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边界
2012-7
九州出版社
肖亚洲
213
210000
无
从“标准答案”中突围周瑞金我和肖亚洲同学，原本素不相识，从年龄上看，也相隔了半个多世纪。亚洲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我并不是很了解。偶尔，从媒体对 90后的描述中，恍惚觉得他们是功课很重、睡得很少，又特别离不开网络的一群人。这样的话，应试压力和网络交往或者构成了双重的隔离栅，让他们远离现实社会，对时事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也有颇多隔膜。而看到天津的小肖同学送来的他的三本文集，我有几分吃惊了。我知道，这般大的孩子，是出现过一些文字爱好者的，但大多是偏文学类的，写写小说、散文，而肖亚洲的偏好，与众不同，他所写的，都是新闻评论，或者如他自己所言，是有时评风格的杂文。这样一个十七八岁的高中生，在课余时间所写的文章，对时事关注维度之广，写作频率之高，思维之活跃，批判精神之强，都颇出乎我的意料。特别有一些他涉足的题材，对一个大城市的高中生而言，相距很是遥远，但他仍然乐于关注，写起来也有模有样，体现出相当的文化底蕴和思想深度。比如像《农作物为何总按官员意志生长》、《“百强县”评选，荣誉如何批发零售》、《他们生产谎言，我们假装相信》、《摩天大楼承载不起华西村的转型期许》……亚洲关注、评论的许多话题，都是时下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热点、焦点、难点，超出了一般中学生的知识范畴。但是亚洲的时评，并不比习见的报章或网络时评逊色，倘若不是特别说明，也看不出是出自一个高中生的手笔。透过这些关怀公共政策、批判公共事务的文字，时时可以感受他的独立思考精神、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和公民的道义担当。比如，关于华西村造摩天楼，亚洲这样评点：“经济学界有一个‘摩天楼指数’的概念，摩天大楼看上去是经济繁荣的象征，但实际情况是，每当有摩天大楼建成之时，都是经济行将衰退之日。其本质是实体经济转型困难、吹大虚拟泡沫的表现。任何地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都会出现制造业转移的现象，使得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制造业应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型升级，但华西村积累的巨额财富，却走向了炒楼、炒金，这其实是产业发展困境的一种表现，实业经济面临升级却失去了方向，于是一头扎进虚拟经济……”我们姑且不去判断整件事情的是非，单就亚洲的评点来看，他应该是读过一些经济学方面的书刊的，对华西村造摩天楼的分析，虽略显简单直接，在逻辑上却也站得住。一个在校高中学生，能够这样持续地关注并质疑现实问题，立论敏捷且言之成理，是难能可贵的。在我看来，亚洲最让我感慨的，还不是他的才情，而是他在认识国情、吃透国情方面的不懈努力，是不依不饶的批判精神，是他对公权力习惯性地保持着的批判性质疑的姿态。而批判精神又一直是知识界所企盼的理想性格，是知识分子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一种令人仰视的品格。亚洲的这种姿态，让我很欣慰。看来，在青少年人中间，尽管面对无数需要背诵的“标准答案”，尽管他们被告知只有对教科书亦步亦趋，才能在升学中有一个美好的前景，尽管学校和老师也时常有意或无奈地提醒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们中仍然有人从中国学校教育对思想的制度性、系统性甚至是惯性的束缚中，突围而出，以年轻人天然的、阳光般的敏锐和颖悟，烛照现实中的种种假恶丑。亚洲的努力，让我想起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临终前的尖锐发问，剑指中国教育事业之弊，并非一两句话就能给出“标准答案”。但是，有一点是颇具共识的，杰出人才就是富有创造性的人才，而我们的教育在很多方面，却长年累月地做着束缚孩子们创造性的“工作”。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其实，不独是科技人才，包括社会人文方面，也没有“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朋友的孩子，在背历史答案，而那些对历史事件原因解释显得极其机械而且教条的答案，和对答案的记忆方式让我很是吃惊：这样的学法和考法，怎能让孩子学会辩证地看待视角丰富的历史？