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华语小说大系
2012-10
新世界出版社
张颐武 主编；徐勇 编
375
470000
无
全球化时代的底层写作与乡土叙述一对于沉寂日久的文坛而言，近几年来关于“底层写作”的争论，可谓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件，其持续至今仍没有终结的迹象。显然，“底层写作”作为一种命名，无疑是近些年来才有的事情，但作为一种写作倾向及其叙述表现手法，却是早已有之渊源有自了。因为，其自有阶级以来“底层”就已存在，因而关于“底层”的写作也一直不绝如缕。但问题是，为什么唯独在新世纪以来才有“底层写作”这一称谓或命名呢？而据阿尔都塞看来，命名的变化其实体现的是“总问题领域”的变化。换言之，“底层文学”之于新世纪，显然是不能等同于“底层”叙述之于文学传统的。因此，讨论“底层写作”就不能不涉及到具体的语境，而不能被“共时化”为超越时代的写作趋向了。从这个角度看，像鲁迅的《一件小事》和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等，就不能被纳入到“底层写作”这一范畴中了。同样，虽然“底层”不可避免地与苦难联系在一起，那些不同时代描写苦难的小说，也不能被放在“底层写作”中来讨论。讨论“底层写作”，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底层”到底意味着什么？而当“底层”与“写作”耦合在一起的时候，又意味着什么？其实，在这里，第一个问题是从属于第二个问题的，也就是说，只有明晰了“底层”与“写作”之间的耦合关系，我们才真正明白“底层”在这里意味着什么。换言之，是“底层写作”赋予了“底层”的含义，而不是相反。如果“底层写作”关注的是底层的悲苦和艰辛的话，那么底层写作大可以称之为“新左翼文学”，而实际上已有不少多学者从左翼文学与底层写作之间的关系入手，发掘出其间存在的内在关联。同样，“底层写作”也被认为在精神上内在于批判现实主义中，因此不妨看成是其在新世纪的余音。这种种从源头挖掘“底层写作”的做法，虽然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其实也表明，这种做法恰恰忽视了“底层写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即其与当前语境的内在关联。也就是说，“底层写作”之所以被称为“底层写作”，而不是新左翼文学或者新批判现实主义，其本质的规定性就在于全球化时代中国当前现实语境的制约。顾名思义，“底层”就是社会的底层。但这一底层的构成，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毋宁说，不同时代有自己不同的底层之构成。建国前，“底层”无疑就是阶级构成上的被压迫阶级，故而那时的底层写作就可以称为左翼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建国后，“底层”的构成无疑发生了翻转，此前作为底层的农民和工人阶级，此时已变为国家的统治阶级，他们虽然在物质资源的支配上仍然处于社会的“底层”，但在精神的层面上却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对他们的叙述，显然已经不能被称为底层写作了。一直到八十年代，这种状况仍然有所延续。很明显的就是那些改革小说，比如说鲁彦周的《彩虹坪》等等，其中主人公虽然处境极其艰难，但却不能被称为底层，而毋宁说他们这种处境只是暂时的，一旦改革的实施及其承诺的兑现，这种艰难的处境就会发生改变。伤痕小说虽也写到苦难，但这是“英雄”的受难，自是另当别论。而即使是那些知青小说，在写到知青返城后的极端困窘（如梁晓声的《雪城》）时，这种对未来的希望仍一直存在。但到了九十年代以来，情况则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其实已有端倪显露，那就是孙少平的难以预测的将来。如果说孙少安还可以在改革的承诺中发家致富的话，那么孙少平的未来则注定了前景黯淡，因为他其实就是那当前中国数以万计摆脱了土地的束缚，纷纷来到现代大都市的青年打工者（小说中叫“揽工汉”）的原型，而这正是全球化的今天所亟须的；全球化在孙少平身上已经显露出了最初的伟力，这一状况在今天已然变得十分明显。其实，《平凡的世界》也已显示出乡土中国的农村在全球化时代的结构性位置，即作为为“全球空间”（或全球化大都市）输送劳动力的“地域空间”。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全球化时代，农村已经在整体上被置于附属的位置，以及被剥夺的处境。此时的农村显然已经不再是八十年代以及更早时期的农村，虽然其在落后上一仍其旧。在今天，全球化无疑已将其敏锐的触角伸向了中国的每一个村庄，而不管这个村庄在地理位置上是多么的遥远，多么的偏于一隅。这从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中已有非常明显的表征。而实际上，即使是像李锐的《太平风物》这样表现古典乡土意象在现代社会遭遇困境的小说，也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全球化时代写作的味道和关注底层的倾向，“我能在毁灭和新生，悲怆和欢欣中，找到文学的绿意吗？我能在全球化的滔天巨浪里用方块字立定脚跟吗？这就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困境。”（《骆以军六问——与李锐对话录》）因此，不妨说，在全球化的时代，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写作已不复存在：全球化无处不在的渗透，已使乡土写作无可避免地同“底层写作”缠绕叠合在一起，此时，任何试图把它们截然分开的努力已不再现实。而这，也正是本卷要把乡土与底层放在一起的缘故。乡土中国的每一个青年或不再年轻的农民，都在潜在可能的意义上作为全球化时代的劳动者而存在，而不管他的身份及其处境如何，即使是像白连春的《拯救父亲》和曹征路的《问苍茫》中的党员干部，也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化结构中的一个打工者，特别是前者中的主人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生产队长，以及父亲，这样的三重身份，因而他的打工之路也特别的富有寓意。二如果说“底层”范畴表明的是一种特定时空关系的比喻的话，那么这一“底层”其实是全球化时代中的结构性存在。换言之，这一结构性存在，是全球化时代资本的全球旅行所内在决定并以之作为前提而存在的。