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2008-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杨楹，卢坤 著
437
政治与伦理的内在统一性自古以来就受到执政者和政治家的关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性假定、不同的伦理支点，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状态和结果。本书按年代先后，以柏拉图、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伯林、马克思等历史上具代表性的哲学家、思想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源流展开分析，论述了从“个体伦理政治”思想向“制度伦理政治”思想发展的演变过程，从而就国家政治制度发展方向问题提出较有见地的建议。
杨楹，1964年生，四川省中江县人，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国务院侨办、福建省省级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带头人，华侨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制度伦理研究。近年来承担国家课题1项，福建省重大委托项目1项，参与国家课题5项，主持省部级课题5项，出版学术著作6部，发表论文80余篇。自2003年以来获福建省第五、第六和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共5项，2004年获福建省优秀教师称号，2006年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2006年获“福建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称号，2006年获“福建省高等学校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超越“个体伦理政治”与“制度伦理政治”的逻辑（代序言）第一章 柏拉图政治伦理范式的转换 引言 第一节 柏拉图政治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 第二节 “贤人政治”范式的内在精神 第三节 法治的次优范式：柏拉图政治伦理下的范式转换 第四节 柏拉图的法治范式：通往和谐城邦的现实之路第二章 霍布斯国家权力伦理思想 引言 第一节 独特的人性假设：“人对人是狼” 第二节 “利维坦”对“狼”的慑服 第三节 超越“利维坦”第三章 孟德斯鸠的政治分权伦理 引言 第一节 孟德斯鸠“法”精神概述 第二节 “法”精神的现实化——分权制衡体制 第三节 分权制衡制度思想的逻辑意蕴 第四节 分权制衡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启蒙第四章 卢梭民粹主义的伦理倾向 引言 第一节 法国启蒙时代的理性精神与卢梭的思想回应 第二节 卢梭政治哲学从民主主义到民粹主义的蜕变 第三节 对卢梭政治哲学中民粹主义倾向的防范第五章 怀疑主义的政治伦理观 引言 第一节 关于怀疑主义、理性和民主 第二节 怀疑主义对民主正面影响的历史考察 第三节 怀疑主义在批判和反思理性中对民主的负面影响 第四节 怀疑主义在古代中国社会的命运及其影响 第五节 历史的超越第六章 伯林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 引言 第一节 当代中国现实生活语境素描 第二节 解读“消极自由”的真意 第三节 消极自由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表达与实现 第四节 消极自由思维范式的政治学意义 第五节 消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生存语境中的意义 第六节 消极自由的局限及其超越第七章 马克思的政治伦理思想 引言 第一节 近代伦理精神与马克思的伦理之思 第二节马克思政治伦理思想的内涵 第三节当代中国集体主义道德重构论第八章 非道德主义政治伦理述评 第一节 马克思对政治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 第二节 宽容：现代政治的伦理内蕴 第三节 宽容：现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 第四节 权力伦理：政治制度建设的价值指向参考文献后记
