里程： 第一里程：从明思宗朱由检即位，黄宗羲赴京讼冤起，到投身武装抗清止。 朱由检上台后，是力图挽救朱明王朝之大厦于将倾的。其第一着就是拿“客魏”开刀，借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结构。18岁的黄宗羲闻风而起，袖铁锥、草疏、风采凛然，只身北上，呼集东林子弟，大闹京师，为东林父辈讼冤，扫除国患。其严辞、铁锥，使魏阉党徒狼狈公堂，鼠窜街巷。继而，与同难子弟设祭诏狱中门，齐声大哭，恸声震动朝野。 申冤、除害的豪情壮举，使黄宗羲旋由“逆党余孽”变为“功臣遗孤”，名动京师，誉满上下。有诏抚恤死难，赠官三品，荫其一子。但黄宗羲的头脑已比乃父清醒，他没有留京做官，当年秋天即扶父亲灵柩南归。 次年即遵父命，就学于刘宗周。 这时的黄宗羲虽然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了大量的史学和哲学著作，但他并未潜心于学术，而是以其少年血性，挥斥方遒。实际上，他是以“激浊扬清”、“洗涤乾坤”的“党人”自居的。所以常常离开师门，广结复社、几社等社团中的风云人物和学者名流，与他们聚集一处，谈经论史，慷慨骂世。在工商业最发达、市民最活跃的江浙皖地区各名城中，经常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在交友结社中，黄宗羲接触了社会和西方的科学文化，开始探索旧制度的腐朽、新事物的勃发。当魏阉余党阮大铖等谋图在南京死灰复燃之际，黄宗羲和东林子弟振臂一呼，便有复社成员、热血青年一百四十多人，公然大书《南都防乱公揭》，掀起了一场震撼全国的轩然大波，使阮大铖龟缩家中，不敢露面。但弘光小王朝一立，阮大铖骤起，遂按《公揭》捕人，企图一网打尽。 就其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斗争，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仍属统治阶级内部的正邪势力之间的斗争。但在斗争中，黄宗羲一生所极力倡导的“豪杰精神”，已在他自己身上显露端倪。 阮大铖的屠杀阴谋，因清军长驱南下、南京危在旦夕，加上刑部有人从中设阻而未能得逞，黄宗羲侥幸得脱，返回浙东。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转折关头，黄宗羲表现出一个思想家的应有品格，适时地将反弊政、反权奸的斗争，转变为反对清王朝残酷的民族征服战争的斗争，进入生活的第二里程。 当黄宗羲回到浙东时，各路义军正奋起抗清，并拥立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黄宗羲当即与宗炎、宗会二弟毁家以纾民族之难，呼集家乡子弟数百人，成立“世忠营”，开始了为期八年的武装抗清斗争。其间，历经钱塘江败绩、四明山结寨固守、山寨被毁，避居山中。顺治六年（1649）六月去舟山投奔鲁王，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兼兵部职方，积极参赞戎机，力图干出一番事业，但终因海魁悍将掣肘，有志难伸，只能在落日狂涛间沉思，常以讲学、校注历书为事。八月，终于以清廷要“录其家口”为由，间行回乡。武装抗清至此基本结束。此后几年，为逃避清军缉捕，东搬西迁，避居山间，主要精力用于天文历算研究，写成这方面的著作九种。 刀光剑影，天灾人祸，使黄宗羲“濒于十死”。“十死”之余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自己和别的人们对于明王朝的徒然挽救、对于清王朝的徒然反抗，进行了深沉的历史反思，从而使他由具体的历史追求，转而进入哲学思考之境界。他顺应着时代的大趋势，又一次表现出了思想家的崇高品格——适时地改变了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以批判的武器取代武器的批判，把武装抗清斗争，转变为思想理论斗争。于是生活的第二里程结束，进入第三里程。 在回顾历史、检讨现实、展望未来的深邃博大的反思过程中，黄宗羲对整个封建制度、思想体系和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进而产生了重新审视、重新认识一切的强烈愿望。于是，他的精神境界进入了亢奋状态，于顺治十年（1653）一挥而成闪烁着民主启蒙思想的政治哲学专著《留书》；十年后——康熙二年（1663），又在《留书》的基础上，完成了光辉的启蒙杰作《明夷待访录》。由此，黄宗羲便被作为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而载入史册。