这一底层的存在，既表现为在整体上作为“全球空间”之外的“地域空间”中的农民，也表现为全球化都市空间中被边缘的群体，以及“地域空间”中被权力剔除出去的弱势群体。而且，这一“底层”也并非原来意义上的被剥削阶级，而毋宁说其在阶级构成上表现出某种混杂性，他既可以是党员、村干部——就像白连春的小说，曹征路的《问苍茫》所表明的，也可以是白领和大学生——就像梁晓声的《贵人》表征的一样。但他们在整体上都表现出被边缘化的倾向，即那些凡是被抛出全球性空间之外的“他者”的存在，都可以作为底层而存在，其既可以是下岗工人，农民工，也可以是社会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如舞女发廊女、京漂族、蜗居族、蚁族等等。如果说底层总不可避免地带有苦难痕迹的话，这种苦难却很难找到罪魁祸首，因为这一底层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单个的资本家，或剥削阶级，而是全球资本。他们面对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这也是今天之“底层”不同于此前阶级意义上的受压迫剥削阶级的含义所在。简言之，“底层”就是全球化时代的“他者”之构成，这一“他者”既是被命名的，也是全球化的逻辑所内在决定，并不断变动中的。这样也就能理解，在关于“底层写作”的讨论中，被列举的作家，既有持续写作底层的曹征路、刘庆邦、孙慧芬、迟子建、范小青、王祥夫、陈应松、罗伟章、鬼子、白连春、尤凤伟、葛水平、吴玄、吴君等等，也有早已出道并成名已久的作家，如贾平凹、王安忆、铁凝、余华、刘心武、韩少功、林白、梁晓声等，甚至还包括那些少数民族作家如梁志玲、陶丽群、讴阳北方、肖勤、雪静、王华、德纯燕等。其实，这一作家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而这也说明，在今天，当全球化已经变得不再能被忽视或熟视无睹，“底层”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也已日益构成我们经验性的日常对象的时候，“底层写作”作为一种创作倾向，其实就是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底层”已日益成为各路作家竞相争夺、言说乃至建构的对象。而实际上，这也表明，“底层写作”其实也已突破原有的理论预设，并渗透到各种流派风格的小说创作当中，作为一种构成性的因素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今天，任何试图从题材上区分乡土和城市，或者从风格上区分小说的努力，都显得多少有点力不从心和犹豫不决。本集中所选均为新世纪以来乡土题材及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品。其目的在于，力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突出新世纪以来中国乡土农村和城市中的边缘群体被剥夺的时代主题，及其现实困境，同时又力求反映乡土和底层写作多方面的面貌。本着这样的原则，以下所选小说中，很大一部分是涉及底层叙述的，另外几篇则大体表现了乡土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其叙述者想象乡土的不同方式。三城市一直是乡土叙述的参照和“他者”，同时也是乡土中人“看”世界和感受万物的重要前提，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刘庆邦的中篇小说《到城里去》可以说是这样一篇很有象征性的乡土叙述。小说中女主人公“宋家银”执著不悔地驱赶丈夫“到城里去”，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源于城市男性带给她的创伤性体验。这是一个循环式的逻辑，城市成了一个隐喻和象征，更成为一个符号，压制和禁锢了鲜活的个体生命。有意思的是，小说以“到城里去”为轴线，贯穿了当代中国从“文革”期间到新世纪近三十年的历史，这是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三十年，也是中国从全球化之外逐渐加入全球化进程中的三十年，但在小说中却是以一个农村女性的视角，把这三十年的时间变化转换为仅仅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上的位移，三十年的历史变迁，对中国的农民而言，其意义仅在于能否走向城市并能在城市定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隐喻式的表达。其实某种程度上，《到城里去》中城市/乡村的二元对立以及那种不断走向城市的原动力，也是全球化进程的表征。全球化造就了区隔性的不同空间，同时也决定了空间中位移的方向，而从农村到城里去，某种程度上就是“地域空间”向“全球空间”旅行的表征。这一位移，对于大多数农村民众而言，无疑充满了创伤性的体验，这也是底层写作大都带有苦难叙述的原因。其实，对于农村民众而言，一方面是前赴后继地奔向城市，另一方面又是不断返回农村。这种返回既有季节性的空间位移，也有失败后的逃回农村，或者永远的被放逐。事实上，“宋家银”的创伤性体验也已预示着城市的冷酷和无情。这条道路注定了充满艰辛和血泪，她的小叔的死和她的老公二十多年的城市流浪史已再明显不过地证明，城市真正欢迎的并不是他们这些衣衫褴褛的农民，他们只能作为边缘人的身份出现在城市中，作为一道风景存在。但这并不能阻碍一批又一批的城市寻梦者的前仆后继。在陈应松的叙述中，城市就像一个永远的噩梦，他的《太平狗》极其震撼地展现了这一情形。在这篇小说中，程大种和他的狗（名叫太平）千里迢迢来到了武汉，作为人，程大种永远地留在城市，狗却最终回到了农村；而不管是人还是狗，城市对他们都是一个噩梦，程大种惨死在城市，狗也经历了九死一生。这种创伤性体验，在罗伟章的《我们的路》、孙惠芬的《天河洗浴》、白连春的《拯救父亲》中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在《拯救父亲》中，城市对那些农村劳动者们一开始就是充满敌意的，而父亲这一形象也别具象征色彩，因而，“拯救父亲”其实就有了拯救未被城市玷污的淳朴之人的象征，以及对过往岁月的怀旧和希望了。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原来意义的村庄已然不再，故而在孙惠芬那里，虽然她一直写着“歇马山庄”的故事，但这村庄也已标刻着外面世界的痕迹，返乡其实并不能带给吉佳（《天河洗浴》）些许安慰；而对罗伟章的主人公而言，家乡显然也已不再是归路或港湾，因而最终只能是再一次远走他乡。