怎能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怎能养成敢于追问真相、还原真相的知识分子品格？如果我们今后缺乏这样一批公共知识分子，这方面的缺憾并不小于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匮乏。曾经有一个小学生，在写关于“春天”的作文时，没有表示赞美，而是表达了厌恶，说春天太冷、风大，又是细菌和病毒极易流行的季节……结果，这篇说真话的、和别的学生“唱反调”的作文，被批了零分。这样的教育，如何可能鼓励发明创造？钱学森自诉，他的创新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美国的大学教育：敢于挑战权威，鼓励提出与众不同的创见，更有浓厚的学术氛围与竞争气氛。而钱老一生恐怕是唯一的败笔—— 1958年“大跃进”时期，他在《人民日报》撰文，用科学的语言证明亩产万斤完全可能，且远未封顶，为举国狂潮又添了一把火力极旺的“科学”之柴——正是缺失了独立思考的结果。想来，这位老人在痛定思痛之后，对教育痛下针砭，也是对一生得失的反思结果吧！可是，新中国成立 60多年了，难道我们还要仰仗西方教育来培养中国的顶尖创新人才和领军人物吗？话说得有些远了。谈这些，是因为我对肖亚洲充满期许，希望他能在中国应试教育中，幸存一些创造能力，甚至成为某个领域的“顶尖创新人才”，他无疑具有这方面的潜质。毕竟是谈亚洲的书稿，我就拉回来再说说亚洲的作品。如果用钱学森的标准来衡量，亚洲的作品固然让人惊喜，但也不无遗憾。我并不在意亚洲这样一些弱点，比如评论的层面还比较单一；比如文字还可以更加精致流畅；比如有时滥用双引号……这是初学者的一些问题，相信会随着亚洲的成长、学养的加深，而慢慢改善、提高。中国并不缺少时评作者，缺的是入木三分的真知灼见。亚洲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接下去的发展还有各种可能性，甚至也不一定非要盯准与传媒有关的专业。希望亚洲能降低一些写作时评的频率，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阅读、行走与思考中。更多阅读，是因为在他这个年纪，还不急着输出，更需要吸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更多行走，见多，才能识广，才能更切实地触摸并体验国情；给自己思考的时间，则是创新的过程……而我还有一点现实的担忧，高考在即，或许亚洲还是应该更多地准备大学的“敲门砖”，争取去一所适合自己的、层次也较高的大学深造。我一开始说过，我和亚洲的年龄相差半个多世纪。从新事物、新语汇、新思想方面来说，亚洲可以是我的老师。所以，我说的这些，很可能是隔靴搔痒，只是给小友亚洲提供一个老人的视角，听之，并不一定任之。祝愿亚洲有一个美好的未来！2012年清明节写于上海
《权力的边界》收录的时评文章，以理性的批判文字，让我们看到了公民意识的成长。这些表达无疑有助于公民权利的保障，有助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为，有助于社会单元之间的沟通、理解和融合，有助于民主法治国家的健康发展。一个90后高中生对社会责任的体认、对公权力的关注，体现了“新生代公民”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自省和角色自觉。
肖亚洲，生于1995年8月，现就读于天津市武清区杨村一中文科实验班。2004年底开始涉足杂文写作，迄今在各类媒体发表杂文、时评、随笔等四十余万字。系多家平面新闻媒体专栏作者、主流门户网站特约评论员并建有个人文集。曾获得一些知名网络媒体颁发的年度优秀评论员、优秀评论文章等奖项，部分作品被编入全国性年度杂文时评选。
拿捏不准政策，拿捏的准老百姓
公权力的“屠狗”癖好
“显化”的潜规则
或显或隐的特需专供
苍鹰一打盹，恶鸟就纷飞
爱玩“单挑”的局长是个啥角色
农作物为何总按官员的意志生长
“以权欺法”的会议纪要
现实版贵妃醉酒
假设做官员“亏本”
“百强县”的“投机指数”
征地补偿“谈钱就俗”
环保部啃不动的“乌龟壳”
被利益绑架的环评审批权
民意不敌政绩的果子
陈词滥调的“不知情”
当今的“假贷居贿”
把官衙当家业置
鹤庆县官方的狡辩
周久耕创作的或素材
防腐的“行为艺术”
“不懂法”与“不畏法”
隔墙扔砖头，砸中秭归县
“鼻子大了压着嘴”
上杭县的“房事”
权力生态
哈药们的“快活林”
东莞的有毒粉条
明里作秀，暗里作孽
孙大圣闹腾不出有尊严的GDP
三百万“摆平”了谁
一次不成功的“维稳”
劝君更饮一瓶水
赤膊短裤的“宝马教授”
冒险创业与冒险世袭
城固县的“土围子”
当“罪天诏”成为经典台词
被高利贷裹挟的民生工程
权力文明
“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民意与官意