同时代的顾炎武说：“……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见二老阁初刻本《明夷待访录》卷首）清末的梁启超说：黄宗羲的著作是明清之际“极有胆识之创论”，“最有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见《清代学术概论》）“我自己的政治活动，可以说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张岱年认为：“黄梨洲是中国过去民主思想的一个伟大代表”，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的民主政治思想“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见《黄宗羲论·黄梨洲与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蔡尚思认为：《明夷待访录》是“中国古代反君权思想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它奠定了黄宗羲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见《黄宗羲论·黄宗羲反君权思想的历史地位》）沈善洪认为：《明夷待访录》是“一部启蒙主义的纲领性著作”，“此书之出，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见《黄宗羲全集》序）邱椿认为：“如果黄宗羲一生只写了《明夷待访录》一书，他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已作出了永垂不朽的贡献。”（见《古代教育思想论丛·黄宗羲的教育思想》）从最近几年的研究情况看，《明夷待访录》的价值正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 继《明夷待访录》之后，黄宗羲把主要笔墨集中到哲学、史学著述方面，写下了《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等杰作，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康熙十五年（1676），他为中国史学创立了“学案体”，编著了中国最早、最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明儒学案》。这部巨著收容了有明二百七十多年间各学术流派的二百多位学者及其代表作，蕴含着哲学、政治、历史、文学思想丰富史料和黄宗羲的精辟见解。这部著作与《明夷待访录》前后交辉，是黄宗羲成为文化巨人的奠基石之一。 同时，黄宗羲又历尽艰辛，四出访书，搜集、整理文献史料，编成《明文案》二百十七卷，《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 直到晚年，黄宗羲始终著述不辍，除撰写大量富有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传状、碑铭、书序、杂论和文学散文、诗赋，亲自整理、编纂以“南雷”命名的多种文集、诗集外，又编成史料价值极大的《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并开始编著另一部学术史专著《宋元学案》，但未完成便去世了（后由其子孙与全祖望陆续编完）。 由于黄宗羲学识极博，笔耕极勤，其著作多达一百种以上，至少有两千万字。其中选编性著作十八种，一千余万字；自撰著作九十多种，四百多万字。其中大部分均已散佚，全祖望说：“散亡者什九”。目前，正在大力搜集、整理中。 黄宗羲的思想理论探索，并不限于著述活动。他还十分重视教书育人，在兴办学校、聚徒讲学方面，他投放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黄宗羲的教书育人活动，前后达五十年之久。但主要活动则集中在第三生活里程中。结束武装抗清之后，他恢复了其老师刘宗周创建的绍兴证人书院，继而又创立了著名的宁波证人书院。诚如全祖望所记述的那样：“讲学遍于大江以南”，“东之鄞，西之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见《碑文》）著名学者万斯大、万斯同、邰念鲁、仇兆鳌、李杲堂、郑梁、陈讦等，都是在他的培育下成长起来，并且在他的旗帜下形成影响巨大、源远流长的浙东学派的。黄宗羲在学术上的惊人成就震撼了朝野，清廷曾先后几次以越来越优厚的条件召聘他进京，都被他拒绝了。但是，随着清王朝在大局稳定之后政策上的一系列变化和黄宗羲自己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改变，他对清廷的态度是有所转变的。但他始终恪守本人不仕清廷这一大界。就其哲学思想而言，晚年也出现过某些矛盾、混乱的情况，这表明他并未完全摆脱旧时代的羁绊。但是，从他最后遗下的《葬制问对》、《梨洲末命》等短而精的那些文章看，人们又不得不确认：梨洲老人已经进入崇高的哲学境界，他的思想、人格已臻于化境。纵观黄宗羲的一生，应该说：第三生活里程，是其黄金时代。在思想上、学术上均达到顶峰。而最光辉的标志就是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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