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输出
2003-8
华夏出版社
[英]利贝斯，卡茨 著，刘自雄 译
282
300000
刘自雄
无
这本书是我们研究经历的一份记录。首先通过学者们与职业批评家们的视角，然后通过先驱研究者们的视角向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观众介绍了这个节目。详细阐述了研究设计，描绘了各种文化群体对访谈环境的特有的反应。其中介绍了一个摩洛哥人小组的讨论草案，用具体例子来说明访谈过程中对话交流的丰富性与自然工。还有从两种主要类型的观众卷入模式的角度分析了小组的讨论。
泰玛·利贝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传播学院讲师，曾是以色列广播局的一位广播节目主持人。
埃利胡·卡茨：宾夕法尼亚大学安伦伯格传播学院教授，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学院与传播学院荣誉教授，以色列应用社会学研究所的科学指导。
1993年版导言前言 第一章 研究介绍：《达拉斯》的海外播出情况 第二章 解读电视：作为文本的电视与作为解码者的观众 第三章 研究设计 第四章 一个摩洛歌人小组：转录与注解 第五章 剧情复述中的文化差异 第六章 解码《达拉斯》过程中的相互帮助 第七章 参照式解读 第八章 批语式解读 第九章 离题：为什么《达拉斯》在日本遭遇失败 第十章 《达拉斯》与《创世纪》：通俗文化的原始性与连续性 第十一章 寓教于乐的《达拉斯》附录一 访谈的中心指导原则附录二 关于从事故事“转向”生活与故事“转向”元语言学（批语的）的语句的编码说明附录三注释参考书目人名对照表主题对照表
书摘 这本书是我们研究经历的一份记录。第二章首先通过学者们与职业批评家们的视角，然后通过先驱研究者们的视角向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观众介绍了这个节目。本章显示了通过要求观众以批评家的身份对下述问题做出回答所取得的成效：为什么我们对解读的多元性知之甚少(既包括批评家们，也包括观众们)?为什么关于观众解码的研究遭到如此严重的忽视? 第三章详细阐述了研究设计。该章还描绘了各种文化群体对访谈环境的特有的反应。第四章介绍了一个摩洛哥人小组的讨论草案，用具体例子来说明访谈过程中对话交流的丰富性与自然度。 作为对社会构成机制的一种模拟的讨论小组有助于观众的理解、解释与评价，这是第五章的主题。该章还分析了将《达拉斯》作为一种对话资源而进行的使用情况。第六章举例说明了累积性的故事叙述的过程，它建立在小组成员们对我们的公开要求——就他们此前刚刚看过的那一集剧情，用他们自己的话进行重新叙述——的回应的基础上。这些小组由于具有不同的倾向，有的将这一集的剧情叙述成一个家庭社会学的故事，有的将其叙述成一个个性心理学的故事，还有的小组将其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范例。 随着传播研究的发展，观众的地位不断地上升。在早期阶段，两个主要的研究流派——所谓的主流研究与批判研究——都把观众看做是无权的，容易受到商业与意识形态的代理机构的操纵。逐渐地，观众——实际上，也包括读者与听众——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随着满足研究的出现，与当初的假设相比，研究者们开始将观众看做是更具选择性的和更为积极的——至少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是如此，即观众在寻求满足的过程中能够行使选择权(卡茨，1986年)；而且他们认为观众也绝非是孤立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最近也开始认识到，媒介不仅仅是以主导的方式被观众们消费的，观众们也可以用一种对抗的或者说协商的方式来使用它们(帕肯，1971年；霍尔，1985年；莫利，1980年)，因此他们提出了自觉解码的主张，以之来反驳那种机械的和甚至是直觉式的解码的看法，这一看法与满足理论所隐含的观点是一致的。它表明了新近的文学理论经历了一个相似的发展过程：学者们放弃了那种关于读者被文本塑造成均质对象的观念；而赞成把读者看做是阐释性群体的成员，他们同时在美学与意识形态两个方面与文本进行积极的协商(费希，1980年；拉德威，1985年)。尽管看起来由满足理论家们所假定的这类读者是所有类型的读者中最有权力的因为他可以自由地以任何方式来使文本屈服于他9。己认为是合适的理解——甚至几乎取消了文本的特权；但是，实际上他的寻求是由他的：需要所决定的，而他的需要——批评家们认为——则很可能是由媒介所决定的(史万森，1977年；艾利奥特，1974年)。 