“海上皇宫”的复活
沂南县的“卫星”
你说你的，我提我的
我们都在“瞎起哄”
高尔夫的耳光
“马上就办”遇上“王木匠”咋办
转不了职能就“死盯人”
宁津县的治吏“高招”
问责的游戏
铅毒猛于虎，刑不上干部
“不需为任何人服务”
又见“连坐”式治理
“手中有权常有理”
后记
“显化”的潜规则以“广纳贤才”的姿态“昭告天下”，赤膊上阵，连个遮掩的幌子也不想或不知道打了。某些权力的分赃已经从躲躲藏藏的潜规则，逐渐演绎成不畏千夫所指的显规则。湖南怀化市鹤城区人事局在近期的一次公开招聘中，报名条件有“父母有一方或双方在鹤城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等三项，被指是为了照顾“官二代”。鹤城区人事局工作人员否认照顾领导干部子女，称具体规定是“领导定的”。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岗位属于公共职位，只要符合相关学历与能力条件人员就都可以平等参与竞争。而这样按父母身份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际上就是将事业单位工作岗位这样的公共职位私有化，将其当做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其子女的私有职位，这侵犯了其他公民平等竞争公共职位的权利。如此荒唐的“招聘简章”，无疑是权力集体“自肥”的又一个标本。而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这份“招聘简章”敢于公然践踏公平公正原则，无所顾忌地向“机关企事业单位”献媚——实际上就是“媚官”和“媚权”。我揣测，如此荒唐的“招聘简章”得以出笼，绝不是因为某人或某几个人“一时糊涂”，应是有备而来，当仁不让。换句话说，“纳入财政全额拨款事业编制”，就要招收“有来头”者的子女，这原本已是当地有关人员脑子里的潜规则。即便以前没有这样的“招聘简章”，如果父母没些“来头”的应聘者想进入财政所、社区工作站谋个饭碗，恐怕也是难上加难。“财政全额拨款事业编制”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实现的权利。已经让我们产生“审丑疲劳”的诸多事例已经证明了这点。我判断，正是因为对基于上述“潜规则”的谬误思维习而不察、浑然不觉，当地人事部门才于浑浑噩噩间发了这样一份鲁莽的“招聘简章”——如果他们能够意识到此举足以颠覆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当不至于愚蠢到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份另类“招聘简章”只是用一种极致的方式，将当地盛行的潜规则“显化”了。以往的无良官员们，干起违法违规之事，大都阳奉阴违，当不得不拿到桌面上说事时，起码还以貌似合理合法的面孔遮掩、搪塞一下，讲究个自圆其说，避免“太生猛”。即他们使用潜规则时，大致还有一个上限。鹤城区人事局的这份“招聘简章”不是内部文件，而是以“广纳贤才”的姿态“昭告天下”，赤膊上阵，连个遮掩的幌子也不想或不知道打了。某些权力的分赃已经从躲躲藏藏的潜规则，逐渐演绎成不畏千夫所指的显规则。这一事件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前不久曝出的湖南冷水江市人事局局长子女未毕业就被直接安排进政府部门的丑闻。当地人事局一位副局长回应称，冷水江市“常委开会时确实有这么一个决定，就是照顾（各单位）一把手亲属子女工作”，并称“这个事如果查还多的是”。笔者由此判断，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已被潜规则彻底洗脑，他们不是故意要留下肆意妄为的把柄，而是已经失去了用“显规则”即正义规则说话和思维的能力。鹤城区人事局的这份“招聘简章”，注定不会受到当地“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抵制。潜规则在某些官员眼里，不是像鲁迅先生笔下遭人厌恶的社会“脓疮”，而成了艳若桃花的“爱物”，一些权力体系已然认同了这种权力自肥的潜规则。近期相继上演的江西武宁“定向招聘”、福建屏南“内定事件”、江苏句容“量身定招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失去上限的潜规则已让公众普遍对社会公平产生焦虑，而权力秉持者却不以为然甚至理直气壮，这才是最令人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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