第一章 柏拉图政治伦理范式的转换引言阿尔福雷德?诺思?怀特海曾说：“欧洲哲学传统最可信赖的一般特征是，它是由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所构成的。”这段话很中肯地评价了大哲学家柏拉图对欧洲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生活于古希腊城邦动荡时期的柏拉图，终其一生思考如何重建古希腊城邦的政治新秩序，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构造出迥然相异的政治方案——理想的“贤人政治”范式（亦即“政治家统治”范式）与现实的“法治范式”。这两种范式所展现的两类政治秩序以及这两类范式转变的政治思考过程，值得生活于当代中国政治转型期的我们思考与借鉴，它实质上为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很有启发性的政治逻辑路线。本章由两条主线构思而成，第一条路线详细地解读了柏拉图的政治思维转变过程；第二条路线以第一条路线为其思维资源，展开对中国政治转型中的人治批判与法治建构过程。具体而言，第一条路线详细地论述了柏拉图的“政治范式”转换过程，即从中年柏拉图构建《国家篇》中的“贤人政治”，到《政治家篇》中“政治家统治”与法律统治相结合的思维转折点，最后落脚到晚年《法篇》中“法治范式”的构思。这一政治范式的转变过程彰显出柏拉图从“人治”到“法治”的政治思维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则展现出柏拉图的权力伦理思维特质，即柏拉图在政治伦理视野下实现他的范式转变旅程。重建古希腊城邦的政治新秩序，是柏拉图一生所要解决的时代主题。为实现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柏拉图在其《国家篇》中构思了第一个政治方案：“贤人政治”。这是柏拉图在和谐、正义、节制、勇敢以及智慧等政治伦理下构成的理想的哲学王统治模式（或理想的人治政治），展现出柏拉图政治思维中的神性气息。由于这种“贤人统治”的政治范式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分裂、动荡问题，柏拉图在其随后的另一著作《政治家篇》中祈求法律统治的次优范式。《政治家篇》是柏拉图政治思维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政治思维转折点。一方面，《政治家篇》中的“政治家统治”实质上是前期“贤人政治”的另一种表述，在这种模式中政治家欲图以勇敢与节制为权力伦理之手编织一个和谐的城邦共同体，展现出柏拉图政治思维中固有的神性特质；另一方面，柏拉图政治思维又有其新的特点，即柏拉图开始承认法律统治的政治有效性，以权力运行的法律原则思考各种法治范式，展现出柏拉图政治思维中伦理原则、法治原则以及效率原则等。《政治家篇》的法治思想是柏拉图晚年《法篇》中“法治范式”构想的思维准备期。晚年柏拉图的政治思维走向现实主义，构造了一种君主制与民主制相结合的“混合政治”体制，而这一体制的核心内涵就是晚年柏拉图构造的现实而有效的政治范式——法治范式。在《法篇》中，柏拉图全面地论述了他的法律统治政治范式，展现出柏拉图从人治向法治的政治转向。“法治范式”是在柏拉图的法治伦理思想下构造的法治的权力模式，这是一种在和谐、节制、自由、公正、平等以及智慧等法治伦理下构造而成的法治权力模式。可以说，《法篇》中“法治范式”的构造折射出晚年柏拉图政治思维中的权力伦理特性、法治原则、民主精神、神性气息以及实现和谐城邦的现实主义思维目的。总之，为重建古希腊和谐城邦这一现实的根本目标，柏拉图从构造“贤人政治”到“政治家统治”，直到晚年法律至上的“法治范式”，这些政治范式的转变过程展现出柏拉图从人治到法治的政治思维转变旅程，是柏拉图政治思维发展、变化的主要内容。第一节 柏拉图政治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生成于他成长中的古希腊生活世界。从他所处的历史生活环境出发，分析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变化过程中的历史要素，是理解柏拉图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视角。我们着力从柏拉图时代的政治世界、文化世界、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历史渊源以及柏拉图的人生轨迹四个方面进行剖析，以使对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历史分析有一个更真实、更可靠的生活基础。一 柏拉图时代的政治世界第一，古希腊世界的政治变迁。当古希腊原始的君主王宫政治在历史舞台上慢慢退去，古希腊城邦政治制度已经成为历史的主角时，如何实现一个和谐、平稳的城邦政治共同体就凸显为时代的政治主旋律。法国古希腊研究专家让一皮埃尔?韦尔南曾说：“过去，瓦纳卡用一种超人的权力统一协调王国的各种因素，在他消失后，新的问题出现了：怎样在敌对的社会集团的冲突中、在不同的特权和职能的对抗中形成社会秩序？怎样在各种难以调和的社会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公共生活？或者用俄耳甫斯秘典教派的话说，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一’如何产生于‘多’，‘多’如何产生于‘一’？”这段话准确地揭示了古希腊城邦政治时期的政治权力平衡或政治秩序问题。这一问题生成于古希腊城邦长期处于动荡的政权更替的政治生活中，也正是古希腊这些政治现实深深地影响了柏拉图的人生价值选择和理论思考方向，即为城邦立秩序，为万世开太平。