这项研究开始于以色列惟一的电视频道播出《达拉斯》的第二个演季期间。为了尽量确保正常的观剧环境以及尽量减少研究人员的干预，我们不仅安排这些小组在家庭的环境中聚会，而且还安排他们在电视台实际播出该节目的正常时间收看。 从理想的角度来说，我们更愿意让所有的小组都收看同一集节目，但是这将会牵涉到我们力所不及的一次性的调查操作。我们选择了一个替代方案，即把这项研究的时间扩展为四个连续的周日晚上，以便来自于各个种族群体的10～12个小组可以观看同一集节目。即便是这个折中方案也给我们的田野调查工作的组织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因为这意味着既要每周召集数目庞大的小组，又要监督那些访谈者们的工作，还要监督在观剧过程中以及在随后的讨论中操作磁带录音与做调查记录的助手们的工作。显然，我们严重地依赖于如下几种因素：主人夫妇的善意和积极性、那些受邀请的客人夫妇的忠诚度以及调查所要求的必须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客厅的访谈者与调查助手们的精确的时间安排。调查工作人员与访谈者们有时会采取行动补救那些由于成员们没有准时报到或者成员没有全部到齐的小组，尽管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有几个小组因不符合必要的标准而被取消了资格。 美国人与日本人小组相对来说问题不大。尽管召集这些小组甚至 要比召集以色列人小组更加困难，然而要他们定时聚会并收看节 目则不存在任何问题。在美国，这要归功于我们的这一决定，即每个美国人小组应该收看与以色列人所看的相同的剧集。我们认为这要优于那种更为自然的选择，即收看当前正在热播的剧集，那样必定会导致与以色列人所收看的剧集不同(因为《达拉斯》在以色列的播出要晚两个季度)。这意味着实际上美国人观看的是他们在两个季度前就已经收看过的这个节目的录像，而这就让他们又重新回到了节目的情节发展的早期阶段。 这个决定使得我们可以就观众们对同一集节目的各种不同解读进行比较，但是这回时也剥夺了我们了解美国观众对一集新节目的自发性反应的可能性。 通过填补情节中的裂缝或者确认角色在整个复杂的尤因家族系谱中的位置，社会化的相互作用帮助观众们确定屏幕上所发生的事情。在定位方面的类似相互帮助行为发生在观剧期间的交谈中，这种活动或许在观看电视连续剧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观众为了看懂节目，经常需要了解许多相关的知识以及解释，例如前面的剧集中已经发生的故事，平行发展的多个故事线索以及不时进出于故事中的人物角色们的复杂关系等。由于大多数的人物行动都是通过对话表达出来的，因此观众经常需要提供帮助。有些观众碰巧因为某种原因而漏掉了一段情节，有些观众在跟上故事节奏方面存在着困难——通常是因为对节目的发展速度或者对字幕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观众就可以求助于其他的小组成员。在一个摩洛哥小组中，马苏迪的丈夫(见第四章，注解3)通过在观剧期间插入解释以及在观后的晚间补课来帮助她克服语言障碍。小组的某些成员还协助把一些外国概念翻译为该小组的成员们所熟悉的语言。例如，在摩洛哥小组中，马切鲁夫将法院判决给苏·艾伦的赡养费从美元换算成谢克尔(以色列的货币单位)。 小组的另一种定位功能就是提醒成员们对即将出现的各种意外事件与戏剧冲突做好准备。例如，当达斯蒂由于一次意外事故造成的性无能这一秘密在法庭上被公开出来时，塞西尔预料到即将降临于达斯蒂头上的羞辱，她表现出震惊与沮丧的情绪——对小组成员们来说，他们恰好扮演了不情愿的见证人角色。“他不再是个男人，”塞西尔说，力图事先提醒其他观众。 在另外一个摩洛哥人小组中，成员们的聚会安排在他们共同的定居点——耶路撒冷郊区。泽维阿是一位中年妇女，并且不懂希伯来语(当然也不懂英语)，她对约克·尤因的失踪感到迷惑不解，节目对后者的缺席并未进行说明。其他的小组成员包括她的丈夫约瑟夫、她的妹妹米瑞阿姆、她的妹夫萨拉赫与她的朋友扎瑞。 交际功能用来保持小组成员间的交流渠道处于开放状态，它是空洞而开放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达拉斯》就像天气一样，它把大家带到室内，让他们坐在一起，为他们提供一份共同的经历和一个安全的、仪式化的谈论主题。关于J．R．或者艾莉女士的共通印象可以用来推动相互作用。 并非所有的小组都需要这种类型的外部催化剂来促进交流。显然，始终处于兴奋中的那些由亲朋好友组成的小组将会发现这种类型的帮助并没有什么作用。有人告诉我们说——例如从俄罗斯新来的移民——观看《达拉斯》就像是为了别的交流而做准备工作一样，他们正在体验着一种处于社会边缘的感觉，而这种交际功能帮助他们克服这种体验。