城市既可畏，故乡又不可留，这种矛盾心理纠缠在一起，其结果往往是导致农民打工族在城乡之间不停地摇摆，只能作为在城乡之间游动的边缘人群了。如果说，底层是一种结构性存在的话，那么在鬼子对底层苦难的书写中，则把它推到了极点。鬼子向来擅长底层的苦难书写，其越是充满暴力和偶然，也越让人感到荒诞而实则必然，他的《大年夜》也许是其中最让人欷歔不已的了。虽然，城市对进城打工的农民们是一贯的痛，但这种痛并不仅仅针对农民打工族，也指向城市或城镇中的底层和被剥夺者。曹征路的《那儿》和温亚军的《嫁女》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两篇，前者更是经常作为“底层写作”的代表作品被列举。《那儿》中的杜月梅和《嫁女》中的“男人”无疑是被剥夺者的典型，前者靠出卖自己的肉体维持生计，后者则堕落到天天靠赌博度日；对他（她）们而言，并非天生如此，实则是迫不得已：企业倒闭自己下岗，而青春不再。这“迫”势其实就是全球化时代的那种结构性的不平衡，是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的重组和优化组合所造成的，这里面虽然有人为的因素，但人力其实只表现在促进或延缓，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儿》其实最为形象地展现了全球化所造成的结构性的底层的产生的过程。小说之让人感到反讽的地方就在于，革命曾经给予的承诺，在这全球化的大潮中竟显得如此的荒诞和微不足道，这不禁让人怀疑那美好的承诺是否曾经存在？或许，“英特纳雄那儿”最终只能混成为一个叫着“那儿”的不成调的发音？是耶非耶？实际上，城市并不总是噩梦，这里面往往是既有恨又有爱，既充满创伤性的体验，也有美好承诺的实现和寄托。铁凝的《逃跑》就是这样一部小说，小说中，老宋就是带着对城市的寄托和期望来到剧团，而实际上，靠他二十多年的诚实勤劳，竟也意外地为他换来了第一桶金——剧团为他治腿募捐了住院所需的一万五千多块钱，他却以截肢省下了大部分钱作为日后开店的资本。他的逃离城市却并非源于失败，而实在是他日后生活提升的契机。其实，对于城市所带来的致命的诱惑，农民们并非没有可以逃避处，他们还可以向更高的山上退居，还可以待在山上不下来，但即使是像李锐那样执著于表现古物的《残摩》（《太平风物》之一），那些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农具，最终也在全球化的大潮下变得暗淡无光。看来，现代文明特别是全球化并不会在这些古物的光芒中止步！而实际上，所谓现代文明和传统之间并不是从来就对立的，至少在小说的叙述中如此；它们之间也并非城市与乡土之间的简单对应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迟子建的《采浆果的人》就超越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简单的对立，而“还原”了日常生活的恒久的常态面。四其实，不论“底层”看起来多么的艰辛，还是如何的善良，在很大程度上都只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式的想象；就像不论是进步的乡土还是落后的乡土叙述，其实都是知识分子驰骋想象的方式一样。对于我们，“底层能说话吗？”这样的问题，虽被不断地追问，其实并不能真正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当底层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在社会地位上有所上升，并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时，那么此时，他就已经不再是底层，而只能是“代”底层说话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底层永远是被想象被言说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王安忆的《民工刘建华》就显得很有象征意义。小说中，叙述者“我”一再显示出对刘建华想象和叙述的无力，因为显然，他既不能用憨厚质朴也不能仅仅用狡黠或蛮狠来形容，而这，正表明，任何对民工的想象和叙述，某种程度上都只是本质化的表现，都只是某种源于有意无意的一厢情愿式的想象。刘心武的《榆钱》中，虽然以底层第一人称口吻讲述故事，但却假想一个作家对话者的存在，其在表现出对代言式写作不满的同时，也表明对底层自我叙述的不信任。因此，某种程度上，如果作者能很好地把握叙述者同小说主人公之间的距离，倒能给人一种别样的底层面貌。从这个角度来看王祥夫的《端午》和吴君的《陈俊生大道》，就显得别有意味。前者虽写底层的卑微，但这卑微并不是那种叙述者俯视下同情式远距离的投射，而是那种冷静但又略带反讽理解的包容，因而也更能给人一种余韵。后者更是写出了一个小人物的可叹、可笑和可怜来，这使得小说始终笼罩在一种反讽的同情和理解中。而像尤凤伟的《替妹妹柳枝报仇》，更是从反面表现出想象底层的悖论。小说虽然是以第三人称的视角想象他人——即妹妹——的苦难，但其实这一被剥夺的处境对受之者本人却未必尽然，因而这一对所谓苦难施加者的报仇就显得多少有点荒诞而无力，而这其实是以反讽的形式表征了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底层之反抗的无力和虚妄。五在今天，或许只有那些进入历史或模糊时空的题材写作，才能表现出某种平静来，而即使是对往事的回忆之作，虽然充满抒情的笔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挽歌的味道，李云雷的《父亲与果园》就是这样的例子。因为显然，这种精神上的向后，并不能阻挡现实的推进，已逝的终究只能作为云烟消散在记忆的深处。就像果园之美好，正在其宁静谐和，其在今天，已然被全球化的触角揉碎，只留下回忆，连同作者无尽的感伤。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其实是在抒情的笔调中暗含着某种批判。可见，对于乡土写作而言，仅仅题材上的转移是不能解决这种困境的。在这方面，莫言的《大嘴》和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可谓是典型。前者在怪异上保持了作者一贯的风格，小说虽然甚少现实的喧嚣，但对“文革”的批判仍渗透于字里行间，小说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娴静。对于后者，虽然在构思上很见奇特，但仍不免使人想起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其延续至今，却不太能见出当下时代性的特点；这也不禁让人心生困惑。倒是贾平凹的《羊事》和葛水平的《玻璃花儿》显出充分的余裕来。