柏拉图的政治实践活动、著书立言与创办学园教书育才正是对这一时代主题最有力的回应。第二，古希腊思想家的整体主义伦理视野。个人主义精神是古希腊人在思考人际关系中很普遍的信条，它是雅典民主政体合法性认可的信念基础。而与个体主义精神相伴而生的，却是古希腊人具有城邦整体主义的思维品性。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在古希腊人观念中奇妙的共存，处理个人与城邦的关系问题自然地成为古希腊政治家们重要的政治话题。对于古希腊人独特的整体主义思维特质，依迪丝?汉密尔顿在《希腊精神——西方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这样写到：“对于我们来说，一个人的品质就是他身上的独有的东西，它是一个人分享的所有人都部分地具备的品质，它使一个人与其他人融为一体。我们对人们身上与其他人不同的特殊品质感兴趣。与此相反，希腊人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他与所有其他人都具备的那些品质。”这里，汉密尔顿揭示了古希腊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整体主义的思维特性。对于这一思维方式的特点，汉密尔顿说：“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去考虑每一个单独的事物本身；希腊人则总是把事情看作整体的一部分，这种思维习惯在他们做的所有的事情上都留下了烙印。”这就是整体主义思维的独特之处：从整体的框架中解读其中一个事物的本性存在与价值，整体是其个体共生共长的共同走向，它把每一个个体都联系在一个整体中，从而使个体彰显其存在的整体性价值。古希腊人整体主义的思维，在城邦时代展现了其独特的政治生命力。古希腊政治思想家倾向于以一种整体性的城邦伦理信仰去思考城邦政治问题，认为城邦是他们共同存在的生活空间，是他们获得生存意义的政治共同体。这种思考倾向在柏拉图时代的古希腊已经融入城邦政治，因此，他们善于从城邦伦理的角度将城邦看作是一个由某种共同的伦理精神将人们联合起来的伦理城邦，而国家在他们的伦理视域中被当作一个教育机构，它的一个重要政治功能在于对整个社会进行伦理精神的灌输，以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这即是古希腊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思考特性。柏拉图同样具有古希腊思想家的政治整体主义思维传统，善干将一个单独的个体纳入一个整体的框架中去思考它的存在意义。寺足于古希腊城邦生活的历史大背景中，柏拉图秉承了古希腊人独特的城邦观与社会观，在其《国家篇》一书中“贤人政治”范式的构造彰显出他的这种思维特质，这种思维品性更是延续到他最后一本著作《法篇》中的法律统治范式的生成之中。二 柏拉图时代的文化世界在探讨柏拉图政治思考的文化背景中，我们将选择希腊的宗教思想这一层面进行分析，因为古希腊城邦政治的生成与古希腊宗教休戚相关。让一皮埃尔?韦尔南在《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一书中精深地研究了二者的生成关系，书中这样写到：“如果对于古代和传统的希腊人有理由谈论世俗宗教，那是因为，宗教在古希腊，始终包容在社会之中。反过来讲，社会在所有等级上并在其各种形态中一部分一部分地被宗教渗透。”“当城邦建立自己的神庙时，为了保证国土根基坚不可摧，城邦把它的根一直扎到神的世界之中。”韦尔南深入地剖析了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成的宗教之根，古希腊宗教仍然对柏拉图时代的人们在精神与信仰领域、在城邦权力模式构成以及社会层面的方方面面都产生深远影响。在柏拉图的对话著作中，我们发现，古希腊许多的宗教思想成为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文化底蕴，并使柏拉图政治思考充满浓厚的宗教色彩与神话色彩，展现出柏拉图政治思考的宗教思维特质。“由此，我们以为不能将宗教思维简单等同于非理性思维或理性思维，即它既不是非理性思维，也不是理性思维，而是包容着理性与非理性思维的复合型思维。”这段话剖析出宗教思维中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二者奇妙地相结合着的复合型思维现象。因此，柏拉图政治思考中的宗教思维，实质上是柏拉图用政治非理性主义方式表达了政治理性主义内涵。具体而言，在《国家篇》一书中，柏拉图改变从荷马以来的神拟人化倾向，而将神理性化以便论证他的正义理念的存在性问题。在《国家篇》中，柏拉图用土生人的政治神话（或柏拉图所谓的高贵政治谎言）作为论证“贤人政治”中各政治阶层政治地位先天本性的依据，展现了柏拉图以神话论证政治思想的思维走向，是柏拉图政治思想受神话影响的一个例证；在《政治家篇》中，柏拉图为了界定政治家的内涵，引用神话故事为例证，讲述神统治时代秩序的生成与变化，影射当时秩序的重立需要“真正的政治家”；《法篇》的最终点以信仰神权政治为其政治思考的结局，这一过程充满宗教神学色彩，展现了柏拉图政治思维中深层的宗教神性倾向。英国学者厄奈斯特?