能够谈论前一天晚上播出的《达拉斯》中所发生的故事有助于在新来者与老居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不仅是在工作场合，而且也包括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中。 参照功能 不像交际功能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过渡机制来建立起一个舒适的公共空间，各种参照功能通过为他们的讨论提供可选择的焦点，来服务于那些拥有相关的交流主题的小组。几种不同的功能或许都建立在参照式解读的基础上，因为它们都是借助于小组关于这部节目的共识来促进小组对现实生活的讨论。3通过将现实生活问题置于另外一个遥远的星球上或者是置于别人的庄园里，这样往往就可以很轻松地对它们进行讨论。 比喻功能。在这些参照功能中，最基本的就是比喻功能，借此J.R.以及其他人物角色就发挥着代号的功能，人们用它来命名家庭与社区里的某些人或者是问题。每种邻里关系中都存在着一个J.R.式的人物。因此，瑞格与桑迪利用J.R.这个人物来讨论他们自己以及另外一对夫妇：伊内兹与唐恩，这对夫妇并没有参加焦点组讨论。 瑞格：噢，无疑J.R.并不维护这个家庭，他也不维护这家公司，他维护他自己；而且，你 知道，假如我是这个家庭的一家之长而且又拥有这家公司的话，我会做更多的有助于保 证这个家庭的团结的事情，而不会做那些使得每一个人都处于分裂与斗争状态的事。因 此，看来他不是一个重视家庭价值的人。 桑迪：噢，不对，有点儿像唐恩与伊内兹那种类型的人…… 瑞格：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 桑迪：对，他是自我中心的人，但是我认为这个家庭是一个直接的…… 瑞格：我认为他宁愿让他们呆在房子里，并且为此付房租，但是我并不认为他愿意支付那 该死的电费单；你知道，他情愿让每个人都呆在庄园里，但是，他有点儿太，你应该知 道，为自己打算了，他眼中根本没有家庭……(美国人小组10) 针对瑞格关于J.R.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忽视这个家庭的发言，桑迪认为他们的朋友唐恩也是一个J.R.式的人物。瑞格赞同并且发展了这一观点。通过这种方式，尤因家族的成员们被当做各种比喻提出来，激起这场时沦的部分原因就是基于这个问题，即这些比喻的合适性程度。 另外一对美国夫妇贝弗利利与唐恩以—种比喻的方式把J.R.当做一个虚构游戏中的角色；在这场游戏中，妻子扮演着超我的角色，而丈夫扮演着本我的角色。贝弗利希望她永远也不会生下一个像J.R.这样的儿子；但是唐恩却认为，假如他有这样的一个孩子的话，他会感到高兴。 为了揭示故事所讲述的什么内容激发了观众的对话与卷人活动，我们确定了两条主要线索：原始性与连续性。节目中的原始话题唤醒了观众的人性经验，而且使他迅速地成为《达拉斯》的行家，因为故事所讲述的内容不过是那些基本的血族关系与人际关系模式的某种变体。显然，节目的连续性特征也鼓励了观众的卷入活动，即吸引他们定期地造访那些熟悉的人物角色、在闲聊中预测故事的未来发展以及揭露制片商们制作节目的游戏规则。 观众既可以使用参照解读、也可以使用元语言学解读(批评解读)来讨论节目的原始主题与连续性特征。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从参照解读的角度来讨论节目的原始主题的话，那么观众或许会发现《达拉斯》与《创世纪》中的这一兄弟相煎的主题同样也存在于当代的现实生活中。采用元语言学解读的观众或许会认出分别构成了两个故事的基础的那两种相似的叙述模式，以及两组作者分别所运用的不同的批评策略。观众同样也可以用两种解读方式来讨论节目的连续性特征。如果用参照解读来讨论的话，那么他们会认为这些人物角色是真实的，我们每周——甚至包括前后两集节目之间的日子里(布斯，1982年)——与之相伴；而如果观众采用元语言学解读来讨论节目的连续性特征的话，那么他们则关注语段组合的结构艺术。 虽然艾柯提出的两分法中的两个术语——神话的与策略的——似乎分别对应于我们所说的原始性与连续性；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同意他的观点，他认为只有天真的读者才会关注文本中的神话主题，而只有聪明的读者才会关注文本的句法学特征。不论好坏，真实读者坚持以一种比理论所分派给他们的角色要更加复杂的身份来行动。在此，我们要重申前面已经提出的看法，即我们认为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读者：一类完全只采用参照解读；另一类则不断地在参照解读与元语言学解读之间来回转换。