小说中的乡土，虽然总有一个潜在现代文明的“他者”式的存在，但在作者娓娓道来时却也给人以隔世之感，也更让人气定神闲。贾平凹仍执著于传统农民形象的刻画，尺短意长，余味很足。而对于葛水平，虽也写作现实中底层的故事，但记忆中的“山神凹”却是一个总也抹不去的符号，一个永远让人想象和寄予情思的意象，相反，故事的营造倒成了其次。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对如今的乡土农民而言，城市无疑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回避的存在并左右着他们的生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前那种单向被动地承受城市的影响这一状况已然发生逆转，这从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叙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到城里去”已经成为了几代中国农民自觉的意识和口号，这与此前文学对乡土农村和农民的叙述显然不尽一致。城乡流动自古有之，但像今天这样庞大的规模和意识的自觉，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其间显然有不尽的血泪心酸和痛苦经历，但趋势使然，任谁也无法阻挡，每年仍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涌向大都市。这一过程无疑还在延续。其作为一个过程，一方面可能是噩梦，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改变自身命运的契机，在这里面，可谓希望和失望乃至绝望同在。但只要有期望就可能有创造。既然“到城里去”已经不再是不切实际的美梦而慢慢成为农民们现实的一部分，他们其实是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创造：他们既改写了自身的命运，也在改写着中国的形象，当前中国经济的腾飞与作为大国的崛起无疑就有他们的心血在内。如果说，“新新中国”这一话语形态指涉着新世纪以来中国新的形象的产生的话，这一形象显然不仅属于城里人，也属于几千年来远离城市的山民/乡民，而随着中国“脱贫困化”和“脱第三世界化”进程的加快，对他们的想象和书写，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这是对近年来底层写作和乡土叙述的一个总的巡览，也是对它们的一个全面的回顾。其中所选各位，既有一直从事底层写作并以此闻名的“专家”，也有成名已久偶涉底层的名家；既有后起新秀，也有文坛宿将；既有位居显要而念念不忘底层艰辛并能保持一个永远的赤子之心的，也有自底层脱颖而出并始终对自己的故土念兹在兹的；既有以自己的立场角度驰骋对底层的想象的，也有取自底层的视角同其中人物呼吸与共的。正因为这种色彩斑斓，故而就有了底层多样面貌的呈现，既有挣扎于苦难和血泪中的底层惨象，也有不为苦难所迫而能保持乐观和坚韧的底层群像，既有源自人性邪恶狡黠之底层，也有沉溺苦水中而能表现人性之光的底层。这是一个多样化的底层写作和乡土叙述，也是一个多样化的文坛景观，正因为这多样化，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不太单调而略显驳杂的选本。
1、刘庆邦当代著名作家。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曾因小说《家属房》引起争议，近些年来创作《神木》、《卧底》等以矿工为题材的底层小说写作而备受关注，被称为“中国底层叙事的契诃夫”，其小说因生活的质地和粗粝而让人震撼。
2、陈应松祖籍江西余干，生于湖北公安。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所写小说常以湖北神农架为背景，且因质地坚硬感情朴实让人震撼。出版有小说《魂不守舍》、《失语的村庄》、《狂犬事件》、《马嘶岭血案》、《豹子最后的舞蹈》等，曾获“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3、罗伟章四川籍60后作家，“底层写作”中的代表。其小说《我们的路》、《大嫂谣》等因写底层的辛酸冷峻而引人侧目。罗伟章写底层，与他的故乡四川及其童年记忆和家庭身世有关，故而他的底层其实也是一种浸透了人生感受的显影，不同于那种俯视下的底层叙述。
4、白连春四川泸州人。这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也是一个每每让人有震撼的思想者。他写诗，当过农民，打过工，也曾参军入伍。他写小说，也写小说中的白连春。他写作苦难，但其实是苦难在逼迫着他，是他在代苦难发言。他的小说《拯救父亲》、《我爱北京》等让人震撼，其实更让人震撼的是他，这个白连春的作家。
5、鬼子广西籍作家。鬼子有“鬼气”，这一鬼气既来自他的小说，也来自的他的笔名。他的小说总是定格在一个叫“瓦城”的地名，因而“瓦城”就成了他的“商标”，在这之下，就有了不断被人提及的《瓦城三部曲》，也有了鬼子小说特有的悲悯和苦难中的传奇。
6、曹征路江苏阜宁人，学者型作家，深圳大学教授，近年来因小说《那儿》和《问苍茫》引起的广泛影响，而被视为底层写作的代表。底层之外，曹征路还涉足官场写作，《贪污指南》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还从事影视作品的编导和报告文学的写作，亦有学术著作问世。
7、孙慧芬女，辽宁庄河人，当过农民、工人、杂志编辑和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歇马山庄”是她的文学世界，也是她观察思考世界的窗口和视角。著有中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民工》等，中篇小说《歇马山住的两个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8、温亚军陕西籍军旅作家，研究生毕业，现供职于中国武警杂志社。近几年来，所写小说频频获奖，其中，《驮水的日子》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著有小说《无岸之海》、《伪生活》、《鸽子飞过天空》、《寻找大舅》、《硬雪》等。
9、铁凝女，当代著名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80年代初，因写作反映乡村姑娘的《哦，香雪》而引人注目；写过知青小说《村路带我回家》，和带有寻根意味的《麦秸垛》，其《玫瑰门》、《大浴女》等又常常被视为女性主义写作的代表。铁凝创作路数很广，语言风格多变，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又不为其所囿，至今，仍不断有新的作品刷新已有的风格，文字也更见老练。