巴克认为，柏拉图《法篇》的结尾是中世纪的开端，反映了柏拉图政治思考的宗教倾向对后世政治社会与宗教发展的深远影响。可以说，柏拉图政治的宗教思维，一方面折射出古希腊哲学与宗教、神话的密切关系，体现了古希腊宗教对古希腊整个精神层面永久地渗透并使其充满非理性主义特质；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柏拉图的政治思考渗透了浓厚的宗教思维倾向。三 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历史渊源第一，柏拉图对毕达哥拉斯学派思想的继承。对这一问题，巴克在《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一书中这样论述：“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中还有两个因素深刻地影响了柏拉图与整个希腊哲学。一是人的三个等级学说——爱智者、爱誉者和爱财者，它可能含蓄地对应了灵魂三部分的学说——理性、激情和欲望。《国家篇》在这些方面对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借鉴既是明显的，也是深刻的。《国家篇》的整个结构和框架都可以说是毕达哥拉斯的，因为它们都依赖于把国家分析为三个等级，以及把灵魂分析为三个部分。‘限度’理论是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中又一个同时影响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因素。”在这里，巴克揭示了柏拉图《国家篇》一书中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痕迹”，即柏拉图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人的三等级学说与灵魂三部分学说、神秘的数学传统以及正义理论与和谐等思想。对此，费多益在《无形之和谐——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表达与阐释》一文中指出：“事实上，在柏拉图看来，心灵的三个组成部分与雅典四弦琴的本质结构是相符的——高音、中音和低音，就是古代的和谐。这一原则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同样适用，而柏拉图的精神世界也正是根据毕达哥拉斯调音的严格规则建构的。”可见，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对柏拉图影响之深。明确地说，柏拉图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使之成为“贤人政治”范式构思的直接政治理论来源与政治范式生成的思维源泉。第二，对苏格拉底伦理视野的延续与超越。正直善辩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对柏拉图影响极其深远。柏拉图从20岁起开始追随苏格拉底，并将他视为一生最景仰的导师，其著作里曾多次称他为“人世间最有智慧的人”，并且从他的大部分对话里都以苏格拉底为主角这一点即可看出其对导师的无尚景仰。在当时的雅典，个人与城邦的关系问题已成为智者和苏格拉底研究的关键问题。苏格拉底终其一生为雅典城邦寻找新的道德基础，并试图从个体伦理的道德角度解决现实的城邦伦理问题。苏格拉底伦理思想对柏拉图政治思考的伦理向度有着缘起性的理论地位。田海平在《西方伦理精神——从古希腊到康德时代》一书中说到：“我们在这里不难得出这样一个观点：正是苏格拉底与雅典社会的那种特殊关系，构成了柏拉图政治伦理学说的美德伦理向度缘由。雅典的美德状况和苏格拉底的诊治，对于柏拉图的政治伦理学说都具有毋庸置疑的背景说明力量。柏拉图是以苏格拉底的眼睛看雅典的美德状况的，因此，他能够看到美德与实践理性的同一性根基，能够看到正义与个人和城邦的内在关系，能够看到辩证法与理念世界的关联。”这段话阐释了柏拉图政治伦理思考的现实的道德生活基础和苏格拉底的精神影响力。柏拉图早期对话通常被认为是“苏格拉底学派对话”，展现的是柏拉图对苏格拉底思想的继承，即柏拉图政治思维中的伦理路线、对城邦各阶层的个体伦理诉求等政治思想。在中期，大家一致认为，柏拉图超出了苏格拉底的观点，即柏拉图对城邦的整体性伦理的侧重与伦理理念的本体论存在的创新。具体地说，柏拉图超越了他的导师的个体伦理角度，从城邦伦理层面整体性地思考一个城邦的政治秩序问题。在柏拉图的视野中，道德问题已上升到城邦政治层面而成为一个政治话题，城邦伦理成为柏拉图思考城邦政治秩序的思维视角，并且以永恒的至善理念世界为本体，使之成为柏拉图政治思考的元伦理基础。这些都是柏拉图政治思维变迁过程中不变的思维特点，是柏拉图从“贤人政治”到“混合政治”不同政治范式变迁过程中不变的思维特质。……
《政治:一个伦理话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课题结项成果，梳理性兼及论理性的政治伦理学著作，但是对于前提性的论证不够。因此，多少有点像思想史的“换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