在这里，我们想要指出的是：《达拉斯》所讲述的原始主题使得参照式的读者较多地卷入到现实之中，但是节目的连续性结构同样也具有这种作用。也就是说，参照式的读者之所以把人物角色看做是真实的，不仅仅是由节目的语义学特征引起的，而且也是由节目的语法学特征引起的。就那些转向元语言学解读的读者来说，我们认为这种连续性结构为他们参与语法学的游戏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是我们同样也认为这些原始主题为他们玩列维—施特劳斯式的游戏提供了可能。在此，有两个关键之处：(1)真实读者通常同时扮演了艾柯所说的两种不同的角色：聪明的读者与天真的读者；(2)故事的原始的/神话的主题与连续的/策略性的叙事模式这两个维度同样都有效地促进了两种主要的观众卷入活动(参照式/天真的与批评式/聪明的)。 我们现在还无力解决这一美学问题，即观众为什么能够在两种解读立场之间来回转换?也就是说，观众为何能够立即卷入到故事的现实中去与卷入到它的各种结构策略之中去?不过，我们从这项研究中得出了一条启示，即它促使我们注意到了这种家庭传奇主题与连续形式之间的协调性。这种协调状态应该能够解释为什么参照读者极少受到那种明显的人工结构所干扰。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不断往返于两种解读之间的观众发现了他们能够从参照解读转向元语言学解读、然后又转回来。显然，这种血族关系故事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断地重复发生，而且我们开始认识到现实生活中反复发生的事件的那种相同的与变化的结构。从这一自反的立场过渡到组合与再组合的思考，这是很容易跨越的一步。还有另外一个很容易跨越的步骤，即从这些思考过渡到这种认识：连续剧形式确实就是这样运作的。 ……
前言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家们认为霸权信息在洛杉矶被预先包装，然后被运往地球村，最后在每一个天真的心灵中被解开。我们希望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而这要感谢安伦伯格学院与霍舒·邦克基金会的董事们为这项研究提供了专项资金，使我们能够在美国、以色列与日本从事这项课题的研究。 以色列本身就类似于一个地球村，而《达拉斯》是一部轰动一时的节目。在耶路撒冷市近郊，我们在阿拉伯人、来自于摩洛哥的老资格移民、从俄罗斯来的新移民以及聚居区的第二代以色列人居民——他们都是《达拉斯》迷——的家中观看了每周播出一集的这部情节剧。观看结束之后，我们鼓动聚集在一起的家人与朋友们就节目进行了交流。我们将这些讨论与发生在洛杉矶(真正的“骚斯佛克”所在地)和东京——《达拉斯》在那儿遭到了失败——的类似讨论进行了比较。 每个文化群体都找到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与节目进行“协商”的方式——不同类型的解读、不同形式的卷入以及不同机制的自我防御，而且每一群体都具有自己特有的弱点。我们发现几乎没有头脑简单的观众，同时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村民”。 首先，我们非常感谢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伦伯格学院的院长彼得·克纳克先生对该项研究的信任。我们也要感谢苏珊·伊文思博士对洛杉矶研究小组下述成员的照顾：莉莉·伯珂、戴比·罗斯—克里斯廷森、维克奇·欧文思和艾瑞克·罗森布勒。莉莉·伯克也是我们第一份工作底稿的合著者o’安伦伯格团体的其余成员在最终文稿的撰写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为我们提供了帮助，他们是阿格力斯·犹伊、拉切尔，奥斯邦和卡罗琳·斯柏瑟。 在耶路撒冷，调查工作的组织者是盖比·道斯，艾兰·纳哈姆担任他的助手。访谈和编码的工作——在希伯来人、俄罗斯人与阿拉伯人小组的研究中——是由阿纳特·科亨、阿迪·马纳尔、吉尔·芬格曼、阿瑞勒·拉扎、里奥拉·西尔蒙森、犹夫·仙泽尔、佐亚·齐德金、阿布德·艾尔—萨拉姆·纳加、阿迈德·纳特、内哈姆·盖尔巴、纳奥米·莱瓦夫、加力·戈尔德等人进行的。文字处理工作是由以下人员完成的：纳奥米·米勒、里纳·拉维赫和雅厄·沃彦特。安德烈·古德福伦特帮助我们处理了翻译工作。修西·日尔伯伯格与瑞夫卡·瑞贝克在整个研究期间提供了自始至终的帮助。 ……
无
很喜欢，经典。
该书值得关注社会媒介，尤其是电视媒介的各位同仁品读一二~
难得的好书
这本书值得一看！不厚 也很有意思
文本解读的经典范式，值得一看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