10、李锐四川籍作家，中学毕业后赴山西吕梁山插队，这一经历成为他日后创作的源泉，因而有了那本著名的《厚土》，和他那不断被叙述中的吕梁山。他的作品除了写山乡，也写都市，后者有《银城故事》、有《旧址》，这些作品同样有名。李锐的作品多次获奖，并先后被翻译到多个国家，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
11、迟子建女，山东海阳人，生于黑龙江漠河。当代著名作家，现为黑龙江作家协会副主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曾获得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在内的多次大奖，著有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雾月牛栏》、《清水洗尘》等，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12、王安忆当代著名作家，复旦大学教授，被称为张爱玲之后的海派文学传人。早年插队安徽，其所写《小鲍庄》即以这一插队地为原型；写作过知青小说，其早期小说很多以“雯雯”为小说主人公名而被称为“雯雯系列”。王安忆创作多变，紧跟时代，而不为潮流所限，其风格自早年《流逝》后基本成形，虽历寻根文学、女性主义等各个潮流而能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并能有新的发展。王安忆屡获大奖，作品闻名海内外。
13、刘心武早年因《班主任》名满天下，而被称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和新时期文学的开拓者，此后，虽继续从事伤痕写作，风格上也有明显变化，80年代中期创作的《钟鼓楼》，即是表征，小说常常被作为市井文学的代表而被例举。著有《四牌楼》、《栖凤楼》、《风过耳》等小说，作品多次获得大奖。刘心武做过中学教师和编辑，除写作小说外，对《红楼梦》也深有研究，并有专著问世。
14、吴玄浙江温州人，当过公务员、记者和编辑，现为《西湖文学》副主编。吴玄的小说，个性很强，带有明显的实验色彩和后现代精神气质，擅长谐谑笔法，喜欢正话反说，深受读者好评。90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未城跳蚤》、《玄白》、《发廊》、《西地》等。
15、王祥夫辽宁抚顺人，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长篇小说《蝴蝶》、《沙棠院旧事》、《莜麦地旧事》、《护城河旧事》、《非梦》等。王祥夫的小说，内敛而有余韵，纡徐而不失纤巧，短篇小说《上边》于2005年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16、吴君女，河北泊头人，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新锐代表。吴君的作品，因写深圳和深圳的人，而常常被人记住。曾获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作品曾在《十月》、《中国作家》等大型文学杂志发表，并被入选多家选本，出版有中长篇小说《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不要爱我》等。
17、尤凤伟山东牟平人。曾参军入伍，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石门夜话》、《中国一九五七》、《色》等。近几年来因写作关注底层的小说《泥鳅》、《门牙》等而备受关注，中篇小说《生存》曾被改编成电影《鬼子来了》并获国际大奖。
18、李云雷山东冠县人，70后新锐作家，批评家，北大中文系博士毕业，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的小说，以一种怀旧的情绪切入历史和现实，常常给人以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发表有小说《上席》、《父亲的病》、《父亲与果园》等。
19、莫言生于山东高密，当代著名作家，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因《透明的红萝卜》而闻名文坛，其小说实验色彩很强，注意营造主观色彩浓厚的感觉世界，叙述上不拘一格，大胆创新。小说《红高粱家族》，以写“我爷爷我奶奶”的故事，而成为一种莫言式的标签。其小说创作如《丰乳肥臀》、《酒国》等等，每每以想象力的奇特，而让人不断有新的惊奇。莫言的小说多次获得大奖，作品被大量翻译到国外，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
20、阎连科河南籍作家，嵩县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早年应征入伍，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小说《黄金洞》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著有长篇《情感狱》、《受活》等，近年来因出版表现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风雅颂》引起较大争议。
21、贾平凹陕西籍当代著名作家，有“鬼才”之称，“陕军”作家中的代表，其自80年代成名以来一直勤耕不辍，是当代中国中产量甚丰、影响巨大的作家。其早年因“商州”系列小说引起文坛关注，其后不论是《浮躁》、《废都》、还是《秦腔》，都是以陕西作为他的故事的发生地：陕西既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文学创作的血脉；贾平凹可谓是一位真正意义上实践“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作家，这一血脉注定将成为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其中之一标志。
22、葛水平山西长治市作家，沁水县人，是自赵树理之后，再度引起文坛关注的沁水县作家，“晋军”代表。新世纪以来因小说《甩鞭》和《地气》而一举成名，从此驰名文坛，所写作品曾多次荣登当年度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喊山》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中篇小说：
1、刘庆邦《到城里去》
2、陈应松《太平狗》
3、罗伟章《我们的路》
4、白连春《拯救父亲》
5、鬼子《大年夜》
6、曹征《路那儿》
短篇小说：
7、孙慧芬《天河洗浴》
8、温亚军《嫁女》
9、铁凝《逃跑》
10、李锐《残摩》
11、迟子建《采浆果的人》
12、王安忆《民工刘建华》
13、刘心武《榆钱》
14、吴玄《小丫》
15、王祥夫《端午》
16、吴君《陈俊生大道》
17、尤凤伟《替妹妹柳枝报仇》
18、李云雷《父亲与果园》
19、莫言《大嘴》
20、阎连科《黑猪毛 白猪毛》
21、贾平凹《羊事》
22、葛水平《玻璃花儿》
到城里去刘庆邦刘庆邦：当代著名作家。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曾因小说《家属房》引起争议。近些年来因创作《神木》、《卧底》等以矿工为题材的底层小说备受关注，被称为“中国底层叙事的契诃夫”，其小说因生活的质地和粗粝而让人震撼。一嫁人之前，宋家银失过身。不然的话，她不会嫁给杨成方。杨成方个子不高，人柴，脸黑。杨成方的牙也不好看，上牙两个门牙之间有一道宽缝子，门牙老也关不上门。这样牙不把门的男人，要是能说会道也好呀，也能填话填话人。杨成方说话也不行，说句话难得跟从老鳖肚里抠砂礓一样。老鳖的肚子里不见得有砂礓，谁也没见过有人从老鳖的肚子里抠出砂礓来。可宋家银在评价杨成方的说话能力时，就是这样比喻的。宋家银之所以在和杨成方相亲之后勉强点了头，因为她对自身心中有数。既然身子被人用过了，价码就不能再定那么高，就得适当往下落落。还有一个原因，听媒人介绍说，杨成方是个工人。宋家银的母亲托人打听过，杨成方在县城一个水泥预制件厂打楼板，不过是个临时工。临时工也是工人，也是领工资的人。打楼板总比打牛腿说起来好听些。那时的人也叫人民公社社员，社员都在生产队里劳动，挣工分，能到外头当工人的极少。一个村顶多有一个两个，有的村甚至连一个当工人的都没有。宋家银却摊到了一个工人，成了工人家属。这样的名义，让宋家银感觉还可以，还说得过去。宋家银还有附加条件，不答应她的条件，杨家就别打算使媳妇。杨成方弟兄四个。老大已娶妻，生子。杨成方是老二。老三在部队当兵，老四还在初中上学。他们没有分家，一大家子人还在一个锅里耍勺子。宋家银提的第一个条件，是把杨成方从他们家分离出来，她一嫁过去，就与杨成方另垒锅灶，另立门户，过小两口的小日子。第二个条件是，杨家父母要给杨成方单独盖三间屋，至少有两间堂屋，一间灶屋。这第二个条件跟在第一个条件后面，是为第一个条件做保障的，如果没有第二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不能实现。宋家银提条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进门就能当家做主，控制财权，让杨成方把工资交到她手里。结婚后，她不能允许杨成方再把钱交给父母，变成大锅饭吃掉。她要把杨成方挣的钱一点一滴攒起来，派别的用场。宋家银懂得，不管什么条件，必须在结婚之前提出来，拿一把。等你进了人家的门，成了人家的人，再想拿一把恐怕就晚了。说不定什么都拿不到，还会落下一个闹分裂和不贤惠的名声。这些条件，宋家银不必直接跟杨家的人谈，连父母都不用出面，只交给媒人去交涉就行了。反正宋家银把这两个条件咬定了，是板上钉钉，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杨家的人没有那么爽快，他们强调了盖屋的难处，说三间屋不是一口气就能吹起来的，没有檩椽，没有砖瓦，连宅基地都没有，拿什么盖。宋家银躲在幕后，通过父母，再通过媒人，以强硬的措词跟杨家的人传话，说这没有，那没有，凭什么娶儿媳妇，把儿媳妇娶过去，难道让儿媳妇睡到月亮地里！她给了对方一个期限，要求对方在一年之内把屋子盖起来，只要屋子一盖起来，她就是杨家的人了。这种说法虽是最后通牒的意思，也有一些人情味在里头，这叫有硬也有软，软中还是硬。至于一年之内盖不起屋子会怎样，媒人没有问，宋家银也没有说。后面的话不言自明。宋家银提出这样的条件和期限，她心里也有些打鼓，也有一点冒险的感觉，底气并不是很足。好在对方并不知道她是一个失过身的人，要是知道了她的底情，人家才不吃她这一套呢。宋家银听说过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说法，既然把话说出去了，就不能收回来，就得硬挺着。也许杨家真的盖不起屋，也许她把在县里挣工资的杨成方错过了，那她也认了。还好，宋家银听说，杨家的人开始脱坯，开始备木料。宋家银松了一口气，她觉得自己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三间屋子如期盖好了，只是墙是土坯墙，顶是麦草顶，屋子的质量不太理想。宋家银对屋子的质量没有再挑剔。她当初只提出盖三间屋，并没有要求一定盖成砖瓦屋。在当时普遍贫穷的情况下，她提出盖砖瓦屋，也根本不现实。坯墙是用泥巴糊的。和泥巴时，里面掺了铡碎的麦草，以把泥巴扯捞起来，防止墙皮干后脱落。泥巴糊的墙皮刚干，宋家银就嫁过去了，住进了新房，成了杨成方的新娘。墙皮是没有脱落，但裂开了，裂成不规则的一块一块，有的边沿还翘巴着，如挂了一墙半湿半干的红薯片子。只不过红薯片子是白的，裂成片状的墙皮是黑的。结婚头三天，宋家银穿着衣服，并着腿，没让杨成方动她。她担心过早地露出破绽，刚结婚就闹得不快活。她装成黄花大闺女的样子，杨成方一动她，她就躲，就噘嘴。她对杨成方说，在她回门之前，两个人是不兴有那事的，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规矩，要是坏了规矩，今后的日子就不得好。杨成方问她听谁说的，他怎么没听说过有这规矩。宋家银说：“你没听说过的多着呢，你知道什么！”杨成方退了一步，提出把宋家银摸一摸，说摸一摸总可以吧。宋家银问他摸哪块儿。杨成方像是想了一下，说摸奶子。宋家银一下子背过身去，把自己的两个奶子抱住了，她说：“那不行，你把我摸羞了呢！”杨成方说：“摸羞怕什么，又不疼。”杨成方把五个指头撮起来，放在嘴前，喉咙里发出兽物般轻吼的声音。宋家银知道，杨成方所做的是胳肢人之前的预备动作，看来杨成方要胳肢她。她是很怕痒的，要是让杨成方胳肢到她，她会痒得一塌糊涂，头发会弄乱，衣服会弄开，裤腰带也很难保得住。她原以为杨成方老实得不透气，不料这小子在床上还是很灵的，还很会来事。她呼隆从床上坐起来了，对杨成方正色道：“不许胳肢我，你要是敢胳肢我，我就跟你恼，骂你八辈儿祖宗。”见杨成方收了架势，她又说：“你顶多只能摸摸我的手。摸不摸？你不摸拉倒！”杨成方摸住了她的手，她仍是很不情愿的样子，说杨成方的手瘦得跟鸡爪子一样，上面都是小刺儿，拉人。她又躺下了，要杨成方也睡好，说：“咱们好好说会儿话吧。”杨成方大概只想行动，对说话不感兴趣，他问：“说啥呢？”宋家银要他说说工厂里的事情，比如说干活累不累？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厂里有没有女工人等。杨成方一一作了回答：干活不怎么累；一个月挣二十一块钱；厂里没有女工，只有一个女人，是在伙房里做饭的。宋家银认为一个月能挣二十一块钱很不少。下面就接触到了实质性的问题，问杨成方以前挣的钱是不是都是交给他爹。杨成方说是的。“那今后呢？今后挣了钱交给谁？”“你让我交给谁，我就交给谁。”“我让交给谁？我不说，我让你自己说。说吧，应该交给谁？”杨成方吭哧了一会儿，才说：“交给你。”尽管杨成方回答得不够及时，不够痛快，可答案还算正确。为了给杨成方以鼓励，她把杨成方的头抱了一下，给了杨成方一个许诺，说等她到娘家回门后回来，一定好好地跟杨成方好。宋家银回门去了三天，回来后还是并拢着双腿，不好好地放杨成方进去。她准备好了，准备着杨成方对她的身体提出质疑。床上铺的是一条名叫太平洋的新单子，单子的底色是浅粉，上面还有一些大红的花朵。就算她的身体见了红，跟单子上的红靠了色，红也不会很明显。她的身体不见红呢，有身子下面的红花托着，跟见了红也差不多。要是杨成方不细心观察，也许就蒙过去了。她是按杨成方细心观察准备的。不管如何，她会把过去的事瞒得结结实实，决不会承认破过身子。反正那个破过她身子的人已跑到天边的新疆去了，她就当那个人已经死了，过去的事就是死无对证。她是进攻的姿态，随时准备掌握主动。她不等杨成方跟她翻脸，要翻脸，她必须抢先翻在杨成方前头。杨成方要是稍稍对她提出一点疑问，稍稍露出一点跟她翻脸的苗头，她马上就会生气，骂杨成方不要脸，是往她身上泼屎盆子，诬蔑她的清白。她甚至还会哭，哭得伤心伤肺，比黄花儿还黄花儿，比处女还处女。这一闹，她估计杨成方该服软了，不敢再追究她的过去了。她还不能罢休，要装作收拾衣物，回娘家去，借此再要挟杨成方一下，要杨成方记住，在这个事情上，以后不许杨成方再说半个不字。要说充分，宋家银准备得够充分了。然而她白准备了，她准备的每一个步骤都没派上用场。杨成方显然是没有经验，他慌里慌张，不把宋家银夹着的两腿分开，就在腿缝子上弄开了。宋家银吸着牙，好像有些受疼不过。结果，杨成方还没摸着门道，还没入门，就射飞了。完事后，杨成方没有爬起来，没有点灯，更没有在床单上检查是否见了红。宋家银想，也许杨成方不懂这个，这个傻蛋。停了一会儿，杨成方探探摸摸，又骑到宋家银身上去了。这一回，宋家银很有节制地开了一点门户，放杨成方进去了。她也很需要让杨成方进去。第二天早上，宋家银自己把床单检查了一下，一朵花的花心那里脏了一大块，跟涂了一层糨糊差不多。她把脏单子撤下来了。娘家陪送给她的也有一床花单子，她把桐木箱子打开，把新单子拿出来，换上了。这样不行，晚上再睡，不能直接睡在新单子上，要在新单子上垫点别的东西才行。好好的单子，不能这样糟蹋。杨成方出去了，不知到哪里春风得意去了。外面的柳树正发芽，杏树正开花，有些湿意的春风吹在人脸上一荡一荡的。小孩子照例折下柳枝，拧下柳枝绿色的皮筒，做成柳笛吹起来。柳笛粗细不一，长短不一，吹出的声音也各不相同。燕子也飞回来了，它们一回来就是一对。一只燕子落在一棵椿树的枝头，翅膀一张一张的，大概是只母燕子。那只公燕子呢，在母燕子上方不即不离地飞着，还叫着。好比它们这时候是新婚燕尔，等它们在这里过了春天夏天到秋天，就过成一大家子了。宋家银心里有些庆幸。杨成方没发现什么，没计较什么，过去的那一章就算翻过去了。她把撤下来的被单再一洗，过去的一切更是一水为净，了无痕迹。不过呢，可能因为宋家银把情况估计得比较严重，准备得也太充分了，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她觉得有些闪得慌。她把对手估计得过高，原来杨成方根本不是她的对手。看来杨成方的心是简单的心，这个男人太老实了。宋家银从反面得出自己的看法：杨成方对她不挑眼，表明杨成方对她并不是很重视，待她有些粗枝大叶。像杨成方这样的老实头子男人，能够娶上老婆，有个老婆陪他睡觉，使他的脏东西有地方出，然后再给他生两个孩子，他的一辈子就满足了，满足死了。他才不管什么新不新，旧不旧，也不讲什么感情不感情。吃细米白面是个饱，吃红薯谷糠也是个饱，他只要能吃饱，细粮粗粮对他都无所谓。宋家银认为自己怎么说也是细粮，把细粮嫁给一个不会细细品味的人，是不是有点瞎搭给杨成方了。渐渐地，宋家银心中有些不平。她问杨成方：“你回来结婚，跟厂里请假了吗？”杨成方说：“请了。”“请了多长时间的假？”“一个月。”宋家银说：“结个婚用不了那么长时间，还是工作要紧。”杨成方没有说话。又过了一天，宋家银问杨成方，厂里怎样开工资，是不是每天都记工。杨成方说是的。“那，你请假回来，人家还给你记工吗？”“不记了。”“工资呢？扣工资吗？”“扣。”宋家银一听说扣工资就有些着急，脸也红了，说：“工人以工为主，请假扣工资，你在家里待这么长时间干什么！”杨成方说：“别人结婚，都是请一个月的假。人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婚，在家里待一个月不算长。”杨成方不嫌时间长，宋家银嫌时间长，她说杨成方没出息，要是杨成方不去上班，她就回娘家去。说着，她站起来就去收拾她包衣物的小包袱。妥协的只能是杨成方，杨成方说好好好，我去上班还不行吗！二杨成方的处境不如燕子，燕子一结婚，就你亲我昵，日日夜夜相守在一起。杨成方结婚还不到半个月，就被老婆撵走了，撵到县城的工地去了。宋家银这样做，是出于一种虚荣。娘家人都知道她嫁的是一个工人，她得赶紧作出证实，证实丈夫的确是个工人。有人问她你女婿呢，她说杨成方上班去了，杨成方的工作很忙。有人建议她也到县城看看，开开眼。这时她愿意把杨成方抬得很高，把自己压得很低，说杨成方没发话让她去，她也不敢去，她啥都不懂，到城里，到厂里，还不够让别人看笑话呢！嫂子跟她开玩笑，说成方把新娘子一个人丢在家里，这样急着往城里跑，别是城里有人拴着他的腿吧。宋家银说她不管，别的女人把杨成方的腿拴断她都不管，只要杨成方有本事，想搞几个搞几个。这样的对话，对宋家银的工人家属身份是一个宣传，让宋家银觉得很有面子。要是杨成方在她面前转来转去，她就会觉得没面子，或者说很丢面子。想想看，杨成方长得那样不足观，嘴又那么笨，简直就是一摊扶不起来、端不出去的泥巴。她呢，虽说不敢自比鲜花，跟鲜花也差不多。把她和杨成方放在一起，就是鲜花插在泥巴上，就是泥巴糊在鲜花上。因了这样的反差，她有些瞧不起杨成方，对杨成方有点烦。眼不见，心不烦。这也是她急着把杨成方撵走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她要让杨成方抓紧时间给她挣钱。工人和农民的区别是什么？农民挣工分，工人挣工钱。农民挣的工分，值不了三文二文，只能分点有限的口粮。工人挣的是现钱。现钱是国家印的，是带彩的，上面有花儿有穗儿，有门楼子，还有人。这样的钱到哪儿都能用，啥东西都能买。能买粮食能买菜，能买油条能买肉，还能买手表洋车缝纫机。宋家银一直渴望过有钱的日子。有一个捡钱的梦，她不知重复做过多少遍了。在梦里，她先是捡到一两个钱，后来钱越捡越多，把她欣喜得不得了。她把钱紧紧地攥在手里，一再对自己说，这一回可不是梦，这是真的。可醒来还是个梦，两只手里还是空的。她结婚，爹娘没有给她钱。按规矩，爹娘要在陪送给她的桐木箱子里放一些压箱子的钱，可爹娘没有放。他们不知从哪里找出四枚生了绿锈的旧铜钱，给她放进箱子的四个角里了。四个角里都放了钱，代表着满箱子都是钱，角角落落里都有钱。这不过是哄人的把戏，如给死人烧纸糊的摇钱树差不多。宋家银是一个大活人，她不是好哄的。她想把早就过了时带窟窿眼的铜钱掏出来扔掉，想想，临走时怕爹娘生气，就算了。做了新娘子的她，身上满打满算只有七毛五分钱，连一块钱都不到。她把这点钱卷成一卷儿，装进贴身的口袋里，暂时还舍不得花。杨成方临去上班，她以为杨成方会给她留点钱。杨成方没留，她也没开口要。毕竟是刚结婚，她还张不开要钱的口。杨成方不在家，宋家银过的是一口人的日子。一口人好办，只要有口吃的，饿不死就行了。日子真的一天天过下来，宋家银才体会到，弄口吃的也不容易。她把家里的东西都清点过了。婆婆分给她一口铁锅，两只瓦碗，还有四根发黑的、比不齐的筷子。粮食方面，婆婆只分给她两筐红薯片子和一瓢黄豆。婆婆把红薯片子倒在地上，把筐拿走了。婆婆把黄豆倒在一片废报纸上，把瓢也拿走了。食用的香油，婆婆一滴都没分给她。点灯用的煤油，也就是灯瓶子里那小半瓶，眼看也快用完了。盐呢，婆婆也许只抓过去两把三把，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过日子不能老是淡味儿，得有点咸味儿。短时间淡着还可以，时间长了不见咸味儿就不算过日子，日子就没味儿，人就没有劲。宋家银以看望婆婆的名义，到婆婆家里去了，她打算先解决一下盐的问题。婆婆家在村子底部的老宅上，去婆婆家她需要走过一条村街。她是新娘子的面貌，水梳头，粉搽脸，头发又光又鲜，脸又大又白。她穿的衣服都是新的，天蓝的布衫镶着月白的边。她浑身都是新娘子那特有的香气。婆婆见宋家银登门，只高兴了一下，马上就警觉起来。婆婆欢迎人的时候，习惯用一个字的惊叹词，这个惊叹词叫咦。婆婆往往把咦拖得很长，似乎以拖腔的长度表示对来人的欢迎程度，咦得越长，对来人越欢迎。婆婆对宋家银咦得不算短，把宋家银亲切地称为他二嫂。宋家银不习惯这种夸张性的惊叹，她很快就把咦字后面的尾巴斩断了，把虚数去掉了。婆婆还不到五十岁，看去满脸褶子，已经很显老，像是一个老太婆。不过婆婆的眼睛一点也不呆滞，转得还很活泛。婆婆是有点烂眼角，眼角烂得红红的。这不但不影响婆婆眼睛的明亮程度，还给人一种火眼金睛的感觉。嫁到杨家来，宋家银这是第一次与婆婆正面接触，仅从婆婆眼角的余光看，她就预感到自己遇到对手了。像婆婆这种岁数的人，灾荒年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是手捋着刺条子过来的，一根柴火棒从她手里过，她都能从柴火棒里榨出油来，若想从婆婆这里弄走点东西，恐怕不那么容易。宋家银一上来没敢提要盐的话，有新媳妇的身份阻碍着，她还得绕一会儿弯子。婆婆家两间堂屋，两间灶屋。堂屋是北屋，灶屋是西屋。宋家银和婆婆在灶屋里说话，一边说话，一边就把婆婆放在灶台上的盐罐子看到了。盐罐子是黑陶的，看去潮乎乎的，仿佛早被咸盐淹透了。婆婆没有过多地跟她绕弯子，刚说了几句话就切入了正题。婆婆说她来得正好儿，婆婆正要去找她呢。为给他们盖那三间屋子，家里借人家不少钱，塌下不少窟窿，那些窟窿大张着眼，正等着他们家去捂呢！这还不算，老三虽说在部队当兵，也得说亲，也得盖屋子。这屋子家里无论如何是盖不起了，就是扒了她的皮，砸了她的骨头也盖不起了，你说愁死人不愁死人。婆婆让他二嫂跟成方说说，挣下的工资攒着点，先还还盖屋子欠下的账。宋家银意识到，她和婆婆的较量已经开始了，谁输谁赢还要走着瞧。看来，她当初坚持把杨成方从他们家里拉出来，这一步真是走对了，否则，她一进杨家门就得背上沉重的债务，就会压得她半辈子喘不过气来。现在呢，她和杨成方拍拍屁股从家里出来了，反正她没借人家的钱，家里爱欠多少欠多少，谁借谁还，不关她的事。婆婆说让杨成方还钱，她也不生气。既然是较量，就得讲究点策略，就得笑着来。她对婆婆说：“有啥话你跟成方说吧。你儿子那么孝顺，他还不是听你的，你让他向东，他不敢向西。”婆婆承认儿子孝顺是不假，好闺女不胜好女婿，好儿子不胜好媳妇呀。婆婆说这个话，乍一听是给儿媳妇戴高帽，再品却是把责任推给儿媳妇了，她以后从儿子手里剥不出钱来，定是儿媳妇从中作梗。宋家银赶紧把高帽子奉还给婆婆了，说：“山高遮不住太阳，你儿子虽说结了婚，家还是你儿子当着。你可不知道，你儿子厉害着呢，你儿子一瞪眼，吓得我一哆嗦。这不，你儿子让我跟你要只鸡，说鸡下了蛋好换点火柴换点盐，我不敢不来。”婆婆一听就慌了，眼往院子里瞅着，说：“那可不行，家里一共一只老母鸡，还是你嫂子买的。你要是把鸡抱走，你嫂子不杀吃了我才怪！”宋家银作出让步，说那就先不抱鸡了，让婆婆先借给她一点盐吧，她已经吃了两天淡饭了。和下蛋的母鸡比起来，盐当然是小头，婆婆没有拒绝借给她。婆婆站起来了，说：“我给你抓。”宋家银抢在婆婆前头，说我自己来吧。她从裤口袋里掏出一个手绢，铺在灶台上，端起盐罐子就往下倒。盐罐里的盐也不多了，她把盐罐子的小口倾得几乎直上直下，才把盐粒子倒出来。婆婆跟过去，心疼得像盐杀的一样，要宋家银少倒点儿，少倒点儿，宋家银还是倒了一多半出来。宋家银说：“娘，你不用心疼，等成方发了工资，买回盐来，我还你。借你一钱，还你二钱，行了吧！”婆婆不知不觉又使用了那个咦字惊叹词，她叹得又长又无可奈何，好像还带了一点颤音。这次肯定不是欢迎的意思了。宋家银有些窃喜，她抱母鸡是假，包盐是真。直说包盐，她不一定能包到盐。拿抱母鸡的话吓婆婆一家伙，把婆婆吓得愣怔着，包盐的事就成了。和婆婆的第一次较量，她觉得自己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杨成方上班去了三天，就回来了。宋家银回门去了三天，他去县城上班也是三天，时间是对等的，好像他也回了一次门。他是带着馋样子回来的。如同吃某样东西，他尝到了甜头，吃馋了嘴，回来要把那样东西重新尝一尝，解解馋。又如同，他知道了那样东西味道好，好得不得了，可让他凭空想，不再次实践，怎么也想不全那样好东西的好味道。他不光嘴馋，好像眼也馋，鼻子也馋，全身都馋。亏得杨成方不是一条狗，没长尾巴，要是他长着尾巴的话，见着宋家银，他的尾巴不知会摇成什么样呢。杨成方是天黑之后才到家的，大概他计算好了，进家就可以和老婆上床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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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华书店看中的这本书，到当当一寻果然有！同一家出版社同一个版本，比书店便宜多了！爱当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